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再撰文反击方舟子:伪科学与“危科学”

　　“伪科学”这个词十九世纪开始出现，在当今中国的知名度很高，主要原因是多年前一些气功大师宣称他们的神功是符合科学的，引发了一场持久的揭批，“伪科学”一词便经常出现在大众视野。至今，“伪科学”现象以及对“伪科学”的揭批，依然经常发生于中国和世界各地。 

　　“伪科学”的定义存在争议，其产生有各种原因。科学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但科学自身也处于发展之中。对世界上的某些现象，科学认识已经比较成熟，并能反复验证;还有一些现象，科学认识还不成熟，尚在验证之中;另有一些现象，科学目前也无法解释。科学认识的发展与其手段也有关，例如显微镜、天文望远镜等，认识世界的工具、手段、方法在不断更新。随着新手段、新工具的出现，以前认识不到或者认识不正确、不准确的内容，时常会得到修正。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伪科学”便有了生存的土壤。 

　　由于人类的科学认识是一个不断积累、更新、修正的过程，因此，在科学领域的边缘或前沿地带容易出现所谓“伪科学”，在科学认识过程中产生的偏差也会被看成是“伪科学”。因此，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曾经说：“科学经常是错的，而伪科学倒有时是对的”。其原因在于，科学需要依靠它认定的手段，而世界上的很多现象早已存在，人们以往对此现象的认识，没有借助科学认定的手段，但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当科学手段还未能对此产生明确的认识与结论时，一些科学工作者便匆忙下结论说：那是“伪科学”。但这种匆忙的结论并不排除随着认识手段的改进和认识的深入，当初被认定是“伪科学”的部分内容，后来被认定是符合科学研究结论的。当然，波普尔的结论并不能排除有些“伪科学”的确是错误的，其中有些是认识不足造成的，还有一些是故意歪曲科学认识造成的。所以，警惕和反对“伪科学”的确有必要。 

　　科学对万事万物的认识存在着阶段性、片面性、狭隘性。理论上说，科学可以在不断探索与实践中逐步修正自己的结论，然而，这种修正经常有较大的滞后，人们对科学知识的运用往往等不到修正结果的出现。出于商业等名利目的，一个在实验室里诞生的科学新认识，常常被人迫不及待地使用，有些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给这种现象赋予一个新名词——危科学。 

　　危科学离我们并不遥远。有些危科学甚至获得过诺贝尔奖。例如，DDT的发明在西历1948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就科学认识来说，DDT能杀灭蚊子等虫害，从而能减少疟疾、减少农业病虫害等，是正确的结论，可以称之为科学真理，甚至还可以看成是那个时候人类的福音。然而，很多年以后人们又发现，大规模使用DDT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和生态后果。再如，“脑前额叶切除手术”从直接效果上看，可以减少人的攻击行为和暴躁情绪，曾经被用于治疗精神疾病。与此相关的研究在西历1949年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然而，这项技术后来也被发现有严重的副作用。其他还有，例如各种塑料的生产制造技术，就单一性质来说，科学研究的成果没有错，然而，它们却是造成包括白色污染在内的很多环境危机的根源。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当今世界绝大多数污染，都是科学成果的不当使用造成的，例如PM2.5、核辐射等。它们都属于“危科学”的范畴。 

　　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一项科研成果的应用都具有“危科学”的成分和性质，程度不同而已。对于有些“危科学”程度特别高或者特别不清晰的科技成果，我们在应用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那么，当今世界广受争议的转基因技术是否也存在“危科学”的性质?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使用大约已有二十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DDT技术虽然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在大规模使用约30年后被禁用。西历1997年，诺贝尔医学奖评委会公开表示对授予DDT奖项而“感到羞耻”。“脑前额叶切除手术”在美国使用多年，西历1975年获奥斯卡五项大奖的电影《飞越疯人院》中提到了这项手术。当然，提到这项非人道手术的电影并不只有《飞越疯人院》这一部。这项技术今天已不再用于精神疾病的治疗，有人评价这项技术是“恐怖的恶梦”。所以，面对转基因技术逐步显露的诸多不良后果，我们同样有理由怀疑，假以时日，转基因技术目前潜在的危害完全可能被明确认定，今天所有宣传转基因无害的言论，未必能逃脱诺贝尔奖的“羞耻”命运。

