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村采访纪实（九）

白沙村采访纪实（九）
陶  冶
2013年4月8日   星期一



侯二河接受采访




晚上10点，白沙村党支部书记侯二河来宾馆一楼会客厅接受我的采访。白沙村的村干部一天上3个班，上午、下午和晚班。晚班是8点到10点。因为村民白天都上班，想办个人事情找村干部只能在下班后，所以，村干部要适应村民的需要，必须坚守岗位以便接待村民来访。侯二河10点来会我是正常的。说是采访，其实我就是听他的叙述，基本不用我提示或插嘴。我专心记录就是了。他说：
我从小家里穷，出生3个月父亲就不在了。母亲带着我姐姐、哥哥和我勉强维持艰苦的生活。我的亲戚都不富裕，看我们的日子太难也无能为力，只好动员我母亲招夫养子，给我们找个继父。她坚持活不离家、死不离坟，就是让这个叔叔帮助养孩子。我长到8岁时，一位叫李宝志的长辈说：“这小孩子很聪明，让他上学吧！”我才走进学校读书。16岁初中毕业，回队上放1年半的羊。18岁至19岁去柳河镇修渠道两年。19岁回来，万书记让我入党。虚岁20，实际周岁19就担任支部副书记了。大队办公室有专职会计曹有美坐班，脱产干部就是万书记和我。一共3个人。早晨到大队打扫卫生，爬井坡去担水。我年龄小身体好，出力的活自然我要承担起来。
我任支部副书记后，万书记让我半天学习，在办公室里看报纸；半天劳动，去生产队。后来就包队。5队李宝科当队长。5队问题多，闹矛盾，打架斗殴的，闹不团结的，晚上就给解决纠纷。这样干了3年。
后来修跃峰渠，我带工去，近200人。之后修白沙水库、修桥。干得很出色，节省了好多粮食都拉回生产队。万支书相当满意。
1982年老支书车祸去世，6月份我担任支部书记，开始分地落实到户。在这个过程中非常艰难。我本来是二把手，工作不全面。好多老同志出来争权夺位。上边安排要求分地，老支书已经分下了，群众种地积极性不高，怕政策变，不种地。公社让小段包工，于是收回来了。生产队长都是五几年的老队长。我28岁。老支委们心想，没听说你在哪里干出点儿事来，你行吗？
我讲话时有个支委就坐在桌子上，我就拽他下来，他不下我就蹬他一脚。
有人也看不下去了，就说：“你怎么跟年轻人一样的，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当时用水浇地要经大队批准，有的对我工作不满意，就把水管给砸了。对这样破坏水利设施的行为我毫不客气，就是叫叔的也给警告处分。我光主持会议，讲话很少。群众听的还可以。
土地收回来后，中央1号文件又传达了，公社党委书记坐不住了，必须放下。我当时考虑，土地放下可以，集体经济不能放。企业、小煤窑、机械都放下了，我们的开支没法了。
有的老同志要放光。我顶住了，头一年收个3、4万，第二年收个5、6万，一年一年地增长，后来是50万、100万、120万。
如何让老百姓信服你，只能用事实说话。1993年，有十几台破碎机了，石料场就发展了。我们又投资120万建个帆布厂。这样逐步发展，一年利润120万。这时候我就把解决住房难的问题放在心里了。我们村土地少，每人1亩3分地。人口逐年增长，年年有要盖房子的，批宅基地就成了问题。不批办不到，卡不住。家家都建四合院，年复一年，10年之内还承受得了，20年后、30年后，一个宅基地就把土地占光了。于是，我想建二层别墅，300平米7万元就够了。如果盖四合院也得4、5万，我们给补点儿不成问题。因为我们公共积累了120万，开支能用10来万，剩余的就承受建别墅的补助。我这样想了，但是行不通，没人愿意接受。我就让万增祥先建，我再建。张立安村主任和支部副书记万增祥不合。领导干部之间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但是有心怀叵测的人就大作文章，把我告到中纪委，乔石、张全景、尉建行都批示了：贪污千万元的支部书记侯二河、副书记万增祥，有关部门要认真查处。中纪委调查组、邯郸、武安都来人了。
