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海蓉高明丁玲等《乡村纪事》出版：新型集体经济为什么行？

01 　　乡村纪事

　　乡村纪事：新型集体经济为什么行？

　　定价：69元

　　作者：严海蓉高明丁玲

　　书号：ISBN 978-7-5217-6416-1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2017年，19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那么在乡村基层的实践中，实现这些目标要如何破局，要以谁的力量为核心呢？这正是本书作者们希望通过实地调查寻访回答的问题。

　　沿着这一思路，作者们用数年时间深入乡村，走访调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经过梳理和总结，形成了对当前中国乡村新型集体经济实践的基本认识。所谓“新型集体经济”，其关键在于明确，谁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谁是乡村社会的主体，如何真正实现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讲述7个真实的乡村故事，作者们认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农村振兴发展的内在力量，是重新激活的村集体。乡村要发展，不可能依靠分散的小农户，也不能只依靠某个“能人”和大户，更不能简单等着资本下乡或城市的反哺输血。村民要真正组织起来，在村集体的领导下，以整体的角色投身到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的潮流中去，真正把握住振兴发展的主动性。

02 　　推荐语

　　几千年大同理想的浸润，上百年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淬炼，让经历了市场化冲击与洗礼后的中国农民的内心深处，依然保有共同体建设的初心和组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乡村纪事》作者团队筚路蓝缕，通过对全国各地不同村庄创新集体经济的初心和实践进行全面深入的挖掘与生动细腻的描述，揭示了重新激活村集体是乡村振兴的牛鼻子这一深刻洞见。这是一部对乡村振兴具有鲜明引领性与强烈指导性的力作。

　　——赵月枝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

　　今天的乡村如何培养上下协同的组织体系，特别是具有能动性的内生组织资源，是决定乡村振兴成败得失的关键。《乡村纪事》扎根中国基层大地，深入调研典型案例，学术关怀、历史视野与当下的问题意识有机交织，通过深描中国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壮阔画卷，也为当下的乡村实践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切实借鉴。有温度，有锐度，有高度，值得所有关心中国乡村振兴的读者阅读与思考。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

　　集体经济的“成理”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布道”，不如说是农民实践的结果。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农民需要集体经济制度，本质上是需要组织和分工，这是经济效率的源泉。另外还需要乡村农业资源利用的整体性、可持续性。所谓“应之以治则吉”。塘约村、嘎措乡等集体经济鲜活的案例，比较充分地展现了这种内生性力量的来源及蛛丝马迹。不能不让人惊叹农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胡靖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

　　《乡村纪事》这本书让人身临其境、格外亲切，因为这是作者们通过身沾泥土、脚踏大地的实地调研写出来的，说的是农民的心声，既有温柔的笔触，又有深邃的思考，给读者以“沉浸式”体验。7个村庄的实践，体现了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普遍规律，揭示了新时代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让人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光明前景。

　　——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03 　　基层干部有话说

　　要让我们的村民看到希望，要能够催人奋进，激发我们村民的紧迫感、使命感。

　　——左文学（贵州省塘约村村支书）

　　农村人是朴实的，组织起来就没有懒汉，组织起来不养懒汉。

　　——马松（贵州省乐平镇书记）

　　创业的过程艰难，我们这里条件简陋，又没有专业技术人员，只能自己摸索，带着老百姓摸着石头过河。

　　——冰酒（西藏自治区嘎措人民公社书记）

　　我们村的这种模式解决了收入差距的问题，因为村民有股份。

　　——陈大兴（贵州省大坝村村支书）

　　一个人富裕不算真正的富裕，大家一起富才算富，群众不富我不富，民穷我富是耻辱。

　　——郑向东（河南省土古洞村村支书）

　　你不可能事事等着有政府资金才开始，你得为村里创造出条件，政府才可能会帮助你。

　　——闫生琼（云南省新岐村老村主任）

　　我们的合作社跟其他合作社不同，不是家庭办的，为自己利益的，而是以共同致富为目的的。

　　——金正浩（黑龙江新兴村村支书）

04 　　创作者名单（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聪颖（北京田园之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陈义媛（中国农业大学）、丁玲（安徽师范大学）、高明（上海大学）、郭琳（合肥市第一中学）、何宇飞（华中农业大学）、黄瑜（中央民族大学）、王怡菲（常州大学）、徐思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严海蓉（清华大学）、余慧芳（香港大学）、战洋（香港理工大学）、郑依菁（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05 　　试读