　　转基因技术同历史上以及未来的很多科技一样，都具有“危科学”性质。有人针对反对转基因的观点经常说，反对转基因技术就是阻碍中国农业的科技进步。这个帽子扣得比较狠。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反对转基因至少对于我来说并非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而是反对这项技术的随意应用。其次，我不得不问，按此逻辑，美国威胁要对叙利亚动武，是否可以看成是阻碍叙利亚生化武器的科技进步?全球防止核扩散是否可以看成是阻碍众多国家核技术的科技进步?当今风行全球的反战运动是否可以看成是阻碍各国军事科技的进步?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由于科学技术具有“危科学”的潜在风险，该阻碍的就得阻碍。阻碍“危科学”的随意应用，是对人类的高度负责。

　　如今有人面对转基因技术这样的“危科学”，信誓旦旦地宣称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物一样安全，甚至更安全，并且以科学真理代言人的身份自居，排斥一切质疑的声音，把对转基因技术的正当质疑描述成“谣言”，这种行径恰似“伪科学”把自己打扮成真科学。更为滑稽的是，竭力为转基因这一“危科学”巧舌如簧、摇旗呐喊的人中，有些就是当年反对“伪科学”最力之人。中国的“伪科学”与“危科学”相比，有一点是相同的：当年，支持伪科学的势力强大，质疑伪科学的势单力薄;如今，支持危科学的势力强大，质疑危科学的势单力薄。但也有一点正好倒过来：当年质疑伪科学的人，如今正在大力提倡危科学。对此，我不知该如何解释。

　　最后说一下最近颇为热闹的转基因食品试吃品尝活动。首先，试吃转基因食品颇为类似当年伪科学的当众示范、当众表演。神功大师通过自身表演或者在普通人身上的成功表演，证明自己的伪科学是有效的。试吃转基因食品也像神功大师一样，用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方式，证明他们的危科学是无害的。其次，试吃转基因食品就像是一个笑话，它就好比香烟有害，但偶然抽一支香烟并不会死人，也不容易造成严重伤害;毒品有害，但鸦片有时还能治病。用试吃转基因食品来推广转基因技术，就好比当年美国烟草公司花大钱请电影公司让明星在镜头前抽烟从而推广香烟一样，只是一个商业推销的广告，而非符合科学原理的严肃行为。

　　第三，试吃转基因食品如果要摆脱“伪科学”的嫌疑，就必须证明他们试吃的食品的确是转基因食品。当农业部等官方机构公布的转基因名录并不包括他们试吃的品种时，广大民众如何相信他们吃下肚子的食物真的就是转基因食品?如果他们吃下的是非转基因食物，又宣称自己吃的是转基因食物，这种行为不光欺骗了公众，而且还用心险恶。如果他们真的吃下了转基因食品，并且要向公众进行宣传，就必须以严格的方式证明那就是转基因食品。这个证明应该包括转基因产品从育种到播种、到收获、到烹饪、到吃下肚的全过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所谓转基因食品都有可能被掉包，转基因食品的试吃品尝活动也将毫无意义。因此，证明试吃品尝活动中吃下肚的食品的确是转基因食品，必须具有司法意义上的完整证据链，同时还需要第三方的全程监督。否则，它不光涉嫌欺骗公众，而且就是一场儿戏。

　　第四，试吃转基因食品的品尝活动如要澄清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危科学”的疑虑，短时间的偶尔试吃显然是不行的。在以司法意义上的完整证据链确认转基因食品后，在这个问题上，我认同袁隆平先生的看法，至少试吃两代人，同时需要试吃的人群有较大的基数和抽样上的代表意义，而且还应该有对照组。由此才能获得对公众具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

　　转基因食品要摆脱公众对其“危科学”的质疑，不能采取目前试吃品尝这样的“伪科学”的方式，而应采取真正的科学方式。否则，转基因技术就有沦为“伪科学”的倾向。大力提倡转基因“危科学”的人，虽然当年因痛打“伪科学”而令人印象深刻，如今却有成为新的“伪科学”旗手的可能。即便波普尔曾经说过：“科学经常是错的，而伪科学倒有时是对的”，证明“伪科学有时是对的”，也应该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而不能用“伪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否则，转基因的“危科学”程度将会被掩盖，贸然推广这一“危科学”成果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原题：伪科学与危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