万增祥和赵书军已经决定先建了，我还没等建就挨告了。万增祥他们的别墅还能建了吗？这一耽误就是10年啊。
1989年才缓过来，班子重组，换新人马。我们集体经济纯利润从100万到300万到500万到800万到1200万的递增，到2003年就是3000万了。
我们算个账，如果改造四合院，多占200亩耕地，原来本村占地630亩，合计就是830亩。不提倡盖楼，建小康街，占地更多。变3层的也不行，建5层的就节省200多亩。从2005年到2012年，8年建楼，完成了新村建设。
10年没发展啊！有不三不四的人，有没计划生育的，有犯罪的亲属，30多人天天上访。达不到意愿就告状，一封信就查你半年。
当初告状的都六、七十岁了。事情澄清后，凡是参与告我的，都带烟酒到我家，怕我给小鞋穿。我根本没记在心上。我认为自己正确，没有亏心事。我没贪，脚正不怕鞋歪。
典型的是张君武的女儿给我跪下了，说：“我挣的几千元钱都拿出去了……（为告状）”我把她扶起来。过去的都过去了，还计较什么？他们中也有受蒙蔽的，把钱拿出去了，以为告倒我就都回来了。可是没告倒，花出去的也拿不回来了。
从这件事我悟出个道理，老百姓为什么告状？因为财务不公开啊。就是用小黑板发个通告，没有现在这样的透明度。那时没有村民代表，主要是党员，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加上内部一搓搓就搓大了。有人支部会上不说，会后乱说。想用我的手把老支书的儿子拿下去。我跟老支书关系好，对他的儿子也了如指掌。我坚持我的看法，就把我俩一起告到省纪委，给我警告处分，给万增祥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原来告我们的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怕告不倒就把孩子户口转出去了。没告倒又后悔了，找我要再转回来。
纪委方面把我弄到武安一周，邯郸一周，都是在招待所。我在想，我们共产党怎么能不调查不研究没弄清楚就给我个处分呢？我们是红旗支部啊。告状的人，他们没风险啊，我都不想干了。武安市委组织部长、人大主任、妇联主任，来视察。市委副书记李如志和组织部长都安慰我，要反诬告，决不让年轻的支部书记受委屈。我想，不能不干。只要干，就要让老百姓过上好生活，佩服我。老百姓过得好，我就心安了；老百姓过的不好，我工作再好也不行。
我们村1998年收入800万，2000年就1000万，到2003年就3000万，到2006年4000万……2010年7000万，去年达到9700万。随着经济发展，要搞旧村改造，提高老百姓的生活，2003年开始发放福利费，老有所养。
盖楼20多个工程队，不能结算，找市领导帮助。05年省委白克明书记要到我们这里视察，武安市一把手说“你干吧……”可是有困难不管了，缺口800万，我们筹借了300万，就通过关系，找其他老领导。人都住进去了，不给人钱不行。老百姓一分钱不拿，建一套补6万，旧房按规定评几万给几万。
上3月纯利润1100万。要贷款上项目，集体经济没有个体户容易。贷款、融资、技术难，发展更难。贷款要找大老板担保。我不跟私人老板合作，但我跟他们交朋友。我和他们是两股道跑的车，我做的他们搞不成，但他们做的我也能做。他们都叫我二哥。如李增齐、姚朋芳、魏杰等，给我担保1个亿。今年又贷5000万，上了高钙白灰项目。如果投产一年纯利上亿。
我们的石灰石光搞建筑材料，盖楼、修路。在白马寺建白灰后备库。
高钙提高质量标号，提前出窑。深加工、超细粉，轻者碳酸钙。一个企业拿1个亿啊。
有了思路先跟村委会主任商量，之后支委会讨论，再拿到支委会和村委会联席会上通过，之后交给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会再议，这两关通过了，最后由村民大会认可。
牛场今年也应该成。鸡场前年上的。
