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纪事》节选 | 塘约实践：靠外部资源还是内生力量？

　　导 语

　　乡村振兴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的战略，把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抓手。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发展的前景是什么？《乡村纪事》的作者们扎根基层，以集体调研、集体写作的方式深入研究集体村庄，全景展示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7个案例，也为当下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本号将陆续推出《乡村纪事》部分章节，敬请关注。

　　本文节选自《乡村纪事》第一章《塘约实践：靠外部资源还是靠内生力量？》。节选内容展现了贵州塘约村在党支部领导下自力更生，从一个资源破碎、资产沉睡的贫困村，转变为团结有力幸福村的新型集体经济实践过程。

　　2014年，在11位村干部的带领下，该村从一个村民小组开始，尝试莲藕种植合作社，如今，合作社已发展为拥有三个专业队、两个公益协会的集体组织“金土地合作社”。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塘约村还探索出了一套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分配方式以及激励和约束并重的民主管理方式。

　　土地合作是基础，思想统一是根基，干部带头是动力，有了这三样法宝，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就有了依托。这是塘约实践带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同时，本书的作者们没有止步于总结已有经验，而是将塘约实践置于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探究塘约实践的主要动力是来自村庄内生性的推动，还是依靠上级政府的扶持、打造。本文也指出了塘约实践在协调外部力量与化解内部矛盾之间存在着的张力，正确处理好内外之间的关系，是推动新型集体经济行稳致远的关键。

　　作者｜严海蓉（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社、农业转型等）

　　高明（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工农文化分析）

　　丁玲（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集体经济、农政变迁）

　　责编｜大明、侯笛

　　后台编辑｜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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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使人进步

　　第二节：

　　合作社的起步是偶然还是必然？

　　一、村集体组织是村庄主人

　　左文学自2000年起担任塘约村主任，2002年底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但为什么塘约合作经济建设从2014年起才风生水起，而且到塘约参访的人都感到一种“大干快上”的紧迫感？除了水灾重建这一契机，这个时间节点还有什么意义呢？在对左书记的访谈中，我们听到了他的解释：

　　我们不能慢。我跟我们班子成员说，我们遇上一个好时代。（党的）十八大以前这个事情做不来。很多事情办理手续不是这么畅通的。我当这么多年村干部，政府部门“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很多政府官员把为人民服务的职务作为自己的权力，（把）国家的很多政策视为（对）自己的恩惠。（党的）十八大后对干部的管理很严肃了，有的人有这个心但不敢这么做了。（党的）十八大后，我跟我们班子说要与时间赛跑。如果慢了，这个时代我们就跟不上了。看到天起云了要下雨了，下雨之前要把水缸什么的都准备好……宣讲塘约道路未来的发展，要让我们的村民看到希望，要能够催人奋进，激发我们村民的紧迫感、使命感。

　　塘约村鸟瞰图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安顺文化旅游”

　　如果说左书记从多年当村干部的经验里看到了恰逢其时的机遇，那么乐平镇的马松书记则从中国农村当下发展的困境看到了塘约实践的必然性。在马松看来，中国农村发展面临“资源破碎”和“资产沉睡”这两个问题：

　　第一，资源破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资源破碎。很多农民觉得土地好像是自己的财产，虽然我们说土地是集体所有，但是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很难。其实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是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因为地被占了，有一个公平的问题。你在推进过程中（农民）自愿是很重要的。种这点儿地不会有多少钱。产业结构调整很重要，但为什么难，就是因为资源破碎。

　　第二，资产沉睡。为什么今天的农民存在很多很大的社会问题？假如我外出务工10年、15年，积累了几十万、几百万元，我们西部农民有个现象，（会用挣到的钱）造一栋大房子，50万、100万建完了没有新的积累了，没有新的资金进入了，资产沉睡。

　　农村的发展需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在马松看来不能通过招商引资解决，因为“如果企业来了，（农民）就变成给企业打工的了，土地流转费已经给你（农民）了，（农民）没有主人地位”。他说，农村的发展道路需要“让真正的村集体组织成为主人，坚持自己的主人地位”。马松的思路源自他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是农村长大的，整个农村发展艰辛我是深有体会的。农民再这样走下去，社会地位会很低。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尤其是今天的农民，他们真的很不幸福。他们都在单打独斗，任何一个风险他们都只能自己承担。因为这种大环境，他们没有信仰，有钱就踏实，但真正有钱也不幸福。真正的幸福是和谐、稳定，大灾大难面前有团结，（有）这样的社会环境。

　　对于如何增强农民的主人地位，解决“资源破碎”“资产沉睡”的问题，创造团结的社会环境，马松认为就是要组织起来：

　　塘约就是统起来，管起来。管一帮人不好管，管一个组织好管。就像今天的塘约，精准扶贫怎么干，我去帮10个人可能不好搞，但我把10个人统起来帮组织的时候就好办。在解决农民的问题上，集中起来更好干。让有能力的人团结起来带领大家。农村人是朴实的，组织起来就没有懒汉，组织起来不养懒汉。如果是大锅饭，肯定有懒汉，但有效管理，就没有懒汉。

　　二、如何让土地从分散到联合

　　孟性学是塘约的老干部了，1993-1998年担任塘约村党支部书记，1998年后被镇里的企业办聘用。2015年退休之后被返聘回村，直接参与了塘约土地流转入社的工作。他介绍说：“塘约村党支部过去也是先进支部。先进在哪里？就是镇里安排工作，塘约村是走在前面的，在过去，没有国家资金扶持，大家是真正的艰苦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塘约村第一任书记是石仲魁，石老书记在部队参加过抗日战争，是参军回来的；第二任书记是左进榆，左文学的父亲；第三任书记就是孟性学。孟性学还记得石老书记说，选人用人很重要，“选干部好选，选思想不好选”，思想在什么立场，要多方考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看出来的。

