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村采访纪实（八）

白沙村采访纪实（八）
陶  冶
 
2013年4月2日  星期二
    晚上在一日厨房餐厅吃饭的时候，进来了10来位工人，转了一下，服务员给端来一盆水放到门前，便都出去洗手了。进屋后到厨房领了包子，有的一边往餐桌处走一边就往嘴里塞，看来是饿了。我看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一份吃的，心安理得地吃着，想到自己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就盼着收工回家吃饭。当时吃饭的贪婪和满足就跟他们一样。现在对比一下，我是多么羡慕他们能干能吃的快乐啊！
我吃完起身要走的时候，就问门边的那个团脸大眼睛的小伙子：“你们是做啥的？”回答是“白灰厂的”。我接着问他们是不是本村的。小伙子说不是。其实我也想到了，若是本村的，也就回家吃了。倘若是为了改善下顿饭馆，就兴许去其他饭店了。这里没有炒菜，就是油条、馒头、包子和饼。一日厨房嘛，从早到晚都营业，主要是为村民提供面食的。如果早餐就是豆沫、米粥、豆腐脑和混炖。要吃菜就是凉拌菜。晚上，有来就餐的想喝啤酒就要凉拌菜，把几样小菜加上佐料搅拌好了量了重量，6元钱一斤，比较便宜。这个便宜的餐厅跟其他5家饭店不是一个主管单位的，它归都华兴商贸公司主管。其他5家都归华鑫饮食服务公司主管。而且这5家饭店也有分工，军刚饭店和宾满楼饭店是接待一般客人的，农家乐和馥鲜楼是接待会议、集体聚餐和来宾的。这样的分工只能是村上规定的，有计划经济的影子。这样就把一日厨房定位为给村民提供面制食品，早餐，给外来劳工提供午餐和晚餐的大众饭店了。那个小伙子说他们是河南郑州的。到这里在白灰厂打工，8小时上班，供吃住，月薪4000元，不拖欠。很满足了。我问他领导来没，他说来了。我问哪个是，他说哪个衣服干净哪个就是。我看西北一个餐桌有两个衣服比较干净，就去搭话。其中靠墙坐的那个承认是他们的领导。我就把他的名字和手机号记下了。他叫冯国玲。我说有时间采访采访他。出了餐厅，我心想，冯国玲可能是个工头。但是，这些打工的能按时得到工资，还不是因为白灰厂是白沙村的，而不是个体的。现在老板拖欠工人工资的太多了。
我对所谓的“农民工”的称谓一直是持有疑义和异议的。务农的就是农民，务工的就是工人，从军的就是军人。“农民工”是啥？莫非是另类吗？计划经济时代，大部分工人是务工的农民上岗后试用半年或一年后转为正式（固定）工人。这样就把没转正为正式的工人称为“临时工”。无论正式的还是临时的都属于“工人”范畴。正因为正式工人就是固定的职业了，国家是要负责终生的。改革后实行市场经济了，把劳力变成商品了，于是，就出现出卖劳力的一群人。他们没资格享受国家给予的待遇，只是从老板手里挣点儿劳务费。对于这样的人群怎么定位？国家劳资表上没有这个行当。鉴于他们多是从农村进城的农民，于是就叫他们“农民工”了。现在，这个人群可庞大了。尤其在建筑业，那是建筑大军啊。一座城市的长高，一条公路的延伸、一座大桥的落成，不都是这个大军干的吗？那些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人不是被买断下了岗，就是退休离岗了。而剩下的留守人员主要是领导层的“干部”，有的也已经成了老板。现在老板也觉得不够劲了，开始叫“老总”了。现在到处都是什么“张总”、“王总”、“李总”、“赵总”的。他们自诩为“先进生产力”，却在奴役劳动大军，还不及时发放工资。增加工时不给加班费，节假日不休息却不给双倍工资。国家的《劳动法》成了《没办法》。这方面的议论我早在文章里谈及了。现在就说，我不叫他们农民工，叫啥？实在难住了。如果农民出身的都要冠以“农民”二字的话，那就要出现“农民军”了，这样可以吗？现在我把他们叫工人？还不仗义。于是就叫他们“劳工”。可是，我打小就厌恶“劳工”这俩字，因为我父亲一连去了3年劳工给日本鬼子修飞机场，那是屈辱的称谓。莫非，咱们又回到日伪时期了吗？打死我也不承认。尽管日本人又进来了，可是再也不是伪满的时候了。那么，为什么要出现类似“劳工”的工种呢？就是国家为了脱离计划经济时代，甩包袱，让出劳务的人永远没有铁饭碗。而且，在国家和工人之间出来个“老总”，用人不是国家用的，剥削或拖欠工资的行为就跟国家没关系了。国家有个《劳动法》，觉得还不够，又跟出来个《劳动合同法》，国家成了裁判人。有尊严、有权威，就是没作为。把国企工人推向社会，把国企功能让给民企。民企（其实就是私企）自营就招用临时工。因为这个临时工不同于计划经济的临时工，不用转正，总是临时的，所以便于老板管理、剥削和压迫，随时可以打发了，一点儿负担没有，可以给老板带来最大利益。这就是“国退民进”的真实用意。

