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工人：汪晖与富士康工人的相遇

　　草台班的新戏《世界工厂》11月在深圳OCTA当代艺术中心演出，作为社会研究和实践剧场，《世界工厂》吸引了各个人群的参与，其中包括了许多工人，他们纷纷在演出结束后发表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在参与了草台班《世界工厂》的圆桌讨论后，与草台班成员们一起，展开了一场与富士康工人的对话。

　　出生在20世纪新中国的汪晖曾有两年的工人经历，他当过学徒工，进过罐头厂、纺织厂和无线电元件厂，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纺织厂做电工的时候，有一次接线，他差点触电而送命。今日，他与富士康工人的工作相遇，或许是偶然，也或许是必然，两个不同年代的工人，在同一个空间讲述了彼此不同的故事。处于不同的时空，他们有相似的经验，却有不同的体验，但是他们找到了共同性，一起探索新工人的出路。　

　　汪晖与富士康工人在一起

　　加班与掐秒表的挣扎

　　汪晖：我也算是一个老工人，一开始是临时工，纯打工，大半年后正式分配做徒工。我做过三个工作，第一个是在扬州制罐厂做绞肉工。每天早上，我用铁皮车从冷库里将已经切开的猪肉按肥肉和瘦肉两种，推到车间，然后用戴了纱布手套的手将冻肉从铁皮车中装到脸盆，提到半空，倒入绞肉机。那时候一天一块钱，这是我做工人期间的最高工资。第二份工作在纺织厂做电工，有一次接线的时候被电到，就被分配到挡车女工中间，当打包工。那时候是三班倒，纺织厂的机器是不允许停的，所以三班都要保证有人开工。后来正式分配到无线电元件一厂，我在厂里是做比较低级的工作的，就是在电话流水线上装那两棵螺丝钉。这是我自己作为工人的经历。

　　工友：我是河南一所中专毕业的，跟着学校批量运过来的，那时候政府和企业合作，我2007年进了富士康。以前觉得富士康是世界500强，就以富士康为目标，觉得富士康很难进，自己能进来很自豪。那时候我们也是要用技校的名字才能进来的，要交四百到六百块。我们学校是老师带队，那时候就像木偶一样坐在那儿，听取他们的管理规章制度。他们制定的就像是具有法律效应的，都是好的，他们让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进了富士康之后我是负责手机外壳的烤漆的。

　　我们的车间是无尘车间，我们需要包得很严，手上包着手套。07年进富士康的底薪才700块。那时候做手机，包吃包住，吃的话是一天11块。一个月做义工不扣钱，免费提供你住这里。我们学校进来的，都比较听话。那时候我16岁多，别人说这个活有点脏累，我就说我可以干，没干两个月就当了线长。我的性格就是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要做好自己的职责。我不喜欢溜须拍马什么的，我不怎么喜欢出去玩，花销不是很大，但是一年下来钱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连家庭生活基础都达不到。我700块底薪，一个月加10块，已经算加得快的了，那时候一年涨几十块，在基层中已经很出风头了。

　　我们收入来源增加的唯一途径就是加班赚钱，那个钱完全是靠自己加班费来的，不让加班收入就低了。大家每天想着加班，甚至为了加班而表现好。一些员工调皮捣蛋就不让加班，我不听从管理就不让我加班，加班就是待在厂里面干活，我还有300块钱的管理职位费。2010年发生了跳楼事件，公司的管理理念就是让员工不要交流。后来不管吃不管住了，我的工资涨到2300，相对来说不是很低了，但是开始住宿扣钱了。以前吃饭是刷了卡就有饭吃了，后来还要自己掏钱，底薪涨了，但是还是要靠加班来挣钱。底薪不涨，就加班来约束工人。底薪10年涨过一次之后，幅度比较大，后来也没怎么涨了。

