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危机下，工农何处去？

　　最近复杂的疫情形势和混乱的舆论情况让之前的关于之前富士康问题的讨论暂时淡去。在目前疫情趋势下，普通劳动者遭遇富士康式的风险可能大大增加了。而如何化解这一风险，不光需要我们对抗和解决疫情问题，也需要社会重新正视劳动劳农群众的社会地位和权益问题。今天我们借这个话题，聊聊当代工农群众的问题，以及今后我们将面临的社会变革。

　　工农是什么，他们是我们社会的砖石，剥开精美的装修外立面，里面是支撑大楼结构的砖石。一栋大楼到底稳不稳固，能生长到什么样的高度，终究要靠这些砖石的支撑，而不是上面精美华丽的装饰。而这些砖石沉默无声，又是容易被人所忽视的大多数。

　　当代工农的处境

　　在我国的当代政治上，工农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仍然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有着较高的地位。但具体到个体，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大多数劳动人民，尤其是我们普遍认知中的工农群众。当然，也请大家注意，我用的是认知这个词，这说明，这不是完全准确的，更多是一种社会舆论的看法。哪怕他们自食其力，努力生活，依旧处于社会评价不佳的地位，几乎没有人愿意去这样一个位置。

　　其实我们一般人普遍对劳动者是尊重的，但我们又很难否认，社会中有一种对劳动轻视，渴求不劳而获的强烈氛围。一般人往往会表现出对劳动者的赞美，这是很真诚的。但自己并不会愿意成为劳动者，尤其是工人和农民，这种过去被认为以体力为主的劳动者，这又是很现实的。

　　这种情形并不难以理解，市场经济带来了人们价值观的改变。对一个职业，一个人的评价，核心就是对财富的占有。越容易取得收入，事少钱多，那这个职业、阶层就越容易获得人们的向往，称许。大而言之，就是打着不应仇富的名义，对富豪进行包装与神化，而类似江西周某那样的关系户也以此自豪。当代的工农阶层，确实收入前景不高，上升空间有限，甚至被一些人恶意当做衬托自己生活水平的垫脚石，塑造成某种刻板印象。

　　当前我们的工业化生产，最初是从劳动力密集型开始的。庞大的劳动力人口，既是资源，也是负担，造成了一种社会上对体力劳动的不珍视，不尊重。三十年前，农民首先进入城市，就面临一种排挤，打压，歧视的情形，从盲流到农民工，都不是什么好词汇。而当他们形成产业工人了主体，也把这种固化印象一直带到了今天。

　　当然，这里更不用说，当前阶段，我们的工农业生产生活，在很多地方确实是既苦又累。我们还不是一个很富裕的社会，社会财富分配上对一般劳动者也并不友好。资本强势，重物轻人，一边抱怨找不到工人，一边不肯提高工资，把人当做一种廉价消耗品，仍然很多行当是普遍存在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多家庭的经济都有了较大改善，过去工农群众的后代排斥这种生活，家长也不希望他们继续这种生活。

　　对这种情形推波助澜的是我们的社会传媒，完全进入了一个镀金时代，脱离了一般工农群众的生活。我们的影视作品中充斥着虚假的灯红酒绿，到处是帅哥美女。影视传媒中，所谓的中产白领生活，成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梦，却硬要被指为大众真实的生活。不断灌输给一般人的信息流，往往充斥对财富收入的扭曲夸张。典型的就是网络上到处是年入百万，人均985，各种直播造神，天价报酬。这种对财富的失真造神，进一步刺激人们不劳而获和超前消费的心态。

　　储蓄、长期的人生规划、对生活稳定性的渴求，这些过去我们社会赖以稳定的要素，正在这种信息泡沫中被迅速破灭。当代大量的社会矛盾，正是来自旧传统社会的瓦解，率先越过底线的人正因为没有底线而受益。包括传统的家庭伦理和人际关系都在面临冲击。繁重的生活压力，未来变得渺茫，而今朝有酒今朝醉，得过且过。

　　短平快，不止是社会信息流的变化，更成为一种日益兴起的生活方式。像工农群众这种靠双手踏实生活，缓慢积累，没有多大跃迁希望的典型传统生活方式，日益受到挑战。

　　这些年来，信息茧房越来越厚重，信息碎片化也越来越严重，这都对年轻人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信息的两端都在失真，要么是对财富名利的过度渲染来吸引人，要么是对凡人苦难的过度渲染来吸引人，唯独对真正，正常的生活，不能客观的体现。现实中，那些真实在工厂上班的年轻人，在筋疲力尽之余，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又该怎么判断认知自己的生活？所以，连工农群众自己也很容易对自己产生某种悲观厌弃的情绪，过度放大了自己生活的苦难。

