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靖：丰收不易，“两个世界”的粮食安全鸿沟

　　导语

　　时值农民丰收节，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胡靖老师应邀撰写此文，犀利地批判了全球不平等的粮食安全和“两个世界”景象。

　　在粮食全球性生产充足的情况下，2020年，包括欧洲、北美、大洋洲在内的第一世界的人均谷物产量达到914.7公斤/人，而包括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在内的第三世界的人均谷物产量只有299公斤/人，前者远超400公斤/人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是第三世界人均谷物产量的三倍，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一世界的农业模式更加先进，事实上第三世界的土地亩产还要略好于第一世界。

　　造成全球粮食性危机的根本因素是粮食分配和占有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源于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更是应该归咎于资本主导的粮食全供应链，当第三世界（除去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边缘状态时，在第一世界国家内部也存在着较高的家庭粮食不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科学技术的解决范畴，而需要在制度结构中寻找出路。为此胡靖老师提炼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经验，总结了一套新自由主义不看好的农业“保守政策”。

　　这套“保守政策”意味着更多的国家干预和政策资源保障，实践告诉我们，西方话语体系下“好看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并没有为第三世界的穷人带来温饱和安稳，反而便利了中心对边缘的资源攫取，富裕群体对贫穷群体的支配和侵占。要深刻意识到粮食安全得之不易、守之更难，为此更需要珍惜我国当前的农业发展成果，在一众浮华声音中，坚守底线、保护底层，提升粮食安全的战略地位。

　　2022 / 9 / 23

　　作者｜胡靖，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广东省乡村振兴智库专家，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农地制度、集体经济、粮食安全等问题。

　　责编｜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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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饥饿经历、饥荒体验的现代都市居民一般很难理解9月23日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意义，这是因为他们对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品早已习以为常。食品价格的波动对于恩格尔系数【编者注：恩格尔系数指食物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恩格尔系数较高，表明这个家庭收入较低。】低于30%的大多数居民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引发恐慌。

　　但是，放眼全球，从资源、生产、流通、储备到消费的粮食全供应链掺杂了太多的地缘政治、战争、气候、物种、关税等因素，其中形势波谲云诡，粮食安全问题非常不容乐观。一旦一个国家发生食品短缺，就可能类似八级地震降临，彻底扫荡该国的经济和社会。

　　一、粮食安全的“两个世界”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数据，在2020年，人类居住的这个小小星球，有207亿亩耕地，77亿人口，30亿吨谷物产量，人均谷物量占有量是392公斤/人。谷物的总量与人均占有量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够吃。但是谷物实际的分配、占有却十分不均匀、不公平。这才是根本性的粮食安全问题。有的国家吃不完，有的国家不够吃；有的国家高枕无忧、可以天天醉生梦死；有的国家却朝不保夕、饿殍遍野。

　　由此，在这个小小寰球，粮食安全也客观上分为了两个世界：

　　第一世界就是欧洲、北美、大洋洲，是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崛起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三世界则还是原来的“第三世界”，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原住民”国家。

　　原来的“第二世界”呢？原来的“第二世界”是以欧洲为主，兼有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现在已经基本融入美国主导的第一世界的阵营。由此形成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在人口、资源、谷物产量的对垒。见下图。

全球粮食安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对比

图片来源：FAO、FEDS数据库

　　第一世界包括三个大洲，人口基本上是白人（统计上日本、韩国、新加坡列入亚洲统计范围），2020年人均谷物产量达到914.7公斤/人，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消费水平，远远超越了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第一世界的人口数量合计起来不到11.53亿，只占全球人口的15%，还不及亚洲的中国、印度一个国家的体量。但第一世界同时占有了38.5%的国土面积，39.4%的耕地面积，和35%的谷物产量。第一世界同时又是经济发达地区，其中各个国家的人均GDP一般超过了3万美元，共同占有了全球43.57%的GDP。因此，从产量与购买力看，第一世界一直都是全球粮食安全水平最高的地区。然而，即便在富裕国家，社会不平等也使得8-20%的人口遭遇饥饿和营养不良[1]。

　　与富足的第一世界对应的是第三世界的营养不良、饥饿、饥荒。第三世界包括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人口总量达到64.8亿人，占全球人口的85%。但是人均谷物产量只有299公斤/人，相较基本的营养性安全标准360公斤/人还要少60公斤。因此在第三世界存在大量的饥饿人口、营养不良人口。

　　当然，在第三世界，谷物的分配和占有在国与国之间、国家内部也非常不均匀。比如同为人口超级大国，2020年中国的人均谷物产量达到434公斤/人，但是印度只有247公斤/人。中国在1949年建国以后，主要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劳动积累和“独立自主”的技术创新政策，成功解决了粮食安全的难题，实现了“把饭碗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的国家目标，从而在发展中国家脱颖而出，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的示范和贡献。