 白沙村的白灰厂不是私企，这个才可以称为民营的。就像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的区别，公办教师是国家正式职工，而民办教师是享受社员待遇的挣工分的教师。但不是现在私人创办的学校的教师。我认为白沙村白灰厂是白沙村集体公有的，尽管不是国营的，但是还有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不是现在说的民营企业的私人老板所有。因此，他不剥削工人，不超工时，不拖欠工资。这是很正常的。然而，在现在的大环境下，就显得尤为可贵了。这也跟郑培民之所以成为高级领导干部的楷模一样，若是在毛泽东时代，郑培民那样的领导干部有那样的作为是很正常的，也是普遍的。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样一心为人民的领导干部少了，才把郑培民凸显出来。尽管郑培民的“公仆本色”是无法否定的，但是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的一面镜子实在让一些高级领导干部难堪，所以，多数人是不看好郑培民这个楷模的。有的还无中生有给郑培民泼脏水。我想，白沙村这个我看好的农村共富的典型，高级领导干部能不能看好也很难说。为什么？白沙村又恢复了集体道路，这是跟当前顶层设计相矛盾的。但是，一个村办企业就能把河南郑州的劳力吸引来，凭什么啊？我没有具体问那些工人，也许不仅仅是农村的，下岗工人也有外出打工的。据一些老板说，在国企干过的下岗工人的责任心和纪律性是比较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好带，不用培训，有自治能力。
 
