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主义媒介的山西吕梁供销合作社

　　导语

　　本文以吕梁供销合作社入手分析供销社在基层社会所起的媒介作用。

　　供销合作社是扎根于我国基层社会的农村合作化组织形式，它是重要的三农流通渠道和消费交换平台，具有流通信息资源的媒介性质。

　　供销合作社是打通城市与乡村连接的重要渠道、是城乡网络中的关键枢纽节点。它构建了横向的城乡内外连接、纵向的跨等级行政机构连接。同时在不同社会发展需要下，供销社被改造并持续作为城乡间正向、逆向流动的载体。在工业积累的需要下，农业剩余通过供销社向工业领域转移（正向流动）；在乡村振兴的需要下，城市资源通过供销社向农村地区转移（逆向流动）。

　　通过供销社将农村拉入现代化空间，是否会导致富有中国特色的乡土社会景观被消费主义和工业同质化的狂潮所吞噬？如今，我们要保留当地先辈智慧结晶，为农村进行一场新时代的“翻身仪式”。我们要避免笼而统之地谈不同历史时期的供销社，从历史实践中寻找发展因子，有机地发挥供销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媒介功能。

　　作者｜陈涵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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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自现代化巨轮随蒸汽滚滚而来，将全世界卷入这一前仆后继的社会进程后，一种光明的、先进的、文明规范的工业社会观，就与晦暗的、野蛮的、低劣落后的农业乡村观形成了鲜明优势对比。为从消灭农村的西式工业化碾子中脱离、留存中国特色的乡土社会文化景观，并为农村进行一场经济、政治与社会认同上的新时代“翻身仪式”，有必要从历史的丰富实践中找寻新发展因子，以基层而非科层、大众而非精英的视野，建设乡村振兴视野下有机而充满潜力的农村精神宝地。历史上，我国消费合作社的诞生实际上早于信用与生产合作社，拥有颇丰经验的同时，天然具有流通信息资源的媒介性义务与职责。因此，在这一找寻新发展的过程中，供销社这一曾扎根全国基层、走过百年风雨征程的农村合作形式，彰显出进行回溯研究，探寻创新格局之潜力。

　　本文尝试聚焦农业流通与消费领域的供销合作社，从媒介化视角切入分析供销实践。文章以山西省吕梁市域供销社为案例，通过查阅期刊文献、专著、吕梁当地报刊与地方志，探讨作为媒介的供销社对基层社会的交互维系、传播载体作用，探索其流动性、政治性与象征性。本文将首先概述我国供销合作社体制的整体流变进程，与吕梁当地供销实践从历史必要性诞生到时代性改革的阶段转变；从城乡交互的角度探究供销社所组织的信息资源横向与纵向、正向与反向的流动活动；从政宣统合角度分析供销社所起的身份认同与权威形塑作用；最后从记忆符号角度，探索供销社适应实体空间消散趋势下所进行的数字空间建设尝试，与改革中供销社符号所指向的基层民众集体记忆更迭与印象变迁；并总结分析供销合作社之时代价值并反思发展。

　　一

　　回溯历史：什么是供销社，

　　为什么是供销社？

　　类似马克思主义，消费领域合作社——现代供销社概念最早同样来源于西方，成功序幕，则由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The Rochdale Equitable Pioneers Society)揭开。19世纪中期，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英国纺织产业中心曼彻斯特的罗虚代尔小镇上，一批罢工失败、为改善艰苦生存条件的工人，受欧文合作思想影响寄希望于组织合作社以改善处境，并于1844年正式成立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吸取了欧文新和谐公社失败教训，这一先锋尝试取得一系列突出成果。由国际合作联盟(ICA)在其建社标准基础上整理出的“罗虚代尔原则”，更成为一代国际合作社标杆。