　　如果我们站在宏观的角度，当然可以这样说，这是不合理的。不但不符合社会主义叙事的政治正确，更是在破坏社会生产的根基。没有工农群众的付出，就难以维持我们当前规模化的农业和工业体系。社会上缺乏廉价的农产品，工业消费品，所谓的中产很快就会泡沫破灭，露出无产阶级的本质，是难以维持的。

　　但我们如今相对廉价的工农业产品，离不开廉价劳动力的支撑，所以在社会舆论中，会有意识的把一般工农群众放在一个较低的位置上。淡化，弱化工农群众的存在感，劣化，丑化工农群众的形象，正符合某些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不仅仅是廉价劳动力这么简单，而是包括了某种政治诉求。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很难有人会希望自己成为工农群众的一员。这是个根本性矛盾。

　　当代工农的处境正在发生变化

　　我们直白的说，就是传统的，我们原本习惯的社会状态已经不可能维持了。没有人，没有阶层会在这种环境下，尤其是有选择的情况下，能安然自处的，改变是必然要发生的。就像我多次说的，传统农村的小农生产已经走到尽头了，无论是重新集体化的道路，还是农业资本化的道路，大规模土地流转集中正在进行，农村农业生产的全面变革已经迫在眉睫。

　　人口红利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消退。不要看现在大学生每年这么多，又有几个愿意进工厂和农田的？农村老龄化，空心化的情形是普遍的，肉眼可见的。而招工难，用工贵的问题，在疫情前就大规模存在了，这三年来又极大加速了。这不是人的主观能改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赚钱的事，要么你给够补贴，要么你提高收益。

　　农村农民的变革很可能比城市更快，就像近代中国几次大变革往往都是来自农村一样。这是因为许多地方，农村的衰败已经到了白纸上好作画的程度。

　　怎么改善农民的生活，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是提高农产品价格。但较低的农产品价格本身就是一种维持社会稳定，满足社会幸福度的手段。农产品的价格最终会提高，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但正在进入一个萧条周期的当前社会是不适合，也难以承受这种代价的。当然，还可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种植更多的经济作物，扩大农业规模化经营，说到底，就是提高农业的资本和技术含量。

　　而随着这种变化的快速发展，掌握技术的专业农民和农业资本家，会最终取代传统小农的位置，就不再是我们原来认知的农民。而过去农村扮演了一个缓冲和蓄水池作用，现在要失去了。农业人口会迅速减少，但那些人口会流入工厂拧螺丝，从而维持廉价的工业产品供应吗？我看并不会是这样。

　　现在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人们宁可流入第三产业而不是第一和第二产业。比起进厂，送外卖，做店员，摆小摊并不会更糟糕。这种选择的多样性，本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好事。而哪怕是进厂的人群里，其实打短工，挑三拣四，打工人的不稳定也正在普遍发生。过去那种资本家挑工人的状态，正在变成工人挑厂子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并不会像一些人想的那样，因为经济不好，年轻人就捏着鼻子，争着进厂。就像我们说的，进厂不就是相对稳定的生活吗？但当代社会生活对稳定性的追求其实在日益下降。

　　实际上，不久前郑州富士康的例子就很耐人寻味，这是一个疫情下劳资矛盾被激化的例子。在困难面前，服从与配合资本家，意义不大，闹一闹则明显是好事。富士康就是典型的，资本家把应尽的社会责任推给社会和工人身上。长期以来，这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我们所谓良好市场环境的一环，说到底，就是对资本更宽容。而那些资本家能更无法无天的地方，在产业配套等硬件条件上又远不如我们。这种软硬件的综合优势，是我们的产业发展，特别是人力密集型产业发展得到了极快的增长。

　　当前的疫情和防疫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如何，我们不多讨论，但人人要对自己负责是明确的。特别是工人这样的一般劳动者，身体健康，就是他们赖以为生的最大本钱。而我们已经进入小康社会，随着绝对贫困的消灭，社会面选择的多样化，要冒着生命危险就为换一口饭，显然是不可能的。

　　就像富士康最终的博弈，紧急招募的那批工人，敢在这样紧张的时刻，多少是有些胆量的。而他们最后就拿到了遣散费了，顺利离开了工厂。我们说的直白点，像富士康这样的大资本，或者说以它为代表的资本家，所争的从来不是死活的问题，是多赚和少赚的问题。而工人所争的则确实是死活的问题。

