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但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滞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并不能直接转为城市户口，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群体。如今，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1960年代末出生，1980年代中期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群体）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他们的养老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农民工在现有养老金制度中的困境
要分析如何解决目前农民工在现有养老金制度中的困境，首先须要对我国养老金制度做一个大致了解。
新中国成立之初，适应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在城市建立了由企业负责缴费的现收现付的城镇职工退休制度，在农村建立了适应人民公社体制的传统家庭养老制度和无子女的“五保户”制度。
从1991年起，我国对传统体制下的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改革。在改革初期，为了配合城市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多种所有制企业涌现的需要，建立了以地方政府为责任主体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了适应农村中以家庭为中心的经营方式变革的需要，建立了由地方政府承担责任的农村“低保”制度（部分承担着养老功能）。
进入21世纪，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养老金制度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国家开始构建包括公共养老金、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在内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其中，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组成，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组成，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由个人主导，凡是参加了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人，都可以自愿缴费参加。
在目前中国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中，农民工面临的困境在于：第二支柱企业年金是由雇主主导的，目前主要覆盖的是大企业和国企职工，绝大部分农民工不可能参加企业年金制度。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农民工可以自主参加，但是，该制度目前主要对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群体有一定吸引力，而农民工绝大部分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特别是对那些已经接近退休年龄的农民工来说，第三支柱更是远水不解近渴。
再来看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农民工进城务工，本应该加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但是：一是，农民工的流动性高，可能经常更换打工城市，虽然有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制度却因为程序仍然较为复杂影响了其参保积极性；二是，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不高，很多农民工务工灵活，甚至没有固定的单位（比如，网约车司机可能在多个平台接单）、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多数时候他们没有缴纳社保的依托单位。而如果农民工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又面临缴费过高（缴费比例为个人工资的20％）的困境。因此，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仍然是在户籍所在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但参保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保费缴纳和退休后的待遇两方面大不相同。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一个“目标替代型”制度，即通过用人单位与职工个人双方多年的缴费，个人在退休时获得的养老金相当于在职时工资的一定百分比，一般来讲，如果要保障城镇职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下降，替代率要达到60％。也因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了实现目标替代率，在运行模式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强制参保”，社会保险法要求用人单位为每个员工参保，并且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缴费；二是“差别待遇”，即缴费年限不同、缴费基数不同，退休时待遇不同，制度鼓励“长缴多得、多缴多得”。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则主要覆盖农村居民和城镇非就业群体。它是一个“补贴主导型”制度，无论在缴费端还是待遇端，政府财政补贴都在发挥重要作用。该制度也有两个特点。一是“自愿参保”，政府不强制要求城乡居民必须参保，并且，参保者可以自主选择政府提供的缴费标准按年缴费。目前，大多数参保者是按照每年200元的最低标准缴费，通过缴费，建立了制度中的个人账户。二是“政府补贴”，在缴费端，地方政府按照参保者的缴费水平给与财政补贴，多缴多补。在待遇端，分为政府补贴和个人账户积累额两个部分。政府补贴中的中央财政补贴主要面向全国统一标准的基础养老金，凡符合退休标准者，目前每人每月可以得到98元养老金；政府补贴中的地方财政补贴则因各地区财政能力不同差异很大，北京、上海补贴较高。另外，个人账户积累额，按除以139来按月发放。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因为前期缴费显著低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也显著低于后者，参保后者的退休金全国平均水平接近每月3000元。
解决农民工养老问题需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创新
关于如何解决农民工的养老问题，理论界和政府相关部门曾有过多次探讨，包括是不是能单独为农民工建立一个特殊的制度。但是，这些探讨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落实。我认为，当前，还是应该在现有制度上想办法，通过对现有制度的创新，解决农民工的养老问题。
我们需要解决的是，第一代农民工马上面临的养老问题，以及如何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帮助第二代农民工（1980年代出生，21世纪初开始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加快积累养老金的问题。希望进城务工的第三代（2005年左右出生，刚刚进入劳动力队伍），可以与城镇青年一样，直接加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问题，需要通过提高第一支柱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水平来解决。目前，城居保退休待遇水平每月只有200元左右，其中80％左右是政府补贴，绝大部分地区的待遇水平远低于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因此，应该尽快提高财政补贴标准。
从现实看，鉴于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地方政府财力差异很大，很多地方政府有心也无力。并且，要求地方政府为多年在外打工、年老返乡的农民工承担更多的养老金也于理不通。因此，除了个别发达地区，中央政府应当承担起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责任，办法是提高城居保中央财政补贴标准。标准的提高可以有两个标杆：一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目前全国农村低保平均为每人每月582元；二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2022年为每月1300多元。
我认为，可以参考过去18年每年提高城职保待遇水平的办法，每年逐步提高城居保待遇水平，通过几年时间达到政策预定标准。如果以每年每人月待遇标准提高100元的速度，通过3年时间就可以使城居保待遇达到目前城乡居民低保水平。假定领取城居保的3亿人数不变，则中央财政每人每年需要增加补贴1200元，3亿城居保待遇领取者每年共需增加财政补贴3600亿。此外，由于补贴的是低收入群体，其边际消费率高于高收入群体，也有助于落实国家促进国内消费的发展战略。
对于第二代农民工，就不能仅依靠提高城居保补贴的办法来解决，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化，退休人口将快速增长，仅靠财政补贴是难以持续的。应当在现有养老金制度上进行创新。
第二代农民工中有大量灵活就业者，特别是平台就业者。让平台就业者加入城职保存在很多难点：一方面是城职保需要雇主缴纳当地平均工资的16％，而平台就业者的雇主很难确定；另一方面，平台就业者个人要缴纳当地平均工资的8％，平台就业者收入不稳定，不愿意缴纳。并且，大多数平台就业者已经参加了城居保，制度上不允许个人重复参保，他们还年轻，也不愿意在养老金方面做更多的投入。
但第二代农民工还有积累养老金的时间，所以，我认为，应当利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新出台之际，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创新。
以快递小哥为例，平台通过网络和大数据，可以清楚地掌握每一位骑手的工作量和收入。按照当前政策，快递小哥很难有兴趣参加第三支柱并投入真金白银，但是，如果平台企业甚至当地政府可以在快递小哥投入的基础上予以配套，则对他们积极积累有很大推动力。简单设想一下，如骑手每天投入10元，平台配套5元（骑手在多平台注册，可以按照接单量而分别承担），当地政府同时配套5元，则一个月就有可能在其第三支柱个人账户中存入500元。每年6000元，存20年，按照年化收益率4％计算，退休时个人养老金账户将有约18万元，其中30％是投资收益。再加上城居保的待遇，第二代农民工可以有比第一代农民工好得多的养老金待遇。由于个人养老金账户是唯一的、可携带，不受就业地限制，参与者还可以随时、清晰地看到积累和收益情况，所以，如果有平台和当地政府的配套补助，对平台就业者的吸引力是很大的。平台经济多在经济发达地区发展，地方政府也有能力给与补贴。
如果要求平台企业帮助快递小哥加入城职保，不仅有执行中的难度，而且企业和个人都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配套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快递小哥服务于当地居民，地方政府为之配套缴费也是应当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
发于2023.7.31总第110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多措并举 解决农民工养老问题
作者：董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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