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代，打工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社会根源

　　摘要

　　现时，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不单是局部性问题，而且是全球体系性危机的征兆。个人的无助与无奈往往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能力的不足或时运的不济，而要看到背后的社会根源。小镇按照「工作与谋生」、「健康与生命」、「生活与物价」、「劳动与压榨」、「情绪与压力」以及「家庭与社会」六个类别，从左翼批判立场梳理和评述了打工人近期的生存困境。面对时代加于我们的重负，有人沉默，有人癫狂；有人苦闷，有人彷徨；有人坦然接受，有人激忿填膺。“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劳动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善待，摔坏的不会是劳动者，而一定是旧世界。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

　　工作与谋生

　　防控疫情的“静默”举措，直接影响到人群流动，经济受到巨大打击。制造业停工或减产，服务业闭门歇业或门可罗雀，打工人无法正常上班或直接丢了工作，毕业即失业成为大多数青年学生可见的未来，而不再是一个段子……

　　就上海市的情况看，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上海工业总产值同比下降六成。其中，两大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值分别下降70.9%和62.8%（《每日经济新闻》）。尽管由少数股东分享的利润仍在增加，全国工业预期却不容乐观，以至于产业向东南亚和印度转移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旨在遏制疫情的封控措施，促使人员流动频次降到最低，许多餐馆和商店迫于营运成本只能关门停业。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服务业活动降至疫情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财新服务业PMI）。

　　这些惨淡的经济数据背后，直接关联着就业，而每一份就业都由一个鲜活的生命承担。大部分人并不想当一个工作狂，但在这样一个保障缺失的时代，工作不过是为了谋生。人不吃饭就要死，要吃饭就得工作挣钱。对于大多数没有多少存款的低收入人群来说，数个月没有工作无异于自杀（疫情下，失业的中年人）。而上有老下有小的中生代（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生人）打工人群体，又多背负着各种债务：房贷、车贷、医疗贷、教育贷以及各种消费贷。收入一分未得的同时，债务却在不断翻滚累积。不但要剥削劳动力，还要用金融手段蚕食血汗换来的微薄工资——资本恨不得要在打工人这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

　　那些尚有工作的人们，一方面被各种限制性举措困扰，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被裁的极大不确定性。一些防疫单位宛如惊弓之鸟，一旦有任何疫情的风吹草动，就试图动用最严厉的封控举措。然而，这种封控全然没有考虑就业人员的通勤与生活。一边是催促开工上班，一边是繁复的核查检验手续。病毒没憋死，人要防没了。各地冲突不断，一些地区承受不住民众的愤懑宣泄，终于害怕，将防疫政策调整为适应民众的工作生活，而不是相反。（北三县（燕郊、香河）最新进京通勤提示！可以进京了！）

　　对于掌握企业所有权的资本家来说，生产和经营预期若是继续下滑，裁员将是迟早的事。声称“永不裁员”的某东，依旧选择了让员工“体面地毕业”。在私人资本眼中，员工是成本而不是收益，这是每一个打工人都要牢记的“市场铁律”。不掌握所有权，编程技术再厉害，到了年纪也要下课。同质化的教育体系，每年都会制造出更年轻更优质也更便宜的劳动力。高级打工仔终归是打工仔，太贵了反倒不会有人要。

　　正是因为每年都大批量地生产出几无差别的年轻劳动力，就业机会萎缩促使招工方拥有更广的选择范围和更大的话语权。为了降低成本，一些企业甚至不惜以自身声誉为代价，收回发出的拟录用通知。学历要求也在不断攀升，几乎成为硬性规定，学生内卷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当大学变成了「苦读」的高中）。4月份，青年的失业率高达18.2%，已经超过了美国（8.6%）和欧洲（13.9%）。如此严峻的形势，竟然还有人想用市场神话来掩盖现实的危机。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就要被挑选，被拿来鞣，被用之即弃。作为打工人，劳动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没有任何义务默许被挑选、被抛弃的命运。否则，就是不平等，不平等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健康与生命

　　一些地方在印发封控通知时，都会在开头或结尾点缀一句：“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同样的说辞千百遍，我们却仍未看到对生命足够的尊重。既然出发点是“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那么，难道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康仅仅受到新冠这一家病毒的威胁吗？