同日晚8点半，华鑫饮食服务公司的张军刚和妻子王彩凤应邀来我房间。由于我总在村里饭店就餐，逐渐都熟了。在《白沙村采访纪实（二)》的末尾写道，“尤其是她们那个领导，热情、干练、爽快、利落，精明中不乏灵气。但是，我不知道她姓啥。”原来就是眼前的王彩凤。要采访他们还是在3月31日下午6点半，我去军刚饭店等待炒菜的时候，就跟王彩凤说了。当时就开了个头，她说：
    我是1977年农历正月21出生于本村的。父亲叫王宝得，66岁，属鼠的。妈妈叫陆花茹，64岁，属兔的。哥哥王文生和弟弟王文学都在本村上班。我在本村初中毕业，1999年8月份23岁时，跟张军刚结婚。张军刚比我大两岁，属兔的。结婚当时，他在石家庄打工。他也是本村初中毕业的，1996年到石家庄虎振技校学了3个月，就到一个饭馆学徒，月工资70元，由于虚心好学终于考上二级烹饪师。2000年我生个儿子叫张世豪，属龙的14岁了，读初中一年级。小儿子7岁了，属猪的，在学前班读中班。2005年村里兴建新村，为了闹套房子就回来了。开始摆地摊卖小吃，水饺、炒菜和啤酒。当时这里是个大工地，建筑工人很多，我们的小食摊火了。
因为饭菜都端上来了，就谈到这里。于是约定在他们得空时到我房间接受采访。下面是这对夫妻接受采访时的答话。为了叙述方便就用男和女做标示了。
男：我妈爱好文艺，你们那个年代挺开心的。虽然吃不饱可是心情愉快。去年上北戴河旅游，跟旅游团去的，晕车、害怕。我也爱好旅游，我像我妈。我性格好，39岁了，还愿意参加活动。显不显老就不在乎了。我父母都上班，起早打扫公园，心脏病也好了。
女：我家离学校近，就是湖边那栋楼，跟学校挨着。孩子自己走，放心。
男：我妈属鼠的，66了；父亲小两岁，64，属虎的。一辈子不争强好胜，不想做点什么。我哥也是个老实人，俩闺女一个小子。我们俩小子，老人满足了。我妈带大的孩子都好。老大上初中了，在武安十中。两周回来一次。能自理，不用管。学习一般，人缘好，学生会的小头目，比我强。没得过什么奖状。两位老人前半辈子挺受罪的，现在平平安安的，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妹妹也在村里，叫军霞。妹夫孔树海在石料场搅拌厂，当过采购员，自己弄台车，不像前几年不挣钱。我沾媳妇光，她跟我十几年一天福也没享。
女：干活也是一种幸福。在石家庄布衣房饭店，老板叫我当大堂经理，不知道什么是大堂经理。饭店火了，排不上桌顾客也不走，等着。为什么？老板看见了，咱们服务态度好，就让我当大堂经理，还当员工代表。我就想自己开个店。老板不让走。05年5月份回来的，想买房子。家里人多，买130平米的小，换150平米的没阳台，狠心弄个180的。
男：当时要买180平米的别人看了挺惊讶。就有两家敢买。那家是张老二，部队回来的，有安家费。我手里只有两万元。侯书记说买房要拿钱啊。16万多，村里补3万，还得掏13万。侯书记说你放心住吧，每年还点儿。别人是先交钱后拿钥匙，我们是先拿钥匙后交钱。我跟他说：“哥呀，这钱可怎么还啊？让我弄个饭店吧。”他同意了，就在一日厨房对过，卖米面油的那个地方。