　　整治变味的农村酒席

　　这个村子探索出一条新路

　　近年来，农村酒席逐渐演变为一些人牟利或回收礼金的手段，无论是搬家、升学，还是婴儿满月、病人出院，甚至母猪产崽、宠物怀孕，都成了设宴庆祝同时收取礼金的理由。

　　操办酒席的风俗习惯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古老的农村大地就广为流传。但那时的酒席，纯粹为了庆祝、交流和联络感情。赴宴者无需赠送厚礼，只需怀揣真诚与深情，一句祝福、一把自种蔬菜或些许面条白糖，便足以传递深情厚谊。

　　然而，如今酒席的意义已截然不同，情感被金钱所取代，这让收入有限的农民苦不堪言。针对此现象，全国各地民政部门都在号召在农村建立专门的村民组织，引导村内红白喜事的操办，减少铺张浪费，刹住奢靡攀比的风气。但不少地区积重难返，村委会难以作为。

　　但贵州省的塘约村却在这方面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塘约村究竟如何成功引导村民转变生活观念？其纠正大操大办之风与集体经济发展之间又存在何种联系？让我们一同走进塘约村，探寻其背后的故事。

　　一、吃不完的酒席

　　根据红白理事会负责人孟性学的介绍，塘约村从2000年左右开始刮起“大办酒席”之风，不少村民借此敛财，酒席的名目之多令人咋舌。除了婚丧嫁娶，当地村民还兴办“满月酒”、“状元酒”（庆祝孩子考上大学）、“迁坟立碑酒”（不同于白喜事，是为搬迁坟墓或立碑专门办的酒席）以及寿宴等。全村一共900多户人家，每年有300户会办酒席，村民们几乎每天都有酒席吃。

　　当时村子很穷，但百姓频繁地办酒席，通过办酒席敛财。办一次少的能收8万~10万元，社会关系好的、交往广的能收20万元。

　　据村民回忆，村里大概从2002年开始办酒席成风（这正好是大家开始出去打工的时候）。有些人从外面打工回来盖房子。房子盖第一层，办一次酒席，盖第二层，再办一次酒席，加个厢房又办一次酒席。盖一栋房子要办几次酒席，办酒席就得有人去帮忙做饭，这样就把村里的劳动力都消耗在这里头。大家不是在去吃酒席的路上，就是在吃酒席。

　　虽然是贫困村，当地村民给酒席主人家凑的份子却很高。与主人家关系一般的，份子是一两百的“起步价”，关系亲近一点的则是几千元的“友情价”。如果是亲兄弟、亲娘舅这种关系的，则是更高的“亲情价”。这样的礼钱让之前生活都存在困难的村民负担很重，据塘约村谷掰寨的小组长魏贵林介绍：

　　送礼最少送100元钱，上不封顶，我一年要送4万~5万元钱的礼。贵州人攀瓜藤亲，走得宽。即使我不认识你，但我家小姨认识你，我也要送礼祝贺。以前办的酒席多，升学、修房、迁居什么的都办酒席，上班、打工的请假都得去，到场送礼吃席，有的还得花钱请人替工，不然下次你家办酒（席）就没人来。每餐至少19个菜。一般家庭每年送礼得花费3万多元钱，贫困户一年送礼也要送一万五（千元）左右。没钱送礼就借，砍树、卖猪来还钱，有的甚至不得不去贷款。

　　更糟糕的是，酒席上的麻将、扑克等具有赌博性质的娱乐项目也给村庄和村民的家庭带来不良影响。孟性学严厉批评了这种现象，并认为村干部有责任对其进行纠正：

　　你在外面打工挣了五万八万，却因为办酒（席）交礼钱花完。不仅酒席太多铺张浪费，酒席上还有人赌博。从平坝县城可以租麻将机，还有人玩扑克赌。有的在煤矿打工，一天挣300~500块，觉得钱来得很容易，回来在酒席上就赌博，把钱输光。家里人没钱用，（他）回去了家属跟他吵架、打架甚至闹离婚。还有赌输了的回去（搞）家庭暴力，打老婆孩子。这个我们就得管。村官上管天下管地，左管生男育女，右管夫妻吵架。你不管事，当官干什么，老百姓投你票干什么？

