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自由或困在系统中？当零工谈论自由时（上） - 工友之家

　　刚刚过去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问时提到，我国零工经济就业达2亿多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零工”这一用工形式近年来在国内的迅速崛起?

　　另一方面，零工经济从业者权益保障问题也日益为媒体、公众、学者和政策界热议，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是否应该承认其在《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地位，即与用工方是否构成实质上的雇佣关系，这牵涉到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重新划分及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我们追问，现有的立法实践对保护零工的利益而言足够吗?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立法争论和动向?我们又应该期待或争取一个怎样的立法?

　　多数派认为，这些问题对理解走上了零工化快车道的中国劳动力市场至关重要。未来几天里，我们将刊发相关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我们也期待您加入讨论。

　　本文中，我们追问，零工经济何以迅速崛起?主流媒体和学界已经对平台资本和政府的角色多有着墨，本文尝试从零工自身的角度出发，解构零工经济“自由”、“灵活”的迷思。零工劳动者们如何理解和体验零工经济的“自由”、“灵活”?这与他们投入零工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何?自由的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困境?

　　零工是谁？

　　“零工”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语汇，但“零工”的真实面貌则相对模糊。不同的调查报告统计口径五花八门，这部分是因为政府希望提高自己的就业数字，而大平台公司的公关又极力想要急于摆脱“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形象，以至于美团公关部门放出有7万硕士以送外卖为生的新闻。

　　一般而言，很多人提到“零工”，首先想到的是平台经济从业人员，或是所谓的“新业态”。零工的提法确实是从滴滴、美团、饿了么等平台主流化开始流行起来，而这部分零工数量也不可谓不庞大。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年我国共享经济从业者人数达到8400万，这一数字自2015年以来一直保持着近10%的年增长率，阿里研究院报告的数据则是1.1亿。

　　平台经济从业人员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零工形式，如传统的临时工，小时工，短工等。根据李克强总理在刚刚过去的两会记者会上给出的数字，中国零工经济就业者目前有2亿多人，而同期我国劳动力总数为8亿人左右。

　　阿里的报告进一步指出，灵活就业劳动者多是低技能的劳动工人[1]，而最近清华大学的调查[2]也也印证了这一发现，县域零工从业者超过90%是本科以下学历，其中90%是21-50岁的中青年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原本有自己的工作，以滴滴和美团为例，大部分来自产业工人和低技能服务业。

　　至于他们劳动状况，多数派和其他平台一直以来都跟踪报道。一方面，每天12-16个小时的超长工作时间已经成为常态，很多劳动者(如骑手)在工作过程中面临着甚至是生命的威胁，闯红灯出车祸、猝死并不罕见;另一方面，因为多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自雇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同而非劳动合同(很多人甚至干脆连劳务合同都没有)，他们无法享受“五险一金”和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基本的公共服务，辛辛苦苦工作半年之后发现自己还倒欠用人单位上万元的荒谬情况也时有发生。

　　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中国数字劳工平台和工人权益保障》，2020年11月

　　“自由”的零工

　　吊诡的是，在今天的中国，零工经济的崛起和工作普遍“零工化”的危机正被“自由”、“灵活”和“参与”等玫瑰色、充满解放性的字眼所包裹。一方面，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来说，零工经济优化了用工方和劳动力提供方的配对，从而提高了全社会劳动力配置的效率，对企业和求职者而言是双赢;在政府那里，零工平台和更广泛的零工经济为经济转型提供了就业蓄水池，互联网平台被认为是有助于人们– 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 - 获得工作机会的“参与性基础设施”[3](participatory infrastructures for new jobs)，被认为是稳定经济、保护就业和保护民生的大功臣[4]。