　　在罗虚代尔先驱者影响下，近代以来苦于内外交困民不聊生，不断向外找寻自救工具的爱国分子，如知识精英、民主先驱、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社会人士，首先于20世纪20-30年代前后进行了小规模的民间合作社实验，如1918年的北京大学消费公社、1922年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等。其后在国民党形式上统治中国期间，当权者也展开了一定合作社实践。40-60年代，供销社则主要成为一种中共行政力量主导下的互助合作组织。期间由于人民公社运动等影响，合作社发展整体受盲目的高级集体化进程限制，并因不适应商品经济趋势而陷入困境。在70-80年代，在政府牵头与市场形势两方面推动下，供销社异化与分化转型成为大势，传统供销社或通过股份制改造，成为股份合作制或纯粹股份制企业；或投资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实行“公司+农户”模式，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等。

　　图1：中国三大合作社体系概念辨析与早期案例

　　据吕梁地区志记载，吕梁地区供销社始于1937年的兴县纺织产销合作社。而在1942年之后，受主客观因素刺激，山西省互助运动进入了普遍发展时期：其一为战争侵略影响，在日军疯狂掠夺的“三光政策”下，“仅1941、1942年，日军对晋冀豫边区发动的‘大扫荡’达19次，中、小‘扫荡’达500余次”。其二为极端荒灾：1943-1944年，太行区、太岳区出现“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大灾荒”，使得当地成为“单吃树叶不见米粒”的“贫苦、饥饿、死亡之区”。客观打击令农业生产力低下，基本劳动资料锐减急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畅通城乡交流的迫切需要，促使当政者针对物资短缺情况进行统一协调，以求动态平衡。

　　另一方面，中共推行有减租减息、农业贷款、生产竞赛及表彰劳动模范等激励性策略，尤其最后者因成功塑造李顺达等生产英雄形象，使基层百姓因得见“互利起来有名有利”而信服，在主观上提高生产积极性，打击封建经济同时树立政府威信，成为保障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团结小生产者工具。例如，1938及次年，吕梁当地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牺盟会”“农救会”组织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其中，房山县农民公粮负担由70%减为30%。

　　后受1953年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影响，粮食销售由供销社负责收束为经专门粮食部门管理。在“统购统销”制度（1953-1992）最终取消之前，吕梁当地社会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如受市场经济冲击，临县碛口镇供销社传统经营业务萎缩，职工生存问题突出，养老保险金欠缴严重，资产总额一度仅剩84.2万元。“从1965年开始，粮食征购任务确定以后······实际执行6年，只有1970年完成了任务······执行统购统销政策33年，本区粮食入不敷出。”在改革开放、公社解体后，全国农产品市场逐步放开、购销渠道日益多样化。1985年，国家指令性的收购计划取消，逐步推进“合同定购”制度。如据吕梁兴县志载，“所有粮油、肉蛋、小货等农副产品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都允许上市”。

　　随着政策方向转变，整体合作社制度也呈现出调整与再安排两个阶段性特征，即1985年之前以“恢复三性”“变官办为民办”“恢复合作商业性质”等策略为主的内部整顿，以及1985年之后的分化、异化趋势：通过开展承包经营、租赁变卖、股份制改造等，与外部市场经济因素结合、转制。在改革过程中，合作社体制变动也受当地物质资本资源、组织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与地区经济水平等因素影响。

　　图2：吕梁区域不同经济体制销售额变化表（1949-1985）

　　经历了与国营商业三分三合、资产权属不清的困境，及上世纪末期的三农危机冲击，供销合作社最终于1995年恢复建制，并在2018年全国两会机构改革中依然保持独立的部门地位，由此进入稳定的发展期，展现出在消费、流通领域中服务农村、农业、农民的新时代社会力量。

　　二

　　信息与资源的无尺度流动空间

　　美国学者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在著作《链接》中提出了无尺度网络理论，认为各社会部门中普遍存在着去中心化，非随机的分布式网络，节点连接过程中具有动态性、偏好性与枢纽性等特点，即，在不断生长、增加节点的传播网络中，各节点在选择连接时，倾向于与既有链接数量大的枢纽节点建立关系。而在本质上起着传播媒介作用的供销合作社，正是打通城市与乡村连接的重要渠道、是城乡网络中的关键枢纽节点：在完成收购农作物，销售生产工具与日用杂物等任务时，供销社构建起横向的城乡内外连接；社内代表大会与外部县联社机制等实践形式，则是纵向向基层传递中央政策的表现；同时，受不同时期社会发展需要改造，供销社持续作为城乡间正向、逆向流动的载体，搭建起了覆盖县、镇、村的多级传播网络。

