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最近，一篇名为《南京禄口机场那些“卑微”的受感染女工》的公众号文章在朋友圈刷屏。文章指出，这波疫情的扩散的源头是一群在禄口机场工作的女清洁工。他们受雇于一家劳务公司，以外包工的身份在机场工作。因为劳务公司和机场互相推卸对她们进行防疫培训及发放防疫物资的责任，她们最终感染了新冠病毒。病毒之后随着机场的人流和物流扩散到全国。这把劳务派遣和外包制度推上了风口浪尖，让人们意识到，这些制度对社会负面影响远不止损害劳动者权益那么简单。
以此为契机，多数事务社特别邀请长期关注国内派遣工和外包工情况的林少猫，为大家梳理二者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系统地分析这些制度对各方的影响。因为文章信息量非常丰富，我们将分三次推送。本篇为第一篇，主要讲述改革开放之前劳务派遣在中国的发生发展。
让我们暂停手头的工作，想想每天的生活与派遣工和外包工的联系吧。从睁眼想起，经常是因为他们，我们有了每天早上叫我们起床的手机，可以坐着出租车去上班，可以足不出户享受美食的快乐……他们还是打扫城市的清洁工，是我们打10086时的话务员，是我们去银行办业务时的柜员，是我们去政府部门办事时的勤杂员，是加油站员工，是小区门口的保安，是食堂里打饭的叔叔阿姨……
劳务派遣工是指和劳务派遣机构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被派遣到其他工作场所进行劳动的工人。外包工与派遣工联系密切。法律上，两类工人都与劳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用工单位没有劳动关系，但国家层次的法律和政府规章目前没有对两类工人的区别进行界定。实践和一些地方政府规章中，主要接受用工单位管理的被认为是派遣工，而主要接受劳务公司管理的被认为是外包工。现实中，徒有外包之名，而无管理之实的“外包工”非常普遍，这种情况被称为“真派遣、假外包”。这两类工人是每个单位除正式工外的主要类型，因此值得特别关注。他们长时间重复着低薪工作，随时可能被解雇，困在系统里，出了事儿被拿来顶锅……他们是我们社会的脊梁，也是我们社会的伤疤。
01.
滥觞
包工制在我国有着漫长的历史。我国雇佣工人大规模出现是在明中叶以后，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其时，按照雇佣时限，雇工内部已出现长工与短工之分。长工受雇期至少为一年，短工则受雇期短于一年，包括日工、月工、季工等形式。直接雇佣之外，当下流行的外包制的雏形——包买制——已经崭露头角。例如，在明万历年间的松江暑袜业，袜店的商人并不自己从事生产，而是将生产发包到周围的农户，再收购其产品，一家一户由此成为袜店老板的小作坊。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催生出采用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内包制在中国颇为流行。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工厂主不直接雇佣和管理工人，而是通过包工头来做这些工作。具体而言，工厂主提供厂房、生产设备，有时也提供原材料和流动资金；包工头负责招募和管理工人，保质保量完成生产，这个过程可能涉及层层转包；最后，工厂主获得产品，并向包工头支付其个人工资和包工费；包工费的一部分会发给工人，剩下的是包工头的佣金。
在这种制度下，工厂主直接雇佣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主要是包工头），他们被称为里工；由包工头雇佣的工人则被称为外工。就雇佣期限而言，里工基本是长工，外工可能是长工和短工。内包制的流行延续到了民国年间。例如，在当时的上海，码头业、人力车业和建筑业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在铁路运输和制造业，一些工序采用了这种形式。包工头从这种制度中获利颇丰。在民国年间上海的码头业、人力车业和造船业，包工头拿到的佣金常占到包工费的一半以上。
02.
