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永岩：军事医学专家首提“制生权”敲响转基因凶险警钟

　　吕永岩按语：郭继卫是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院长，第三军医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发表过百万字的军事学术专著，尤其是首创“制生权”理论，出版《制生权:军事变革的未来制高点》，有关论文在国际著名军事杂志、美国《军事评论》、美国《军事医学》和第37届世界军事医学大会发表交流，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作为医学专家，郭继卫提出的以生物尤其是转基因生物为武器的“制生权”，这是转基因专家一贯极力隐瞒的。转基因生物武器一可以破坏生态环境，二可以破坏生物的进化秩序，三可以破坏人的健康，四可以破坏人的功能系统。基因武器可以杀人于无形、无感、无知、无避。是廉价高效恐怖的大规模杀人凶器。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霸权国家一再露出牙齿，他们的代理人却一再对中国施放烟幕弹，一再向中国疯狂布局转基因。对这种妄图使中华亡国灭种的行为，唯有坚决揭露，奋起抵制才是唯一生路。

　　制生权将引爆新军事革命

　　http://www.gfdy.gov.cn/theory/2012-01/02/content_4959511.htm

　　作者：郭继卫 来源：中国军网-中国国防报发布时间：2012-01-02 02:13:30

　　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和重大突破，将对未来战争形态及战斗力生成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在“制信息权”之后，人类将可能出现“制生权”争夺时代，并将为未来军事斗争开辟一个全新的作战空间——生命微观战场。为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及早着手应对生命微观战场的挑战。

　　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和生物时代的到来，军事领域将会受到生物科技浪潮的巨大影响，未来军事发展必然被生物科技所改造，制生权的争夺必将引发新的军事革命。

　　国家安全面临生物科技挑战

　　俄专家沙瓦耶夫将全球性危险源分为三类：大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人类创造的技术和工艺世界。而世界上还没有哪种威胁能像生物威胁一样贯通于这三者之间——包括自然界的生物因素如重大传染性疾病，社会因素如传统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以及由于生物科技研究方法运用不慎而可能出现的人为生物灾害等。因此，现代生物科技已成为国家或军事安全领域中愈显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许多生物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摆在人类面前。比如，“非典”、禽流感的肆虐，直接威胁到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克隆与转基因技术对现存生物秩序的影响，带来伦理学的困惑等等。生态安全与人的环境安全密不可分。

　　与信息技术不同，生物科技本身就具备对人的破坏能力。这种破坏能力可分为四个层面：一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通过破坏生态环境，改变某种生物体的性状，继而作用于人类——使过去对人类无害的物种变得有害，或低危害的变得高危害。二是对生物进化秩序的破坏。经过亿万年的生物进化，人类形成了特定的结构秩序，这是相对稳定的、成熟的。而如今，现代生物科技完全有能力改变这种秩序。倘若真正加以施行，必然会对人类生存状态构成挑战，甚至形成遗传危机。三是对人类健康状况的破坏。人们能够利用生物科技治疗疾病、维护健康，也完全可以利用生物科技制造疾病、破坏健康。四是对人的功能系统的破坏。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功能特征是由微观结构调控的，人为改变这些结构，就有可能出现某些特定的功能变化。这种变化的破坏作用具有很大威慑潜力，特别是在国家与军事安全层面，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不可知性及无规则、无秩序性，如果不能做到预防在先，就会种下安全隐患。因此，现代生物科技无论是对国家发展战略还是军事变革，都是非常活跃的和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未来潜在军事应用价值巨大

　　现代生物科技不仅在国民经济等诸多方面具有推动作用，其在军事领域的价值也十分巨大。

　　第一，生物科技蕴藏着巨大的军事能量。冷兵器时代进行的是体能战争，热兵器时代进行的是热能战争，信息化时代的军事斗争形态则呈现为信息能的较量，生物科技时代的战争将被引入生物能空间，这既是地球能量运动的基础层面，又是生命运动的最高能量层面，具体表现在依赖于生物能、作用于生物能、操控于生物能等方面。与以往战争的能量体系不同，生物能的运用将使战争回归到自然的能量平衡，而不再是无休止地消耗地球亿万年来贮存的能源。