　　（一）横向与纵向流动：社会必然的游走规律

　　1、横向流动：区域性的动态网络联通

　　为满足区域性物资资源的流通需求，晋绥边区首府吕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即成为横向的各地县间重要联络节点，保障城乡、地区间基本的军民用品调配供给。据地区志，晋绥抗日根据地内，建有基于清光绪年间所建马步邮路而设置的军邮邮路，成为早期区域传播网络中的重要基础设施（见下图3）。另一方面，抗战期间信息掌握与传播能力是夺得局势先机、笼络群众的重要要求。因此，1940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陆续办有《晋绥大众报》与兴县《抗战日报》，并设交通科负责党政军内部通信，发行科主管党报发行任务。基于供销合作社之农村网点规模、渗透能力与本职的流通功能，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于抗战前后方、各地市间的基层信息、资源传播调动能力。

　　图3：1944年吕梁京内各县邮路表(局部)

　　新时代，供销社仍延续横向联通政府、基层民众与企业三方的平台作用。首先，吕梁供销社畅通并透明化政府与农民间的联系，搭建地方农业、农民、农产品与外界广阔市场的通连渠道，以遍布网点构成密集无尺度的动态网络，便利城乡间商品与资金流动。如吕梁市供销社开展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惠农工程”项目，加强了基层社与社员间的组织连接，发挥为民服务通道作用。至2020年末，当地已建设惠农服务中心61个，电商网点全覆盖市行政村，贫困县农产品网销额达1200万余元。

　　再者，供销社成为政府间横向的经验资讯流动点，如吕梁组织各县供销社负责人，前往本省长治市与陕西省咸阳市县镇等进行考察，吸取目的地农村电商与物流体系发展经验，令供销社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学习教育的渠道载体，体现出积极的进步主义意义；同时，在利好政策与政府引领下，以供销社作为中介，基层民众与企业的供销合作模式及程度得到进一步深化：例如兴县供销社积极对接外地知名电商企业，借助第三方力量开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新格局。

　　2、纵向流动：跨等级的枢纽节点打通

　　在垂直层面的跨等级行政机构通联中，供销合作社也体现出特殊的维系与连接能力。建国后，吕梁汾阳专署所辖县推进县连社体制，针对基层供销合作社建立起县联社11个，当地70%农户入社，从县城到农村形成一套批发和零售机构体系，为基层社提供了统一、有机、灵活的联合组织体系，便于整合性传播区域信息资源，提高创新扩散效率。在社内的纵向传播上，1963及次年，吕梁地区供销社分别召开了普遍性的社员代表大会，选举理事会、监事会并补发股金红利。人民代表大会，一直是地方各级组织贯彻中央政策执行于基层，体现及听取基层民意的重要场合，是农民权利、利益保障的突出显示。供销社内通过这一体制，在有关百姓民生的经济消费组织中坚持民主化的基层治理模式，成为基层向上，科层向下的理性发声渠道。

　　在经济本职上，接入电商扶贫系统后，吕梁供销社电商运营中心积极与上级——全国供销总社“供销e家”和省供销社“农芯乐”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对接，在垂直层面获取人才、资金、经验等社会资源帮扶，拓宽吕梁特色农副产品销售渠道，推动“网上供销社”建设，在上层行政组织指导下设立电商培训、资金与技术帮助标准，依托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扶持实现当地困难户脱贫。可见，供销合作社持续发挥流通领域中的纵向枢纽节点作用，以行政单位属性获得政府认可，揽获财政支持；又以基层熟悉优势深入一线，统合横向的各基层社进行垂直整合式社务资源管理；在社内则以民主的反馈体制向上体现民意，打通经济节点，对接中央与地方基层。