农业方面也在上。1亩地就是种黄瓜，一年就300多。大棚1亩地一年14000，高效农业。
牛场牛奶制品深加工，投放到企业和学校。
饭店前年才开始收回来。私人搞饭店进货追求便宜，吃的人不健康。我们收回来养了100多人，一年交8、90万利润。个体户不行，他们也想交给集体了。首先解决劳动就业，社会效益好。经济搞不好，社会主义怎么能消灭私有制。
现在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你若想干好，就得牺牲自己。老百姓找你，白天你忙，我们规定村干部晚10点下班。我甚至到12点。有的问题涉及到别人，你不解决他就上访。小事不及时解决就酿成大事。所以必须消灭在萌芽之中。小事不过夜，大事不出村。
比如去年发生一个事，有人把外村的人给扎伤了，人家要赔偿60万。根据伤情赔付20万就可以了。被伤的人没有找我就上告了，我捎信让他来找我给解决，他不敢来。说我们村不说理。后来他还是来了，见面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要不是有人提示说白沙人有钱，也不至于要那么多。我用半小时给解决了，赔付27万。他说，若早知道能这样给解决了就不上告了。这样一弄，包括亲戚在内搭了不少钱。问题解决后，他试探地跟我说，能不能帮助他办个“低保”。其实他符合条件，就是没人理他。我跟上边领导说了，就给他办个低保。 

还有一件事，是南正峪的人，他媳妇是河南的，结婚8年了还没有办户口。我就给淑村镇派出所打电话说了这个情况，他们说：“你别管了，我们去他家里给办理。”我说：“要去下午就去。”
老百姓的需求不高，也不是没法解决的，就是没人给办，也就是不作为。现在常见的老百姓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听起来是骂共产党，其实并不是因为党的政策不好，而是骂下面的（执行政策）人。
现在有些事也不好说，中央的政策……路线问题……
少数人富起来，多数人能跟着富起来？我认为毛主席注重发展集体经济能共同富裕，我就抓集体经济的发展。我们搞集体经济，现在发展了，大多是老百姓享受了。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符合邓理论的，我们发展生产力惠及老百姓也体现“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巩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不能在企业当一把手。就是老党员也要创先争优，共产党员就是要保持先进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虚的，一带而过。我们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体现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时刻想着群众的需要，为群众办事。同时要注意教育、团结群众。村里的一切事情没有群众的参与是办不成的。但是群众的思想、素质是不同的，就要经常地运用多种形式教育提高群众的整体素质。我们村的公民素质比外村高得多，但在整体方面讲还不行。村民怎么能跟支部保持一致，召开村民会15分钟内全部到场，就需要凝聚力。