女：房租一年给村上3600元，一天才10块。06年建楼高峰，工人多。他上灶我当服务员，挺累啊。客人走光了就不想动了。洗碗、拖地两个活，我俩就“起狗起”（石头、剪子、布）谁赢了就洗碗，可以坐凳子；输了的就拖地。
男：刚起步，屋子小，没雅间，客人走了挺可惜。我看对面正建呢，我想到对面包个大点儿的地方，就又找侯书记。当时没人包，起价8300元。我第一个包的。一般人家嫌偏点儿。地方大了弄几个雅间，卫生也好搞了。咱们的人缘好，客源就多了。集体给咱们个创业的平台，让我们如愿以偿了。把买那180平米住宅的欠款还上了。没有集体走不到现在，我们感谢集体。出门在外再有10年也买不下房子。去年又买了100平米的小楼，给孩子准备的。二位老人我们哥俩一家住一年，轮着住。到谁家都有他俩自己的房间。
女：咱们村是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壮有所劳了。不养老人的不给福利待遇。我们上班的有个服务员，小媳妇，婆婆不给看孩子，上班就给看，她就上班了。上班工资不多，800元，但是比不上班好啊。不上班玩电脑、打麻将有输有赢，上班只赢不输啊，心情还好。所以，小媳妇都上班。60多岁的也有上班的。今年我又劝出来俩媳妇。
男：村里有活干了，一般不出去。守家在地，服务行业，加上奖金一个月1000来元就可以了。还有福利呢，13项福利将近4000元。两个孩子之外就算超生，超生的那个没有福利，外出打工的没有福利，不在本村企业的没有。出去早的，都想回来；有工作的退休了看本村好了，也要回来。只要是白沙村的都可以。村里有一套规章制度，村里管理很好啊！有的人图意自由，自由了，没人管你了，你什么都没了。（现在下岗工人自由了，苦难也就来了，想有个管他们的地方，企业没了。）现在村民都很听话，义务劳动啊，植树啊，都积极配合。刁蛮的不多。违法乱纪的基本没有，村里比较平安。
女：村里为了壮大集体力量，发展集体经济共同致富，使每户村民都富起来，不能让个别人富起来。有肉大伙吃。侯书记就这么主张的。不同意就做工作，领导班子意见统一了就做决定，按规定办。
男：这么大个企业，村子就得有人拿主意说了算，都说算不行，没个准主意就乱套了。（说的很对！反毛的家伙们说毛主席专制、独裁，他们连白沙村村民都不如。）我们干了6年近7年啊，回来是5月份，收的时候也是5月份。能用的东西给钱了，不能用的就拉回家。当时心里矛盾啊，辛辛苦苦打的天下，铺面好好的，客源也多，交出去不是滋味。看着军刚饭店的名字感慨万千。饭店名是客人给起的。当时想到的有“天福”、“食为天”、“百姓”。客人们说：“我们之间问上哪吃？回答就说上老刚那。有的问你在哪啊？回答说在老刚这儿。你干脆就叫军刚饭店嘛！”关门停业后，客人还说：“你开（饭店）到哪，我们吃到哪。就是多踩一脚加点儿油呗！”都是老顾客，有感情了。（感情也是效益）就这样积攒的客源，打下的江山，给收了，流泪了。现在也想开了，省心啊，不用出去要账了。
女：我们自己干的时候我也佣工了。05年给300元工资。后来逐渐多了。村里佣工开500、600，我就给开800。小饭店活计烦琐，但我用的服务员都说“你到哪我们就跟到哪。”
男：现在出去打工也不容易，到北京就算挣5000也养不了家。出门花钱，物价也高，租房子也贵。饭店交了，还让咱们管理，重用你，月工资3000，比村主任还多。当然村两委会的干部从1200到1800，但年终有年度奖金。人家是领导干部，我是专业技术。我跟他们比总的来讲也不相上下，该知足了。
女：是该满足了。我还给开1000，比一般服务员多200。我们俩一个月就进4000元，比自己干虽然少点，但净心啊。这样我们没负担，轻轻松松多活几年，什么都出来了。
男：一日厨房不归我管，它起步早，开的时候就是村上办的。归都华兴商贸公司管理。都华兴公司管理街头的所有门市，早晨点名的是公司会计。归我管的有5家：农家乐和馥鲜楼接待来宾、领导和包桌的。军刚饭店、宾满楼和实惠饭店，接待一般顾客。管理层好几个人，都有分工，饭店也有头头。完成定额的，超收有奖。我们饮食服务公司我点名。上午8点50，下午3点半，点名两次。一日厨房的小胖丫原来在我那儿，很勤快，懂事，服务态度好。她跟表姐去北京打过工，回来了，干的很好，很安心。

