贺雪峰：小农经济中的自给自足经济

　　小农经济中，农民除可以从中获取农业收入之外，还可以获得远超出进城所可以获取的自给自足部分的福利，包括自住住房、自产果蔬、肉蛋奶等农副产品，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村庄本身的安全感和归宿感，这些福利都没有计算进农民收入中去。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统计体系严重低估了农民收入，这也是为什么农民不愿意轻易放弃小农经济、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农村中老年人一定要回到村庄而不愿留在城市的原因。

　　一

　　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某种意义上已在农民靠“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小规模经营农业不能致富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央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民不小康就不可能有全民小康，农民又不可能靠“人均一亩三分”达到小康。有专家测算，农户经营规模至少要有100亩才可能通过农业达到小康生活。受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农民致富目标的倒逼，按大约100亩/户来经营农业也就可能进入小康行列了。100亩/户的经营规模正是当前政策部门大热的“家庭农场”的规模。也是因此，地方政府普遍有通过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来形成家庭农场，从而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可以奔小康的政策意图乃至行政行为。

　　一旦经营规模达到100亩/户，这样的家庭经营就高度市场化了。为市场而生产，从市场上获取收入。这样的经营规模很难再有自给自足经济成份了。

　　而在当前农业领域，“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济，专业化程度不高，自给自足成份仍然占有相当比重，仅仅计算小农的现金收入，从事农业生产是很贫困的，若按物质消耗来计，农民实际生活水平却可能相当不错。计入自给自足经济成分，小农经济中，农户实际生活水平将相当地不同于按现金计算出来的水平。按物质消费计算，小农经济中农户收入水平或幸福指数可能要远高于城市底层群体。

　　二

　　当前中国仍然有近7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其中有接近3亿农村劳动力。按全国21亿亩耕地来计算，农村劳均耕地不足十亩，这样的经营规模显然达不到现在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劳均30~50亩的合理规模。也就是说，农业中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

　　当前农业劳动力多数是中老年人，这些中老年人缺少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很低。还有部分中青年农村劳动力因为在农村有兼业，或家里父母太老、子女太小，无法进城务工经商，而留村务农。

　　在人多地少、劳均耕地远远达不到合理规模的情况下，农民有大量农闲时间。以笔者在全国农村调查的经验，种大田作物的农民，一年中真正进行农业生产的时间大概也就三个月。全国农村都有所谓“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半年休闲”的说法。半年休闲就是半年时间打麻将。

　　进行农业生产可以从农业中获取收入。因为劳均耕地面积比较小，农业产出有限，农业收入必定不多。当前全国农业GDP占比不超过10%，而农业GDP中，大田作物的份额大约只能占到一半，也就是说，大约只有5-6%的GDP由3亿农业劳动力和7亿农村人口来分享，如此少的GDP占比和如此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注定了农民只可能获得有限的现金收入。依据农业GDP来计算农民收入，中国农民收入肯定是很低的。正是主要依据农业GDP来计算农民收入，当前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越拉越大，农民状况似乎越来越差了。

　　不过，当前几乎所有农户都有年轻家庭成员进城务工经商获得收入，且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也可以利用农闲时间进城务工经商。当前统计农民家庭收入中，农业收入只占大约50%，另有50%的工资性收入主要是进城务工所获工资收入。

　　从现金上看，农户家庭收入不高，且主要现金收入来自进城务工经商所获工资性收入。不过，农业生产是在村社熟人社会进行的，农业产品的相当部分并非面向市场，而有很高自给自足的成分，自给自足经济并未计算到农民收入中去。尤其是吃和住两个方面值得讨论。

　　1、用于自食的粮食、果蔬、肉蛋奶。农民种田必自留口粮，一般情况下农民都会搞点庭院经济，自种蔬菜，还栽有几棵果树，一般都会养鸡，大部分农户仍然养猪，部分农户喂牛和羊，甚至在自己池塘养鱼，有闲时捞鱼摸虾，从而使农民家庭可以几乎不花钱地获得营养丰富新鲜有机天然的食品，或者说，农民只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获得比城市市民更高质量的农产品。