有俩人打架的，我往那一站，看见我就不打了。没有点儿威信能行吗？这体现了胡锦涛的三权为民……哪个也说不出啥。创先争优，中央农办唐仁健来了说“咳，不管说什么，只要干得好就行！”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们把经济搞上去了，村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是说发展是硬道理吗，我们发展没发展？“三个代表”呢？“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代没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也好，我们发展的科不科学？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巩固没巩固？中央提出的“住有所居、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我们都达到了。我们给老百姓办的好事多了，去年开始，每10天每人半斤肉3斤菜……今年提出，人老去了怎么办？红白理事会经手办理，一个孝子办不起的，我们给办，替他尽孝了，没后顾之忧了。
我们提倡艰苦奋斗，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自己、升华自己。
还差8分钟到12点了，我们就结束了。
 2013年4月10日  星期三
我2003年出版了长篇电视报告文学《郑培民》（60万字），因为武安是郑培民的祖籍，我到武安了就不能错过机会，要去招贤村看看。侯丙子和赵树鹏要个车陪我去武安市，请民间文艺协会主席杨新民带路到了招贤村。从主路拐入村口，因为路本来就不宽，两侧的住户在门前筑个斜坡，就把路占了。正赶上有家在翻盖房舍，路边堆着沙子和水泥，司机小心翼翼地开进去，走到顶头左拐，这段路稍宽点儿，又走到顶头，再左拐，看见了招贤村村委会的牌子。车开进大院，正面是二层楼房。我们下车上楼。因为杨新民的电话已经打过来了，会议室里有几位在等候我们。我忙打开相机对着楼前拍照了村貌，就与几位东道主握手，发现我上楼扶楼梯的右手袖头粘上了灰尘。由于人家表现得很热情，我们几个也赶紧落座开始交谈。
主持接待的是张月保，1946年生人，属狗，康二城镇企业办公室主任，2006年退休回村帮助搞企业的。他陆续把其他几位介绍给我。
郑新安，1949年生人，属牛。父亲郑国祥，爷爷郑克信，排行老五。郑培民的父亲郑国卿（到东北叫郑佐卿），爷爷郑克智，排行老四。郑新安清华中学毕业，当村教师。俩个女儿都出嫁了，儿子在水泥厂搅拌站上班。
郑学增，1953年生人，属蛇，本村农民。种5亩6分地。有3个儿女。大儿子是农民，女儿做家务，二儿子在武钢上班。父亲郑玉秀，爷爷郑克仁，排行老大。郑学增曾3次去湖南找过郑培民，第一次是郑培民当副省长的时候，湘潭有个化工厂欠邯郸一个做买卖的人钱，这人是我亲戚，想通过我跟郑培民的关系要出来。郑培民说“那个厂子都倒闭了，上万人的吃喝都靠政府，我出面给你们要账不合情理。”第二次和第三次去的时候郑培民就在省委了。现在，他跟郑培民的儿子郑海龙还保持联系。他觉得单干好，自由了。种地不交公粮了，还给补贴。我自然要表明我的看法，毛主席在的时候就许诺了农民，先是农业支援工业，等工业发展起来再反哺农业。毛主席没来得及兑现这个承诺就去世了，这个反哺是迟到的反哺。拖了30年，当初为了国家实现工业化而勒紧裤带大干社会主义的老一代农民都谢世了。就是我这代农民也所剩无几了。你现在这样的感谢是感谢错了对象。至于单干了，农民自由了，是好事也是坏事，没人管了，也就什么都不管了。中国农民没人管了，确实自由了，可以进城打工了；工人也没人管了，下岗了，自由了。可是生活还有保障吗？白沙村人走集体道路了，有人管了，生活都有保障了。能说他们没有自由吗？
最后被介绍的是王相田，1945年生人，属鸡。原来是清华公社招贤大队长，公社解体后就是村主任。一年给7000多元补助。大儿子搞运输，小儿子在铁厂上班，女儿出嫁了。生活一般。
我本来是想看看郑培民的姑母和姑父，他们说还在世。但是不在这个村。路太远。比较近的是东长远村，那里有郑培民的舅妈。于是，我就改了主意去看郑培民的舅妈。