　　如果剥离中国因素，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均谷物产量只有262.4公斤/人。在剥离了中国的第三世界的50.69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65.8%）中，由于收入分配的金字塔结构，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即25亿人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边缘状态。在非洲、南亚和部分南美洲的一些最贫困国家，如布隆迪、刚果、索马里、莫桑比克等，实际情况可能比FAO和联合国粮食计划署(UN World Food Programme)公布的还要严峻，实际的饥饿人口总量可能超过10亿。

　　2022年5月4日，FAO等相关机构发布了一份权威报告，报告指出：“全球遭遇严重粮食短缺的人数已经连年上升，今年比去年还增加了4000万人，有近1.93亿人面临着饥荒。”

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谷物占有的分化

图片来源：FAO、FEDS数据库

　　二、资本导向的粮食贸易

　　但是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并不存在土地资源、谷物产量自动熨平的机会。

　　首先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源在国家之间是“没有多余的”，是不能交易的。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乌克兰、澳大尼亚这些资源禀赋特别优越的国家，不可能因为土地资源富足就出售耕地以换取贸易利益。因此这些第一世界国家将长久享有土地资源带来的优势和福利。

　　粮食，作为一种商品是可以交易的，但是谷物的交易有苛刻的条件和特殊的规律。首先是价格，价格不可能低到惠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联合国最穷国家排行榜上的饥民，在国内无法负担粮食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同样无法负担粮食价格。贫穷会阻断、隔断粮食贸易。全球四大粮商，控制了粮食贸易的80%以上，不会因为第三世界国家饥荒的蔓延，就放弃赚钱的机会，或者改变资本的方向。这种情况会导致全球粮食安全两个世界格局的长期固化。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进口谷物，但主要是保障国内有购买力的富人阶层的食品多样性需求，而不是为了施舍底层的穷人。

　　2020年，全球谷物出口总量为5.1亿吨，其中作为主粮的小麦的主要进口国基本上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埃及、土耳其、印度尼西亚、伊朗、孟加拉、菲律宾等，中国也进口了数百万吨的高筋小麦。但大多数最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无法负担被跨国公司控制的谷物的国际价格，它们基本没有什么外汇储备，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依靠国际贸易解决粮食供给问题。

　　全球小麦、玉米、稻谷、大豆等粮食的生产与出口，完全是资本主导、利润主导。这是一个根本性、原则性问题。美国是第一谷物出口大国，其谷物除了直接加工成为食品，还有30%左右的玉米、大豆转化为生物燃料。也就是说，如果全球石油价格继续上涨，美国的农业政策就可能被能源政策主导，越来越多的玉米、大豆会成为生物能源的原料。但如果粮食价格下跌，生产过剩，美国就可能扩大休耕面积。宁可土地资源闲置，也不会扩大谷物生产规模，更不可能以极低价销售到第三世界的饥荒地区。资本主义农业的这个逻辑，和1929年经济危机时农场主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一样，没有区别。

　　三、保守政策守卫粮食安全底线

　　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安全不能指望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国家。由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就需要划定耕地“红线”和粮食生产的底线，提高自给率。在理论与政策上，必须把谷物生产提高到保障国家安全、区域安全的高度上来，警惕“比较优势”理论的误读及其带来的极端农业专业化、规模化趋势；同时还要建设重要的水利等基础设施，实施必要的谷物关税保护政策和保护价收购政策。这种无视“比较优势”和WTO自由贸易规则的政策，从新自由主义角度上来说确实“不好看”，非常容易被诟病为“保守政策”，但这才是解决粮食安全之道。

　　中国粮食安全的成功是“把饭碗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这对于其他第三世界中国家，其实也应如此。这是因为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粮食安全是不能交易、不能搬迁的。就好比修建一条高速公路，平原地区有“比较优势”，一公里只需要1000万美元。但是在山区，可能就需要3000万美元。不能因为是山区成本高，缺乏“比较优势”，就放弃在山区修建高速公路。

　　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资源和谷物生产已经被资本控制，这就使得粮食生产这种逆资本行为变得非常困难、非常艰难。这正是发展中国家的困境。首先政府容易急功近利，拒绝增加粮食生产的财政支持和补贴。其次，农场主、小农户和佃农都愿意生产市场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如棉花、蔬菜、水果、咖啡豆等，而不愿意生产低附加值的水稻、小麦、玉米等谷物。

　　由此粮食生产，就演变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囚徒困境”，粮食生产难以实现增长。而且在这些被资本深度控制的国家，甚至粮食安全的概念都可能不存在。有钱人自然可以购买到各种粮食制品，而穷人吃不起饭，则是因为自己太穷、咎由自取。其中，印度是一个典型。在印度，一方面饥饿人口数以亿计，谷物安全缺口在2亿吨以上，但同时政府为了赚取外汇，还大量出口稻谷、小麦。2021年印度的大米出口全球第一，达到2140万吨。

　　所以，在目前全球粮食安全“两个世界”严峻、复杂的格局中，就不难理解9月23日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背景和重要意义。它本质上是对谷物生产（而不是经济作物）的鼓励和庆贺，是对资本的否定、驾驭和超越，其中还包含了中国成功实现粮食安全的最重要、最丰富的路径与经验。

　　2022年9月18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