　　（二）正向与逆向流动：反映特定社会时期需要

　　1、正向流动：时代职责下工业积累的供应保障

　　以人往高处走的达尔文主义视角看，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资本、资源流动是现代化进程之正向必要，是一种特殊时期发展重要领域的行政优先级决策体现。上世纪遍布农村、垄断生活和生产资料、承担农村90%以上物资流转的供销社，是政府控制资源供应、积累工业生产资本的重要手段。如，在吕梁三交镇的地区志中，农业税被称为“皇粮国税”，20世纪90年代人均每月需缴纳10元左右。“在1941-1948年的八年中，全县（吕梁临县）人民缴公粮6175万斤，占晋绥边区公粮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列强工业文明对弱后小农社会的威胁下，为保障在当时国际格局中的自立自强底气、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通过农村供销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可靠地将工业化所需的大宗物资、社会资本掌握于政府和合作社之手。以转移支付、工农“剪刀差”等形式，将农业剩余向工业领域转移，不仅推进了工业化进程，更是在物资短缺时期稳定城乡社会秩序，建构健康、合理的传播网络的必要。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边区的机关、工厂、学校公布职工实行‘供给制’······凭粮票就餐。城镇人口的食用粮油大都在合作社和贸易均所属的货栈购买。”与此同时，工业快速发展，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三农发展提供生产资料，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与农业购买力。

　　2、逆向流动：乡村振兴下电商扶农的最后一米

　　区别于正向流动求索更好发展机遇，近年来不断推进的基层扶贫工作，是在政府领导下将视野转向乡间，通过选调干部、结对帮扶等策略，将城市资源（如信息、物资、技术服务）转移至弱势农村地区助力其发展的逆向流动过程。吕梁当地的供销社改革进程，就着眼于解决“大市场”与“小生产”之间的矛盾，积极对接商品市场经济信息以迈向社会化大生产，依托城市帮扶资源，致力打造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村电商扶贫，即是数字经济繁盛时代下的区域发展大势。“涉农电商入驻吕梁，将促使农村成为潜力巨大的网购市场和农副产品网络交易市场······让传统流通市场的肥中间亏两头，变成去中间、利归两头。同时，电子商务发展初期，还需依托线下实体经营以完成服务推广。供销社即以遍布的基础网点和长期信任地位作为支撑，保障基层农村相关产业发展网络的通联，将电商网络的市场、物流服务延伸至基层农村的“最后一米”。而为配套互联网经济发展，供销社也在基础设施领域帮助基层打通外界连接，如吕梁市供销社通过外界筹措财政扶贫资金，为市社定点帮扶村——临县青凉寺青条山村修建机动车路，使其在硬件上具有发展网络商务、对外交流能力。

　　另一方面，则是令供销社本身成为当地资源调配的渠道力量。在这些较都市可谓无人问津的角落，供销社起到类似互联网算法的分发作用，将城市消费“流量”逆向引至乡村，促进农副、文旅消费。例如，吕梁碛口风景名胜区坐拥独特的黄河、黄土高原景观，但长期以来地方优势欠缺发挥利用，造成区域发展落后局面。对此，碛口镇供销社推行“供销社+旅游”改造模式，积极筹资资金近千万，对1950年创建的碛口镇供销社原址古建筑进行修复，打造为当地古镇旅游业文化名牌，助力解决职工生存、养老保险问题，盘活当地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

　　三

　　政宣统合：身份认同与形塑权威的场合

　　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各种媒介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环境，而这种对环境的形塑具有隐匿性。作为行政力量支持扶助下的产物，基层供销社不仅承担着国家在地方的经济职能，同样也体现出政治性主导下的宣传、统合职能。而供销社能够构筑特定时期农村社会中少有的信息传播网络，是受国家权力的保障而存在，也将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形塑渗透作用，并传导至社内的参与者中。