　　虽然塘约有先进党支部，但是塘约的土地流转入社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呼百应的。塘约在 2014年下半年开始筹划合作社，请县里农业组的专家来做土壤测试，由农推站从附近的乡 镇引进浅水莲藕，决定尝试种植150亩。2015年合作社的土地只有60%是参社入股的，其余40%是通过土地流转得来的。从分散走向合作，孟性学说干部队伍的想法是：“既然大户都能流转那么多土地搞出名堂，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呢？”然而，老百姓当时还有顾虑，他说：

　　老百姓还是不相信，要求量了土地之后先把流转费交给百姓，老百姓才答应签土地流转协议。老百姓怕搞砸了，年底没钱找谁要？干部们下不下台、换不换届，老百姓都得吃饭。

　　村主任彭远科回忆，自家的母亲也有顾虑，担心土地被征走了：

　　我说，“母亲，把我们现在的塘约跟20年前我们打工那时候相比一下，你应该就知道了。”她说：“我知道好是好，但是我们的土地怎么办？”她担心土地被征掉了。我说：“这个不是你担心的，我们家靠种土地，包括你老人家种了这么多年，你能够给我们造一栋大楼房吗？没有。现在我们要集中起来，虽然我们的土地被征用了，但是我们把它集中起来抱团，把我们一产二产三产这些产业装上来（发展起来），解决我们下一代的就业问题，我们还要种什么土地呢？”我说我到沿海一带（看过），我清楚的，种土地的人不多了，（人们）每天都骑着小自行车上班的。

　　塘约村蔬菜大棚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掌上安顺”

　　村委会有一个三个板块联合发展的愿景，打算建设三个基地：一个水果基地，一个苗圃基地，一个科技示范基地。当时村委会提出“水果上山，苗圃进地，科技进田”，围绕这三个板块来发展村集体经济。然而村委会提出的愿景再好，老百姓需要看到实际的土地效益、前景才愿意加入合作社。彭远科等干部发起了一个动员：

　　我们首先拿一个村民小组先做，就是把丫关村民小组。我们去流转土地，老百姓不同意，不同意我们就晚上在村民小组开柴火会，烧起柴火堆，把村民召集起来，白天没有时间，晚上开会，给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我们说：“想发展这个愿望是有的，但是支不支持我们村里这么做（要看你们），我现在给你们讲清楚，我们先行先试。”村民说来说去一句话：“土地可以给你们，但是我们要现钱。”我们最后通过村民代表大会，约定（水）田 700 元，（旱）地500元，坡耕地300元，这样把土地先流转进来。

　　孟性学、曹友明见证了流转工作，他们介绍，在这一动员的过程中，塘约的村民小组干部和村干部带头拿出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干部们也动员自己的家属、亲戚，把自己家的土地拿出来参与试验，同时动员其他村民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仍然有个别村民不同意流转，左书记说实在不同意的可以保留一些插花地。同意流转土地给合作社的农户要求先丈量土地面积，村里用皮尺一块地一块地丈量，然后村民按手印确认。

　　三、谁贡献塘约第一桶金？

　　塘约合作社规划的150亩莲藕地，由农业局提供了30万元的莲藕种子，从别的乡镇引进。但是土地流转费用，种植莲藕需要支付的化肥、人工工资等费用从哪里来呢？曾是大队会计的曹友明还长期在镇信用合作联社（简称“信用社”）工作，2005年退休返聘回塘约，进入村委会。他对当时的资金筹备情况很清楚：合作社打算从信用社贷款120万元，但信用社当时不给贷。左书记是信用社的理事，在召开理事会的时候，他与信用社理事长商量贷款事宜。但是信用社认为合作社刚刚成立，还没有经济实体，贷款有风险。经过协调，决定由村里11位村委会干部以个人名义从信用社贷款，一起把钱贷出来。

　　对于11个村委会干部进行个人贷款、承担风险的过程，彭远科的讲述更加详细：

　　当时没有钱怎么办，村镇“两委”的班子成员到信用社，请他们帮助我们一下，能不能贷给我们一点儿款。信用社这样说了，“贷给个人可以贷，贷给集体我们不贷”。最后我们又组织班子成员来开会，我们11个班子成员个人贷款，下死任务，最低的8万元，最多的15万元，把款打到我们的村财务。我跟书记两个人带头，我们（一人）15万元，当时我们（11个班子成员）一共贷了114万元。后来又规定，一旦我们发展起来了，由村集体帮我们把这个钱还了，如果发展不起来，我们亏了，我们几个人打起背包外出打工，去挣钱把这个还了，自己还自己的钱，不要给老百姓拖泥带水。

　　塘约村村史馆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安顺文化旅游”

　　曹友明认为，从信用社的角度来看，因为塘约村集体有2000多亩的用材林，如果出现债务违约，可以向政府申请砍伐树木，用于还债，所以信用社也是看到了村集体有还债能力，才肯把资金贷给合作社，而不是仅仅基于村“两委”成员个人的信用。尽管如此，如果没有11个干部愿意承担个人风险，签字画押，信用社不会提供贷款，塘约就没有这用于起步的第一桶金。拿到贷款后，合作社首先支付土地流转费用，用彭远科的话来说是“给老百姓吃定心丸”。