女：她挺可怜。去年41岁的父亲因为喝酒心梗没了，7天后奶奶也去世了，隔不到一个月姥爷也走了。她爸爸中午说心难受，自己开车到卫生所，进门就说血压高了，血压没量上就往医院送，途中就不行了。能喝，拿起酒杯一仰脖就进去，我就逗他说：“把酒杯攥紧点儿，别把杯子掉进去。”终归把老婆孩子扔下了。她还一个弟弟，才13岁。她妈精神承受不了啊，不想见人，就在家里伺候老人和孩子。如果不是在咱们白沙村生活就难以维持了。
男：没看见她（指小胖丫李梦雪）哭咧咧的，总是乐呵呵地埋头干活。
女：我在石家庄就遇到个好老板。老板说：“客人就像镜子，你笑他也笑。”
男：为什么有的饭店不挣钱，饭店环境、卫生、服务态度不比上灶技艺、菜肴质量次要。现在上饭馆吃饭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吃饱肚子就行了，现在是吃文化。
女：因此服务态度要讲究，谁不愿意看笑脸？
男：我这个人也挺坚强，从小就坚强。小儿麻痹症，一个腿粗一个腿细。性格也坚强，做什么都不服输。自己有信心，什么都是人创造的。学手艺的时候，掏炉灰、通下水道都是我的活。肯吃苦才能让师傅高兴。鱼香肉丝怎么做？在师傅面前不敢写，悄悄找个地方记下来。给师傅洗衣服，给师傅烧锅炉掏下水道。挣70元工资觉得挺美的。是96年，志向也挺高，要好好学习。看人家剁排骨多潇洒，炒菜掂大勺多潇洒？羡慕啊！师傅说：“炒勺一响，黄金万两。”哪曾想，炒勺炒出两套楼来。关键是媳妇帮了大忙。因此要对媳妇好点儿。现在创业的夫妻店挺多，用人成本高啊，就是夫妻俩人干。
女：现在饭店分工多了，炒菜、切菜、配菜、切墩、点菜员、传菜员、柜台收银员等，多了。
男：饭店工作很辛苦，从早到晚，9点半关门是早的。
女：婆婆不在我家住的时候，早上不在家吃饭。这样可以晚起床。
男：我们过春节早上就是小米粥，弄点儿可以蒸馏的东西，不炒菜。
女：就想睡觉。
男：上班就瘦了，想睡不能睡。
女：晚上到点不走的客人还不能撵。喝多了，不理解你。遇到这个情况自己警告自己，态度越是好点儿。
男：侯书记重视文艺。把文艺活动搞好了，没有赌博的。过年办“春晚”。家庭妇女都能上台。老人们也很开心。
小两口觉得该说的都说了。男的还想让我看看他的才艺。前两天我在军刚饭店吃饭的时候，他就把手机里保存的他们“春晚”的录象给我看了。这次专门给我看看他在“春晚”的表演。2011年他唱的是《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之后就把我的电脑打开了，到百度上找他们到北京演出的村歌《美丽白沙我的家》（http://www.56.com/u36/v_NTY5Njc3MDU.html）。他们给我看的时候，充满喜悦和自豪。虽然白沙村我已经看遍了，再从荧屏上看，还是感觉即亲切又新鲜。那悦耳的歌曲和美丽的画面，真的把白沙村的美给唱出来了。尽管我不是白沙人，也觉得很幸福很快慰。
我们的交谈很愉快，这小两口给我回答了个问题，白沙村跟共和国1953年搞的私营工商业改造类似，虽然不是敲锣打鼓接受改造的，但业主也是心情愉快的。为了多方面证明白沙村的私人企业是不是被强制归公，甚至有抗拒行为，我要到其他饭店看看。于是，张军刚安排他管辖的农家乐和馥鲜楼接待我去午餐。

 
    2013年4月3日  星期三
农家乐饭庄在白沙村学校对面的小区院里，不是临街的门市房。面积有军刚饭店和宾满楼合在一起大。大厅里10个大圆桌面。西头有两个雅间。厨房东边还有俩雅间。街面上过往的食客基本不来就餐，多是接待村里的客人、来宾的。再就是村民有什么聚餐，也到这里来。因为我们一进小区就从餐厅大山墙上看见有红焖羊肉，我们就决定不要别的了。负责人张书芹说红焖羊肉要放辣椒的，我老伴儿不能吃辣的，小张就说那就吃咖喱羊肉吧。我们认可了，但是厨房的人说羊肉没了。于是，就换个别的。12点都过了，整个餐厅就我们俩人来就餐。我看接待的柜台处除小张之外，还一个女服务员。而厨房里就有5个人。我就问小张，这样的情况村里有效益吗？她说，每个月给村里完成1万元收入指标就行了。超了给奖金。这么大个空间，1万元也就是个房租费（当然，白沙村的租金也便宜，1平米月租金才两毛钱）和水电费。我问工资都多少，小张说，厨房里那4个男的，是外来的，每个月给他们1万元。服务员是当村的，月工资800。
 
