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乡村振兴战略决定中国现代化的成败

　　今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社会各方充满期待。

　　对仍然有将近6亿农村人口的中国来说，乡村振兴尤为重要，这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怎样才算成功?

　　学者们有各种各样的测算方式。但有一条至关重要：基本消除城乡差距。

　　为什么我们会对欧美日会有一个“发达”或者“现代化”的印象?

　　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的城乡差距基本消除，或者比较小了。

　　在拉美的一些国家，比如巴西或者阿根廷，他们的一些大城市，看上去也是高度现代化的，但为什么在人们的印象里不算发达国家?

　　关键就在于这些国家城乡差距巨大，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形成巨大贫民窟，也成为政治动荡和犯罪的渊薮。

　　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如果能够达到消除或者基本消除城乡差距的目标，则可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后一跃”，值得馨香祷祝。

　　中国消除城乡差距的努力，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农村的发展虽然历尽艰辛，但总的来说，城乡差距是一个逐步缩小的过程，1978年，城镇居民的收入约为农村居民的2.8倍。

　　改革开放以后，除了1980至1984年农村改革和1995年至1997年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所带来短暂的农民收入相对较快增长之外，城乡差距总体呈现持续快速扩大的态势。

　　2002年以来，虽然城乡收入倍数差距大致稳定在3.30倍左右，但绝对差距仍然快速增长，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已经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高出13190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4年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最高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5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做了重要部署，开始加大对农村的投入。

　　不能低估这一努力所取得的成效，但如果以是否缩小了城乡差距这一标准来衡量，显然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这是13年后，不得不再次启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原因。

　　农业是薄利产业，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远比作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业、服务业要困难，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也无法跨越的结构性问题。

　　怎么办呢?美国走的路子是靠国家补贴。因为农业涉及国家安全，必须要保持一个强大的农业，但如果城乡差距太大就没有人愿意当农民了，怎么办呢?通过国家补贴的方式使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基本持平。

　　但美国可以这样做，中国不行。

　　美国地广人稀，以大农场为主，农民人口只有500万左右。美国完全可以补贴得起。

　　中国有近6亿农村人口，国家如何能够补贴(补贴是应该的，但要用补贴的方式来消除城乡差距，则很难做到)?

　　要缩小直至消除城乡差距，只有靠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包括粮食加工业、副食品行业、农村的商业、金融、种子、农药、化肥，等等。

　　但农民从事非农产业，也是国家提倡的，甚至资本下乡，也是国家鼓励的，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不能解决问题?

　　这就不能不说到生产关系上来了。

　　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从事非农产业，只能是少部分人富起来。大部分人充其量获得打工者的平均工资而已，要富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味的鼓励资本下乡甚至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因为孤立的小农根本没有能力和大资本博弈，他们甚至会沦为新的失地农民，在无法融入城市的情况下，则会变成新流民。

　　所以要解决农村问题，只有一条道路可走：依托集体经济走非农产业的道路。

　　这里的逻辑是：只有从事非农产业，才能较快提高农民收入;只有依托集体经济，非农产业的收入才能在农民中间相对平均地分配。

　　当然，集体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初始阶段可能缺乏竞争力，这就需要国家政策、税收方面的保障。

　　农民的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也主要由集体来提供。

　　这本毛主席为农村设计好的发展道路。七十年代初期，社队企业开始蓬勃发展，城乡差距缩小的势头已经显现。

　　当时有一首歌唱道：“社会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其含义就是指，随着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生产资料所有制水平也将不断提高，最终以人民公社的方式实现全民所有制，消除城乡差距。

　　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是既照顾了现实，又为未来预留了发展空间的制度设计。

　　目前，全国保留集体经济的村庄约有三千座，基本都靠“依托集体经济搞非农产业”的模式解决或基本解决了“三农”问题。

　　华西村、南街村模式同小岗村模式竞争了三十多年，孰优孰劣，已一目了然。

　　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生产关系入手，遵循“否定之否定”的逻辑，重建农村集体经济。

　　现在最需要的是面对现实的勇气，而这将决定乡村振兴战略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