　　第一次种莲藕，产量高的一亩达6000斤，一般的一亩也有4000斤，当年订单价格是每斤1.8元。到2015年，合作社盈利76.5万元，当年就给入社的社员分红。老百姓看到合作社有奔头了，那些没入股的就要求参社入股。

　　2015年，合作社流转了600多亩土地，再加上入股的1700多亩土地，总共2300多亩。因为体量扩大，村委会希望向信用社贷款500万元。信用社认为数目太大，塘约村村民大会讨论后，提议用集体林场做抵押，信用社还是不同意，只肯贷给村集体100万元。这时候村“两委”开会讨论怎么办，问大家敢不敢个人贷款，有些人对此有顾虑。最后4个村干部每人贷款10万元，共40万元。2015年合作社共投入200万元。2015年2300多亩地全部种植蔬菜，其中40%的土地种植辣椒，是承接的广西的订单。2016年年底合作社盈利202万元，贷款全部还清。

　　关于推动塘约村合作社实践的动力是内生的还是外源的，村主任彭远科是这么看的：

　　有些人问当时我们这个村是怎么做到的，我说就是我们的干部敢担风险、敢冒险。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政策，没有部门支持。到（20）15年的下半年以后，领导部门才来关注我们的，他们发现我们了，发现我们这个村的基层组织这一块是这么做的，然后才来帮助我们。

　　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认为政府帮扶这些外力可以让塘约发展得快一些，但首先是自组织：

　　我们（第一步）先把土地资源集中，第二步人的思想的集中，第三步才可能用第一步、第二步的条件，去推动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决心也是下了，就是政府、社会、国家如果在后面有推手，我们就快一些，不然就慢一些。

　　四、谁的合作社？

　　农村社会常常有少数人的合作社（即少数大户组织的合作社），在我们参访塘约之前，也有人说塘约的合作社是村委会11个人的合作社，因此我们自然会问，塘约合作社是个什么概念，是谁的合作社？

　　对此，村主任彭远科毫不犹豫地回答：

　　合作社是我们全体村民的合作社。它不是11个人的。我们和老百姓一样的，也是土地入股。这个合作社是这个村的经济组织，是我们的这个班子成员分管的，村委会11个人是有工资的，这部分是在村集体的10%以内。

　　塘约村成立合作社以前，跟全国很多村庄有相似之处，是一个空壳村。全村3000多人中，外出务工的有1000多人，劳动力基本上全部外出打工。对大部分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说，这也不是长远之计。

　　对其中有抱负的人，塘约的集体经济实践给他们提供了新的起点。

　　“70后”旦兴元是外出打工的村民之一。他1991年初中毕业，1993年去北京打工，在翻砂厂、建筑工地、生铁铸造厂都干过。1999年又去浙江慈溪炼铜厂打工，2012年去台州开叉车、管仓库，一直干到2014年。前前后后打工10多年，加上开了两年餐馆，但“没有挣到钱”。2014年底，他听说家乡发展比较好，就回来了，先在平坝区开了一年的餐馆，也没有赚到钱，因此回村做些砍树的零工。旦兴元家里五口人，2017年才参加合作社，目前是硐门前村民小组组委会委员，也是合作社蔬菜基地负责人之一。

　　塘约村的蔬菜物流基地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贵州画报”

　　同为“70后”的彭远科，也曾在外打工。在塘约，他和左文学紧密搭档，还戏称这种合作关系是“夫妻关系”。我们到塘约调研的第一天，就碰到了彭主任，听他讲他的人生经历：初中毕业，1993年结婚，妻子是本地人，“家里也很穷”，1996年他外出到浙江打工。2003年他中途回村盖房子，虽然在外面省吃俭用，也只存下10万元，另外借了15万元才把房子建好。2008年因为父亲生病，小孩上初中需要父母管教，彭远科就此回乡，当了6年村民小组组长，2013年换届时担任村主任。

　　彭远科的小侄子和小儿子顾及家里负担重，曾经想放弃读书外出打工，彭远科颇有体会地说：“打工不能去了，打工打到我这辈去了，你们不能去打工了，我知道打工不是什么好事，那是逼不得已的情况才到外面去。旧社会叫讨饭，现在我们叫打工。”说起自己曾经的愿望，彭远科说：“那时候的梦想很简单，就是造一栋楼房，买一辆摩托车，然后把小孩的上学问题解决了。那时候还要收学费，没有实行（免费）九年义务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小孩全部毕业，最后大的一个送去读寄宿学校。”今天彭远科的梦想不再围绕家庭经济，而是围绕村庄经济，他说：

　　大集体时期，毛主席老人家给我们创造了这么一点，就是抱团起到的作用，把支部建在连队。我们今天是村集体，我们叫作基层党组织，也是连队。我们村集体发展地方经济，我们的本钱只有一样，就是我们的土地，你怎么盘活土地，怎么实现这个土地利用最大化，形成市场经营经销，你要靠土地，在土地上做文章。

　　对大多数村民来说，尤其是妇女和年纪大无法外出找活儿的男性村民，塘约的合作化最直接的是提供了土地入社分红和就业机会。在塘约村的杨家院组，组内有一半人靠合作社实现就业，这些大多是妇女和年龄大些的男性村民。男性在合作社干活的，多是操作农机和除草。组内一般人每年有5万~6万元收入。劳动力强的人，一个月最少能挣3000元。这些人是可以做大工的，比如水泥工，每天挣250元；如果做小工，收入是每天110元起。组里有两户得到了合作社股份赠送：一户是独生子女户，得到奖励；一户是丈夫去世了，妻子供养着两个大学生。比如，一般一股分红是六七十元，这两户一股可以得到150元分红。