　　富士康前IE：这个我很理解，我是臭名昭著的IE(工业工程)，现在已经辞职了。IE属于上不去下不来卡在中间的人群，不属于底层员工也不属于高层。我大学本科学的就是IE。我很反对中国把IE拿来当工具管人。IE包含的方面很多，我只负责一个小方面叫“效率提升”，掐秒表控制工作。你们都误会我了，我掐秒表只是机械工作，不是为了压榨你们。你给老板创造效益，老板不会想到你的。你本来是想让人类生活得更好，但是就给老板压榨。辛辛苦苦干了两年，底薪才涨了50块，我问了很多人，也大部分跟我差不多。我有很多疑惑，比如说今年来的本科生比两年前来的工资更高。

　　我那时候虽然身体很苦，进一个车间，要穿无尘连体衣。每天尽量少喝水嘛，不然很麻烦，我一天才去一趟。一到上晚班的时候，下半夜四点多的时间，我每天浑身出汗，人家都笑我，一到点，就来液体，是不是那个那个……我怀疑现在肾结石可能是因为以前憋尿。

　　你们看到的掐着秒表的这些人，我们不是跟你们生产线的做对，我们也没办法。我刚进去是满腔热血的，主动承担测试整个车间60个人工作时间的工作。经理还非常和善地告诉我，好好去测试，一周不要过来也不要紧，把工作做好就行。我把60个人的工作时间测出来了，跟标准不同，不得不又测了一次。我现在才发现，你测的数据并不重要，老板觉得有利才重要。IE没有尽头，永远做不到最完美。IE学院的校长，他常说改善无止境，老板也经常用这句话鼓励我。有一次做了一些改进，发现一开始一天能做450片的话，改善之后可能可以做700片。我就想，这是不是我IE的功劳?多出来的利益算不算IE的?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工作直接关系到流水线工人的工作量，一段时间下来，我跟流水线工人的关系便逐渐恶化，人跟人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他骂我一句，我就会回骂一句。有一次他打了我一拳，我觉得很委屈，但是我没有还手。尽管IE这个工作很得罪人，但是这是我的工作。后来我想，我也是被利用了。60多个工人，40个人恨我。要不是我心里承受能力强，也不知道如何了。这只是事件的开始，我受到的压迫不止是这一点点。

　　当然，管理者的压力也很大。但是，作为高层个人努力年终奖能拿很高，一个基层员工一个人才拿一万。高层的尊严可以换钱，所以钱才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讲。我就两个目标，反复地问为什么，还有涨工资。我就跟老板说，你让我推行下去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对他们(工人)有利的，但是这个利益你不给他们，不给我。要么我继续在这儿干吧，你给他们和我加一点工资，要么我走。老板说，这个工作谁都可以干。辞职之后，也没有说辛苦两年给我点慰问基金什么的(工友们大笑)，感觉我灰溜溜的出来，我有个架子鼓，也没人帮我搬，因为我没有朋友。我不想再找工作了，我感觉在中国哪儿都一样。

　　汪晖：你们跟我当工人时代差别很大，那时候工厂分国营工厂、大集体、小集体。国营工厂在我们做工人的时代是大家都特别羡慕的。因为有医疗、劳保和住房。其他工厂，大集体中也有条件好一点的，小集体相对比较差。这些不同性质的工厂之间待遇有差别，单就工资而言差别不多，主要区别在于待遇。第一个，当时的工厂，通常来说没有权力开除工人，除非犯错，作为处分。所以一般来说是永久了。象我自己待过的工厂，现在呢?只有做食品的那个工厂转型，但是纺织厂被收购了，无线电厂后来也没了。我在工厂的感觉，过去都说国营工厂效率不好，有时候会停工，原因是过去计划过程确实会有问题，但是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因为大家都是这个工厂的员工，一般来说有工人确实觉得工厂就是他自己的，因为他一辈子都在那里，所以他对工厂有归属感。这也是为什么那时候工厂改制的时候，国企工人罢工的现象那么多。

　　汪晖：2010年至今涨薪多少?