　　被“疫情严峻”的各种信息环绕着的打工人们，一时可能会忘记，除了新冠，我们还会得别的疾病。但谁家没个老人或小孩呢？对于抵抗力差的老人小孩来说，一场普通的感冒或者发烧，就有可能夺去他们的性命。更不用说，那些已经患有癌症、慢性疾病或者突发急症的病人。当急需救治，却因为一纸核酸证明被阻隔在急救室外时，这张证明往往不会是生命的通行证，而成为一张冷酷的索命函。（北京顺义通报120急救分中心延迟救治事件，多人被处分，涉事车组医生被开除）

　　封锁与隔离举措，促使家庭分离，本该得到家人更好照料的老人、小孩、病人，成为不同阶层打工人的牵挂。但是，一些新闻媒体已经习惯了丧事喜办，掩盖着每一个家庭背后的困难与无奈。它们颂扬小孩学会了做饭，称赞高龄老人在糟糕的环境中仍然凭借自身的意志和乐观态度活了下来。请问，若是困难都能由个人克服，还需要社会做什么呢？

　　官僚科层体系是防疫政策出现畸形的主要原因。正是个人升迁的需要和民众监督权力的缺失，造就了各级官员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负责的行动逻辑。这种逻辑使得“民生就是政绩”发生可笑的倒转，“政绩就是民生”成为一些官员信奉的准则。于是，为了最靓丽的展示效果，“政绩”等同于一堆堆不知所云、难辨真假的数字，而数字除了能够最抽象地表现民众的生活状态外，无法传达出更多的内容。工作方法也简化为：“好”的东西数字要蹭蹭往上涨，“坏”的东西数字要不断往下压。人们的生命成为了数字，人们的生活成为了数字，人们的期待成为了数字……

　　生活与物价

　　生活在市场年代，吃的喝的用的都成为了商品，什么都要花钱。客源减少，生意不好，商家也不好过：商家需要转嫁成本。生产停滞，原料短缺，厂家举步维艰：厂家需要转嫁成本。道路不畅，运输受阻，物流债台高筑：物流需要转嫁成本。

　　这一切的成本便或多或少地落在了作为消费者的打工人头上。封城时期的上海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很大程度上展现出经济框架的弊病。我们看到最困难的时期，物资紧缺引发的物价飙升，一份蔬菜包动辄几百上千元，外卖运输费也几十上百不等，可乐等平价商品在危机时刻成为了奢侈品。这样看来，“关心粮食和蔬菜”绝不仅仅是诗意的抒发，而关系着人的生死。（涨幅1300%，疫情下的上海物价太魔幻！）

　　有人说，这是因为没有放开市场。显然，这种见地是错误的。因为严格的封控举措与自由市场是相矛盾的，不能兼得。面对危机变动，市场失灵了，必定需要政府协调或者居民自治。为什么政府的协调不是很成功呢？可参见「嘲弄计划，漠视劳动」：疫情之下资本主义卫道士们的末日狂欢。概言之，深度市场化使得各层行政机构丧失了计划的组织和能力，也没有计划的物质和技术条件。

　　即便让市场专门在物资分配上发挥作用，也会发现，金钱逻辑无法公平地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在“价高者得”这一价格信号的指引下，有钱人能买到更多的物资，穷人则有饿死的风险。恐怕，这并不是所有人都想看到的结果。

　　与此同时，当在资讯平台和社交媒体看到大城市的（小）中产们发着自己的牢骚时，我们其实忽视了更加底层的民众的生活。他们的声音被无意淹没或被刻意掩盖。这些更底层的声音在地域、职业分布上有着显著的特点。从地域上看，上海、北京等特大关键城市的新闻频次要远远高出其他中型城市，更不用说边境小城和农村。中小城市以及农村的劳动者们也都有着各种不便——谋生的市集暂停开放、不得随意摆摊、不会使用电子工具——然而没有人关注。GDP或者毋宁说钱，成为了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他们只是失去了生命，我可是失去了赚钱的机会啊！”

　　从职业上看，那些低收入的不稳定劳工群体，如保安、保洁、快递员、外卖员、建筑工人、家政工等，他们住宿环境和饮食条件极差，却鲜有人关注。高昂的物价他们承受不起，这段漫长的时光，他们又是怎么熬过来的呢？答案是无从知晓。海量的互联网信息中，想要搜寻他们的生活境况，竟无异于海底捞针。（租户密集的许浦村隔断房，何以“隔离”?｜上海“城边村”疫情记录）

