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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时年37岁的黄振扬“出事”时，黄枭腾才8岁。1986年11月4日，是黄枭腾的9周岁生日，他的父亲黄振扬在看守所里等待判决。22天后的11月26日，桂东县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黄振扬有期徒刑10年。
从那时开始，黄振扬就开始了申诉。
2017年4月28号，刚刚过了69岁生日，申诉了30多年没有等来昭雪消息的黄振扬因患脑梗，带着不甘，含冤离世。有人说，他半辈子都被贴上诈骗犯的标签，最后入了土还是没翻过来。
在黄振扬入狱那些年，黄的妻子在一人拉扯三个孩子的同时，一直在为为洗清丈夫的冤情不停地四处奔走。
黄振扬的二儿子黄枭腾今年已经46岁了。从9岁时黄振扬判刑入狱到现在，他陪着母亲、陪着父亲喊冤、申诉，父亲去世到现在，黄枭腾一直在父亲的冤情东奔西走，在网上呐喊。
他永远不会忘记，父亲黄振扬临终前从喉咙里吐出的微弱声音，希望家人不要放弃，一定要讨回公道.......这一幕，常常让黄枭腾泪流满面。
黄振扬的冤案要追溯到38年前，事情发生在湖南省郴州市的桂东县。1948年出生的黄振扬，是原桂东县邮电局职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黄振扬家房屋重建及他母亲病故，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经过局领导同意，1984年下半年开始利用工作之余干点介绍业务的活儿，享受一下改革开放的红利，搞点收入改善一下家庭的经济状况。
1984年12月，黄振扬与福建寿宁县外贸局的业务员张世民结识，张世民希望黄振扬能帮其介绍锡锭资源。黄振扬在得知桂东城关镇李某、黄某、胡某有锡锭存货后，决定帮张世民提供货物。
因货源的特殊性，须现款才能提现货，所以黄振扬就要求张世民先预付货款，然后再由黄去找货源。张世民同意先将现款汇到桂东，但要求款项需进国营单位账户。于是，黄振扬与桂东饮食服务公司胡某说好，借用饮食服务公司名义做生意，交管理费，让张世民把款汇到桂东县饮食服务公司账户上。
为了顺利汇款，经桂东县法院食堂工作人员的同意，在合同文本上加盖了法院食堂的专用章，但该印章并未被张世民认可，随后又补盖了桂东县饮食服务公司的公章。最后签订了一份销售锡锭15吨，总金额54万元的合同。
第二天张世民和证人胡某一同办理了54万元货款的进账手续。
在案卷中，张世民本人证实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信息费和业务费。
在54万元货款到账后，黄振扬为了履行交货的义务，又先后托多人去寻找货源，并根据货源情况办理提货手续。
由于所寻找的货物均不符合张世民的要求，张世民于8月5日从衡阳发电报给黄振扬“有货都不要了，立即退款”，最后提出终止合同。
黄振扬在第二天就主动退还了账户上的货款15.5万元。由于桂东县饮食服务公司欠银行贷款，其账户上的38万元资金被银行冻结，最后由桂东工商局处理退还，一共退还了寿宁县外贸局53.5万。
最后还有5000元无力退还，黄振扬认为，这笔钱是所托之人为货源支出的购货定金及差旅费用之需。
不过，最终黄振扬自己还是还了3100元，只差1900元没能清还，占货款总额54万元的1%都不到。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黄振扬与张世民签订合同，不是为了得到54万元货款，而是为了获得信息中介费和业务费；在54万元货款到账后，黄振扬没有拿走了之，而是积极得履行合同；在张世民提供终止合同后，更没有将货款据为己有，而是退还给张世民，没有给购货方造成损失。
然而，在张世明和寿宁县外贸局均没有向黄振扬追要这1900元的情况下，1985年12月28日，黄振扬却因诈骗被逮捕。1986年11月26日，桂东县法院作出判决，黄振扬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黄上诉未果。从被逮捕开始，他及其家人就开始了漫长的喊冤申诉之路。
1985年12月28日，黄振扬因诈骗一案被逮捕；1986年11月26日，桂东县法院作出判决，黄振扬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法院认为，黄振扬属国家职工，又未取得营业执照，自己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货源的情况，采取欺骗手段，非法与他人签订购销合同。而黄振扬则坚称，自己只是做生意的中间商，根本不构成“诈骗”。
为了尽快昭雪伸冤，黄振扬在狱中努力表现，取得了2年半的减刑。1993年服刑7年零6个月后，他走出监狱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原审判机关桂东县法院写申诉信，但遭到驳回；之后不断申诉，均被驳回。
黄振扬与张世民取得联系后才发现，确定诈骗罪并非张世民报案，而是桂东县法院院长邓仁祥报的案！
黄枭腾告诉宾曰语云，他父亲黄振扬出狱后专门去找过张世民，张世民说“你们桂东县人要害你的，跟我没什么关系。”
黄振扬被判诈骗罪，却并没有受害人，县法院院长构陷的这起冤案，一冤就是三十多年。2020年，在黄振扬病逝3年后，构陷他的邓仁祥也去世了。
从被判刑的那天起，黄振扬与家人就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凡是黄振扬觉得有机会帮助自己申诉的人，他都写过信。1996年，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阳杰收到黄振扬的信后，批示给郴州市中级法院，但直至2000年欧阳杰退休，仍旧毫无结果。