　　从恩格尔系数来看，当前中国城市恩格尔系数约为35%，就是说，市民收入的1/3强用于食品消费。按当前城市市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万元计算，每年用于农产品消费的价值大约为1万元。当前农民在食品上的消费数量与质量总体来讲当然要低于城市，不过，如果按农民实际消费农产品热量、营养来计算，农民消费食品实际价值与城市市民化相差不会很大，应该不会超过一倍。

　　即使按相差一倍来计算，农民自己消费农产品折合消费现金大约为5000元。考虑到农民食品并非全部自给自足，而是有部分从市场获得，可以认为，以庭院经济为主的农户自给自足经济可以为农民人均增收3000元，这3000元未被计入农民总收入中去。也可以说，因为有自给自足收入，农民人均减少了大约3000元的食品消费支出。

　　这里面要注意，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尤其是果蔬一类农产品，若是面向市场生产，因为交易成本高昂，而只可能通过商贩，也就很难卖出高价，比如白菜、萝卜可能只能卖两毛一斤，但市民从市场上购买果蔬的价格可能会提高到五到十倍，其中原因是农产品流通环节的高成本，这种高成本与农产品尤其是果蔬难以标准化的特点有关，是世界通例，而非可以通过改善农产品流通来解决的问题，也是因此，当前商务部等中央部委推动所谓农超对接，是不可能解决农产品流通成本高的问题的。或者说，农民用于自给自足的农产品虽然可能拿到市场上卖不出价来，他们若要从市场上购买则是一定要付出高价。农民生产的萝卜可能是以0.2元/斤卖给商贩，这0.2元/斤的萝卜到了终端市场，定价很可能已在2元/斤了。

　　2、农民住房不要钱。当前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都已经修建质量不错的住房。农民在自家宅基地上建房，成本不高，住房面积不小，农民住自己的房子不用付租金。如果按城市住房消费来计算农民住自己房子所可以节省的支出，也是一笔不低的收入。

　　以上是说，农民全家进城的话，他们虽然可能通过打工提高现金收入，却不得不支付更多食品支出，支付更高房租，这两项加起来是相当高昂的代价。

　　反过来也可以说，当农民仍然在村庄生活时，虽然他们务农收入不高，他们的消费支出却也比较少。将他们在农村所获自给自足经济折合为现金，进行平价计算，农民实际收入会有一个相当幅度的提高。

　　尤其重要的是，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就是说，留村务农的以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人为主，中青年农民则进城务工经商去了。一个农民家庭同时有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农村消费又比较低，这个农民家庭就可能在保持较高生活质量的情况下，将务工所获现金储蓄下来办大事。收入比较多，消费比较少，年年有余钱，这样的农民家庭无论按市场价计算的收入水平高不高，是否达到小康水平，他们的生活至少是宽裕的，日子过得是不错的，甚至是幸福的。

　　三

　　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尤其关注老人农业，评价总体很负面。尤其是对比较高龄老年人只种几亩地的评价更加负面。比如一对70岁农村老年夫妇耕种二、三亩土地，这样大的年龄耕种如此少的土地，如何让农业有效率，如何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呢?

　　以我在全国农村调查来看，70岁左右农村老年人种田的情况还是十分普遍的，且他们所种耕地的粮食产量不低。

　　为什么老人种田的产量不低呢?因为老年人种田，是将种田当作了艺术。田没有种好，他们不好意思。田里不能有稗子，庄稼长势不能比别人家差。等等。因此，他们必是精耕细作的。除老人种田产量高以外，农村新生“中农”种田也一定是高产的，因为他们指望种田多打粮食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来靠农业收入维持在农村的体面生活。小农经济中，无论是老人农业还是我们所说中农都是靠自己劳力投入精耕细作，粮食产量都远高于规模经营。这其实是所有有农村调查经验人的常识。

　　老人农业的缺点是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种田往往保守。“中农”则有强烈的采用新技术来种好田的动力。中农+老人农业，在保持农业产出上，尤其是在粮食安全上，是一种有效的保险机制。

　　四

　　上面讲了小农经济中自给自足经济的几个方面，除此之外，小农经济中自给自足的内容还可以做进一步拓展。在当前城乡收入计算体系与GDP语境下面，学界、政策部门和社会舆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误读，及由此而鼓吹的农民进城和所谓农业现代化，可能导致政策误判。