　　工人是自己健康的责任人，那么企业生存基础是生产，难道他们不应该是自己生存基础的责任人吗？工人为配合防疫如果付出的多余成本，包括出现紧急情况后果断临时停工带来的短期损失，显然应该由企业去负担。这不是好心，是疫情时代，企业为自己生存必须接受的成本。

　　我们可以断言，企业会少赚，但考虑到目前国内外的劳动力供应条件和硬件配套基础，留在国内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经济困难，不能成为企业转嫁成本的借口，甚至像富士康一样，如果最后这个成本靠政府和社会兜底，一时救急是可以理解的，但长此以往，那么这就不合理了。

　　我们从疫情的短期应对来看，防疫责任和防疫成本，如果还只想着压在工人为代表的劳动阶层身上，那么工人只能选择一拍两散，而企业生产是一定会出问题的。包括之前的防疫政策，尤其是一些地方的层层加码，是不是影响到很多人的生产生活？是存在的。但真正造成影响的，不是在舆论媒体上叫的最厉害的那些。其实是一般的工农群众，但他们是舆论中无声的一群人。

　　问题是出在防疫上吗？不是，是出在没有对这些人群进行合理的补偿上，同时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始终试图把成本转嫁到工人身上，甚至是把管控压力推到工人身上。这些是工人所无法承受，实际上也无法实现的，也是真正导致生产链被破坏的罪魁祸首。

　　当然，我们从长期来看，工人的社会处境也一定要变化。普通工人这个位置，无论在职业前景还是工作压力又或者社会评价中，正在失去吸引力。西方的资本家比我们更早面对这个环境，既不肯退让，技术进步又没有跟上，最终，也最合理的结果是什么，是去工业化，把工人这个阶层瓦解，从本土消灭。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说，人力密集型产业最终会被逐渐替代，既有产业上的升级，技术上的进步，也有随着社会经济进步不可避免的成本提升。

　　产业升级，并不意味着工人阶层的消亡，只是意味着工人这个阶层的升级变化。实际上，产业升级会带来更多的岗位与选择。我国当前就业上的困难与收入上的不合理，很大程度上也是和我国产业上的中下游位置是有极大关系的。我们的产业本身就被处于被剥削的地位，那么产业从业者当然也是处于一种被压抑剥削的地位。这是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情形。

　　包括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意味着很大一段时间里，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是存在，同时，它本身作为一个强力的岗位供应者，是必要性的。从这个角度说，对工农群众来说，怎么加强工人劳动权益的保障，这是一个必须解决，关乎社会主义属性的基本问题。

　　当然，经济的发展，人力成本是一定会提高的，但这个水平应该高到哪里，又该如何提高，是一个受控缓和的过程，还是一个激烈爆发的过程，是一个综合博弈的过程。把劳动成本压入地不合理，但高上天也绝对不合适。最终，无论企业也好，工人也好，都应该有一个符合社会主义体制，可控的博弈机制。

　　说到底，是工人应该成为一个普通职业，地位不高也不低，甚至说蓝领应该是一种具有相对吸引力的职业。那么吸引力从哪里来，这就是报酬，门槛，和其他职业比，综合对比要有一个相对优势的地方。

　　工农基本面的合理回归

　　对工农群众，我觉得有一个概念要明显。就是，我们很多人对工农群众，特别是当代工农群众的弱势地位，实际上是抱有同情的态度。但这个是不必要的，中国的工农群众需要很多，但不需要同情和赞美。这两者对他们的实际生活没有什么改善，反而往往成了消费他们的途径。

　　对工农，其实我们应该抱有共情的态度，也就是充分认知到我们自身，绝大多数人，本质上都是工农群众的一部分。当代工农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分割孤立出来的。像典型的中产概念，本质上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一种分离，分割，甚至挑动对立。

　　实际上，当代社会对工农的不友好，和我们社会的整个意识形态陈旧是有关的。很多人还保持的一种思想，称做一种贫穷社会的意识形态遗留。就是对人的不尊重，把人的价值置于太低的位置，对社会治理的底线压得太低。相反，急切于寻求人的变现，很容易把社会治理做成生意。这是我们几百年来高度内卷的社会，和最近几十年来对外开发，引入外部资本的极度渴求共同造成的，也是过去落后时代的一种负面遗产。

　　很多东西，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恰恰是当代到了一个变革的关键期。很多东西是不得不变的。我们可以明确的说，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必然改变的阶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型，我们的社会各阶层也要适应那种变化，通过合理合规的渠道，正当去争取自己合理的权利。

　　在这个过程中，工农群众作为国家主体的地位是不应该忽视的。实际上，工农的位置，怎么去看待工农，是一个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根本性问题。工农是人民的主体，必然要从这个发展过程中收益，而不是被当成发展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