湖南工程学院正厅级督导、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湘潭市人大常委委员、湖南省刑法学会常务理事、湘潭市刑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湘潭市民商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湖南省咨询协会常务理事、湘潭咨询协会常务副会长朱培立教授曾持续关注此案。得知黄振扬的冤屈后，朱培立教授2009年在“湖南在线”发表《建议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黄振扬案纠错》的文章。朱培立教授直言：应该说只要郴州市检察院、法院查清这些冤情和疑点，就足以判决黄振扬无罪。
朱培立教授认为，
第一，卷中材料表明：黄振扬事前、事中及事后都没有以非法占有的目的，通俗地讲就是没有故意犯罪的想法。
第二，卷中材料表明：黄振扬具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实现合同目的的可行性：当时黄找的单位确实有货源，只是规格和含量及价格等因素不符合需方要求而没有成交。
第三, 卷中材料表明：黄振扬积极主动退还货款，当购货方经过折腾后，提出就是有合格的货源也不再要了，第二天黄振扬便积极主动地退还了货款，只剩1000多元没有退到位（当时余款完全可以到位），没有因黄的行为给购货方造成损失。
第四，法院认定假冒其他单位公章，是错误的，合同担保盖章的公章是法院食堂真实印章的部分显现，盖章时有法院食堂管公章的人在场，不经其同意是不可能盖这颗印章的；而且该印章自始就未被认可，随后又补盖了合符需方要求的公章，所以不存在假公章一说。
第五，卷中材料表明：黄振扬未向购货单位的业务员隐瞒自己是邮局的职工的身份和“提篮子”做生意的行为，购货单位的业务员也明知黄的身份，完全是利用黄的人际关系进行中价、“过桥”获取货源和防止风险。所以更加谈不上黄振扬有诈骗的故意。
……
朱教授认为，黄振扬主观上没有犯罪的故意，客观上没有侵害的事实，犯罪构成的两项基本要件都不具备，自然犯罪也就不成立了。他希望法院能尊重事实，有错即改，让人们看到中国的执法机关虽然难免有差错，但敢于承担责任，敢于纠正错误。
当年10月，郴州市中级法院发现案情确有冤屈，于是启动了再审。
郴州中院开庭再审后，黄振扬得到可靠信息审委会讨论通过无罪。本以为案件出现转机，没想到的是，案件上报湖南省高院后，2010年7月6日裁定依旧维持原判。
不可理解的是，裁定书漏洞百出，前面说黄振扬“为了得利”，后面又说“为达到非法牟利的目的”，而非法牟利目的不等于非法占有目的。
邓友金律师认为郴州中院简直就是在胡扯。
黄振扬对维持原判的裁定不能接受，遂向湖南省高院申诉，2011年3月又被驳回。
对此，朱培立教授直言：如果黄振扬案当时没有领导去进行“内部人员干扰”，绝对不会有如此蒙冤的不幸遭遇；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如果没有领导去进行“内部人员干扰”，也绝对不会维持原判。
黄振扬冤案后来又引起了时任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的重视，陈建教曾因解救山西“黑砖窑”民工等事件而闻名。他在2013至2015年期间，先后三次给湖南省检察院、湖南省高院、省委政法委最高领导写信，希望“黄振扬”案能引起高层重视，启动重审程序，还原事实真相。
在收到陈建教的三封信后，湖南省检察院于2014年3月24日将案件移交郴州市检察院办理，2015年3月24日申诉再次被驳回。
直到2017年黄振扬病逝，也没有摆脱掉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
从1986年11月被判刑到现在，黄振扬父子接力申诉已经长达37年。
针对该案，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刘平等律师耗费心血撰写了十多万字的《黄振扬诈骗案应改判无罪》的申诉状及相关文章，迟夙生律师、吴法天教授、邓学平律师、王飞律师……多位权威法律人和资深媒体人关注呼吁。
2020年，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法天教授在微博上跟帖：已持续关注多年！
2021年4月，邓学平律师在黄枭腾的微博后面跟评：持续35年申诉，试问有几人能做到？背后的驱动力量又是什么？寄出去的申诉材料能装满几麻袋了吧？
著名媒体人廖隆章指出：只要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稍微抽出点时间坐下来耐心听听这个案子，就知道有多奇葩！
廖隆章怒问道：明显错案，为啥不纠？
因为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刘平律师临时开庭，2023年11月13号上午，北京瀛和（海口）律师事务所邓友金律师与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三级高级法官吴兰馨沟通交流后，吴兰馨副院长当场表态，交本院审判监督庭组织法官审核，审核交给院长，集体研究后给出答复。
在递交了三份申诉状后，黄枭腾开始了新一轮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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