　　第四节：

　　塘约村的组织领导与民主管理

　　塘约村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归根结底源于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对此，左文学书记深有体会：“中国农村组织化程度比较低，农业要素比较散，因此要有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要解决组织化程度比较低、农业要素比较散的问题，必须要组织起来。”

　　一、左文学带出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农民的组织化确实非常重要，但农民的组织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几千年来都是以个体小农经济为特色的，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和生活单位，农民能够形成的组织，基本局限在家族、宗族的层次，属于低水平的社会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把农民组织了起来。

　　今天，经历了40多年的分田到户和市场化改革，部分农民又回到分散状态，农民的集体观念受到冲击，农村社会的分化也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村集体想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面临的困难会更多。在塘约村的实地调研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塘约村之所以能够把农民组织起来，关键在于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对集体经济村庄有所关注的人都知道，南街村、华西村、刘庄等比较成功的集体经济村庄，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德才兼备、具有很高威望的领袖人物，在其带领下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塘约也不例外。塘约的村“两委”班子很团结，村支书左文学就是这个班子的核心人物。

　　左文学（中）在蔬菜基地查看蔬菜长势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安顺发布”

　　左文学非常有能力，他家原本经营着一家木材加工厂，每年的收入在50万元左右，在当地属于先富起来的人。左文学又有很强的使命感，他不满足于个人的发家致富，想带领全村百姓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村支书，左文学在公共事务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经常是一大早就出门，半夜才回家，自己加工厂的业务也顾不上。他做事的能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他的牺牲奉献精神感染了周围的人，这些品质让他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大家长”，具有很高的威望。

　　村主任彭远科原本在浙江打工，懂技术、会管理，已经可以获得不错的收入。他被左文学动员加入村委会，工资待遇与之前完全不能相比。彭远科说：“我们要是为了钱就不会选择当干部，我们就经商去了。真的想挣钱的话根本就不会想搞这个事情。当这个干部我说的第一是公心，第二是奉献精神。”

　　合作社社长罗光辉，原本是当地建筑工地的小包工头，妻子在家种辣椒，夫妻两个人一年的收入加起来少则七八万，多则十几万。2014年，村里成立合作社的时候，罗光辉并没有加入，但他经常去合作社了解经营情况。左文学书记希望合作社种植辣椒，并希望罗光辉能够加入合作社。对此，罗光辉夫妇有些犹豫。罗光辉说：“我老婆担心合作社土地面积太大了， 有点儿担心我的技术管不过来这么多土地。另外老婆担心孩子念高中缺钱花，进入合作社之后收入会变少。”

　　但是，左文学个人的精神让罗光辉决定加入集体的事业。罗光辉说：“我看到我们支书，和我岁数一样大，他自己有个木材加工厂，生意都做到山东去了，但是搞了合作社，也没有精力去管，他把自己的精力奉献给塘约。所以他第二次跟我说我就加入进来了。虽然加入合作社我的收入减少了，但是能够带大家一起富起来。”

　　合作社副社长唐从富，原本是村里的种植大户，种植香葱等经济作物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了。在合作社成立之前，他个人经营着大约150亩的土地，种植香葱、香菜、香芹等蔬菜。他的性格很开朗，结交很广泛，积累起一个比较大的销售网络，因而他的产品基本不愁销路。同时，他又特别用心钻研技术，还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左书记动员他加入合作社，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对此，唐从富刚开始有些想不通，顾及个人利益得失。这时候，他的妻子对他说：“别人都在为集体做事，你为什么不去呢？”在妻子的支持下，唐从富毅然加入了合作社，负责技术指导。

　　塘约村“两委”班子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有外出务工经商的经历，在当地都属于见多识广的人。这些人都非常佩服左文学的才能和人品，因而团结在他周围，一起为塘约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干部的考评和管理

　　塘约村“两委”干部一共有11位，但镇里只给塘约村4个村干部发工资，分别是：村支书每月1800元，村主任每月1600元，合作社理事长和副理事长每月各1200元。按理说，这些补贴是给个人的，但是，为了班子的团结，这四位村干部并没有把这些工资归为己有，而是统一起来放进村里的账户，年终的时候统一核算分配。

　　塘约村建立了严格的村干部考评制度。塘约的村干部是没有节假日的。村委会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5点钟开例会，例会上要对上一周的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对下一周的工作进行部署。各项任务要分配到具体的人，如果能够按时完成，就打钩，如果没有按时完成，就打叉。如果连续三次没有完成任务，村干部就要自动离职。由于村支书、村主任以身作则，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这一制度能够很好地贯彻实施，而不是沦为形式。

　　此外，塘约的村干部工资与年终考评挂钩，从而形成了激励机制。塘约的村干部年薪以3万元作为基数，年终的时候村里按照积分对干部进行考评，并按照考评结果向干部发放工资。塘约对村干部的管理实行三级考评制度，首先是921户村民对村干部进行考评，其次是党小组对村干部的考评，第三是村“两委”班子成员对村干部的考评。总共分值是100分，按照年薪3万元的基数，平均下来就是每分300元。年终考评拿到90分，工资就是2.7万元。村干部如果年终考评出现60分以下，就要被取消干部职位。

　　塘约村村干部百分制考评办法（2016年）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塘约旅游”