　　跟孟性学一样，不少村“两委”的干部都认识到了这样的事实：大操大办红白喜事不仅给村民增加了负担，破坏了村庄和谐，办酒席投入大量的人力也消耗着村庄的劳动力资源。这一切都不利于塘约村的脱贫和集体经济的发展。于是，村“两委”开始下决心对这一现象进行整治。

　　二、移风易俗

　　2014 年，塘约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当时称为“老年协会”）着手研究治理本村大肆办酒席的方案。协会的七位成员来自村中的“五老”，即退休老师、退休村干部、退休国家干部、寨老、族长；他们在村中德高望重又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最初，红白理事会寄希望于上级政府，却发现此路不通，有成员说：“我们把这个想法提交给镇政府、区政府，但是办酒席是乡风民俗，又不违法，政府没法管。后来我们老年协会就自己制定方案。”

　　经红白理事会与村“两委”、各村民小组代表反复商议后，治理办酒席的第一份方案于2015年6月以致村民的公开信的方式发布。这份方案的主要原则是将办酒席从单个农户的私事提升为村集体的公事：村集体对什么情况下可以办酒席、如何办酒席等各种具体事宜做出明确规定，并且对村民办酒席进行审批和补贴。

　　具体来看，方案的内容有三个方面。

　　一是限定了办酒席的情形、时长和规模，避免村民滥办、大办酒席。公开信发布后，只有新婚的红喜事和直系亲人去世的白喜事两种情形才被允许办酒席。之前的状元宴、搬迁宴、寿宴等一律禁止。公开信规定红喜事只能办两天，白喜事一般不超过5天。同时，所有酒席应尽量控制在40桌之内。

　　二是确定了申报—审批原则，即所有农户在办酒席之前必须向红白理事会提出申请，经审批后方可进行。

　　三是“个人办酒、集体补贴”。所有通过审批且未超标的酒席，厨师、餐具、桌椅等均由村集体聘请的“酒席服务队”免费提供，村民自己只需负责食材。村集体按照规定标准对酒席服务队进行劳务补贴。每次的红喜事补贴为800元服务费，白喜事补贴为1800元服务费。酒席超出40桌者，每超出一桌缴纳15元的服务费。酒席超过规定天数者，每超过一天缴纳500元的服务费。

　　可以看出，红白理事会对酒席的限定依然考虑了村民的传统习惯，没有大幅度削减酒席的天数，并且允许个人根据需要增加酒席规模和天数。实际上，民意对红白理事会规章的制定依然相当重要。治理办酒席的第一个方案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酒席服务队提出补贴标准过低，而村民则认为40桌的限制标准有些严苛。

　　红白理事会于2016年6月对之前的方案做出调整。

　　一是提高了对酒席的补贴标准：每次红喜事补贴1600元，白喜事补贴3000元。

　　二是将规定的桌数上限由40桌提高到50桌，超过上限每桌自付的服务费提升至20元。

　　三是规定了每桌菜品的限制：红喜事每桌为“八菜一汤”，材料费不超过120元；白喜事则为“一锅香”，即不同的菜放在一锅煮，材料费不超过80元。

　　从2017年7月开始，村集体也补贴老人去世后的抬棺、建坟费用。截至2017年7月24日，已有两户村民享受了此待遇，其中一户村民获得补贴6500元。

　　三、“红九条”

　　“山难移，性难改”，移风易俗并非易事。哪怕有村集体的慷慨补贴，一些村民依然要违反规定滥办偷办，甚至不惜“乾坤大挪移”，把酒席办在城里。针对这种现象，红白理事会有自己的应对方法：

　　有村民不听，一定要办。我们说我们去把你酒席的菜端了，端去老人院、学校做营养餐。还有老百姓跑城里办，我们跟平坝区沟通，区里说管不了，我们就自己去管。当然你去还是要给人家留面子的，客人都已经来了，你也不能把菜都端走，让人家没的吃。

　　纠正大办酒席的撒手锏则是塘约“红九条”。“红九条”于2015年年底颁布，列出了塘约村民需要遵守的九条行为规范。其主要目的是激励全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从多方面配合村“两委”的工作，早日把塘约建成“美丽乡村”。“禁止乱办酒席、铺张浪费”只是其中的一条规范，其他八条包括：参与公共事业建设，缴纳卫生管理费，贷款守信，按规划建房屋，积极配合村民小组的工作，执行村“两委”重大决策，奉养孝敬父母，管教未成年子女。凡是有人违反以上九条中的任何一条，将以户为单位被列入“黑名单”。进入“黑名单”不是闹着玩儿的，而是要承担一些后果的：