2013年4月4日  星期四
我们到餐厅吃饭，也是在体验一下这个高级餐厅的情况。这天邯郸医院的退休医生、白沙人张杰峰来了。他是为帮助村里申请办理邯郸——白沙村公交线路的自愿者。我说要去馥鲜楼吃午饭，他就领我们走过村委会大院从文化中心往西走，从开国大典的浮雕墙下右拐就是馥鲜楼了。馥鲜楼一层是餐厅，面积比农家乐还大，进门的右手边是13个大圆桌，墙内有排雅间。左手边靠窗有两个大桌，靠墙有几个一般的餐桌。这个餐厅的功能跟农家乐类似，比农家乐优势的楼上是客房，因此馥鲜楼就是白沙村的“北京饭店”了。接待会议，接待来宾就在这里。村民们有大型招待，也可以到这里，不用明说，是个显贵的餐饮场所。村书记侯二河年终宴请老乡亲们就在这里，那就等于参加白沙村的“国宴”了。老人们特别开心。这不仅表明白沙村的最高领导承认他们为白沙村的创业做过历史贡献了，而且也把他们看成白沙村的元老“供奉”起来了。对他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人来说是一种安慰，也是对正在为白沙村发展做努力的当代人的一种鼓励。在白沙村有能力就发挥你的作用吧，白沙人世世代代是不会忘记的。
负责这个餐厅的是李利梅，她是侯二河的侄媳妇。她在外地开饭店干了5年，回村又开了5年饭店，就在这个地方。效益是很不错的。每年都接待不少婚庆的、老人生日宴和新生儿满月招待的，特别是一进腊月都要排号的。效益很可观的。但是去年8月份村里给收回了。在谈到这里的时候她一点儿惋惜都没有。她觉得作为白沙村的村民，对于村委会的决定是要无条件服从的。餐厅归公了，还让她负责管理，工资比一般服务员多200，也就是1000元。厨房里的4个人加上面点师每个月合计工资两万五。面点师是孟运庭，57岁了，擅长拉面；男人在石料场上班，家住170平米的楼房，还有40平米地下室。4个服务员和1个洗碗工都是800的工资。洗碗工已经63岁了，本可以在家享清福了，但是还愿意出来工作。餐厅因为要进一步改善改善条件，就要停业装修了。
我问李利梅的家住多大面积，回答住的是别墅，300多平米。我就是别墅住宅没看了，我就要到她家参观参观。她同意了。在出饭店不远，她说她家在东头，就近到她大姑姐家看看吧，都是一样的格局。我们就跟她到张海峰家了。
因为是午休，张海峰一家4口都在家了。张杰峰也是头一次看别墅住宅。一层有宽大的客厅，有大小两个卧室和一间书房，有间厨房和一个卫生间。二层也有个客厅，是跟楼下对应的。跟客厅都在朝阳一面有个大卧室。对面，也就是阴面有卫生间和3个卧室。从二层上三层就是平台，平台西侧有个独立的房间。等我们下到一层要出门的时候发现右侧有个边门，朝里一望，是个车库，车库正门对着街道。别墅区道南的格局都是这样的。李丽梅说她家也是这样的。我好羡慕啊，在北京市我的同学和朋友圈子里没见过这个程度的，尽管有司局级（或地师级）乃至副部级的。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说中国农民的住宅是这样的，我是绝对不相信的。


别墅区一层的大客厅



别墅平台的建筑



别墅住宅的车库


别墅主人在送客

 
    2013年4月5日  星期五
早饭后，街道边的门市都开门了。我进儿童礼品店看看，我问店主经营得怎么样，她说一天能卖得100元毛利交上去（指商务公司）就给开800元工资。我问能卖上100元吗，她说能。事后得知这个女人是临时替班的，怪不得问名字都不告诉我。我又跟这里的负责人张素霞再次交谈。原来这个店是赵爱芳开办的。当时有两方面买卖，西面是儿童游艺，兼卖秋衣秋裤和小孩用品；东头是话吧。2011年10月份交村里了，赵爱芳就干别的了。这里村上就安排她管理。每年要上交纯利1万6，1个月交3000毛利。前些日子是淡季，最近好些，每天都卖2、300。她的工资是800。
接着我就到金足鞋行看看，女主人说这个店铺原本就是大队办的。现在负责人是程帆，工资开800。每个月上交3000毛利，纯利1500。超过了分成。
下个门就是女人广场服装店。我也进去看看。这个店的负责人是田红，田红没在，看店的是张月苏，她是这个服装店的原主人。归村后由她统管女人广场服装店和金足鞋行以及儿童礼品店，给她开900元工资。这个女人广场服装店每个月上交3000纯利，超过了分成。去年交3万。
这样的情况我自然要问她是自己干好，还是归集体好。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集体好啊！”接着说村上把私人的店铺收归村里了，脏乱差的现象没了，现在不仅是店内和门前，这个街道都干净整洁了。
 
