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产业发展不是一件容易事

　　无论是精准扶贫时期，还是乡村振兴时期，发展产业往往都备受关注。一个成功的产业，总在想象中被赋予了诸多功能期待：既能盘活村庄资源，增加村集体经济，还能带动村民致富，村民增收的同时吸引人才回流，从而打破村庄空心化、老龄化的死结。

　　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要么是产业快速地兴起又衰亡，徒留下一片令人唏嘘的荒草地，要么是产业的发展沦为资本游戏，一方面大量投入以补贴的方式被精英攥取，另一方面又很难与村庄、村民产生实在的、正面的利益链接。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农村产业发展困境到底在哪，以及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

　　八月中旬，笔者和同学共同前往一个中西部山区村展开了为期20天的调研，调研期间，该村正如火如荼地谋划以茶叶作为村庄产业发展的重心，并使之成为了整个乡镇产业发展的规划重心，一位挂村干部表示，与茶相关的项目可以说已经进入了本地乡村振兴项目审批中的“红名单”，与之挂钩的项目往往更容易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和立项支持。而在此之前，本地还曾以橙子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产业积极推进，虽然现在B村和J村共有400亩左右的橙子，但干部和村民们却并不认为这算一次成功的产业发展。

　　无论是“不太成功”的橙子，还是“欣欣向荣”的茶叶产业，笔者都在里面看到了希望和隐忧，在这里，我们以J村与B村发展了5年之久的橙子的故事，以及穿插一些对现阶段茶产业的观察，来深入探讨村庄产业发展的过程、困境及其背后应当反思的相关问题。

　　核心农民：“我总跟别人说，我是被书记忽悠回来的。”

　　在乡村发展产业，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而前提是还需解决“人才的问题”。前者立足于对乡村振兴的地方性理解，即乡村振兴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乡村以及吸引人口回流，其中关键在于通过产业振兴来为人口回流提供条件。而后者则是基于对产业发展主体问题的思考，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已然认识到，完全由村集体或地方政府主导甚至经营产业很难获得成功，更重要的在于激活地方社会活力，形成“政府支持-村庄引导-大户带头-小户模仿”的良性互动循环。其中，在产业发展初期，政府支持和村庄引导这些外在性条件并不难满足，更重要要解决的初始一环，在于如何发现大户、吸引大户甚至培养大户。

　　在J村的橙子基地初见古老板时，满头大汗的他刚从地里回来，听说我们想了解各位橙子老板的回乡经历，他打趣说道：“我总跟别人说，我是被书记忽悠回来的。”如真要追根溯源，J村里几乎所有老板，包括种粮大户、橙子老板等，以及现在的好几位村干部成员，都是由2015年回村的能人书记药书记给找回来的。在回来种植橙子之前，古老板和卫老板两人一个在广州做销售、一个在浙江开木盒加工的小作坊，药书记以“返乡致富能人”来称呼这两位老板，极力地劝说他们回来种植橙子。

　　在B村和J村，我们访谈了五位以“创业”为目标的返乡群体，发现他们具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并在古老板和卫老板的经历里得到了印证：

　　第一，他们与城市的关系若即若离，打拼多年仍感流浪。丈夫在外务工或做小本买卖，妻儿在县城生活，父母在村庄务农务工，是本地普通家庭最为一般性的配置。这些在外奋斗的老板们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但又通过早年的积累习得一定的技术和创业经验。作为在大城市打拼的外地人，他们既要忍受与家庭分离的苦恼，还有忍受外地人身份带来的种种不便（如频繁的检查、关系网的重建与维护、被本地老板抱团挤压等等）。“在外面很烦的”，卫老板摆摆手，不愿再提此前作为外地人的边缘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寻求产业发展机会的村庄与寻找返乡生产生活可能性的这一群体形成了匹配，村庄兜住了这部分很难真正在大城市扎根、但又拥有了一定城市化能力的群体的经济价值和生活意义。

　　第二，从城市里的打工者到回村当老板，身份有所转变，但创业门槛并不高，心态仍是偏小农的。去年在浙江，笔者见识到了当地独特的“人人想做老板”的企业家精神，在这样一个中西部山区村里，无论是年纪不大但已浸润社会多年的20岁小青年、还是这些30～40岁的中青年群体，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也都怀揣着自己当老板的心愿。