　　工友：基本上没有增长，只是扣除那些吃住的福利，然后表面增长。

　　工友：我作为一个老员工的涨幅是零。

　　工友：前几个月有些人涨了，但是我一毛都没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工友：因为今年最低标准是1800，里面很多老员工超过最低工资标准了就不涨了。

　　工友：我这几个月只有一个月是休息了一天，就是夜班转白班那一天。我有七八个月加班捌玖十个小时。你说想去了解其他什么东西，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了解。

　　汪晖：你们有没有提出要求去减少工时?

　　工友：我们那里敢，三班倒的情况就是每天只工作8个小时，那么你就没有多少工资。我们的工资都是靠加班加出来的。

　　工友：宿舍也还扣钱，现在工资没涨，外面房租又涨了。现在小房子都要460了，三四个人坐着还有点挤。工资又那么一点点，吃饭还要花钱。以前包吃包住，还能寄个500块回家，现在200都不能寄回家了。现在深圳政府不是发了一个文件，每年工资必须涨3%-11%，但是我们连3%都没涨。人家都说富士康世界500强，说工资都高很多，我们却现在象挤油渣一样给渣掉。

　　工友：我在做流水线工作的时候，太累的时候，我就想去砸烂机器。如果机器停下来，就可以不累了。

　　富士康工会在哪里

　　工友：我是2012年过完年初三就来深圳了，没有亲人朋友，没有落脚的地方。下火车就看到富士康招聘的牌子，后来我就去应聘了，然后就进来了。之前我知道世界500强是很好的公司，所以前几个月都很努力。还义务加班，想把工作做好。做了几个月之后没有任何回报，做不好还会被领导骂。我一气之下，就决定再也不这么积极了，我想成为去骂别人的领导，我也想当线长。于是我下班就去跟管理层接触，跟他们去打球喝酒，没几天工资就花完了。这么玩了一个多月之后，我接触到他们管人的内幕，还升了一级，本来过半年能当线长的，但是因为没跟更上级的领导玩，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宁愿当基层员工，跟基层员工一起玩。这跟我以前在东莞小工厂里面是完全一样的，无非就是想办法压榨你，诱导你。你应该努力干活，任何事情做不好就是你个人不努力，如果你今天做100个，明天就得做110个。你不管怎样总是觉得很压抑，上面一直在提要求。我想请病假、事假都很难，生产淡季却会要求我们主动请假。说有事去找工会，但是工会完全不理我们，我找不到倾诉对象。　　

　　11月23日晚，汪晖老师来到了富士康工人中间，和工人一起聊天、唱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工友：我07年进富士康，就是做一个压铁片的工作。主管说做多少，我就努力做多少。我连续上了两个月的夜班，富士康的管理很不人性化。我以前没上过夜班，刚去很不适应，晚上会很困。富士康确实收入会比其他厂高一点点，因为家里需要钱，就慢慢适应这些。有一次体检发现心跳只有47下，医院说只有运动员的身体心跳才会这么慢，后来发现是得了风湿性心肌炎。这三年我还是非常努力去做，我会配合线长去做，很多员工反抗。线长觉得我这个人非常听话，就给我升了职位，这样干了三年就升到了员二。ipad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平板部门，因为我职位稍微高一点，就当上了线长。当上线长也不能如何，就算你很努力，所有东西都忍受，一直好好做，可能会有机会。走正道的方式，当然也要碰到好主管，只是这么多年下来，完全没有主动权。比如我那个补贴，到现在都没有补到位，我去找了工会，他们说，如果你觉得你的权益受到侵犯，你可以去找律师啊，那时候我就比较失望，工会到底在干什么的?