我们下楼到车前，想起该去方便一下了。在西南角有个厕所，脏得没处下脚。我老伴儿方便完说，里面根本无法下蹲，而且不能常规方向。她说我的屁股后面也是灰尘。我没想到招贤村村委会的会议室是多久不用了。而厕所也是少有人光顾的，墙角下是一堆酒瓶子。我从杨新民给我的《民间文化》（第16期 2012、7）里看见了杨新民们对招贤村的歌颂。我相信他们的采访和纪实都是真的。那村委会的建筑和洺河湾的风景，令我为郑培民祖籍的美丽而高兴的。但是前后不过一年时间，怎么竟能这样情形啊？车开上正路，我让车停下了。因为左边沿路东侧有一排窑洞式老房子，我下车拍照了，不知道还保留下来的用意。据说武安市新划成3个园区搞开发，而其中的工业园区就在招贤村这里。招贤村的领导者是不是等待开发区上马，这里被拆迁啊？我想招贤村的支部书记贾天用的智慧不会逊色于侯二河的。本来不相上下的两个村怎么就有了差距啊？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是他抗拒不了的原因。尽管未能见面交谈，但我相信他是我党很有能力的基层干部。现在，这样的基层干部没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太多了，不是他们不想带动村民共富，是社会形势没给他们条件和机遇。他们对邓理论没有全面看或真正理解，而且把关键的内容，如“九个如果”给忽略了，因此不敢走集体道路搞集体经济。其结果“先富带后富”就落空了。
我们来到东长远村。这里的村路还是不错的。路两侧的住宅都是四合院的，就跟白沙村特意保留的老住宅一样的。杨新民也不怎么熟悉这里，但是总还是找到了一个认识贾家的女人，人家把我们领到了贾老太太跟前。我给老人家敬个礼后就说明来意。老人家耳不聋眼不花，说话口齿伶俐，语言表达也很顺畅。就是语音我听不懂，好在杨新民给我做翻译。她说：
我有名，叫冀先云，86岁，属大龙的，农历5月初二生日。娘家是紫泉村的。老伴儿贾赞元，大我4岁，在村上土改时发展的第二批党员，是解放前，是地下党。建国后，在河进镇供销联社当主任，后来在马庄乡当乡长。当时挣40元工资，养家困难想回家种地，领导说不能回去，有困难能照顾。他说自己会种地，还是回家种地吧。1962年就回家了，给老妈15元钱。不要政府照顾，跟郑培民一样严格要求自己。上边给个小奖状，写的是什么字我不识字不知道，但上面有红旗。走30年了，他56岁，我52岁。大儿子贾福安，1947年农历10月12日生，二儿子贾延安，63岁，属兔的，不养老。三儿子21岁喝农药自杀了。没结婚，刚分地单干，觉得压力大。以前依靠生产队，一个工挣4毛钱，跟着干就行了，只要肯出力就是好样的。生产队散了，两手空空，没了主意，不会种地了。他不活了，我分了1亩4分地，给老大7分，给老二7分。我觉得没偏没向，可是老二还说我偏向老大。3个闺女都不赖，都给我买衣服。大女儿比大儿子小两岁，二女儿差不多，三女儿就俩女孩，没儿子。她们都在农村，过的都好，每次回来都不空手，水果、鸡蛋什么的。我过生日，就50、100的给我。老大媳妇没了。他的儿子两口子很孝顺，我的重孙子都多大了。我们这里四世同堂了，吃的、住的、穿的都不赖。老二媳妇就不说了。
郑培民见过一次，是在闹非典前一年，我妹妹和俩兄弟在北京，我去串门，二儿子去找郑培民，他在党校学习，跟老二来看我，带的茶叶。他叔叔郑国宝告诉他：“你别来北京，职位低、工资少，就在下边干吧！”他在湖南很安心，干的不赖。他死的时候我知道，我没钱去看他。就见了一次面。他弟弟郑培生、郑培年、郑培和都没回来过，未见面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老头被批了40天，住村里，我去送饭。红卫兵让我请罪，我说我没罪，怎么没有罪还要请个罪啊？不请罪不行，为了送饭，地下垫着草，我只好跪下了。送有10天饭，就放回来了，让他扫街道、修马路，73年又给结合进来。我听说武安县县长都挨打了。我家老头没挨打。他当一年队长，就是邢台地震那年。我就是长远人。
老人的话还有，但是已经接近12点了，她孙子媳妇把饭都做好了，留我们吃午饭。我们人多，就谢绝了。给他们拍照了全家福，就告辞了。老人家还走出大门送我们。我看老人的心态很好，祝愿她活过一百岁。



