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起：周家庄模式具有普及价值——周家庄回来有话说（七）

　　【作者按】对于周家庄，我是早就仰慕的，因为听过它们太多的事迹，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见学。巧的是，两年前的一次聚会，见到了晋州市人大副主任冯寸改同志、晋州市营里乡党委书记曹志涛同志，而曹志涛同志原来就任周家庄乡人民政府乡长。这样，今年的五一假期，我的见学心愿得以实现。

　　实打实地说，实地的见学，于我往日的耳闻而言，还是给予了心理上的不小震撼。因由，我梳理成文，分则以飨诸君。

　　（七）周家庄模式具有普及价值

　　让中国人民共同富裕，是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国家战略。

　　毋庸讳言，我们的人民还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相反，我们的贫富差距还在逐渐拉大。“三农”问题积重深植，尽管国家不断投入大量资金，但收效并不尽如人意，不少地方更是微乎其微。

　　那么，出路在哪里？我在周家庄见学的感悟是，“周家庄模式是金光大道，具有普及价值”。

　　这样的结论，不是理论的推导，而是周家庄实践的结项：他们实现了共同富裕，实现了乡村振兴。因此，周家庄模式无可置疑的，就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具有着普及的价值。

　　那么，周家庄模式的核心是什么呢？是“社、队所有，两级管理，全社（乡）统一核算。”

　　这一模式的可行性在于，它在国家行政级划的适当节点上集中了力量，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改变了社会组合方式。因此，它形成了最佳的生产力组合，发挥出了分田单干私有制体制永远无法达到聚合效力。

　　周家庄证明，以公社（乡）这一级作为集体的节点是恰当的。

　　一是它有一定的地幅。在这个地幅内，可以适度规划种植业、养殖业，规划工厂、企业和商业，规划文体、卫生等民生项目。这样的规划，以村为集体单位是完不成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如以县为单位规划，就又显地域过大，不方便，不适用，不具有惠及性，而且资金财力也难以支撑。

　　二是它有一定的劳动力规模。要共同富裕，就要首先创造足够的财富。而要创造足够的财富，就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可以分做农业、工业、企业、商业、文体卫生事业，这样的劳动力需求，显然以村为集体单位是不行的 。

　　三是它有利于积累形成公共集体财富。用于适度调整各队（村）和企事业单位资金需求，进行投资扩大再生产，兴修水利，改造农田，绿化美化环境，建设、改造和优化民生所需的设施设备等。

　　四是它有利于公共财力的调配使用。周家庄全社统一核算，便于掌握主动权，促进生产力发展；便于掌握生产成本，易于指导生产过程的开源节流；便于整体协调，使资金用于刚需，方便快捷，发挥财力。

　　这四个基本的方面，我在周家庄做过反问：“如果周家庄不是以公社（乡）、生产队所有，两级管理，全社统一核算，会有这样的奇迹吗？”我联想我的家乡，联想我见过的其他乡村，我肯定地答道：是绝对不会有的。事实不是这样吗？

　　想到这个答案，我由衷地对周家庄老书记雷金河投去敬佩的眼光，同时也想到了毛主席的话，“人民公社好”。

　　中国几千年，人类几千年，都已证明了私有制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共产党要让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唯一的道路，就是走集体所有制的道路。尤其现代条件下，私有制体制，会使财富加速向少数能人手里聚集，相伴而生的就是社会贫富的加速分化，这与共产党的共同致富是相左的。

　　纵观历史，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创造了郡县制，延续了几千年。共产党的创造，恰恰在于人民公社。共产党的优势，在于组织起了农民。而分田单干私有化，正是丢掉了这个优势。换一个角度想，丢掉了这个优势，共产党在农村的领导就又回到了原点。

　　在实质上看，分田单干私有，无疑是抽调了共产党在端末的抓手，等于为自己挖了坑，将会面临着风起沙扬的无奈，尤其是当遇到重大灾害或战争时。

　　从社会看，分田单干私有，又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此催生了人人谋先富的取利社风。这就是都想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都想先富起来。这样，无论是党和政府的干部，还是社会人员，都去想方设法获取更多的利益。政府官员为谋取私利，会利用手中的权利索贿受贿。社会人员为谋取更大利益，则会诱贿行贿，最终就会导致形成贪腐的社会风气。现在就是这样的常态，所以，老百姓认为反腐只能是割韭菜，因为腐败有不断生长的条件。

　　而我看到的周家庄的体制，“国家、集体、个人三头一本账”，70年的坚持，形成了良好的社风，“没出一个错，没坏一个人”。他们依靠党，依靠国家，依靠集体，心里装着国家，心里装着集体，心里装着他人，形成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人文情怀。

　　各位读君，对于周家庄，我本是还有话说的，例如他们的乡村振兴、文化建设、精神养育等，但精力不及，只能与大家做上述分享。不妥之处，请你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