　　塘约的村“两委”班子非常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在塘约调研期间，我们有幸现场观察了村“两委”班子的一次例行会议。约定的开会时间是早上8点钟，村支书左文学和村主任彭远科提前10分钟就到了会场。7点55分，已经陆陆续续来了八九个人，还有两三个人没有到，于是有人打电话催促还未到场的干部，强调开会的纪律和时间观念。8点零2分，需要参加会议的11名村“两委”班子成员全部到齐了，会议正式开始。能够在约定的时间准时赶到，准时开会，这本身就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

　　在村“两委”的会议上，左文学强调，班子成员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要团结起来，形成合力。成员之间要进行明确的分工，定了什么工作一定要把它完成。正是靠着这种纪律，塘约村改变了许多村干部和村民懒散的状态。

　　塘约村对党员的管理也很严格。每月月末会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三会一考”，党员的积分考评基数是每月10分，全年满分120分。年终考评80分以上的党员会得到一定的奖励和补助，低于60分的不合格，连续3年不合格的，将在党支部大会上受到劝退处理。

　　塘约的村“两委”班子特别重视村子风气建设。在2017年我们调研期间，塘约村正在热火朝天地搞建设，工程建设需要用到挖掘机，村里有3个村民自己有挖掘机，就想参与村里的工程。让村民参与工程建设，从中获得收入，本来无可厚非，但这3个村民凭借自己本村人的身份，盘算着“近水楼台先得月”，试图垄断这项工程。他们要求的挖掘机租金是每月4.2万元，而外来的挖掘机租金是每月3.6万元，所以合作社请了外来的挖掘机施工，而没有用本村村民的挖掘机。为此，其中一个村民很不服气，把进出工地的路给堵了。

　　这种无理取闹的行为，在很多地方的农村是非常普遍的。在很多村子，村干部遇到这种事情往往会妥协退让，息事宁人。而塘约的村“两委”班子却并没有退缩。在村“两委”会议上， 左文学书记义正词严地强调：“一个3000多人的村子，绝不允许无理取闹的两三个人乱搞，（我们）对这件事情必须严肃处理，绝不允许有人无理取闹，绝不纵容姑息，绝不怕得罪人。塘约走到今天，是我们班子（能够）公平公正公开。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班子成员不能软弱。”

　　村“两委”开会讨论后决定，对这位村民进行批评教育，让他检讨自己的错误，写检查并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念出来，要让代表们通过才行，否则就要将他列入黑名单，不能享受村里的各项福利和服务。正是由于塘约村有个坚强有力的班子，各项工作才能始终走在全镇前列。

　　三、财务管理制度

　　塘约村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据曹友明介绍，每一张发票都要有经办员、民生监督员签字。除此之外，1000元以下的要有村主任签字，1000~5000元的要有村支书和村主任两个人签字，5000~10000元的要由村“两委”开会核定内容和金额是否合理。10000元以上的发票报销必须通过财务转账，不能领取现金。曹友明作为财务监督人员，每个月统一核对一次票据。

　　塘约村村务管理制度（2016年）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塘约旅游”

　　塘约村的建设和发展涉及农资、建材等生产资料的大批量采购，以及农产品的销售。物资采购和产品销售这两项活动，对人员的政治素质要求很高。对此，塘约村制定了一整套流程。采购商品要向几个商家询价，由业务员向村“两委”汇报，然后由村“两委”开会讨论决定。此外，塘约村还成立了民生监督小组，一共有3个人，组长杨天胜，相当于纪委书记，杨天胜是苗族人，为人很本分、质朴，因此得到大家的信任。杨天胜带领的民生监督小组对采购过程全程监督，他如果不拍板，采购就不算数。

　　四、努力落实民主管理

　　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使塘约村的村集体具有很强的行动能力，能够集中资源，抓住机会，加速发展。然而，权力的集中也会产生风险。民主和集中之间的矛盾是集体经济村庄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很多集体经济村庄，村务不够公开透明，管理不够民主，削弱了村庄的团结，甚至导致内在的矛盾和冲突。

　　那么，塘约村能否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如何在加强组织领导的同时，把民主管理真正落到实处？对此，塘约村的做法是把村民小组组长、村民代表等人员充分动员起来，一起参与集体决策，努力做到村务公开透明。

　　在塘约村的各个自然村中，每15户选出一名村民代表，村民代表负责联系这15户家庭，把村里的政策、规划传达给村民，把村民的意见、建议传达给村“两委”班子。村民代表和村民小组组长的职责是监督行政村村干部，在村民会议上提出意见和建议。年终每个村的村民代表一共有5000元的误工费，村民小组组长工资基准是一年4000元，这些都是基数，具体数额要根据年终的考评进行调整。村民代表和其他村民监督村民小组组长。每次开会，村民代表给村民小组组长打分，村民也要给村民代表打分。每个月加总核算一次分数，年底再算总分。

　　塘约村村民代表大会制度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塘约旅游”

　　鸡场坝村民小组一共100多户，400多口人，属于塘约比较大的村民小组。2016年，杨佑雄被村民选为小组长，这是村民小组全体村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另外，村里每15户选一个村民代表，一共7个村民代表，杨佑雄也兼任村民代表。如果村民认为村民代表不合格，可以向小组长反映，再由这15户重新选举村民代表。

　　村民小组组长要参加塘约村的村委会，村委会主要讨论村里的发展规划、项目等重要事项；村民小组组长会后召集村民代表开会，再由村民代表把信息传达给自己联系的各家各户。自然村的会议一周至少召开一次，多的时候一周三次，一次会议一般三四个小时。会议比较容易组织，村民都能按时参加，村里不需要给他们误工费。因为大家思想觉悟比较高，觉得这是安排村里公共的事情，不是为了个人利益。