　　村委会不给你开各种证明，比如：学生入学需要的证明；国家有任何优惠政策不给你享受；不给你家的小孩子办户口。要从“黑名单”下来，就得自己认错，写检查，知道自己滥办酒（席）不对。然后有三个月考察期，村民小组考察合格，经过小组长签字才行。

　　针对严重违规的农户，比如2016年到城里办非红白喜事酒席的两户，理事会执行“红九条”的规定，当年停发了这两户的危房改造补贴。理事会的说服教育、现场监管加上“红九条”并行，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村里大肆办酒席之风在2016年年中得到控制，鲜有违规办酒席的农户。

　　四、集体与个人的良性互动

　　谷掰寨小组长魏贵林曾给我们算过一笔账：

　　村民罗某的父亲2013年过世，（白喜事）5天时间共花了8万多元，持续到腊月二十九才结束。共有700多户送礼，（罗某）共收了14万多元。每天一餐最低20桌，一天两餐40桌，最多一餐办了90桌，流水席从下午4点吃到晚上8点。每天有 200~300人来帮忙，如果误工按每天（每人）100元计算，间接损失每天就是2.5万元（左右），总的就是10多万元。光购买5元钱一包的香烟就用了1万多元。如果以现在的标准从简办，估计最高花4万元钱，至少可以节省一半的钱。

　　塘约村能在几年的时间内帮助村民移风易俗，通过对办酒席的治理，减轻村民经济负担，释放更多劳动力参与生产建设，其经验值得学习。这当中的核心内容乃是集体对村民生活的合理干预。原本属于个人生活的办酒席阻碍了集体经济建设，影响了社区和谐，于是集体出面干预，将办酒席列为村委会的管理内容之一。

　　2016年村集体对全村红白喜事的酒席一共补贴了24万元左右，补贴来源于合作社盈余集体留存的部分。大部分村民从不理解逐渐转变为支持理事会的工作。

　　魏贵林谈道：

　　有几个从福建那边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有一次说要来村委会找红白理事会的人谈一下。我开始以为他们想到村委会（闹事），但后来他们跑过来说很支持村里对红白喜事的改造。他们还问我们钱够不够，要用自己打工的钱支持我们做这件事。因为之前他们打工，经常接到家里电话，说又要去吃酒席，让他们把礼金打回来。我们现在做的事也帮他们减轻了负担。

　　从推动移风易俗的互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统一”。一是村民与村集体利益的统一，或者说是双方权利与义务的统一。集体向村民提出要求，出台规章制度，监管村民办酒席，同时也出资补贴村民。村民遵守规定，才有资格享受集体的补贴和村“两委”的其他服务。二是集体经济和集体对个人生活合理干预的统一——个人办酒席的补贴得益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合作社盈余归集体的部分是每年补贴村民办酒席的资金来源。

　　更重要的是，通过规范和补贴村民办酒席，塘约村的村集体和村中上千户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联系。当村委会为村民审批办酒席事宜，安排酒席服务队去村民家服务时，每户村民都能切切实实感受到自己作为集体的一员应当履行的义务，以及能够享受的权利，开始萌发“集体认同感”。“集体”对村民来说不再是一个抽象的、遥远的、模糊的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并且关切自己生活的实体。村集体和村民也在增加的接触中有了更多的沟通机会，扩展了政策制定时的信息收集渠道。这一切都有助于村庄凝聚力的发展，有助于协调全村行动规划，发展集体经济。

　　塘约红白理事会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坚持与群众协商，保持制度弹性。塘约村“两委”与红白理事会并不是单方向地下发行政命令，而是不断与村民互动协商。七位有丰富经验的红白理事会成员，在制定方案之前不断与各村民小组的代表进行商议，才将方案细化到酒席的天数、补贴金额和原材料的成本限额等层面。方案实施一年后，根据群众的意见，理事会对酒席桌数上限和酒席服务队的补贴标准进行了调整，从而在避免大办酒席、铺张浪费的前提下，更好地满足村民的需要。虽然“红九条”以黑名单的形式制约违规村民，但其中仍有制度弹性：

　　其一，上黑名单并非永久状态，村“两委”对各类证明、政策优惠的停办只是暂时的。经过反省符合条件的农户可以从黑名单上下来。

　　其二，“红九条”依然发挥了基层村民小组的民主监督作用，是否能下黑名单由村民小组评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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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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