　　在零工平台公司的描述中，“工作自由，收入稳定”常常被当成口号吸引潜在零工劳动群体。主流媒体上，类似《别再找全职工作了，自由职业者在零工时代更加独立灵活》的标题比比皆是，“零工经济让求职者更自由、自主、独立，更有安全感”[5]的说法不绝于耳，媒体们争相宣布稳定的全职工作已经过时，雀跃地迎接着一个人们可以主导自己为谁工作、工作多长时间以及生活和工作的平衡的“零工时代”的到来。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断地加入零工队伍。在偶有的媒体采访中，当他们被问到为什么选择灵活就业时，很多人脱口而出的答案也是“自由”。政府、学者、资本和主流媒体掌握着社会主要话语权、决策权和经济资源，他们与劳动者自身对“零工经济是自由”的理解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部分地解释了零工经济短时间内的迅速崛起;同时，这种玫瑰色的理解也不断地被各种力量采纳，成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零工化和非正规化的话语动力之一。

　　疫情以来，诸如“特殊工时制度”的地方性法规为灵活用工大放绿灯;政府对用人单位用以规避雇主责任、降低雇佣成本的“共享员工”的实践冠以“创新”之名;最近，作为工人组织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属中工网发表了一系列报道和评论文章，试图推动“共享岗位走向常态化”;而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上，“零工市场”更是被提升到了与传统“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同等的地位，成为我国就业政策的重要一环。有论者据此认为，未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全面零工化。

　　问题是，如果这种玫瑰色的理解充分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和劳动者的真实处境，那么为什么这几年伴随着零工经济崛起的，还有各行各业、大大小小、遍布全国、频频发生的罢工呢?一些同情底层劳工的媒体人和学者很快注意到了这个悖论，他们给出的解释是零工们被“困在系统里”。通过对平台工人劳动过程中受到的来自算法和管理人员的控制的分析，他们敏锐地指出平台所谓“自由”的虚伪性和迷惑性，揭示了零工经济中劳动者面临的严重剥削和极其不稳定的劳动状况。在他们看来，零工经济给普通劳动者带来的挑战，相较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如工厂)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解释触及到了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果零工工作比工厂工作的剥削程度更深刻，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反而要加入这个庞大的队伍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回答。在本文中，我们想再次回到自由的问题上：当劳动者们说零工是“自由的”的时候，他们指的究竟是什么?这个自由对他们而言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为什么?进一步的，如果我们同意没有人会在有其他选择时忍受如此艰苦的劳动条件，那么他们又为什么选择忍受呢?这些问题为我们真正理解零工们的处境，以及劳动力市场零工化及其可能的社会后果提供了另一个起点，也为无论是通过政策制定和立法解决零工困境，还是自下而上地推动改变提供一个思路和参考。

　　当然，中国的零工群体数量非常庞大，内部构成非常复杂，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本文中，笔者引述的大部分资料来自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和产业工人，以此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其他灵活用工现象比较普遍的行业如游戏代练、主播、电商、网络文学等文化产业等，则有待进一步挖掘。

　　当零工们说自由，是在说什么？

　　前面说到，“自由”是很多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谈论自己的工作选择和经验时使用的高频词汇。这并不是简单的对媒体或平台、企业宣传的内化。当被问到为什么觉得零工经济是“自由的”的时候，大家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但总结下来基本上有如下几点。

　　首先，平台的工作让他们不用再面对原本工作环境中管理人员专制式的管理和训导，让他们可以免受工作场所种种人情关系组成的利益网络的困扰。如果在办公室的情境下，这些表现得更为隐蔽的“办公室政治”，对员工也会多一些面子上的尊重，那么构成零工主体的产业工人和其他低技能的服务业劳动者则没有那么幸运。我们走访的绝大多数人都有被当众辱骂和训斥的经历，这让很多人觉得很没有面子和尊严。如果你去珠三角的工厂做一天日结工，你很有可能被好心的工友提醒不要做错事，“否则会被屌死”。“屌”在珠三角的工厂里几乎已经成为管理文化的代名词：无论是没有完成指定的任务，还是做的方式不对，或是上厕所时间长了一点次数多了一点，都有可能被当着工友们的面被屌，甚至在第二天晨会上继续被屌。除了“屌”文化以外，传统工作环境中的专制式管理还体现在对劳动者劳动的不合理侵占和罚款，在我们受访者的经历中，常见的做法包括惩罚性加班(无加班工资)和惩罚性请假(罚款、扣工资)，或是即便批准也对其进行罚款。