　　第二，生物科技带来先进的军事效益。以往战争是在基于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前提下，实现强制与屈服目的。信息技术使武器装备打击精度成倍提高，但其攻击目标仍然是人的整体及各类军事设施或基础设施，必然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破坏。生物科技则将战场定位于人体本身，针对于人、局限于人，可以攻击人体的部分或几分之几，精确到特定生物性状，不需要大面积的破坏，这必然使得战争的效益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第三，生物科技作战应用优势突出。军事生物科技区别于传统武器杀伤，主要是技术压制、有度征服、功能损伤和修复，其作战优势突出：一是目标的专一性。军事生物科技致伤既可以针对整个作战人群，也可以针对某一人种、团体和个体的某些生物特征。据媒体报道，以色列已经在研究一种只会伤害阿拉伯人而不会伤害犹太人的基因武器。二是作用的精确性。军事生物科技攻击特定目标时，可以根据作战目的精确到基因调控的功能性状单元，致伤只作用于某种基因的特定序列或某种蛋白质的某种结构局域，只对目标的特种生理功能，从而使目标丧失战斗能力，但又不危及其生命，杜绝了传统生物武器大规模、大范围、不分彼此的恶劣杀伤后果。三是方式的隐蔽性。军事生物科技可利用的生物体种类繁杂，数量巨大，可被攻击的靶点十分繁多，破解非常困难。加之其使用难以被侦察或预知，目标被攻击后难以迅速明确诊断和及早实施治疗，只有在明显干预(致伤)效应出现之后，才能确定受到军事生物科技武器攻击，隐蔽性强。四是效果的可控性。军事生物科技的攻击不完全在战场上进行，而是前移至研制或准备阶段。对靶目标的攻击可以在实验室中完成，能根据具体情况控制毁伤力，如干预哪些功能及干预的程度等。五是空间的多维性。军事生物科技可打破任何界限，在社会、生理、心理各个层面震撼、威慑、打击目标，可在陆、海、空、电和认知等各个维度攻击实体目标。

　　将引发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

　　战斗力生成要素主要包括人、武器及人与武器结合三方面。生物科技的发展将会对这三个要素产生重大影响，必将引发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

　　人将透明化。当军事生物科技揭示基因的奥秘和蛋白质功能时，对人自身的认识从“模糊人”变成“透明人”，那么，战场上对人的征服就不再通过肉体的损伤和致死来达成，而变成削弱或暂停其战斗能力，战争的本质就从暴力最大化转变为功效最大化，战场上不再追求杀伤多少敌人，转而追求控制多少敌人而不被对方控制和削弱。同时，用军事生物科技提高和促进人的能力成为可能，可以攻克战士自身体能智能的缺陷，成为“全能战士”。

　　武器将智能化。现代生物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对武器装备的功能、性能、效能都将产生巨大甚至颠覆性的影响。如武器装备更加智能化。当生物科技帮助我们解开各种生物体各种功能发生的过程时，就能根据人类需要，设计出具备特定功能或综合智能的生物体、人机装备。而且，武器装备打击范围更广。生物科技为人类打开了新的微观战场，阅读与控制人类的认知、思想、行为、意图等精神活动已成为可能，武器装备的打击范围拓展到人类的认知过程和行为。

　　人与武器一体化。由于军事生物科技从微观领域揭开了人类生理、心理活动基础，使未来装备的设计更符合人性特点，符合个人需求。武器装备不再是根据工厂统一的标准制造的，而是根据战斗人员或“靶标”人员的特点而“定做”的。生物科技与纳米技术、生物信息技术的融合，可以在人体内或体外植入生物传感器或控制器，能够使指挥员随时了解战斗人员战斗位置、健康状况、作战能力、情绪反应等信息，从而真正做到知己或知彼。

　　随着现代生物科技军事运用的拓展和深入，作战主体将变“体能型”为“智能型”，武器装备将变“武器信息化”为“生物信息化”，作战目的将变“基于毁伤”为“基于功效”。这必将促成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从而带动新型军事知识体系及能力结构的形成，变革军事教育训练和管理手段，最终引发以现代生物科技为标志的新一场军事变革。(作者系第三军医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继卫，男，1965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现为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陆军大校。发表过百万余字的军事学术专著，从事军事医学发展战略研究，首创“制生权”理论。出版军事专著《制生权:军事变革的未来制高点》，有关论文在国际著名军事杂志《military review》(美国《军事评论》)、《military medicine》(美国《军事医学》)和第37届世界军事医学大会等发表，受到广泛关注。另出版长篇小说《赌下一颗子弹》等军事文学作品，获多个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