　　按现行城乡收入来计算，农民自给自足经济根本就纳入不到农民收入中去，所以农民收入与市民收入差距就被统计扩大了。正如上述讨论，从福利平价来看，情况会有很大差异。

　　此外，相对于农民进城，他们在农村从事小农经营还有若干不可以忽视的福利。

　　首先，在当前农业生产技术高度发达尤其是机械化程度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对体力的要求越来越低，从而使农村年龄比较大的人仍然可以轻松从事农业生产，而这些年龄比较大的农民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城市缺少就业机会，保障并不健全，年轻子女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老年人的城市生活简直等于煎熬。

　　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除农忙以外，还有大量农闲时间。虽然农闲时间不能获得收入，但是，农业本身是社会与自然协力进行的过程，从播种到收割，中间有等待，有节气，正是在农业季节性展开的过程中，农民随农时而或忙或闲，而有期待和快乐。农忙与农闲的交替正是生命节奏和人生意义展开的过程。

　　农业生产本身的季节性展开，所展开的还是农民的心情。小农经济，春播秋收，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农业生产的异化程度比较低，就使得农业生产与工业流水线的生产完全不同。某种意义上，农业生产最接近艺术和娱乐。小农生产与手工业者都具有对自己最终产品的把控能力，这使得劳动本身有意义。这样的劳动尤其是一种权利。

　　如果农民进城，又无事可干，子女又无法获得体面收入，他们就只是家庭的消费者，他们无论如何是无法安心在城市无所事事地住得下来的。他们感觉不出意义。笔者在河南安阳农村调研，遇到一些从城市退休回村居住的人员，他们称自己是“等死队”，因为他们基本上不再能创造财富，也不再为子女承担责任，他们就只是靠退休工资来维持余生。仍然种田的农村老年人，他们种田充满了劳动的辛苦和收获的乐趣，且他们仍然在为子女积累，仍在辛勤奋斗。因此，他们的生活是很充实的，他们与退休回村的“等死队”有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最后，农民生活在村庄，而村庄是一个农民祖祖辈辈居住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亲朋好友都在，历史形成的各种结构性关系都在，生产生活中遇到困难就可以从熟人社会的亲友关系网获得支持，从而渡过难关。农民在村庄中所具有的这个关系网络就是他们的社会资本。这样一种社会资本，再加上他们在村庄这个祖祖辈辈居住地盘生活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归属感，都是与在城市漂泊的感觉所完全不同，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落叶归根”和现代社会农村进城人进城“乡愁”的逻辑。这样一种极为重要的关乎根本价值的福利也没有计算到农民收入中去。

　　“要么身体，要么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这是当前很时兴的一句话，用到任何人身上也许都是合适的。对于农民来讲，如果他们既没有精神上的追求，又无所事事，不劳动，仅指望子女来养活自己，他们就不可能感觉到生活的意义，他们就无法觉得生活中的充实，他们无法从思考或者劳动中获得乐趣。假定农民不思考的话，他们从农业生产这一仍然保持了个人努力与生产成果直接联系的劳动形式(较少异化的，与高度异化的工厂流水线劳动完全不同)中，比较容易获得乐趣与满足感。劳动因此是农民的一种需要，也是他们的权利。

　　安闲自在。只有自己努力了，所得之闲才会自在。

　　五

　　小结一下，小农经济中，农民除可以从中获取农业收入之外，还可以获得远超出进城所可以获取的自给自足部分的福利，包括自住住房、自产果蔬、肉蛋奶等农副产品，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村庄本身的安全感和归宿感，这些福利都没有计算进农民收入中去。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统计体系严重低估了农民收入，这也是为什么农民不愿意轻易放弃小农经济、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农村中老年人一定要回到村庄而不愿留在城市的原因。

　　在当前“四化同步”的语境下面，在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鼓励农民退出宅基地、加快推进农民进城的政策话语中，充分注意到小农经济中自给自足成份的重要性，对于我们理解农民处境，对于我们制定农村政策，具有极其关键的意义。

　　如何计算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成份的福利是一个重要课题，有待整个社会来关心、来计算。

　　2014年3月30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