　　（一）身份认同：以经济切入，情感激发的政治宣传

　　自诞生之初，供销合作社即是国人为脱离三座大山压迫的自救探索，而这种公益性也贯穿基层社实践始终。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根据地、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广大农村等，供销社持续以普及化网点服务乡村经济流通与革命供给需要，如支援前线供给军民用品、安置难民、建立统一反法西斯战线；营业部与生产部分工明确，社内职工管吃住而无工资等。1952年后，供销社合并中国工业合作组织，并继承其社会职责：发展经济生产、探索民主组织制度与教育培训等。在当时社会大众传播渠道匮乏的情况下，供销社因能以深入乡野的网点保障基层传播，更体现出存在必要性。

　　由此，也为满足基本的农村生产、农民生活等三农问题需要，供销社作为供、购产品的商业机构，产生了天然的情感说服与政治宣传职能，以此构建合理化的身份认同以稳定基层治理。供销社以现代化建设为驱动、以基层化经营贴近农民，更因合作时间长获得较高品牌信誉地位，得以塑造极度亲密的共居邻里社群氛围，如以供销社员作为传播主体，展开一种宣扬团结奉献、维系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生活伦理塑造，巩固基层群众“民族贡献者”的身份认同，劝导消解基层民众对社会治理工作的误解、不满情绪。这种自上而下的合作动员，是坚定政治意识的基层重要贯彻体现。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叙述：“村、乡、县、省各级都组织消费、销售、生产、信用合作社。每个合作社设有营业、宣传、组织等部门······对农民进行合作社运动好处的普遍宣传和教育。”以及194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组织起来》)中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

　　除规训基层民众、供给生活用品外，供销社体制同样成为了政府帮助运营不善的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方案，以此笼络基层个体商业群众，扩大统战范围，规整社会经济秩序。如吕梁三交镇“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帮助私营商业户扩大经营范围，对前途不大的行业帮助进行转化······相继组建了三交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等”。由此可见，供销社在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消费流通的日常经济事务切入、参与生活，以情感共鸣激发说服基层民众认同统一战线身份，达到政治宣传目的的活动。

　　（二）形塑权威：以把关进行政权外显、秩序稳固

　　从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论断看，供销社作为传播渠道本身，本质上属于国家所规制、限制的流通制度，是一种基层统治规范的证明、一种群众路线下的国家治理行为。从政治性上考量，特殊时期对销售网络的控制，是基层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体现，是树立基层权威、明确社会秩序的必要行为。通过把关物资流通渠道、打破过往的商业经营习惯，国家以此强调基层群众国家政权统治者当前的方针策略，突出国家集体感与民族共同体存在感，在改善民生与政治要求的平衡状态下稳固基层治理。

　　宏观吕梁，在地理条件上属交通不便的晋西黄土高原山区；在自然条件上受生态环境脆弱阻碍；在战略意义上，属晋绥边区首府、陕甘宁边区门户与革命根据地腹心，为敌人斗争前线；在传播价值上，则是华北、华中、华南等革命根据地同党中央联系的唯一通道。根据地时期行政区划不稳定、流动性强且普遍物资缺乏，加以基层政权地方化、权力高度分散，都显示出构建中央政权力量支持下高度组织化的基层流通网络之必要。

　　由此，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供销合作社在晋绥、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各个抗日根据地快速发展，与公营、私营商业互补，共同组成当地商业。而供销社不仅完成经济职能，也具有统一战线的政治职能，调动了抗日根据地内各阶层人民、提高支援抗日战争积极性。据《吕梁乡镇志》（卷中），“革命战争年代，各级地方政府与部队在县城建立公营商业，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减轻根据地人民负担，摆脱日军和阎锡山对根据地经济封锁的困境······1937年，本县（临县）在城内盐店旧址办起临县第一个供销合作社——民生产销合作社”。

　　作为体制内的政府机构，当前，供销合作社同样体现共产党领导下机关组织的普遍性政治责任与义务。例如，要求全市供销社党员签订承诺书，在道德素养与爱岗教育上强调作为合格党员的担当。身为面向基层工作的代表，供销社个人言行可谓党之风貌“媒介”，将成为民众感知、感受党基层治理工作的传声器。同时与其他公务员岗位相同，在脱贫攻坚任务推进时期，供销社党员要求要结对帮扶贫困户，将中央对基层关怀精准传递、落到实处。