暗流
计划经济时期，内外包工制延续，劳务派遣雏形也出现了。在此期间，我国城镇就业人口以固定工为主体，其中国企固定工一般占到60%以上，集体企业也有大量固定工。同时，临时工暗流涌动：即便在国企中，临时工的比例也常年维持在10-15%之间，个别年份甚至高于20%。
相对于固定工，临时工在诸多方面受到歧视。失业是当时工人最大的噩梦。在就业稳定性方面，固定工与用工单位之间没有劳动合同，除了大跃进失败这样的极端情况，他们享受着终身雇佣；而临时工做着临时性、季节性、或者长期性工作，当他们不被需要的时候，当他们生病、受伤、怀孕的时候，或者当他们行为失当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被解雇。临时工因为被解雇而自杀的情况时有发生。
在工作环境安全性方面，临时工集中于低技能岗位，相对于固定工，他们更可能被分配到又脏又累又危险的岗位，却常常得不到足够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劳保用品，结果是他们的工伤和工亡率都更高。
在收入方面，固定工主要拿的是月收入，停止工作一两天对收入影响不大；随着资历和职位的提升，他们可以期待工资沿着八级工资制节节攀升。相形之下，临时工拿的是计件或日工资：一旦停止工作，他们就没有收入，这限制了他们参加集体行动；而且不管他们总共加起来工作了多久，他们的工资往往停留在八级工资制的最低一档。固定工与临时工的收入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固定工雇佣临时工为他们工作，然后白白地赚取工资差价。
在劳动保险和福利方面，临时工在生病、工伤、工亡、生育等方面的待遇显著差于固定工；固定工退休后可以每月拿到相当于原工资50-70%的退休金，而临时工则什么也得不到。至于米面粮油、肥皂、毛巾等小福利，临时工也常常在被忽略之列。在政治待遇方面，加入工会、党组织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这些官方的参政议政机构几乎是固定工的特权，临时工被排斥在外。
最后,在人格尊严方面，临时工经常被正式工看不起，也被社会上很多人看不起，以至于无法参加一些公共活动和购买一些稀缺物品。临时工身份是他们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一些人甚至羞于将自己的临时工身份告诉约会对象，怕被对方嫌弃。
在这些共性之外，临时工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其中一个维度的差异就是其雇佣安排。计划经济时期，固定工和单位之间不签订劳动合同。初期，临时工也不签订劳动合同。1957年，在控制城市人口的大背景下，全国开始在临时工中推行劳动合同制，临时工由此又被称为合同工。这些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方便了用工单位解雇临时工。同年，北京市政府要求城镇用工单位与农民工及其所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签订三方合同。合同在约定雇佣期限、工资等基本劳动条件条款之外，还约定了用工单位支付的工资在农民工和其所属合作社之间的分成；作为交换，合作社负责农民工在该单位工作期间的口粮，及其因病或者因伤被退工之后的生活,农民工也能参与合作社的分红。国务院随后要求全国各地推行该经验。显而易见，这种安排下，农业合作社发挥了类似当前劳务派遣机构的作用。大跃进时期，这类工人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亦工亦农。在上海，约定俗成的分成比例是：农民工只拿到自己工资的四成，合作社分六成，所以亦工亦农在上海又被称为“四六工”。在全国，合作社拿六到七成是司空见惯的比例。
大跃进时期，国家的劳动政策也由之前的提倡固定工逐步转向固定工和临时工并举，甚至提倡临时工，加剧了临时工的扩张。然而单个单位临时工的数量和工资总额长期受到国家控制。为了绕过这种控制，往往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下，单位转向使用数量和工资总额都在国家控制范围之外的外包工。这种情况跟2014年后国家加强对派遣工的规制，结果用工单位纷纷转向外包工如出一辙。包工队的组织主体有很多。在城市，劳动部门和街道政府常常组织失业人员和家庭主妇，为其他单位提供服务；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比如交通运输局和手工业局，亦会组织起自己单位的职工和家属工，提供一些专业服务；在上海，只要集体企业愿意对外承揽业务，它们也具有做包工的资格。在农村，是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组织包工队。通常而言，包工队的组织者提取包工制工人10-25%的工资作为佣金。
根据包工制工人是否和固定工在一起工作，他们又被分为“外包内做工”和“外包外做工”。根据档案资料，1967年，上海市区以劳动服务队名义组织从事外包工工作的约有7.5万人，其中外包内做的有5.9万人，外包外做的有1.6万人。上海市劳动局曾在1964年要求外包内做工应该受包工头管理，而不是用工单位管理。这种规定暗示了当时外包内做工受用工单位管理的普遍性，与当下流行的“假外包、真派遣”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接受包工头管理的外包内做工显然延续了清末流行的内包制，由包工头管理的外包外做工则是典型的外包制下的工人。
临时工内部的差异导致了其待遇分化。按照户籍来分，城市户籍的临时工境况优于农村户籍的临时工。农村户籍的临时工常常享受不到任何劳保福利待遇，也没有转正的希望，而城市户籍的临时工（外包工除外）两者都可以。在城镇户籍的临时工内部，按照雇佣安排来划分，常规临时工（由用人单位直接雇佣）处于临时工金字塔的顶端。他们的劳保待遇按着当时的劳动保险条例来，并经常有转正的机会；这类工人里面男工居多。其他的临时工与外包工的界限常常不甚清楚，劳保福利待遇差距也大，其中工厂所在街道安排进来的工人和工厂自身职工的家属进来做工往往享受一定的免费医疗待遇，而跟其他的外包工则没有任何医疗待遇，也没有转正的机会。外包工的工资较常规临时工为低，他们一旦生病，经常是请不起医生的，疾病也让他们更有可能被解雇。所以一旦生病，外包工往往陷入贫病交加的绝望境地。女性外包工的处境尤为悲惨，以至于有女外包工怀孕后怕被解雇，束紧肚子，最后生下死婴的记述。日常生活中，临时工整个群体被固定工看不起，外包工又被其他的临时工看不起。外包工与其他临时工之间的差异导致了由外包工转为常规临时工被认为是一种奖励或者救济。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外包工被经常性地需要的时候，或者外包工出了工伤或者得了职业病。这些情况导致了在1966-1967年的临时工运动中，外包工是重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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