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宗族主义死灰复燃

　　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国农村的宗族主义思想极端严重，宗族活动非常兴旺，宗族势力无比强大。它按村庄、宗族和姓氏划分势力范围，以长幼关系排资论辈、分出上下秩序，配以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对本村本姓本族成员进行严格管理，设置道德行为规范，严密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行。在以地方官僚、地主、乡绅为骨干的宗族势力的操纵下，乡村宗族祭祀活动成为剥削统治者的精神盛宴，用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固定社会焦点、建设封建礼仪文化。为了掩盖剥削事实，缓解广大贫下中农同少数官僚、地主、富农之间的尖锐矛盾，淡化农民的阶级意识，削弱其反抗精神，村长、族长、保长、会长等乡村土豪劣绅们巧妙绝伦构思，经常利用村姓、宗族之间的各种世俗生活问题和宗教信仰问题，比如争山争水争地界、抢某一菩萨尊神的正统地位等，故意恶毒地挑起两边农民群众互殴甚至杀戮，激发村民、族民之间的群体仇恨与对抗性矛盾。千千万万没有文化知识和思想觉悟的农村人，被封建主义洗脑，被宗族势力盲目趋势，被宗教迷信裹挟，误以为自己的贫穷和苦难都是由邻村与他族造成的，故向对方大打出手、刀枪相见，以“报仇雪恨解耻"。在很多村民的心中，正因为外村、外姓或外族人“横行霸道"，占领了他们的山林、河道、土地，占领了他们的祖坟龙脉风水宝穴，自己才背时倒运、永远沦为贫农佃户，世世代代出不了读书人、官员或地主老爷。他们不仅看不到封建皇权和官僚集团的反动，而且看不到身边的、本地乡村官僚和地主乡绅的罪恶，意识不到自己家族世世代代被剥削和欺压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指出，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方式有四种: 神权，政权，族权和夫权。作为四大权力之一的族权，在旧中国广大农村有巨大市场，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对封建族权进行了详细分析揭露和严厉批判。新中国成立后，封建四大特权全被打倒，农村宗族主义被轰然推翻，亿万农民获得了身心自由和解放。经过伟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成立了换工队、耕牛队和互助组，继而成立了生产小组、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按农业生产关系组织社员和村民，不论姓氏、不论宗族甚至不论村庄。小自然村可以加入到大自然村，几个小自然村也可以合并，组成一个生产大队，几个或十几个生产大队组成一个统一的人民公社。当家做主的中国亿万农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才能。他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劳动标兵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下，精神焕发、战天斗地、改天换地，获得了一年又一年的农业大丰收。全民温饱加上医疗的进步和普及，全国人口和人均寿命同时倍增。在光耀千古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在粮肉果蔬等方面不仅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出口亚非拉和东欧，支援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创造这样的农业奇迹，除了首先归功于农业集体生产和公有制分配，也同打倒农村的族权和夫权息息相关，因为获得完全自由解放的贫下中农和农村妇女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主力军，劳动人民是第一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宗族主义思想走向衰落，宗族祭祀等活动逐步消声灭迹。特别是经过波澜壮阔的文化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宏扬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思想，农村宗族主义遭遇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然而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农村全部实行分田单干，解散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推倒集体农业，恢复小资产阶级和封建小农经济的古老落后的耕作方式。结果，可怕而又必然的事情不幸发生了: 随着农村集体经济高楼大厦的倾倒，农田被破坏、强占与荒芜，农业连年减产，农民物质贫穷导致思想迷茫、精神空虚、信仰缺失，农村宗族主义势力趁虚而入、重新抬头，残余封建思想的磷磷鬼火又开始星星点点、四处乱窜，不到十年时间便烧成全国旺势。与分田单干一样，农村宗族主义的死灰复燃，也是借助于冠冕堂皇的名义、打着光鲜闪亮的旗号，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恃无恐地进行的，比如寻根问祖、怀念祖先、记载历史、发展乡村文化、固守精神家园、寄托心灵等。不仅别有用心者掀起宗族主义的邪恶思潮，而且那些善良的好心人、弱者也被乌云蒙蔽了眼睛，看不到宗族活动的罪恶滔天。多么可怕可悲、令人痛心疾首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信仰和红色革命理想，就这样逐渐被宗族主义思想蚕食，被封建主义腐朽文化的浊流淹没。