　　此外，打工人虽然需要像海子诗中那样“关心粮食和蔬菜”，但却并不都像诗中所写“我有一所房子”。一部分打工人虽然赶上了房价高企的末班车，有幸购入了一套房子，但很难说这房子就完全属于自己。因为二三十年的房贷一旦断供，银行的魔爪就要伸来。更主要的是，对于房价的关心形成了两派，已购房者不希望房价跌，甚至盼涨；未购房者则希望房价能跌。没有人去质疑房地产商的坐地起价，民众内部倒先因为“利”而争吵起来。

　　面对民众的生活压力，在市场思维主导下，政府的政策工具包里可供选择的工具十分有限。为了刺激经济，无非是要向市场注入体量庞大的资金（10万亿巨额投资，新基建钱从哪里来？）。而这有可能引发新一轮通胀，通胀则会让打工人手中的现钱进一步贬值。无疑，一旦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将会成为所有人的噩梦。

　　劳动与压榨

　　疫情极大影响了打工者的工作和生活，但企业利润仍然十分可观。2022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仍同比增长3.5%。虽然不如企业家们期待得那么多，但是对于打工人来说，如果工资不涨，企业的利润再丰厚也与自己无关。唯一值得庆幸的可能是，自己所在的企业只要还能保持盈利，自己维持雇佣奴隶身份的概率就更大一些。

　　利润没有消失，意味着企业压榨就没有停歇。企业的利润来自于劳动者们的无偿劳动，获取更多的利润就只能对员工压榨得更厉害些。而在私有权的幌子下，剥削的实质被合作、分工这些美好的词汇所掩盖。为了赶工，工厂需要工人加班加点，在新闻里便有“防疫赶工两不误”的类似标题。各种报道全然看不到赶工中的工人是怎样的工作状态，休息时的生活又如何得到保障。殊不知，有些厂商还要求工人自己花钱定期做核酸，没有核酸而不能正常上班者，则要扣除奖金绩效。工厂不但将成本全部转嫁给工人，还试图利用疫情克扣工人。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日益加深。

　　滑天下之大稽的是，作为企业家的理论代表，某经济学家竟然提出“一边生产一边隔离”的政策建议。工人不是机器，也需要像经济学家一样吃喝拉撒，也值得舒适的生活、安全的工作，此种建议可谓不是人话。（保护产业链，可以考虑让工人一边隔离一边生产）

　　办公楼里的白领过得更好吗？没有。疫情的反复，使得白领们的办公也极不规律，居家办公成为一种常态。某公司为了监督员工的工作状态和效率，要求员工登陆特意设计的系统，该系统会定时拍照以监督员工是否在认真工作。这种侵犯隐私的偷窥行为，在疫情的推波助澜下，晋升为“与时俱进”的管理方法。至于职场PUA、超长加班、填写无意义的报表、上厕所时间被限制等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而在疫情期间反而加强。（监控员工上班的一举一动，侵权了吗）

　　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千百万的劳动者共同承担着防疫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基层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已然是超负荷工作。各行各业的每一位劳动者，工作都因疫情防控的需要变得更加繁琐。定期的核酸检测，频繁的消毒，穿着防护用具的同时还需要保证生产和服务的效率及质量。防疫的层层加码，工作单位的压榨催促，打工人为了仅够糊口饭吃的微薄工资，顶了一天又一天。然而，媒体资讯表现出来的仅有什么呢？上海，秩序井然！北京，秩序井然！中国，秩序井然！

　　我们关心他们的工资是否上调，又是否足额按时发放。承诺的福利待遇有保障吗？六月已至，未来数个月的高温是否能够发放高温补贴。生活每天都展现着一幅幅时代的讽刺画：清洁工让城市恢复整洁，自己却只能蜷缩在肮脏拥挤的宿舍；防疫人员为城市消毒，自己却可能面临着感染的风险；外卖快递员风雨无阻传送物资，自己却吃喝不及时；工人舍不得购买自己制造的衣服、鞋子、手机，更买不起自己血汗搭建起的楼房。（上海疫情实录：从桥洞被驱逐的骑手，生活在地下的日结零工）

　　即使我们抱着期待，试图找到一点温馨，然而，无论如何都看不到企业家集团对劳动者的半点善意。一些企业甚至还在趁乱扩张，不断地收购、兼并和割韭菜，抢占农田，强拆楼房，设立空壳公司，套取财税补贴。打工人的孤立与隐忍，让这些企业愈发为所欲为、变本加厉。