　　而在过往历史进程中，战争侵略与左翼突进时期政治性无法与公益性保持动态平衡，影响了基层民众正常生活，也曾引发对于供销社“国家代理人”与“农民代理人”属性的探讨。例如，吕梁临县白文镇，本有传统的集市文化用以商品交换。日伪统治时期，吕梁沦陷区商业受到摧残破坏，县民族商业倒闭，“日伪当局强迫广大居民集股，建立伪合作社”，以此倾销劣质高价日本产品，低价收购农副产品，进行经济掠夺。在1958年集市因灾关闭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中集市又被关闭，群众买卖农副产品，需到指定的当地供销社。”类似的，正如渠道已取代内容成为现代互联网立本基石，流量分发者掌控着受众及其指向的广告收益，字节跳动、腾讯与阿里等头部互联网企业间互相屏蔽异己链接的无硝烟战争，可见现代平台垄断经济下同行打击行为所展现出的相近渠道控制逻辑。

　　四

　　记忆符号：从实体到虚拟的

　　集体记忆演变记录者

　　美国学者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认为，“一个群体通过仪式塑造的共同记忆，并不仅是每一个群体成员的个人记忆相加的产物，更是属于这个群体自身的集体记忆。”可知，在历史背景影响下，个体通过团体活动参与、特定话语接触、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形塑出具体时代的集体记忆，而代际间集体记忆的演变，则反映出不同历史分期下的代沟、符号象征性指向更迭与社会权力关系之改变。

　　本段即尝试论述随社会经济与互联网技术发展，吕梁供销合作社实践形式产生的时代性制度化改变——传播空间与渠道节点由实体场域转向虚拟化数字存在，影响着基层农村群体特定的、共享的集体记忆，改变供销社作为传播载体符号所指向的象征性意义。

　　（一）实体空间记忆：亲密的人际传播场域

　　在物资缺乏的计划经济时代，求大于供的需求关系让权力天平自然地垂向卖方，供销合作社作为掌握基层农村供给、销售命脉的唯一消费渠道，体现出独特的卖方市场、人际网络时代特质。卖方如供销社经营者，因拥有日常所必需物资的经手权，以及宣传动员、情感说服的政治义务，在当地拥有一定话语权地位。另一方面，在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城市交往异化前，农村大部处于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熟人社会状态，淳朴去冷漠的人际交往习惯，更通过诸如奇闻异事的小圈子传播、意见领袖的组织带领，将供销社融入当地日常生活惯习，构建成为长期存续的农村文化情感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反映符号。

　　针对“供销社”关键词进行网络社区行为观察：至今，社交媒体平台中仍有用户经偶遇的图文资料、实物器具（如票证）提醒，唤醒自己在上世纪以供销合作社为代表的农村集体生活记忆（见下图4），或者说，“供销社”这一符号本身即是对人际传播下实体购物空间的一个代名词，刺激网民回溯过往热闹的、质朴的、鲜活的供销社印象，并合以文化乡愁、复古眷恋、与感昔童年的情感，对当时亲密的人际传播社会与传统的生活方式进行重温和记忆。

　　（二）虚拟化空间演化：基层权利关系的解构与重组

　　虽然烙印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缩影与标签，当前，供销社仍持续发挥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服务作用，并在新经济发展趋势下，探索寻找一种适应面广、兼容性强的制度模式。而凭借扎根农村、贴近群众特色；拥有完整的组织体系、遍布城乡的节点；具商品收购、经营经验等历史传统，供销社展现出发展电子商务的独特优势。本世纪，在计划经济体制解体与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传统供销社领导下的农村经济权力关系不断解构，信息冗余、消费主义的冲击催生供销社重组，向虚拟化空间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带来基层记忆的形塑再造。“供销社”这一记忆符号内涵指向的改变，使其本身成为时代发展、历史进程的记录与书写者。