　　张贵芳从2015年开始当石头寨小组长，之前当了10多年村民代表，他说：

　　现在忙的时候，一个月村里要组织小组长开五六次会。每次上面有政策，或者在村里开完会，我就要回小组开小组组委会议。除我之外，我们组的组委会由8个村民代表组成。组委会议要传达村会议内容，比如当时上面定下“红九条”，我就回组执行。

　　杨家院小组的村民代表杨成凯告诉我们：

　　党员、小组长和村民代表每月要开两次会，每次要3~4小时，差不多是大半天时间，补贴10块钱。这10块钱相当于一包烟钱，对我这个年纪的人算是可以，但对年轻人就不划算了（耽误了一天工）。会上主要是讨论发展，一句话，把塘约建设成美好乡村，还讲分工，分成建筑、蔬菜等（议题）。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也可以监督。

　　塘约村的会议很多，村里的大事小事，都尽量在会议上进行民主讨论，然后进行集体决策。

　　五、存在的问题

　　塘约村基本做到了将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严格落实的民主集中制相结合，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发展初期，塘约村的项目多数属于小型项目，没有很高的门槛，村民基本能够参与进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随着塘约村的快速发展，很多大的项目投入进来，动辄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投资。这些大的工程项目或者发展规划，涉及许多专业知识，已经超出普通村民的理解能力。面对这些项目，村民很难发表自己的意见。

　　对于村务，村民也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督，村里的发展成为少数人的事情。正如一位村民代表所说的：“对他们谈不上监督，你只能提下意见。村财务那些，别说我们，小组长也不清楚，会上不会报告，不晓得他们内部。村（民）代表起不到什么作用。”另一位村民也反映，村里的重大事项都要召集村民代表商议，村民代表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像建设蔬菜大棚这样的产业发展项目，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也是政府出的，村里只是出了土地，这样的事情就不在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的范围。

　　左文学（左二）到工地上了解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掌上安顺”

　　对此，左文学书记也已经认识到，并在想办法着手解决：

　　我们对农户的引导还没有一个助推，没有一个力量帮助他们跑起来，他们还在慢慢地走。前天我把副书记叫来，做一个方案，成立一个三人的宣讲团，宣讲塘约道路未来的发展，要让我们的村民看到希望，要能够催人奋进，激发我们村民的紧迫感、使命感。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达到这个效果，必须做好两个事。第一，要做好宣讲；第二，要开展活动。（2017年）8月1号后我们就开始做“四爱四美”的活动。四爱是“爱国、爱党、爱村、爱家”，四美是“语言美、心灵美、环境美、行为美”，评出最美的塘约人，最美的塘约家庭，最美的塘约教师，最美的塘约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

　　用4个月的时间，到12月份在广场集中村民，那时候体育中心都建完了，召开全村的行动大会，对这些最美代表进行表彰，给他们一些鼓励。昨天（在2017年8月的一天）专门做了一个方案，还没研究，要研究有什么缺点，形成一个正能量。把“四爱四美”做好后，我们成立三人宣讲团，到每个村民（小）组宣讲，11个村民（小）组11次宣讲会，这就可以达到促进村民使命感和紧迫感（的目的）。

　　不过，基于这个回答，我们也可以看到，左书记的沟通思路主要还是从干部到群众的输出，还没有解决从群众到干部的输入问题。或者说，左书记的考虑偏重到群众中去，而从群众中来还没有得到同等的重视。

　　第六节 外援的作用：

　　塘约的建设和产业项目

　　不管是有关塘约的报道，还是我们实地参观的感受，都反映出塘约的各项建设及产业项目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宽敞整齐的道路和亮丽的村居让人惊叹。一个村子何以有如此能耐？这果真是国家投钱重点打造的一个形象工程吗？是否具有复制推广的可能？针对这一问题，盲目猜疑是没有用的，我们单刀直入，向多位村干部了解情况。

　　据村主任彭远科的说法，塘约是2015年下半年才受到政府关注的，在这之前“没有什么政策，没有部门支持”。负责村财务监督的曹友明也说：“塘约村出名之后，各种项目多了起来。” 我们可以推测，塘约获得的各项建设扶持是在2015年下半年才陆续进入的，在这之前，塘约获得的是一般灾后救助和其他普惠政策。

　　不可否认，塘约受到比一般村庄更多的关注，也获得了很多资源。但一项研究如果不详细梳理、探察这些扶持的性质以及外援在塘约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就得出塘约村是面子工程、不值一提这样的结论，那么它不仅不具备做研究应有的负责任态度，更是直接否定了塘约村自身主体地位的存在。

　　随着作家王宏甲《塘约道路》一书于2017年出版，贵州塘约村引发了大量关注|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我们从2014年水灾开始，对各项政策和资金扶持做了一个梳理。这些信息主要来自曹友明和合作社理事长丁振桐。曹友明以前是大队会计，2005年返聘回村负责村财务监督，这个长期与账目打交道的老干部，已经养成对数字的高度敏感性，村内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在他的分条列举下变得清晰起来。而丁振桐直接负责各项产业项目的接洽。