　　情绪与压力

　　疫情给打工人的破坏性影响绝不在一时半会，而是长久的、持续的。这既集中表现在经济生活方面，也表现在精神心理方面。疫情下的长期封锁，孤立的生活使得一些弱势群体，如小孩、老人、妇女和残疾人出现抑郁症状的概率增大。（新冠疫情加剧儿童焦虑抑郁，专家呼吁关注长期居家后遗症）而打工人的工作压力也没有变小：疫情下销售的绩效难以达到、公司不理解疫情封锁导致的通勤时间增加、办公需要佩戴着多少让人难受的口罩……在外的疲累和回家后的大眼瞪小眼，每天单调乏味的生活，怎能不让人情绪波动呢？

　　任务完不成的沮丧、待就业/失业的焦虑、闭锁生活带来的苦闷、生活的压力和对未来信心的丧失（风声｜沮丧、焦虑、抑郁，如何摆脱疫情精神危机？），情绪的大山一座又一座，却又得不到很好的缓解。不能外出散心，与亲朋好友的隔离，仅剩的时间只能投入电子屏，看令人发笑的短视频，读虚无缥缈的网络小说，玩千篇一律的游戏，刷越发脑残的影视剧，在比烂的媒体资讯中试图找到一丝温暖。

　　这种情况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个人情绪心理的变化，并不完全是生理缺陷，或是个人内心的脆弱，而有社会的原因。打工人应拒绝受害者有罪论。要看到来自社会的压力，如何使得当代打工人容易患上各种各样所谓的“心理疾病”。社会反而倒打一耙，试图用“这是病，得治”来规训“离经叛道”的“异类”。

　　学生作为潜在的打工人群体，他们的情绪表征着时代的方向。北方某大都市，5月22日晚刚发布全面禁止学校堂食的消息，5月25日便迫于学生向校方施予的压力而渐次取消。（这所北京高校恢复堂食）天津的一些高校亦在学生的坚持下，促使校方做出了让步。可见，校方已不敢随意动用大棒，而选择提供更多的“蜜糖”与学生妥协。

　　无形中，“枪打出头鸟”成为内心的一道枷锁。但这更多地是出于无奈，因为要养家糊口，要生存。打工人的行动虽被不稳定的前景束缚，但我们仍要感谢，那些“出头鸟”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而不要希冀和上位者与虎谋皮。

　　家庭与社会

　　打工人出入于家庭与社会之间。两个场景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让一些人无所适从。社会的压力无形中转嫁给了家庭，个人在社会中遭受的苦闷转化为夫妻矛盾、亲子矛盾。比如：失业的危机感，让夫妻二人关于未来的规划安排争执不休；在家网课，监督和辅导孩子学习的任务重重地落在了父母身上；防疫要求，增加了家庭开支和生活上的不便；信息化场景，让老人等弱势群体深感排斥。打工人处理着复杂的人际关系，承受着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双向压力，竟不是为了生活，而只是为了能够生存。

　　我们不禁要问，社会责任究竟由谁在背负着。在市场的框架下，社会只需要优质的劳动力，而不顾劳动力生育和成长的成本；在成本收益计算法的钳制下，社会要费劲脑汁地增加收益，降低成本。于是，我们看到本该由社会承担的成本全部转嫁给了家庭。家庭内部的分工又促使这些成本向家庭中的弱势者（往往是女性）倾斜。

　　正如个人不是孤立的，而镶嵌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家庭也不是孤立的。当个人遭遇困境，一时无法通过内心的振作渡过难关，往往会退回家庭。但在整个不安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家庭能够如打工人的愿望那般提供足够的稳定与安宁吗？所谓尘归尘，土归土，社会的归社会。社会症结只有通过更为宏大的社会变革才能彻底解决。

　　结语

　　那么，如孤岛般的打工人该怎么办呢？

　　一曰勇气，二曰团结。勇气不是抛开社会，单向内心寻找生存的动力，而是要让社会看到自己，发声是需要踏出的第一步；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团结是同为打工人的策略，而不是小圈子的互搏。

　　为人类求解放的格瓦拉曾经说：“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这个道理并没有过时。

　　电影《列宁在1918》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在这个疫情时代，无助和无奈会是无解的吗？我看不会。但是，在缺乏勇气和团结的条件下固步自封，恐怕这段苦闷时期会延续得更久。

　　不过，我们仍然坚信，劳动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善待，摔坏的不会是劳动者，而一定是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