　　我们为什么要坚决反对农村的宗族主义？在二十一世纪新时期，宗族主义有哪些主要特征，出现了什么新变种？它给农村社会带来了哪些巨大祸害，然后在全国造成了什么深重危机？

　　首先，农村宗族主义思想存在严重的排它性和绝对的封闭性。所有的宗族活动都是在同一自然村中、按照同一宗姓方式进行的，它必然排斥其他村庄，特别是排斥其他宗族、其他姓氏。这就令长期居住在本村的异姓村民处于非常痛苦与尴尬的地位。即使他们祖宗十八代、几百年住在这里也不行，即使他们本人的肉体和灵魂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葬于斯地也不行，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也。外姓的客观事实决定了他们的客籍身份，决定了他们不能违反原则、冲破藩篱，在重大事情上不能入流，不能融合在小小的村庄社会里，这个平时被他们当作灵魂居所的温馨家园。本村的宗族祠堂里不摆设他们祖先的灵位，族谱上不记载他们的姓名年龄等信息，庙堂里更不能为他们点燃香火、祈福求寿。对于一个重视祖先，期待人丁兴旺、子孙绵延的农村人来说，这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多么令人痛苦无奈和失望呀！他们若想加入族谱、走进祠堂和庙堂，就必须四处奔波、东询西问，像大海捞针般打听与自己同姓的村庄，查找哪个村庄有自己的族谱，哪个族谱有自己的祖先姓名，哪个村族能容纳自己存身并延续子孙香火。有人毕生也找不到自己的族谱，走不进自己的姓氏宗祠和庙堂，灵魂四处飘荡，最后只能含恨去世。此外，农村宗族主义也滋生了严重的地方主义对立情绪，发展了地方主义保守势力和保护势力。村与村、姓与姓、族与族之间的无休无止矛盾冲突，毫无价值和原则的互相仇恨乃至集体械斗，都是在极端宗族主义思想污染下，在宗族势力头子们的挑唆下而发生的。归根结底这是自私自利的小团体意识在作怪，是一种扩大了的个人主义，同时也是乡村官僚、宗族头领等新贵们为了欺骗农民、转移阶级矛盾、掩盖剥削现象而故意挑起的群殴。所以我们说，农村宗族主义是设置宗姓藩篱和村庄界限、挑起矛盾冲突、播种仇恨、破坏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罪魁祸首。

　　其次，农村宗族主义具有特别浓厚的宗教气息和令人恐怖的封建迷信氛围。在中国农村，形形色色的宗族条款和繁琐陈腐的宗族礼仪，总是同佛教、道教、鬼妖神灵、宗庙祠堂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它们之间是多位一体、互相融合、难分彼此的。村庄每次大搞宗族活动，都要进寺庙和祠堂、设道场做法事、祭祀祖先、念经拜佛跪道、扛菩萨游村、过阴发马、询问神巫、驱赶魔鬼、点香燃烛烧纸、鸣炮打统，隆重热闹非凡。积极组织参与宗族活动的人往往是笃信佛道的善男信女。他们不仅自己极端严肃和虔诚，而且经常逼迫不信宗教的配偶、子女、孙辈等家人信教，并游说三亲四友进庙会、做正式信徒。这些宗教极端分子兼宗族主义活跃分子，往往以延续香火、族谱留名等冠冕堂皇的理由，强人所难并进行道德绑架。他们总是把是否信教拜鬼，同能否人丁兴旺、子孙满堂、进族上谱等，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给家人和亲友巨大的精神压力。乡村官僚资本主义顺应时事、借力打力，正好借助于宗族活动中的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思想给村民们洗脑，令其沉迷虚幻、淡忘现实、远离政治，安于现状、丧失警觉和斗志，通过愚民教育来巩固权贵的统治。所以说，农村宗族主义思想及宗族祭祀活动，是扩大宗教地盘的推手，培育封建迷信思想的温床，是残杀社会主义红色革命文化的刽子手，是摧毁共产主义信仰、淡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元凶。