招贤村办公楼


招贤村村委会楼上看貌



郑培民舅妈一家人




 
2013年4月10日  星期三
 
    我们早晚在一日厨房就餐，有个小胖丫接待我们，给端饭端菜，总是笑呵呵的。我老伴儿腿疼，他们门面有几个台阶。我们走的时候她都要搀扶奶奶下台阶。早上我们去的时候，她在打扫门口的卫生，赶紧放下工具就迎上来。这样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子，去年一个多月的时间连续失去了3位亲人。她父亲突发心梗走了之后，奶奶和姥爷也走了。她妈妈精神崩溃了，寻死觅活的，不差着她和小弟弟，也就跟着去了。现在，她妈妈抑郁了、自闭了，不想见人，尤其是熟人。我想采访她妈妈，她妈妈坚决不肯出来见我。我说我去见她，有我老伴儿陪同，那也不肯。后来在女儿小胖丫的劝导下，用手机上网接受了我的采访。下面是关于她的留言和单方面的对话记录（22：30：02）：
您好！我是白沙去年家里连死三个亲人的人。我知道你在俺村里住着，心痛的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我不知道你愿意听我说说我的肺腑之言？如果愿意请加我。
 
2013年4月11日  星期四
（06：29：20）您醒了吗？我也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听我说？去年俺家一连串失去三个亲人。我心痛。你下了？你不想了解我了吗？我女儿在一日厨房上班，她说你住在我们村里。女儿不知道该如何说。我想说说我的心里话。
就在去年冬天，我四十天里失去了三个我最最亲的人。老公是第一个，隔七天是我的婆婆，又隔一个月是我的父亲。这一连串的打击让我喘不过气来。真是天崩地裂，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真的想跟他们一起走了，一了百了。可是，孩子们拽住了我那已死的心。为了孩子们、为了老人，我以后会好好的活着。
我不需要你的回答，只要你看到就行了。多亏了有我们好的领导。有事找到他们，都给我帮助和支持。在我心里有一万个感激。我做饭了，下午聊，我会跟你说说我的一生的。（11：16：18）
 
    2013年4月12日  星期五
（14：36：58）我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我们村第一个万元户。我在家里什么也不干。父亲李万昌，1980年建立了白沙麦芽加工厂，效益特别好。我是属猪的，18岁那年去武安上3年班，22岁结婚，23岁生下女儿李梦雪。我和他是邻居，同岁同月不同日。都是43岁。我是72年农历11月初6，他是11月11。他喜欢喝酒、抽烟，在山上上班。我喜欢文艺，爱跳舞、爱唱戏、爱演小品。可是他不喜欢我去跳舞、我去唱歌。我虽然唱的不好，但是爱唱。我在家里也免不了唱唱。我一唱他就烦，我一跳他就烦。因为我从小就会跳舞，所以学啥都快。他就是自私，怕我看不好孩子。在我有儿子那年差点没命。害喜厉害，不能吃饭，导致贫血。到了7月份变成败血症。8月份成了趾骨联合分离症。生下了儿子我只有皮包骨头了。所以，我现在的身体一直不好。从结婚我就没有去上过班。我生为农民，可是去地很少。他挣钱，我在家里看孩子、做饭。他说“你看好孩子就行”。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去年十月初八突然走了，我心痛，我恨我自己没能多陪陪他。后来别人都来家里要钱，我才发现，他骗我。他骗了我，给我留下了一屁股债。原来的他，没有了。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是我做错了什么，让老天这样惩罚我？他不再是我的那个人了！
我没有办法活下去，是我没有办法还他所欠的债务。
我活下去的理由是我有儿子、女儿和老人。