　　相比之下，平台/零工的模式下，决定自己当天是否工作、工作多久、在什么时段工作对他们来说成为可能：不想或无法工作只需要关闭软件即可，不需要看管理人员的脸色、被骂、被惩罚，这对经受过严苛工作环境规训的劳动者来说十分重要。比如一位女骑手表示自己加入平台经济的原因之一便是为了“自由”，“不想再去开会”，或“听从别人的安排”;为此，她甚至愿意放弃跑单价更高的团队单，而自己跑众包。在她本人的叙述中，这种“自由”是一种离开工厂环境自己“单干”后的“自己做主的习惯”。

　　需要强调的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在决定与自己工作相关的事情上有绝对的自由，否则也很难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工作每天超过12小时。事实上，出于收入等的考量，这种自由更多的是在他们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可以停止工作而无需被限制和侮辱的自由。这种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掌控感，和由此带来的尊严感在这里至关重要。

　　除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和尊严感外，对很多人来说，这种自由之所以弥足珍贵，仅仅是因为这让他们可以“兼顾家庭”。用来自湖南、在深圳开滴滴的老王来说，“像我们这样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家里总有些事情是需要你去处理的，老人的身体啊，孩子上学啊，村里的事情啊等等，都需要人的”。在我们访谈的结尾，他无不感慨的说：“我儿子女儿都上高中了，我还是去年开了滴滴之后第一次去给他俩开家长会，感觉自己缺席太多”。

　　这种可以“兼顾”(哪怕是短暂的)劳动以外的身份，义务和责任的“自由”对于女性而言意义更甚。传统的性别分工中，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和无偿劳动。尤其在生育期间，退出稳定就业市场，走入零工经济为家庭提供部分生计，是母职重担下一些基层女性左右权衡、甚至不得已的选择。家庭责任之外，还有一些人会提到平台工作让他们终于有了社交自由，可以跟老朋友隔三差五一起吃个烧烤喝个酒，放松身心，虽然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在之后的时间里补上相应的时长，以保证可以赚到足够的钱。

　　还有一种反复被提到的“自由”与空间和身体感受有关。很多零工工作，尤其是平台工作，不会将工作者局限在特定空间里，这一点对很多工厂工人极具吸引力。去过工厂的人都知道，一个典型的工厂车间里通常摆放着各种物料和机器，日常工作过程中往往是伴随着机器发出的巨大噪音和加工生产过程中物料经过高温散发出的刺鼻气味的，而工人在工作时则被限制在自己的工位上，好几个小时重复相同的动作，甚至讲讲话、伸个懒腰都会被训斥，无论在屋里空间还是工作安排上，身体和生理感受都非常压抑。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如女骑手阿英所言，“送外卖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到处走走，看到花，看到树，看到不同的人，很自由的感觉”。对王大哥来说，开滴滴让他可以边开车边跟乘客聊天，等待客人的时候可以伸伸懒腰。有一些人理解的“自由”是对未来的自主把握。我们曾遇到的一位滴滴司机曾经在一家本地的小公司做程序员，收入不高而工作强度很大，在他的叙述中，他觉得自己的程序员工作有很高的被替代性，有很大的被裁员的风险，他说与其35岁被裁了去送快递不如早点出来开滴滴，至少车是自己的。

　　对于很多曾在工厂工作的年轻人，虽然工厂稳定，有的工厂甚至有五险一金和其他保障，但没有前途。一些男性受访者表示自己进厂唯一的理由是找个对象，他们认为呆在工厂干太久人脑子就不灵光了，更无法获得潜在的发展机会。而平台工作或是其他零工，至少能让他们接触到更多的人、新鲜事物和机会，与社会接触，保持活络;如果能吃苦，还可以给他们更高的收入，留着以后在家开个小店。像他们父母辈一样，这是很多已经成家立业的工友理想的生活状态和出路。