　　虽然都是想做老板，但浙江与本地却存在着巨大差异，如果将浙江那种想通过创业一鸣惊人、挣大钱的老板心态总结为发展型老板，本地这种希望通过创业改善自身生活处境、提高生活水平的老板心态更像一种维持型老板，很多老板跟我们表示：“做老板就是为了比打工的更强一点”。大部分老板在回乡之前只是城市里普通的打工者或者小生产者，如销售、加工厂外包、开小装修公司等，回到村庄了，他们自身的劳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他们既要从事经营、还要从事生产。于是，通过外出务工方式获得了原始资源，有点钱但不多，以经营者的心态回到农村发展产业，有点风险意识但本质上是风险厌恶和小农理性的，构成了这些老板们最突出的两个群体特征。

　　事实上，正是这样一批社会位置处在中等偏下的人才是最容易被动员回乡，并真正激发其内在干事创业动力的群体，他们在城市中等偏下、在村庄里中等偏上，这样的中间位置与中西部村庄目前所能提供的发展空间是相匹配的。

　　通过20天对村庄的观察和村庄命运的理解，笔者与同学感受到，这一批人的存在与一个村庄未来发展走向是高度相关的，我们将该中间群体总结概括为村庄发展的“核心农民”。关于核心农民的思考，值得笔者再写一篇更为详细的总结，在这里先粗浅谈论一下核心农民对仍具有一定发展动力和发展潜力的村庄到底意味着什么：核心农民作为村庄产业发展圈层中心，在村庄产业发展过程中有很强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跳一跳就能够得着”，他们的成功既能充实村庄，也能改变普通村民们对村庄的预期。而如若核心农民在乡村振兴中被消耗，乃至走向彻底失败的话，“返乡就被套牢”，对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则是极大的摧毁。

　　困难链条：“从生产到销售再到生产，关关难过关关过。”

　　有了人，也有外部的关注与支持，似乎一切条件都准备好，只差一把东风就能上青云了，但等待好风的过程却是艰难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目前的中西部山区村受限于耕地与生态保护，土地审批已正在逐步收紧，在村庄中新发展小加工业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在此条件下，农业里做文章成为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

　　而农业产业发展中，风险最高且最大的困难，便在于生产环节与销售环节，橙子也未能幸免于这一普遍规律。具体而言，除去农业需要“靠天吃饭”的底层特征，橙子大户们还面临着一个“困难链条”：

　　第一，混乱的生产秩序与尚未确立的分级市场。不同于种粮，经济作物尤其是水果，对生产环节的技术与管理要求水平极高，橙子也是这么一个娇贵的作物：怕冷怕热，怕旱怕水。开春时便需要清园，如若清园没清好，一年的病虫害都会特别多，从三月开始发春梢后，修枝、疏花、疏果、打药、施肥、采摘等等，一直要忙碌到年底才算为止。在这一过程中，小小的疏忽可能都会带来果子品质大打折扣。以太阳果为例，夏季高温太阳直射时候，有些果子还未成熟便被太阳晒出了黄斑，这时候需要及时地给果子贴上黄条，看还能不能挽救回来，如若不做任何处理，被晒伤的果子便百分之百会成为太阳果——晒黄的一块在果子成熟后会干瘪没有水分，而贴条后也无法改善的果子需要及时剪掉，防止果子成熟金黄后难以跟正常果子区分开来。

　　经过五年的发展，目前在本地已经形成了“一个几千亩的超大户+数位几十到百亩规模的中大户+很多几分几亩面积的超小户”的生产格局，不同规模的种植主体间管理水平存在巨大差异，这就使得流入市场的果子品质也同样存在巨大差异，其中最受影响的便是这一批中等规模的种植大户：一方面，虽然依托精细管理和成本投入，他们种植果子的质量已经达到了精品果的水平，但他们的产量却尚不足以支撑他们顺利对接全国的高端市场。另一方面，本地精品水果的消费能力非常有限，并受到同期投入更小、管理更加粗放的超小户的冲击，这些老板们便处在了尴尬的中间位置。就像古老板抱怨的，“别人的果子小点、口感差点，但人家只卖3块5块，你20块品质的果子也卖不上20块钱的价。”