　　一、灾后重建

　　水灾后，安顺市政府划拨40万元救灾款，用于村路和庭院硬化，还为村民提供了可供食用三个月的大米，并支持部分房屋的“穿衣戴帽”外观美化工程（“穿衣”是指粉刷外墙，“戴帽”是指统一加盖瓦顶）。更多的灾后援助资金则来自塘约所属的乐平镇，是从小城镇建设经费中拨出来的，用于支持“棚户区改造项目”。乐平镇书记马松谈到了自己争取这笔经费的原委：

　　整个塘约被洪水冲毁。市委书记问要什么东西，村民说要材料，自己干，感动了书记。（我）第二次来（村民）就全部在修路。我就用了“棚户区改造项目”，把塘约纳入小城镇计划。我允许你们抓紧修，两层半，外面景观整治我来搞。你们（村民）投30%，政府投70%。（这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真实写照。它（塘约）和你们走过的美丽乡村不一样，档次很低，但这是精神的体现。政府一户人家投入2万多（元），（共）2800多万（元），村办公室、广场、停车场、通道，都是这个项目。

　　用这2800多万元，塘约村完成了村居外观美化，村广场、停车场、通道的建设和办公楼重建等大型工程。算一笔账，如果按一般做法发包工程，用5000万元都做不下来。马松这样 解释：“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劳务都是村里自己解决了。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做到。要做到这些事情你们自己必须参与进来，降低我的风险。”

　　而“穿衣戴帽”并不是投钱就能干起来的，还涉及说服动员老百姓。丁振桐说：

　　这个每个村都有，只是看你是否实施得下去（能否动员群众愿意自己出30%接受房屋美化，愿意出钱接受房屋改造的村民要签一个承诺书）。虽然老百姓（把）承诺书签了，但政府考虑到塘约当时刚刚受灾，塘约的30%就免收了。

　　“穿衣戴帽”不仅仅是投钱亮化村居，塘约更借这个项目整治了村容村貌。这不仅涉及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也关乎旧习与现代化改造的矛盾。我们从曹友明那里得知整个过程对村集体组织的挑战：

　　第一期项目既“穿衣”又“戴帽”。但是由于“戴帽”的资金投入较大，第二期工程改为只“穿衣”不“戴帽”。但是没“戴帽”的村民想不通，村里就负责解释、做工作，告诉村民这是政府投资的项目，也是政府做的决定。整个工程由镇政府的村建所从外面找来工匠，所需资金由区财政负责，村里负责村容村貌的整治，其中涉及一些村民私搭乱建的猪圈、牛圈等等，需要拆除，这个需要村干部做大量的动员和协调工作，说服教育村民。

　　多数村民是配合的，也有少数村民不配合。彭家院、李家院、杨家院，这三个地方拆迁阻力比较大，有些拆不动的房屋，左文学书记亲自带头来拆。村民不愿意拆除，一方面是认为这是自己的财产，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拆迁也涉及自己家的厕所。拆迁、拆掉村民的厕所和猪圈后，村里为村民建设了公共厕所，距离有些村民家庭100~200米。但是由于村民的素质不高，公共厕所的管理存在困难，脏乱差现象比较严重，一个月以后公厕就不能用了。厕所里放的公用卫生纸也被娃娃们私自拿走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村里安排了保洁员进行打扫。

　　当论及政府项目投资的时候，我们往往只看见钱的投入，而忽略了这类公共建设和改造对村民生活观念甚至私有意识的冲击。且不论这类现代化的改造是否真正切合村民和集体的需要，毋庸置疑的是，这需要一个承担所有动员、协调工作的主体，而且也只有这一主体存在，才可能保证政府的资金真正为民所享。

　　二、修路

　　近年来贵州着力投资水、电、路、房、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方面提出“组组通”，通组公路硬化以县为单位，采取“整乡推进”方式实施。按照政府的普惠政策，机耕道、农村公路都是先建后补，先由村负责建设，建成后向政府报销。据曹友明的说法：

　　塘约村修建26公里机耕道，平坝区扶贫办负责硬化。这个（条）机耕道是先由塘约村修出毛路，扶贫办再进行道路硬化。修建毛路需要请（雇用）挖掘机，去年（2016年）只挖（掘）机的费用就20多万元。机耕道预计造价每公里25万（元），先由村里垫资，目前扶贫办究竟能够给多少经费村里还不知道。这个道路硬化的工程也是村里要求要自己施工，向政府保证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最后由政府验收。修路占用村民的土地，由村民小组划出，村里按照水田每亩700元、旱地每亩500元、坡地每亩300元的标准进行赔偿。

　　普惠政策是做道路硬化，毛坯路由村里自己负责，主要是协调征地、雇用挖掘机以及组织部分志愿工，不过人力用得比较少。如果村集体自己可以完成征地、清地、铺毛坯路等前期工作，不仅修路花费将因节省劳力和材料费而大大减少，而且项目实施起来也更快。如果村里迟迟修不起来毛坯路，道路硬化的完成将遥遥无期。所以光有政策还不行，还要看政策如何发挥作用；哪里具备条件，项目就往哪里走；哪里老百姓积极，政府就到哪里去。就这样，塘约村的不少道路实际上在2014年水灾之前已经完成了硬化。

　　一般情况下，道路硬化工程由政府直接发包出去，但是在塘约，修路都是由村里自己的建筑队来负责。为配合旅游业发展，塘约规划修建一条长9公里的产业大道，曹友明说这个工程被村建筑队争取来做了：

　　平坝区政府扶贫办已经先安排了150万元的经费，（工程）目前在施工。区和镇政府原本要求外地有资质的公司来承担这个工程，左文学书记与政府沟通，争取到了由村里自己施工，一方面可以吸纳村民就业，增加村民收入；另一方面，外面的老板来包工程也是要从里面赚钱的，但我们自己来承包，就可以节省一些人员、石料的开支，节省出来的费用可以给村里的11个干部开工资。