去年十月初八他死了，十月十五 婆婆死了，十一月十九我的父亲也死了。我父亲在床上躺了三年，这三年多亏我妈妈，虽然我每天都去。
我能支撑到现在，多亏有我们的好领导。有事找他们都给我我帮助和支持。在我心里有1万个感激。
我现在住一百平米的楼房，八万元，欠村里两万。
女儿三年前跟表姐张倩去北京在一个超市里打工，她父亲去世了就回来了，村里给安排了工作。月工资八百，守家在地不用我挂念，自己能养活自己了。
……
我发觉她还有觉得得意的事情，就因势利导，启发她封闭的心扉，开导她走出阴影，到室外看看昔日的好友，争取在村上干点什么工作。把苦难的记忆排空，用新生活、新希望注满自己的心田。有机会重新登上白沙村的舞台，继续绽放文艺天才和青春活力，创造条件迎接新爱，组成新的家庭。就白沙村的富裕现状，本村里遇不上，外村的肯到家里帮助赡养老人抚养孩子，村委会一定会接受的。至于对新来的男人也不是太大的负担。老人的福利待遇就够生活了，孩子的基本生活费用村里也给了，如果考上大学还有奖金。让我这样一说，她表示认同，并答应出来到村上适合她的单位上班。但是，自己不想，也不好意思再找村上领导了。我答应她，在我临离开白沙村的时候，跟侯书记说说她的意愿。
当天晚上8点半，侯丙子和赵树鹏来我房间，我跟他俩说了李梦雪妈妈的情况，希望他俩传达给侯二河，帮助这个残缺的人家度过危机。赵树鹏就谈了李梦雪姥家的情况：
    李梦雪的姥姥相当精明，年轻时很秀气，小名三妮，大名赵士秀。我跟她是一个生产队的。她爱人是七队会计，叫李万昌。她是八队的记工员。办公室是一排房子，西三间、东三间。东西相邻，接触的机会就多。他们俩是自己谈的恋爱。
当时我们村文艺活动就搞得好。李梦雪的爷爷演《白毛女》里的反角。白沙村排演了《红灯记》、《沙家浜》和《白毛女》，到周围的峰峰矿区、南大社、跃青山等地方演出。够不上剧团，就是文艺宣传队。老支书是支持的，集体嘛，好集中。都是晚上排练，也不记工分，都是义务的。侯丙子也参加了，演《红灯记》里修鞋匠。李梦雪妈妈最早唱《一条大河》。
李梦雪的姥爷是怎么样成的万元户呢？改革开始，他们七队办了个麦芽厂，是邯郸市轻工局研究所工程师翟希昌给的技术。翟希昌和我们生产队的翟增堂是叔侄关系。本来是支援我们八队的，但是队领导商量不到一块、意见不统一，就让给七队了。七队队长李银生、会计李万昌挺合把，人家就搞起来了。效益挺好啊，啤酒行业兴起了，附近的不说，安阳、武汉都打开了销路。工值一下子就达到两块了，后来都涨到八、九元钱。我们队才一、两元钱。差距太大了，上边就控制了，给大队交点儿，不准超过七、八元。他们就发奖金、发奖品。那社员可是真富了。两三年后，李银生跟不上了，生产队也散了，李万昌就承包了。奖金多不多、工资多不多，生产队也管不着了，大队更不用说。到1984年，李万昌就有10万元了。1984年才有万元户，他是十万元户了。1986年周边也有建麦芽厂的了，他就把技术卖出了，这个麦芽厂就停产了。如果生产队不散，不搞承包，还是集体干就起来了。
翟希昌是吉林省舒兰县人，祖籍在白沙村。他又为白沙村牵头办了啤酒厂，投资十几万元，设备跟不上，产品不合格，没有资金支撑不能更新换代，就放弃了。之后搞个帆布厂。帆布厂是最后破产的。
帆布厂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厂决定淘汰一部分机器。我们厂原来是军工企业，原来就有纺线厂，我说要加几台机器办帆布厂。我找技术科长、厂长，需要整形机。白沙村张立安去了，把他们的情况说了，后来侯二河、万增祥也去了，双方都同意了，由我们纺线厂提供机器和技术，在白沙建厂。过一段时间二河说联营，我们厂长是保定纺织学院毕业的，不愿意来，没谈成，就跟峰峰矿区联营了。一帆是国营的，二帆是集体的。主机、辅机都是二帆的，一帆就脱钩了。
两个地面企业，不是资源型企业，都没搞成，说明我们白沙村的认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