　　这就使得整个生产秩序容易陷入无序发展之中：一方面本地的种植规模尚不足以支撑一个成熟的分级市场形成，“种的好但不一定卖的好”成为了笼罩在种植大户们心上的一朵乌云。另一方面，来自散户的价格竞争与品质不一又极大地限制了中间大户的生产效益，并可能因为中间大户的失败使得“大户示范+小户模仿”的互动链条崩溃。

　　第二，逐渐激烈的土地保护与土地争夺限制了大户们扩大生产规模的空间。面对短时间内难以达到分级市场和统一种植标准的现实情况，对中间大户们来说，具有可行性的方式之一便是通过扩大规模，使自己拥有独立与大市场谈判的资本。古老板认为，一个橙子大户最合适的规模在100亩左右。在他的规划里，一亩地能种90棵树，1000多棵初入丰产期的果树能达1.5到到3万斤左右产量，那么100亩果园至少能达到20万斤左右的产量，彼时他就有了和外地档口独立谈判的能力，不再如现在这般陷入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局地。

　　然而这在土地管理越来越严格的村庄里，面临着现实的困难和风险：一是对耕地的保护，为橙子产业发展的未来埋上了不确定的种子。古老板2019年种上橙子的土地性质属于一般耕地，原本必须将其调整为果园并新增一块耕地来保持占补平衡，但因为当时当地土地管理尚不规范和严格，便也顺利地开沟、整地和种植。事实上面对这样的情况，即便是乡镇干部也很难对以后是否能继续种植给出一个肯定确切的答复。二是在农田保护和生态保护的红线下，农村可用于发展产业的土地空间本身也在不断缩小，本村的种粮大户、林场都与橙子种植户处在竞争和牵制关系中。不过本地历史以来自发形成了特殊的土地流转方式——确权不确地、村小组有很强地调整土地的能力、集体的土地观念，使得即将到来的土地二轮延包在本地农户中暂未掀起波澜（这在其他地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我们暑期在北京平谷区对大桃产业的调研发现，暂不明朗的土地延包政策限制了当地大户扩大规模的信心）。

　　第三，产业发展重心转移后外部支持力度骤减。该品种橙子从果苗到挂果再到进入丰产，大概需要3～5年的时间，因此在产业发展成熟期到来之前，能否得到村、乡镇在生产秩序引导、土地使用上的支持和相应基础设施配套便非常重要。然而自2020年地方政府对橙子的关注度下降，至2022年茶叶成为整个村与乡镇、甚至全县的产业发展重心后，是否继续对橙子予以关注和投入成为了村庄自己的事。

　　不能否认，一个产业真正地循环运转起来，主体责任必然是需要不断下交，最后落在真正的市场经营者身上。但与此同时，随着乡村资源空间逐渐被规范、控制、保护、甚至被争夺，许多条件的要求也已然超过了经营者个体能力范围，至少需要以村庄甚至乡镇一级的能量去横向、纵向协调。以大户想要扩大规模的愿望为例，在耕地受到保护的情况下，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了山地，然而动用山地资源便需要和国有林场打交道。与橙子找不到地的情况形成对比的是，在2023年8月，茶产业以三村联营的方式再次流转了2000亩山地，J村茶叶种植总面积在短短几年内达到了3200亩。资源诅咒：“得到的越多却未必发展的越好。”

　　橙子成为地方意图推广的产业的过程，与茶叶成为新晋重点产业的过程是相似的：本地都出现了一位已经形成较大规模的私人老板，并产生了值得引起关注的效益，因此，它们在最初设计上都是很理想甚至较为理性的选择：本地有超大户的示范效应，希望发挥超大户们在技术示范、材料供给、产品收购上的近邻作用；从经济价值来看，都选了较高附加值的农作物，有产生效益的良好预期；经过调研认为存在相应的市场空白，有作出本地后发特色的空间。地方政府通过调研考察将其选择为推广产业，以政府补贴、项目投入、私人老板配合引导、村集体主导推动的方式以较快速度在村庄落地。

　　橙子在2018年成为产业扶贫重点，与此同时，B村开始发展橙子产业，J村则在2019年才开始推动橙子的种植。这一年的时间差，使得两个村的种植户在政策支持的方式和力度上都有所差异，更早发展的B村不仅获得了1500元/亩的种植补贴，还获得了免费的苗木，而后发的J村则没有享受到这些优惠，但令笔者惊讶的是，发展了4年后，反倒是J村正在艰难但又逐渐形成内在种植秩序，而B村则陷入了发展困境。