　　不只是村内道路，2016年国家出资修建的塘约至乐平的乐塘大道，也是由塘约出人工修建的。

　　三、蜂拥而至的产业项目

　　目前塘约的产业项目分两种：一种是政府引进的项目，一般政府只提供部分资金支持，其余是靠银行贷款，建设的项目越多，村里自筹的钱就越多；另一种是外来公司以股权融资，按合约规定，塘约村集体必须占大半的股份，出土地、劳力，对方出资、出技术。项目头几年交给公司运营，让对方把成本收回来，以后按股份分红。

　　在塘约通往乐平镇的路口，最显眼的就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现代化蔬菜大棚。建这个大棚，村里需要负责划出土地、平整土地、打水泥、做护坡等前期基础建设，政府提供50万元，村里负责10万元。除了种植大棚、观光棚外，未来还要建设冷藏、配送、物流一体的产业链和深加工基地，这部分都需要靠融资完成。而本应2016年完工的大棚，直到我们调研时（2017年）也没有完工，因为负责建设的公司偷工减料，大棚质量不合格，无法正常使用。

　　这些项目至调研时都还没有投入使用，但很显然村集体未来面临不小的风险。由政府牵头引进的巨型项目可能超出村集体的掌控能力，山东大棚建设遇到的挫折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因为项目带来的风险是需要村集体自己来承担的。那么塘约如何把控风险呢？塘约能利用好大量涌入的政府和外来公司的大型项目，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而不为外来力量所牵制吗？左文学书记特别强调了几点：

　　我们和农村信用社有战略合作协议，资金必须要（有）保障，我们贷款限额全县最高，利率全县最低，我们现在贷款多少都不是问题。但我们要考虑这个钱要产生更大的效益。1500（万元）拿来能挣多少万元？如果做不好，这个钱我们是不拿的，不允许风险扩大。因为贷款3个月以上就需要付息，所以我们如果觉得这个钱8~10个月赚不回来，就不贷了。

　　基础建设我们不贷款，而（关乎）一产、二产、三产融合的时候要贷款。比如我们的蔬菜深加工，11月份就要投入使用，另外我们的接待中心大楼，5层、1200万（元）投入，这些运营我们就要贷款。这些建成了就是资产，我们不怕（贷款），运营起来是有效益的。

　　村主任彭远科详细讲述了跟山东某公司的合作细则，说明村集体有把控发展主导权的意识：

　　我们跟山东某公司，成立一个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我们的土地入股，他们技术、市场入股。第一年是我们给他（们）做，但要派我们的专人队伍进去跟他（们）学习技术，第二年我们按股份分配利润，第三年照样，第三年满以后他（们）走人，我（们）技术队用我（们）自己的人管理。所以现在我们用他（们）的技术来带动我们村民就业。

　　（市场方面）我们埋伏了“地下党”去学习，他（们）不是去里边打工，（我们）是安排有公心的、有素质的、有思想的人，跟他们并肩作战。

　　村“两委”班子的大多数人都出去打过工，去二、三产业发达的浙江沿海地区，十几二十年的打拼练就了他们面对市场经济的精明和才干。尽管如此，面对这么多动辄上千万元的项目，如何才能把产业搞起来并为民所用，是对他们真正的考验。

　　四、“要政府帮，不要政府包”

　　左书记这样看待政府的扶持：“要政府帮，不要政府包。”他认为政府包办会把村里人包懒，包坏。而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自身的动力，是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村“两委”班子和村民。有政府帮，村就发展得快一点儿，不然就慢一些。左书记敏锐地看到，政府在行政架构下的帮扶很可能帮倒忙，个别项目可能只顾局部，不顾整体、长远的发展，会影响村子的持续发展。于是，塘约请五所院校——贵州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贵州大学美术学院、贵州农业职业学院的老师组成智库，为村庄做规划设计，希望有切合自身状况的长远发展规划。5年后有收益了，塘约会将纯利润的20%给智库。

　　塘约村一角 | 图片来源：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曹友明也认为发展要有自身的动力，如果没有自身的动力，外面怎么支持都没用。他还讲了一个故事：

　　政府给了塘约村很多的资金和项目，其他村子没有得到这些支持，有的村也会有意见，去镇政府闹，镇书记马松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也有塘约村这么一个硬班子，敢于拼搏探索，能把村民组织起来，我们也照样支持你们”。结果，其他村子都无话可说。

　　外援不是塘约实践的核心，更不是全部。在一些大型产业项目和基建项目纷纷上马的同时，村集体仍然在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上投入了大量精力。据我们所知，除了2014年初创立合作社时期农业局提供的价值30万元的莲藕种子，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外援。

　　我们可以确定，塘约的内在动力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内外之间的张力也始终伴随着塘约。即将上马的几个大型项目采用与外来公司合作的方式，虽然几年后村集体可以按股份分红，但村集体能否抓牢发展的主导权？

　　能否保证项目的利益为所有村民所享？塘约无疑对外来资本、政府的帮扶是非常谨慎的，他们尝试找专业机构做规划以保证掌握主动权，但是在主流市场的汹涌浪涛下，塘约能否凭此安然发展并获得竞争优势呢？加上受仍在不断变化着的内部矛盾和张力影响，摸索一条真正切合塘约的发展道路，其过程必然是艰辛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