　　汪晖：当时国企工厂改制的时候，工人最不舒服的就是工厂私有化了，没有真正考虑工人的状况，这改制应该要大家要投票决定的。所以，事实上，当时的工会也根本起不到作用，这方面跟现在的工会有一致性。

　　但是，改制前的国有企业有另一个特点，就是称为单位，单位不象一个纯粹的流水线，更像一个村庄。人和人之间的关联很多，现在生产条件变化，技术发达之后，你们虽然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工作，但是相互之间不构成很接近的关系，事实上你们都在被岗位的逻辑控制。在过去的工厂，人与人之间关系很丰富，那么大家的评价就都很重要，这不是机械的，而是人际的。所以我说过去工厂是一个生产的场所，同时是一个小的社会，现在流水线的工作模式呢在这方面是比较残酷的。

　　工友：工会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我们总是参与不到里面去。

　　工友：工会选举我们实际上想去，但是根本不知道去哪里选，只能问线长。

　　工友：工会今年选举，我本来想去参加，积极报名，但是每个部门像踢皮球一样把我踢来踢去，他们根本不知道工会是什么，只是跟我说，人大代表选举你怎么不去参加(工友们大笑)，然后我把《工会法》搬出来了，他们就说，我也不知道你回去吧。后来我才从车间慢慢了解到，工会小组长已经定好了，小组长就是线长，全部都是定好的。

　　工友：之前没接触过工会，不知道工会是什么，还以为是、买个火车票办个相亲相爱什么东西的。后来才了解到工会是与资方协商，为工人维权的。07年刚好成立工会，我也进来了。10年在工会和工厂协商之后，涨底薪，底薪是生活保障，不能靠加班什么的，我们打工就是为了赚钱。虽然说是说涨薪，但是真正落实到最基层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涨，我和我旁边的确实都没有涨，一线生产工人都没有涨。加班费不是工厂给的，是我们工人自己赚的。我吃饭住宿都要掏钱，一个月下来，哪里够花。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工人的身份在这里没有得到认同。汪老师，你说进来的时候，看见我们挺阳光的，其实在工厂里面大家都是灰头土脸的。

　　汪晖：工会这个，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有重要变化的，原来我们国家建立人民共和国。工厂是工人的工厂，国家是工人的国家。当时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我们既然都认同国家是工人的国家，为什么要建立工会。后来还是觉得要建立工会，这个工会的含义和今天的中国，或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的工会含义很不同，那个时候的工会慢慢变成协调的机制，在工人和国家之间协调，后期主要变成福利，这个月发几块肥皂、毛巾。在那个时期没有大问题，工会可以这样运行。但是现在国家变了，工厂变了，这才使得工会发生变化。大家觉得需要新得工会，是因为觉得工人需要一个工人自己的工会。

　　工友：现在这个管理模式下，人与人之间连沟通的机会都没有，工会让你选谁你都不认识谁。因为你被限制在生产线上，你没办法跟朋友促进关系。如果你没有时间跟大家交流的话，你根本没法跟大家认识。如果把最低工资的标准提高的话，会给国家发展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吗?如果底薪提高的话，我们不加班也有足够的钱，就可以跟人交往，我们就有自己的感情。

　　回不去的老家

　　汪晖：你们在富士康工作最长时间的有几年?你们觉得还会做多久?

　　工友：我工作最长的有六七年，感觉的话我觉得我半年都做不到，但是各种情形逼着自己往前走。

　　工友：之前也做着六七份工作了，在这种大环境下也没什么别的可能性，去哪儿都一样。

　　草台班：是否考虑过回老家?

　　工友：中国目前这个情况根本回不了家，我是广东的，我最苦的，我没有土地了。我回家看着个房子饿死在里面，我没有土地了。

　　工友：我是一个女儿的爸爸，外面租房很贵，我基本的生活的状态是：家庭处于撕裂的状态。从我老婆怀孕的时候，家里就是撕裂的状态，我没有能力把我老婆孩子接到深圳租个房子。孩子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我教的，她叫第一句爸爸我没听到，她第一次走路我也没看到，我感觉对我女儿很愧疚，但是我无力去改变这些东西。如果我把老婆接过来，房租、奶粉钱和小孩生病的花费，我真的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些东西，所以她只能成为一个留守儿童。我能做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在经济上给她一些微薄的补偿。有时候我看到跟我女儿一样大的孩子就忍不住多看几眼，就在想我女儿现在在做什么，她是我爸妈带着的，是讲家乡话的，我就想她以后如果来深圳要怎么融入这个普通话的环境，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爸爸。