　　当然，以上论述多仅适用于“众包”的零工群体。“分包”模式下工人与分包商形成法律关系，直接受分包商管理，他们同时受到传统工作组织模式下“专制式管理”的限制，能感受到的“自由”则大打折扣。

　　平台经济之外，另一个同样常常被认为是“灵活用工”群体的是活跃在传统制造业中的临时工或日结工，如年初凤凰网、新华网等媒体报道的广州康乐村的老板排队招工中的制衣熟练工。他们之所以不做长期工而做临时工(即成为“零工”)，是因为工厂的订单太不稳定，而底薪又低到不足以养家糊口。如果选择做长期工，则只能在旺季靠加班(每天13-16、7个小时)拿到较高工资，淡季在除去五险一金后，只能拿到2000元左右的底薪。而做临时工，一方面时薪会高一些，可以在不同工厂做临时工以避免淡旺季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过度疲劳时自由地选择修整几天，即便这样的自由是以失去基本的保障和一直处于找工作的焦虑状态中为代价的。

　　自由有多重要？在自由、收入与稳定之间

　　所以灵活用工即便对零工们自己而言也是自由的，这个自由是真实的，也是灵活用工的吸引力所在。但对他们而言，“自由”并不是用工方、政府和主流媒体所承诺的劳动自主的乌托邦(free to)，而仅仅是让他们可以摆脱(free from)既有束缚和不合理对待。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既有的束缚和不合理对待是国家和资本的共谋下，劳动法规和劳动者利益和尊严被公然践踏的表现和结果;另一方面，拥抱零工绝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永远免去不合理的束缚和对待，事实恰好相反。

　　由此，广州康乐村所谓“工人挑老板”的现象，表面上看是媒体描述的老板和工人权力关系的反转，实则是劳动者在恶劣的用工环境，和动荡的经济环境中改善自身状况的努力。也就是说，底层劳动者主动拥抱灵活用工，并不是因为它是劳动自主的天堂，也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在意社会保障和福利，而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这背后是政府在维护劳动者权益上由来已久的失灵和缺席，是资本不断发明新的剥削方式，是后2008年代“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是政府和企业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在劳动者技能升级方面的缺席，是自下而上推动变革的受限和被打压。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抱灵活用工这一资本发明、国家支持的最新的剥削方式，吊诡地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现实的选择。

　　底层劳动者在拥抱灵活用工时对收入的要求也佐证了这一点。在我们的受访者中，有很多人在工厂工作十几年，好不容易在2012年左右获得了工厂补缴的社保，本打算缴满15年就回家，但是15、16年纷纷因为工厂工作太过不稳定、因加班太少而导致收入过低而不得不离开，社保也因为没有挂靠单位要么断了要么只能迁回老家。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会选择灵活就业的形式，一是因为自由，二是因为收入高，两者对他们而言同样重要。如果灵活就业的收入比工厂工作还要低的话，他们一定会选择回到工厂。

　　今年40岁的老王在2016年年底选择离开深圳一家工厂的之前已经买了十年的社保了，这意味着如果他再在深圳工作5年，就可以拿深圳的社保养老金回江西老家养老了，但是整个2016年，他月薪超过3500块的就只有三个月，其他大部分时候没有加班，实在没办法，他只能选择去开滴滴，用他自己的话说：“工厂稳定，有社保，开滴滴赚得多，但对我们来说没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家里压力那么大，我们只能选择钱” 。

　　当我们问他如果当初在工厂里每天工作8小时可以赚到足够他养家的钱，他还会离开工厂、放弃社保和福利，而选择滴滴的自由吗?

　　“不会”，像很多其他我们访谈的工友一样，他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

　　那么，究竟为什么老王没有办法赚取到足够养家的钱而不得不投身零工经济呢?为什么底层劳动者如此依赖平台和零工经济?被“困在系统”中的劳动者又需要怎样的保护?我们将在下篇中尝试展现这些复杂而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