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农民工的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

　　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其核心是农民进城。不过，中国城市化中的农民进城并非农民一次性进城，更非农户全家进城，而首先是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如果运气好，又勤劳，进城农民工可以获得在城市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他们就在城市安居下来，如果经过多年打拼仍然难以在城市安居，他们就可能返乡。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的同时，绝大多数农民家庭的中老年父母仍然留村务农，由此形成中国当前农民家庭普遍存在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

　　分田到户之初，农民主要收入来自农业，1980年代乡村工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洗脚上田、进厂务工的机会，农民家庭开始有了“离土不离乡”的务工收入。到了1990年前后，乡镇企业大发展，成为农民创造的一个奇迹，农民收入越来越多工商业的份额。

　　到2000年前后，乡镇企业发展受到限制，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经济迅猛发展，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离土离乡、进厂进城的务工经商大规模发生，到了现在，几乎所有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离土离乡、进厂进城，全国农村普遍形成了农民家庭中的半工半耕收入结构，同时也就形成了农民家庭中老年父母留村和青壮年子女进城的家庭分离。

　　黄宏2005年在小品《装修》中扮演了一位砸墙的农民工，并在舞台上喊出口号：“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

　　从以上简单疏理可以看到，之所以农民进入工商业，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农业中存在着严重的过密化，农业劳动力过剩，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进入工商业寻找新的收入机会。2000年前，农民主要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在乡镇企业务工以获得二、三产业收入机会。

　　2000年以后，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离乡、进厂进城，进入到全国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机会。一句话就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从城市获得就业与收入机会。城市只是农民获得收入的手段，他们获得的收入是用在农村的家庭，以完成农村家庭的再生产。

　　他们在城市工作，在农村生活，他们在城市获得收入，在农村实现价值。他们的生活世界是村庄，城市不是归属，农村才是最终目的地。城市受苦受累受气都是为了农村过得有面子。尤其是第一代进城农民工，他们不仅有过村庄的生活，而且曾经从事过农业生产，对村庄十分熟悉也有感情。年轻时进城，年龄大了返乡，就自然而然。

　　当前正在城市务工经商农民工主力已是第二代农民工了，也就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这些现在仍然年轻的农民工往往初中毕业即进城务工经商了，他们缺少村庄生活的经验，也未从事过农业生产，对村庄缺少感情。他们初中毕业即怀揣梦想，希望通过个人努力获得融入城市生活的资本。他们向往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他们因此在城市打拼。他们中一些人运气好又努力，从而获得了体面融入城市的机会并在城市安居下来。

　　但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仍然在打拼，并且看起来大多数难以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机会。他们因此退而求其次，考虑在家乡的县城和乡镇安居。实在不行，年龄大了仍然不能在城市安居，他们也就可能返回农村。

　　无论是返回农村，还是在家乡县城乡镇安居还是真正进城，农民务工经商本身只是手段，目的却是安居，在什么地方安居有不确定性，要看努力程度和机会，机会或运气由不得自己，努力程度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安居不只是有房子可以住，关键是可以完成家庭的再生产。要有住房，要结婚生子，要为子女读书创造条件争取接受较好教育最好考上大学，从而有好的前途。子女再生子女，子子孙孙，无穷匮焉。

　　因此，无论进城农民工能否在城市体面安居，只要他们努力奋斗，他们就可能在城市安居下来。如果运气实在不好，他们的努力也不白费，因为他们至少还可以返乡，还可以用在城市务工经商获得的收入在农村体面生活。

　　因此，可以将进城农民工的目标划分为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所谓长远目标，就是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真正完成家庭再生产，努力向上走。所谓短期目标，就是努力赚钱，尽量赚更多的钱，利用一切条件来赚钱，赚钱的过程中，吃得不好，住得不好，休息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赚的钱可以应对家庭需要，完成家庭再生产，实现安居目标，完成人生任务。

　　农民长远目标分为不同层次，最高层次是在城市体面安居，但希望比较小;其次是在县城安居，有一定可能性;实在不行，返回家乡，在村庄建房子过日子养老，同时支持子女进城再去努力奋斗，这个过程中尽可能为子女提供较好的教育，最好是考上大学。因为长远目标中的安居可以多层次实现，最低层面的实在不行就退回到村庄的安居目标具有保障，进城农民工就可以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赚钱的动力。他们一年又一年地在城市打拼积累，最终可以让自己体面返乡，以及尽可能让子女接受较好教育，以及让子女可以顺利成家生子养育后代。

　　可以实现的长远目标是农民的理想、宗教、生活目的、意义所在。正因为有这样的长远安居目标，进城农民工所有的辛苦、受累、受歧视都是可以忍受的，也是值得的，因为这是短期的，是手段，是通向家庭幸福和未来理想的桥梁。只要他们努力，他们最终可以实现长远目标，完成人生任务，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获得生命的永恒性的宗教意义。即使作为手段的短期目标实际上很长，甚至一直到在城市打工的机会也没有了才退回农村。

　　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安居的可能，最低限度是返乡的保底，让进城农民工有了积极进取的心态，有了极大巨大的活力，有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坚韧坚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看不到未来希望的混日子者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状况，也是完全不同于生活在城市贫民窟无法改变自己命运者的积极人生。虽然他们可能在进城务工经商时住的很差、吃得不好、工作辛苦，但因为有了未来预期，吃住条件就成为了手段，成为了临时性的不重要的外在环境。

　　正是进城农民工对未来怀揣梦想，他们就可以爆发出巨大力量。进城农民工关于短期手段与长远目标的划分，是支持农民工勤奋努力工作的关键。虽然长远目标可能只过很短的个人人生，而短期手段却要几十年。但人生重要的是过程，且这个过程中一直保持了积极的心态，一直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改善了家庭经济条件，让子女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尽最大可能完成了家庭的再生产。

　　孙立平说绝望比贫穷更可怕。我很同意孙立平的这个说法。当前进城农民工最低限度可以返乡，他们有家乡可返。他们能通过自己在城市的打拼而在城市安居，当然好，万一不能安居，进城失败了，他们至少还可以返乡，从而可以在农村过日子，并继续支持他们的子女在城市打拼。进城农民工很努力，正是因为他们不绝望，他们有希望。

　　相对来讲，一般发展中国家城市贫民窟中，最大的问题也许不是住得不好，生活环境不好，收入不好，而在于基本上没有向上升的空间与渠道。贫民窟中所有人都在混日子，他们丧失了打拼的努力与积极性。中国进城农民工为了赚钱，普遍愿意接受“12小时单休”的加班，以获得更高收入，以有更多积蓄，以在家乡建房或为子女在城市买房，或让子女接受更好教育，总之，他们在为长远目标努力，他们的人生是积极的态度，他们有着向上的活力。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