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中国的“三农”问题怎么解?

——读南街村“班长”王宏斌的讲话

　　中国有近14亿人口，农村人口占了9亿。解决“三农”问题，始终是个挥之不去的难题。靠“小岗村模式”，有解吗?单靠政府财政“扶贫”，有解吗?只要不能杜绝两极分化，不能解决农民“返贫”问题，就永远无解。

　　新年伊始，读到第1102期《南街村》报，在“南街村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活动的报道中，王宏斌同志有如下一段讲话：

　　“1981年南街村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不是发展了，而是倒退了；产量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农民收入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南街人非常困惑，究竟南街村向何处去?有了问题怎么办?毛主席著作找答案。所以南街村的党员、干部、村民选择了走集体化道路，从1986到1990年，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重新申请把分到户的责任田交给了集体。通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的‘三农’问题要想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必须走集体化的道路。南街村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过上了小康生活，是毛主席思想让我们南街人走上了金光大道”。

　　王宏斌讲的是实话、是真话!谁如果不信的话，那就到南街村去走一趟，可去实地验证一下。今天的南街村，没有一家“贫困户”，人人都过上“小康”生活。他们所以能享受到免费住房、医疗、教育、通讯费、水电、购物卡等14项福利，靠的是什么?一句话，因为南街人相信毛主席的话，敢顶风冒雨，坚持走集体化的道路。

　　其实，不仅是南街村，放眼神州大地，凡能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农村，如山西的大寨村，江苏华西村，河南省的刘庄，新乡七里营镇的龙泉村，新乡小冀镇京华村，等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无不都过得“很滋润”，根本不存在什么“脱贫”问题。

　　中国原是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自公元前594年春秋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承认土地私有合法化以来，两千多年来，就一直实行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度，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

　　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周期性地发生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改变不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促进生产力的提高;相反，只能造就官僚、地主阶级的畸形发展。寄生阶级的膨胀，反过来只能强化了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压迫，从而加速自耕农的大批破产，使他们失去生机、成为流民。这时，社会必然濒临危机，这也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走马灯似地改朝换代——形成“历史周期律”的内在根本原因。

　　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对农村、农业的发展，对中国农民应走怎样的道路，早就指明了方向，这就是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1953年6月他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中指出：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什么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引导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让中国农民永远摆脱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命运。在随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又指出：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

　　正是按照毛主席指引的中国农业走社会主义集体化之路，中国农村才从建国初期的互助组到合作社，再从低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一直走到1958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

　　按照毛主席描绘的蓝图，人民公社是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它“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红旗》杂志1958年第4期)

　　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还提到“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严酷的历史与现实充分证明，南街村坚持走集体化的道路，应该是在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正确方向行进，他们的成功是一种客观存在，谁也无法否定。

　　大大讲过：“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解决“三农”问题，只有长期生活在农村搞农业、且取得了成功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宏斌同志的讲话是最接近真理的。

　　中国的“三农”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解决?

　　如果愿意从正反两方面吸取经验教训，看来，只有重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之路，才是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