2913年4月7日  星期日
早饭后正赶上都华兴商务公司班前点名，我去拍照了。因为华鑫饮食服务公司上班晚，是8点50点名。如果回房间到时候还得来，莫不如到万清公园遛遛。老伴儿腿脚不好，她自己坐在花坛的水泥边墙上，我就自己朝前走走。
就在我无所事事的时候，迎面走来个看样子比我稍大的老同志，笑吟吟地看着我。我看他扛个镐头，想必是种地去，就问他是本村人吗？他说是。他还说，上月25号党员会上看见我了。于是我们交谈了几句。他叫孔令武，69岁。他问我，我说72了。他立刻说属马的，跟胡锦涛同岁。我笑了：“还有温家宝。咱这个马只是个干活拉车拉犁的马，比不了人家啊。”因为我问他有多少地，他说没有地。我问他扛镐头做啥，他说是拣点儿地。他说他是时民。我不懂，问他好几句还是说自己是“时民”，我终于明白了他说自己是“市民”，是从邯郸市退休回来的。跟前面说的张杰峰一样，老家这边有房子，就凭老房子换了新房，120平米，自己又开了3亩小片荒。老伴儿先是给这个公园扫道，后来去寺庙看庙，挣600；他自己退休工资是2000，很知足了。他有3个儿子，当年还想要个女儿，万清说，3个儿子挺好了，别要了，就没要。现在3个儿子都在村里，大儿子住140平米，二儿子住145平米，老儿子住170平米。他们都上班，家里按人头享受村民待遇。不用他管了，他也不用他们管，都没负担。我说：“你这才是幸福晚年啊！城里又怎么样？也可能3个儿子都下岗了，来啃你那点儿养老金的。你不管他们，还得管孙子不是？”他笑了笑朝前走了，步履轻盈，脚步飞快，转眼之间就走到寺庙山根了。
我也往回走。老伴儿走的慢，但是到宾满楼饭店还没到点，我就进了卫生室。这里原来是田霞诊所，归村后就把牌子摘了，换成“卫生室”了。室内对门是药房，左侧房间有张床，田霞没在，有个女青年在给一个小孩子输液。右侧有间大屋里面5张床，最东边的房间还有拍片的床，看样子有点儿规模。不多时大夫来了，他叫周武朝，40来岁，是磁县人，因为爱人是本村的，就把户口迁来了，享受白沙人的待遇。村里提供的场所，以爱人田霞命名开个诊所。平均每个月按2毛钱1平米计算年交租金8000元，收入归己。今年改成村卫生室后，负责妇幼预防，村里不另收费用。租金怎么收还不知道有没有变动。反正村里是亏不着他的。他来之前，我问了那个女青年，同仁堂出的六味地黄丸多少钱，回答是11元，我在村卫生所买的是10元，显然是自己定的价。但是阿斯匹林肠溶片都是2元，我就买了1瓶。
到8点50了。华鑫饮食服务公司点名了，我如愿拍照了。