　　在B村，一方面，因为高额的补贴与免费的苗木，种植者几乎只需要投入一块田和较少的精力，便能必然保证获得收益，这使得B村的散户尤其的多，很多人拿出几分一亩的地种着。另一方面，既然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也能至少获得补贴，很多种植者将原本需要精心照料的橙子直接当作水稻去种，收获的果子就以2、3元的价格一股脑销售出去，反倒成了一本万利的买卖。

　　相比之下，J村虽然没有享受到补贴和免费苗木的优惠，但却得到了一些较为关键的帮助：首先是2019年时，村书记为种植户们跑来一笔项目资金搭建了大棚，以每年800元/亩的价格收取租金（实际收取时没有严格按照800元价格收取，而是村让利了一部分给种植户们），这让种植户们非常幸运地躲过了2020年初的冻灾。其次，在J村第一书记（来自市金融办）的帮助下，去年种植户们获得了低息贷款，今年则申请到了有机和富硒认证，在生产与销售上以激活而非替代的方式去予以支持。

　　除此之外，J村去年还尝试了一个思路很好、但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的措施，由第一书记主持设计了一款橙子包装盒，希望能够打造本地特色性的统一品牌。之所以失败，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性条件在于，当前果园仍是一个过于分散的状况，管理水平差异巨大，散户与中间大户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合作、带动关系，反而是小户影响了大户的口碑和销售价格。

　　那么从已经有了内在干事创业动力的老板们的自身实践出发，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外在帮助呢？古老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1.最好希望能以政府采购的方式内销；2.物流补贴；3.仓储；4.成立果品协会”。

　　暂且不论这些措施的可行性，但可以从中看出以农产品为中心的产业发展的几个重要痛点到底在哪：一稳定的销售渠道，二有序的种植秩序与分级市场，三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例如在线上销售不断兴起，微商、朋友圈、电商成为新的重要销售途径时（古老板去年60%的橙子销售走了线上平台，其中20%～30%以抖音直播的方式卖出，通过网络掌握技术信息、销售渠道的“新农人”正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如何降低中间成本也是农户们思考的关键，在北京，一箱50元的桃子寄往湖南便花费了68元的邮费，这样一大笔成本无论是由农户负担，还是转嫁给消费者，都使得这种市场关系脆弱而很难具有持续性。 故事的背后

　　我们在与各位干部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一个现象：着急而不够有耐心，忽视市场规律而用砸资源的方式去强推规模，产业发展初期过度依赖书记个人。每个产业都有其自身的发展周期，如果仍然以“造亮点、造政绩”的逻辑希冀在短时间内快速地推动，不给予村庄、乡镇、产业大户们足够的耐心，那么一个产业大概率轰轰烈烈生而悄无声息死，浪费了大量国家资源不说，更可怕的是消耗了村庄“核心农民”群体的信心、掏空了他们的家底，不可逆地破坏了村庄潜在的、可激活的内生动力。

　　农户想挣钱，政府想要亮点，村民想要实惠，是一个发展良好的产业所承载的诸多期待。在京郊农村和本地，我们都关注到了村庄内部的产业发展问题，一个最朴素的问题意识在于：不同资源禀赋的村庄，到底应不应该发展产业，应该如何定位村庄？对以产业发展为重心的村庄，为什么大部分精心挑选的产业，在发展初始得到了如此多的外部支持，却依然很难顺利地落地开花？如果一定要将资源投入在产业发展上，那么一个良性的产业发展，应该以谁为主体，需要哪些核心的外部支持？

　　比较京郊农村和中西部农村，笔者诧异地发现，资源更加充沛的北京反而将大量资源投入在养老等村庄民生上，而资源禀赋相对更差的中西部村庄却有着很强的产业发展的动力。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的思考，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会直接影响到对乡村振兴方方面面的判断和看法，值得每一个人去思考和讨论。除此之外，笔者还有一个很直观的个人感受是：资源投入的方式、经营主体的类型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产业的发展。如何把资源投在点子上，如何激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如何保护作为“火种”的核心农民，是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更进一步而言，思考乡村振兴，思考产业发展，必须要回答三个问题：

　　一是如何定位村庄的问题。二是核心农民问题。三是村社角色问题。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才能从根本上思考乡村振兴时期农村发展的方向、动力和保护机制问题。

 （作者何盼，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原文刊载于新乡土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