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农民为什么“家徒四壁”？

　　在全国农村考察，印象最深的是农家房屋里的摆设异常简单，大部分家庭没有像样的家具，能够称得上家具的，满打满算也不过千把块钱。而退回30年，农村本还有一些古老的家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如今，这些家具都被变卖了。有些旧家具和文物贩子专门在农村转悠，将农村中值钱的东西廉价地收购，再卖给城里的有钱人。但凡农民有些闲钱，是不会将传家宝轻易卖人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建造了北京那样繁华的城市，修建了首都国际机场那样的现代化设施，甚至制造了无数的高档家具，为城市人搞了几十年的家庭装修，还为美国的消费者生产了无法估量的服装、鞋帽、儿童玩具、各种家电、化肥、农药、钢铁、玻璃、水泥等等，然而，他们自己的家里，却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是农民不懂得装扮自己的家庭吗?非也，是他们自己舍不得花钱，凑合着过日子。

　　为什么中国农民家徒四壁?

　　想想农民的“新三座大山”就知道了——教育、医疗、住房

　　过去的教育，国家基本不收费用，上大学也管，笔者大学四年每年就享受21.5元的助学金，毕业了还分配工作。现在农家子弟上大学，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净赔近10万元，因此很多聪明的农村孩子初中以后就不念高中了，而今北大、清华等名校中，农村大学生的比例一度从高达60%下降到不足10%。过去农村有赤脚医生，小病不出村，现在农民进了医院就有交不完的费用;过去，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现在，哪怕家里只有一个儿子，娶了媳妇也要分开单过，单过就需要盖单独的房子。

　　花费还不止上述，娶媳妇嫁闺女，生老病死，人情往来，哪一样不花钱?以前一亩地打出1000斤粮食可以卖好的价钱，养活半个家庭，现在一亩地打出的粮食去掉成本，不如进城打工一个星期来得快。如果算上劳动力，那种地就是赔钱的买卖。上世纪70年代，山东一带小麦玉米周年产量即突破1000斤，可收入人民币200元。那时候的200元人民币值今天的27249元(以黄金购买力计算，1976年二级工38.87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5296元)。

　　在山东农村，我曾和一个村支部书记详细算过一笔账：

　　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后，村集体几乎成了空架子。即使文革经济不正常期间，上级还会有一些水利、道路、农田改造、医疗等基本建设费用，集体还有一些机械、牲畜、土地、林场等公共财产。那时的教育、医疗成本都非常低，教师的口粮、五保户、军烈属等开支都是集体考虑的。而今，这一些来源都没有了，一切花销农民都得分摊。村里有三个干部“吃工资”：一个支书，一个村主任，一个会计，大家“工资”都一样：每年900元;五保户、军烈属也需要村里掏钱(村里小学办不起了，孩子们都到镇里上小学，无疑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要是上面来人，吃饭就是个问题。但光花这些钱是少的，更关键是村里大宗公共设施投入。修通村里公路花了20多万元，因为村里没有钱，农民集资又集不上来(上级禁止任何形式的集资)，这样村委会就不得不使用农民的高利贷(12%利息!)。

　　村子的主要收入是50多亩集体地，出租给农民种，平均300元/亩，收入1.5万元。但是，由于严重入不敷支，村庄连年来已累计欠款30万元。

　　再看看农民家里的账。

　　支书家有4口人，两个孩子，儿子在河南上大学，女儿在县城上高中。家有4亩地，两口子精心伺候着这几亩地，试图挣足学生的学费。但是，遗憾的是，要靠种地供应两个孩子上学比登天还难。种地成本太高了。以每亩计算，化肥需要220元;机械耕地60元，浇水80元;农药30元;除草剂10元;机器收获80元;种子40元，总共种地成本520元。那么，他能够收入多少呢?山东中产田小麦玉米大约都是800-900斤，价格1.1-1.2元/斤，按照最理想的价格计算，每亩地净收入只有1000元(两季)。如遇天旱、化肥、农药、地膜涨价，收入只有500-600元。种两季只能有一季的收入，还不如出去打工一个月挣得多。

　　种植大蒜、西瓜收入高些，农民纷纷弃粮种菜种瓜。农民哪管什么国家粮食够不够呢?然而，种植经济作物成本更大，亩高达千元，一般的人家种不起。即使加上养的猪、喂的鸡、种植一半的经济作物以及当村官的收入在内，支书全家的收入也不足6000元。这是一个四口之家农村支部书记全年的收入。

　　再看看花费情况：

　　上大学的儿子每年最低需10000元;上高中的女儿最省也得5000元;人情往来1000元;留生产成本1000元;水电费50元，冬季取暖500元。这些简单的开支就达17550元。而家里还不能有病人，否则就是倾家荡产。因为，农民们压根没有将生病的开支考虑在内，小病小灾完全是用身体抗过来的。如果儿子要结婚盖房，约5万;女儿出嫁购嫁妆，约1万。这些费用都是要慢慢积累的。现在，支书指望着儿女有出息，成家时不花家里的钱。

　　支书也得使用高利贷，目前他家也已经欠账8万多元了，他唯一指望是儿子大学毕业能够帮他还这笔账。但工作也不好找，尤其使用了助学贷款的，用人单位不肯要，这一点支书是清楚的。没办法，老伴也要进城去打工。他想尽快辞掉这个支书，也进城去谋生。　　我问他，中央有关新农村建设的费用村里没有得到支持么?为了农民生计需要的小额贷款为什么不用?或者至少省里还有一个“村村通”工程呢，修路怎么全要农民掏钱?支书苦笑一声：上面的钱他们一分也花不着。

　　在支书家里的调查至少暴露了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几个要害问题：一是农民为教育支付的“天价费用”超过了他们全年收入;二是中央新农村建设费用根本没有到村里;三是农民为生计所迫，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高利贷”和“驴打滚、利滚利”剥削制度死灰复燃(这些都是笔者小时候恨透的万恶旧社会地主剥削农民的做法);四是农民几乎没有给医疗留什么后路，一旦患重病，或者倾家荡产，或者等死。笔者在泰安农村了解到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年轻农妇患了绝症，为了不拖累家里，服农药自杀。自杀时，农药引起的剧痛使得该妇女将生硬的土地抓出来两个深坑!

　　可见，新农村建设必须给农民来真格的了，否则，他们依然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去打工。然而，打工的收入依然不能摆脱贫困。教育高收费、高利贷、医疗、交通等将农民打工挣得的钱变相地吸入了若干无底黑洞。中央为农民工讨回的“欠款”，又进入了别人腰包，农民依然背债。正确的做法是，中央向农村下达一部分种子资金，用于发展农村经济，严格专款专用，打击农村非法剥削;使农民在家门口就有工可做，充分利用农村丰富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发展农村经济，将打工者从城市吸引回家乡。教育尽快取消一些不合理收费，除了师范学院免收学费外，农业院校也应尽快取消学费。并加紧推进农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制度改革。

　　因为维持人基本生命需求的农业生产成了最弱势的产业，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提高所创造的红利已经严重透支，农民不可能有闲钱用于家庭内部设施的投资，许多家庭能够对外炫耀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盖起来的看起来比较气派的砖瓦房或者“小洋楼”，而内部则家徒四壁。农民不光是家徒四壁，他们穿得也很差。吾乡沂蒙山区老农的服装40年来就没有变样，清一色黑色服装，大概是耐脏的缘故吧，只不过是材质由过去的纯棉变成了劣质化纤，那材质简直就不能叫衣服。

　　来源：蒋高明博客

    首发于2013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