　　如果我回去我的家乡合肥，就只有2000块的工资，我无法保障我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所以说到下一代这个话题，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做什么，能改变什么。有一个工友是他们一家都在这边，他们在这边读过幼儿园，一个学期就要5000多，还有一些其他费用。在深圳这个地方，一个小孩没有2000块钱绝对解决不掉的。我如果叫我老婆一起来打工，就得让我妈来帮我照顾女儿，我父母也已经60几岁了，我不想看到的是，我还要去拆散年迈的父母。我一直纠结着想自己早点回去。但是在合肥，我的一份普通工作没办法维持一个家庭的正常运转。有时候你会有一个取舍，我的父母年迈了，60多了。他们也一直想我早点回去，我回去的话，我的生活状态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在深圳...(他哽咽了)

　　依法治国，法在何方?

　　工友：老师，我有疑惑。宪法不是说，中国是工人阶级来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吗?现在我感觉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主人被压在下面啊。你说，是为什么呀?

　　汪晖：(有点无语)这……这你是很清楚的……

　　汪晖：如果正面用宪法的语言来表述，这是一个实际的状况。但是，如果学者或者政治人物这么说，引发的反弹将是强烈的。现在社会的权力关系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大家都是清楚的。 84年宪法第一条确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便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究竟是不是领导阶级也受到了挑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打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等口号，文革结束后，由于否定文革，提出这样的口号也是被否定的。工厂的财富是劳动的创造物，工厂并不是资本家的工厂，从道理说，我们的劳动确实在里面，但是，这个关系显然是不清楚的。所以，现在特别需要加强劳动者的力量。在流水线的工厂管理过程中，劳动者都被打散掉了，所以，团结需要一定的制度，我们确实需要有工人自己的工会。我们当然也清楚，很难理想化地去理解这个，在今天这个社会的逻辑底下，经济是经济，其他的社会组织是其他社会组织。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这个阶段，工人有怎么样的方式，任何可以促进工人团结的方式都是最有利于工人的。

　　今天有两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贴出公告来要选举，但是谁都不认识要怎么选举?第二，富士康有几十万人，工友之间横向地形成多向关系的空间有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让你选举，你选举谁呢?所以，我说多向关系的空间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推出一个候选人谁都不认识，即便选举，即便大家都去参加选举，要怎么选呢?我当工人的时候，工会虽然不太能扮演去给工人抗争的角色，但是有一点，工会主席就是大家公认的好人。他不会为你斗争，但是他会无微不至的关怀。因为在工厂当中还有人际的交往。但是如果你就在流水线上，大家都理解不了你是不是好人。所以，要有这样的空间，才有团结的可能性。

　　工友：最近有个政协委员会不是说依法治国嘛，我们农民工在城市里面的待遇，具体就是这个五险一金。富士康虽然给我们买了，缴费的基数不是按照我们的实际收入的，而是按照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所以按照国家出台的法律政策的话，是违法的。是否能够加大力度去惩罚呢?

　　汪晖：这个问题可能是不止是工人的，我在大学教书，也是按照基数算的，目前这个状况不光是工人，这个问题也变成某一种剥削的方式。年轻老师有岗位工资和职位工资加起来比干了几十年的退休老师高，当你退休的时候，职位工资就没有了。

　　工友：法律已经直接规定，要按照实际工资收入缴养老补贴。我们工人交个人所得税又是按照总工资去算的，大多数人的底薪都没有达到那个3500元，都是靠一个月加八十个小时以上的班。可是交保险的时候，是以你的底薪为基础的。依法治国，法在何方?

　　时间飞快，一下子，三个小时的交流就过去了。临别前，汪老师鼓励大家：“今天我学到很多东西，听到每个人的人生故事，我也觉得这个空间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已经产生了。路总是在前方，从这一面说也还是能看到有希望的，从这一步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