　　近年来，供销社系统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现代物流手段，在提高三农数字化服务水平方面做出一系列积极探索，在农业合作主体、合作方式与参与形式上展现出较强灵活性、自主性，以此适应电商市场经济巨浪。如，吕梁市供销社电商化尝试肇始于2016年，合作知名企业如阿里、京东、苏宁等，下辖13个县(市、区)均建成县级电商服务中心，吸收千余基层供销社便民店改造为电商终端体验店。于2017年成立的吕梁市电子商务运营中心，月均销售额超200万元；汾阳市供销社“新贵网超”电子商务平台月销售收入达40万；临县特产青塘粽子通过电商平台，远销全国乃至日本等海外地区等。

　　对电商业务的尝试，在本质上是供销社因传统流通渠道受限，对进入市场新入口的探索。例如，市社直属企业运营的电商体验店吕梁特产馆，实行“线上+线下”的农业一体化经营方式。某沙棘汁企业，则采用“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社）”运作模式，“每年以收购协议的方式向农民收购沙棘、雪梨、红枣10000吨以上”，解决当地分散、独立农民的生存问题，产品成功畅销至600余公里外的北京校园（见下图5）。在地方电商扶贫工作帮扶下，吕梁市供销合作社让农副产品通过以往难以想象的产销渠道，来到了我国按现代合作社原则组织起来的、最早的消费合作社发源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消费公社），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中的美感巧合，体现吕梁供销社数字化扶贫工作成就，再现供销社之时代价值。

　　同时，电商网络布局，为吕梁带来的是“供”“销”两个层面的流通消费习惯的彻底改造。前者打造“供货港”，连接城乡商品流通供应链，促进工业品下乡，解决农民买难买贵问题。后者建立“供销社电商平台”，为农业发展提供农产品网络营销服务。也可见，居民对于供销社记忆逐渐从实体转型为对虚拟空间的利用者。传统的线下物资经手权削弱后，供销社通过数字媒体掌握、重组新的数字流通资源分配权力，当地逐渐建立起的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站网络、立体化农村电商格局，打破了过往人际传播的小世界格局，以电子化的媒介操作赋予更加强势广阔的产销带动力量，并与传统实体供销社产生鲜明对比，形塑基层对供销社的新想象，以账号、平台、曝光、物流等取代排队、票证、柜台等符号化形象，以数字化空间内的象征互动投射时代变迁。

　　五

　　总 结

　　美国经济学家雷格那·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认为，贫穷原因可归咎于对投资引诱小（即资本需求弱）或储蓄能力低（即资本供给差）的资本问题。在社会视互联网为一种新宗教信仰般全知全能的时代，掌握渠道与流量以直接控制网民青睐，似乎才是当前经济发展、产品流通的重点难题。而无论在过往历史抑或当前，供销合作社体系已经，且仍将持续发挥着三农流通的重要渠道功能，成为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谋生的重要社会力量。

　　直击基层消费领域“灵魂角色”，本文探究在媒介化视角下，山西省吕梁地区供销合作社作为勾连城市与乡村的平台，缔造城乡间正向与逆向、横向与纵向流动的信息资源交互空间作用；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需要，所发挥的政治宣传、社会巩固与统合的平台作用；作为在历史变迁中存续的实体“博物馆”，在不同阶段的实践演化中成为记录、书写几代人集体记忆的符号载体作用。总体上，除基本的经济职能外，供销社作为媒介性质组织，以流动性、政治性与象征性，展现出于历史进程中诞生的文化职能与政治职能，在新时代征程中以积极接入新电商业态、纵横流动深入乡野都市、书写记录珍贵史实记忆的实绩，“翻身”自证基层农村隽永价值。

　　而另一方面，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中，提出有“农业革命骗局”的论断，即认为农业经济发展虽然在客观上提高单位田地养育人口的能力，但所增加的大量人口挑战了地球容载量，并对和谐生态具负面影响。这令我们反思，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否是人类社会、农村社会的必然答案？通过供销社将农村拉入现代化空间，打通互联的渠道，是否无法避免农村丧失传统而独特的意义交换方式（如方言、民俗），浸入消费主义和工业文明同质化狂潮？如何在改善边缘基层民生的同时，有机地发挥媒介化功能，留存当地先辈智慧结晶，是各供销社在发展过程中值得反思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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