　　第三，农村宗族活动具有极大的浪费和破坏性。按中国农村传统习俗和生儿育女规律，二十年为一代辈和纪元。所以每隔二十年，全村各族要举办一次大型的、承前启后的宗族祭祀活动，把最近二十年出生的婴儿(新生代村民们)登记注册，进入家族和大房股的族谱系列，名之曰“修谱、上谱或盖谱"，相当于基督教给新人洗礼。这种大型祭祀活动一般持续一个月左右，包括多项世俗仪式和宗教典礼: 纪念祖先，跪乞神灵，参佛拜道，烧香祈福，求天告地，扩建寺庙，增加神位，骑马抬轿，为菩萨换新衣、涂金漆、扛菩萨游街，请巫师驱邪赶鬼，请和尚、尼姑、道士、牧师摆道场、做法事、祷告，请舞队、乐鼓队、剧团跳舞、打鼓奏乐、演戏(菩萨信徒和耶稣信徒都会派出各自的雄壮队伍)。这期间全村设宴请客、家家摆酒鸣炮，山宴海桌、烟雾弥漫、人山人海，垃圾成山。特别是那些贺谱酒宴，花样繁多、丰盛无比: 有现席、独席、双席、合席等，根据贺谱者的贺金数量而定，贺谱者就是本村外嫁的女性。现席是最高等酒宴，一人不仅吃一桌，还要在旁边故意展现一桌不吃的酒菜，以示雍容华贵、富得流油、王者至尊。其次是独席，一人独享一桌酒菜。然后是双席，两人共享一桌酒菜。接下来是八合席，八人共享一桌酒菜。最低级的酒宴是十合席，十人共享一桌。不管什么席，吃不完的酒菜饭一律投河，叫做“祭神喂龙王"。吃现席的妇女之兄弟理所当然要盖谱，即盖压全村或全族的谱头人物，是村谱、族谱中的大世家、盖世英雄，每族每房股只能选一家。他们必须具备的家庭条件是: 儿女双全，福禄寿三全，子孙满堂，家庭富足，有权势，有人当官或大老板。吃独席者在每族股中也只能有三到六家，吃双席的较多，每房股允许有十多个。最后剩下的都是平民百姓、穷人，无权无势无钱无福禄，或背时倒运者。在这期间，无论是村庄、族股摆公宴招待重要人物，还是千家万户摆私酒接客看戏，都是山宴海桌、划拳行令，每餐吃不完的东西就像平时处理垃圾、粪便一样倒入江河井塘中，阻塞流水，臭气熏天，如此惊人浪费，实在惨不忍睹！中国绝大部分农村并不富裕，大家却竞相大手大脚，完全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笑俭不笑奢，笑贫不笑娼。

　　第四，农村宗族主义及其活动包含极端腐朽的等级思想和特权观念。既然是宣传宗法条律、强调族权意识，它就必须划出富贵贫贱的上下等级，排出伦理纲常的长幼秩序。上下等级体现在修谱酒宴中，体现在家庭的贫富、祖先地位，当前小家庭或大家族中是否有官僚、老板、老板、明星等名人，是否有争气出头的子孙，体现在是否福禄寿喜齐全。特权观念体现在，村庄分田地、山水、沙洲等资源时，以及宗族管理、庙堂建设、领导权分配等方面，给予村里、族中那些上等人以特殊礼遇，对那些衣锦还乡、并能利用手中权力给村庄带来荣耀和实惠的官商大腕，推崇备至、树碑立传。大家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不论哪个家族或房股的一世祖先，从族谱图提供的头像看，都是千篇一律的威风凛凛、仪表堂堂、冷气森森、戴着大官帽的老爷形象。这难道是一个偶然现象吗？说明了什么问题？村庄青少年、儿童、学生们长期在这样的特权等级思想熏陶下，个个从小崇拜本村发迹的官僚资本家、公知明星，以这些乡绅乡贤为“光辉榜样"，立志长大后也要出人头地，为村庄或家族光宗耀祖，做上等人。在当今中国农村，表面上消灭了宗法制度，然而实际上，本村老年协会的组织者、宗祠的管理者和庙堂的建设者，哪个不是实权在握、全村各族的族长、副族长或理事？村委会领导们虽未公开参加宗族活动，未直接成为里面的管理者，但若没有他们的热心支持、无限纵容甚至暗中策划与指导，没有他们的妻子和父母大力推崇，借助于世俗权力和人情关系一呼百应，农村宗族活动怎么能开展起来并长久维持？宗族势力怎么能做强做大？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为何不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红色革命文化、和共产主义理想呢？相反，他们为什么严厉打击崇敬毛主席、坚持公有制的左翼战士？由此可知，他们实际上是宗族主义的幕后黑手，是各大家族房股的所谓上等人，是封建文化的热情传播者。他们需要宗教迷信诱惑与麻醉劳动人民，他们特别需要农民们完全忘掉毛主席，并丧失革命斗争精神。

