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乡村振兴如果是一个“活钱变死钱”的过程，那麻烦就大了

　　从宏观上讲，乡村振兴的首要目的是扩大内需及建立内循环，这必须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及可支配现金流；从微观上讲，乡村振兴的首要目的是让乡村居民过上更有品质的生活，这同样必须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及可支配现金流。

　　我理解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以较少的增量投入激活乡村价值数百万亿元的沉默资源资产。然而，现实中的乡村振兴，财政、银行、企业和城乡居民，每年投入十多万亿，基本上都是“活钱变死钱”了，乡村几百万亿沉默资源资产价值并没有被活化，农民财产性收入及可支配现金流并无明显增长。

　　乡村振兴每年投入十几万亿，如果基本上都是“活钱变死钱”了，三五年以后回头一看，会不会是如此景象：乡村振兴的宏观和微观目标双落空，且财政、银行、企业、城乡居民倾其所有却不堪重负，新农村美丽动人却死气沉沉！

　　咱中国前几十年搞城市化，是国民收入及可支配现金流持续大幅增长的过程，其秘诀在于城市化是一个“活钱变死钱、死钱再变活钱、钱越变越多”的过程；咱现在搞乡村振兴，却是一个“活钱变死钱、死钱再也不能变活钱、钱越变越少”的过程。乡村振兴和城市化的发展逻辑有本质的不同啊！

　　乡村振兴战略绝对正确，这毋容置疑；而“活钱变死钱”的乡村振兴，绝对是个错误。必须是以改革总揽乡村振兴之大局，以较小的增量投入激活农村巨大存量——死钱变活钱。“组织无效+金融无效=产权无效”，这是农村数百万亿资源资产一直沉默的根本原因。改革的关键是升级乡村基本组织制度和基本金融制度以激活乡村基本产权制度，而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却总是想弱化农民基本组织的市场权利，弱化农民合作金融的市场权利，弱化农民及集体财产权的市场权能，把农村改革导入了死胡洞——无法增强农民及集体的主体性而获得财产性收入及可支配现金流的增长。

　　在东亚原住民小农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案例证明商业银行愿意和有能力支撑小农土地等财产权充分实现。

　　日本农民、韩国农民为什么能有很高的财产性收入及可支配的现金流，这是因为日本和韩国的农民基本组织制度和农民基本组织内部的合作金融制度是有效的，保证了农民财产权的市场权能充分实现——“死钱变活钱”。越南的土地制度实现了从集体所有制到私有制的改造，越南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及可支配现金流有大幅增长吧？没有。因为越南的农民基本组织制度及合作金融制度无效，无法支持农民及集体产权的市场权能充分实现。河北晋州市周家庄乡的农民及集体的财产性收入及可支配现金流为什么能达到日韩的水平呢？因为周家庄乡的农民基本组织制度和组织内部合作金融制度有效——保证了“死钱变活钱”能充分实现。

　　我国农村“农民组织无效+合作金融无效+集体产权无效”三重瓶颈，导致农村发展和治理无效，这种状况被既得利益集团锁定了，财政、银行、企业和城乡居民投入乡村振兴再多的钱，都是“活钱变死钱”了，对增加农民收入及可支配现金流几乎没有多大作用。

　　活钱变死钱，投钱有何用？死钱变活钱，何须多投钱？乡村振兴，最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不是钱，而是激活农村数百万亿元沉默资源资产的农村基本组织制度和农民合作金融制度，最缺的是增强农民及集体主体性的改革。

　　实际上，基层干部群众早已探索出了很多激活农村资源资产价值的成熟经验，问题是中国缺乏激活这些成熟实践经验的力量。谁来激活？谁来激活？？谁来激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