都华兴商贸公司班前点名


华鑫饮食服务公司班前点名

回到宾馆房间，我给开头说的那个白灰厂的“领导”冯国玲打电话，原来他是郑州新密市人，已经回去了。经过一番询问得知，他原是新密县第二耐火材料厂的技术工人。厂子改制后，厂长张灿辉成了企业法人，由国企变为民营（即私企）了。张灿辉从厂长变成老板后，留下一部分技术工人和业务骨干后，从社会上雇佣了一些临时工，大多是农民工。企业甩了包袱，多是临时工和留岗人员了，都是没有保障的朝不保夕的被雇佣者，不敢跟老板抗衡，自然就好用，自然就给老板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于是，这个老厂发展成河南第二大耐火材料企业——郑州昆东耐火材料公司。因为白沙村白灰厂的白灰窑每年都要拆旧砌新，所以就成了他们公司的老客户了。我不懂专业，他说拆掉1吨的劳务费是350元，再砌筑1吨又是350元。他跟弟弟带来10来个人干了7天就拿回2万多，工人的工资是月薪4000元。这样的活计是接连不断的，在接我电话的时候正准备出发去下一个工作点了。
前面我为“农民工”抱了不平。可是我现在对“农民工”有了新的认识。毛主席早就要想实现农业工业化，让农民和工人逐渐没了差别。所以他一再强调工人亦工亦农，农民亦农亦工。其中的赤脚医生就是亦农亦医，耕读小学的老师就是亦农亦教。就连当上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也是亦官亦农始终戴“农民”帽子。目的就是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而改革开放后，不是缩小了“三大差别”，而是扩大了。尤其是贫富的差别。现在不仅仅是扩大了，而且是两极分化了。我在白沙村要蹲40天“点”的，说是采访，实际也是做了调查。高官们认为调研比视察时髦，纷纷说自己是到某某地方搞调研，其实他们一走一过，接受了招待，开个座谈会听取了个别人的汇报，自己再“指示”几点完事打道回府了，只不过是走马观花搞个过场而已。调查什么了？研究什么了？
我现在确实了解了很多、学习了很多。白沙村给我的教育，侯二河给我的教益，是我今生难得的，比我上世纪70年代两次下乡当工作队的收益总和还丰厚。我在这里要心悦诚服地向白沙人恭恭敬敬地行个大礼。同时向白沙村两委会的成员，向侯二河们致敬！你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捍卫了集体经济，捍卫了社会主义，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作为一个老朽的共产党员，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一些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们勾结内外反动势力妄图摧毁中国共产党，颠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就是从损毁工农联盟入手。不是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吗，我就让你把工人阶级的整个队伍搞没了，先是打散，后是不再发展工人的行当。老工人逐渐离世了，中国就没有真正（或原来意义）的工人了。农民本来就是分散的，只是实行集体化了才让他们抱团的。怎么办？把集体解散了，就是有工人阶级也无法实现工农联盟了。共和国大厦的根基虚无了，不自我倒掉才怪哩！
据悉：1998年中国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数以10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2818万名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了。1970年代国营企业比重为99%，而到2009年按实际控股权统计，非国有企业占比重达83.1%。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丧失就决定了上层建筑的衰亡。从2009年到2012年非国有企业（又名曰“非公经济”）的比重又进展多少不得而知。十八大前两年，国务院不顾全国人民的意愿听从世界银行佐利克的怂容，接受顶层设计，推出两个“36条”。自我宣称要善始敬终，并且哀求全国人民宽恕的“不热”大人在临终末了竟然还声嘶力竭地要踏入“深水区”攻坚克难推进全面私有化。可见他主张“政改”，就是要改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达到改旗易帜的目的。善良的中国人和有良心的共产党员们，能无动于衷吗？
 说到这里，不妨重温邓小平先生的忠告：
    邓小平提出的“九个如果”是检验改革开放成败的重要标准，也是为了防止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改革开放之名将中国引入歧途，从而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不改变颜色。
    （一）邓小平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与日本友人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二）邓小平说：“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
    （三）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四）邓小平说：“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五）邓小平说：“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六）邓小平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七）邓小平说：“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即“会见西班牙副首相的谈话”，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八）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即“会见马来西亚朋友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九）邓小平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我现越发觉得白沙村道路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邓小平理论的社会实践。面对白沙村的大好局面，那些指手画脚的，想鸡蛋里挑骨头的人等，不该闭上那张臭嘴吗？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看花容易绣花难”，如果自己觉得有能耐，比侯二河站得高看得远，不妨也搞个红沙村、绿沙村，或许黄沙村乃至黑沙村出来给我看看，我将比对白沙村还投入，为其大书特书一番！如果说是为之吹喇叭抬轿子，我也心甘情愿当个吹鼓手和抬轿夫，为之肝脑涂地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