　　第五，农村宗族主义活动配合了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在中国的漫延。或有人对此抱异议: 宗族主义和宗法制度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古老文化，怎么会和资产阶级思想同流合污呢？它应该顽强抵制西方文化呀！可是记住: 一切腐朽的东西都是心照不宣、心心相印的，它们在现实中早已经沆瀣一气了。中国农村宗族主义和宗法制度作为一种古老和极端腐朽的封建文化，在如今只起到抵制现代代先进思想的负面作用，并未起到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糟粕入侵的正面作用，甚至连自己仅有的一点优秀传统也未坚守。比如，中国农村大大小小的各种酒宴活动，千百年来都是内部村民、族员之间互相帮助、友情串联与支持。哪家筹备红白喜事，同一股房的族人不管平时有什么仇恨或这几天多么忙，都会抛弃前嫌、暂息战火，放下自家的事务，全员聚集到该家，在族长与执宾的统一安排和协调下，和和气气地一起做事、参加义务劳动，开开心心地吃饭聊天、饮酒猜拳等，仿佛从未出现过龌龊，也确实有些仇家借此机会化解矛盾、重归于好的。这是农村宗族活动唯一值得称道之处，宗族间多少还有点亲情友情的温馨。可是现在，随首资产阶级金钱观和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汩汩渗入，中国农村宗族活动中的酒宴设置也逐渐专业化、产业化和商业化了。族人、亲友、村民之间不再互相帮助，而是聘请专业化厨师队来做饭、炒菜和摆酒，提供有偿服务，甚至可以包工包料全包。办喜事的东家只要按桌数出钱，就可以优哉游哉、坐享其成。于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农村宗族活动唯一留下来的优良传统——大家族成员间互相帮忙摆酒、义务劳动、趁机改善族内关系——被西方市场经济和庸俗的物质观冲垮了。再比如，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延续下来、诸子百家宣传的无神论，后来也没有得到很好继承和发扬光大，反而被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中国做强做大、遍及城乡，信徒越来越多、宣传活动越来越频繁和狂热，和中国道教、佛教并驾齐驱、竞相发展，共同侵蚀着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好东西没有坚守，坏东西却全盘接受，在腐朽中继续堕落与沉沦。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与主流都是私有化制度和剥削思想，两者碰撞与联姻，只有更坏，没有更好，只互相学坏、提供劣差基因，生出凶神恶煞般的怪胎，而不会互相吸取长处(当然长处很少)、提供优质基因，生下天使圣贤。

　　中国农村的宗族主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死灰复燃，有其浓厚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农村传统的宗族主义封建势力，加上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两者汇聚成宗教、迷信、特权等级、物欲横流、奢侈浪费等肮脏思想的污水浊流，臭气熏天、毒气遍地，演变成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大杂烩，麻醉广大劳动人民的神经，毒害着农民及其子女，冲击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摧毁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等红色革命阵地。坚强不屈、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坚持马列毛、共产主义原则的领导干部，有良知、讲道德、爱农民的知识分子，纯洁正直、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以及觉醒的农民兄弟们，总之，一切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勇敢的站起来，同农村的宗族主义思想文化、宗法活动等陈规陋习作斗争，同封建资本主义合体的怪胎文化作斗争。我们要重新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马列毛革命信仰，恢复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纯澈清流，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清风正气和科学民主、自由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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