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秀林：立即叫停转基因农作物在中国的商业化计划

立即叫停转基因农作物在中国的商业化计划

顾秀林

一、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有极大的不可逆危险

1．    转基因不安全

转基因作为人类食品、动物饲料，对人类和动物健康至少具有潜在的不安全性。转基因生物本身是不稳定的，被插入的外源基因有极大的几率会发生移位、扩增、碎片化、失活、甚至引起突变；转了基因的农作物不仅会表达外源基因的功能，还有很高的几率在体内合成新的生物物质，人类可能还不知道那些新的物质具有什么性质和影响。科学研究早已了解到这一点，在专业范围内早有共识。把这样的转基因技术商业化、把转过基因的生物释放到生态环境中，是不安全的：对其他生物和生态系统都不安全；应用此种技术造成基因危害的概率，远远大于零——即危害必定会、早晚会发生。人类目前完全不掌握应对、管理、消除基因污染的任何手段。从逻辑上讲，目前所知的防止基因污染的唯一有效手段，就是不接触、不食用、不释放转基因生物——禁止转基因技术的直接应用，立即停止向环境释放。

动物实验已经证明，转基因作为动物饲料，有实际的不安全性，对此美欧科学界早在10年前即达到某种程度共识。Bt抗虫、抗农达除草剂这两大类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都引起了实验动物的严重异常。英籍华人科学家侯美婉说：“在实验室里，不论何时何地，不管用的是什么转基因作物，不管这种转基因作物到底转了什么基因，也不管拿转基因作物来饲养的是什么动物，只要是独立科学家们进行饲养试验，就会发现（比对照组）更多的死亡、不育、发育迟缓以及一系列的器官功能障碍。”

转基因动物饲喂实验中出现的异常，是一个提示：人类如果食用转基因食品，也会相应地被伤害，而且可能是长期缓慢的、严重的、极有可能是不可逆的伤害；人类生命周期数倍于任何一种实验动物和农场动物，如果要先确认转基因对人体健康和生育的实际作用，再决定中国是否走转基因的生物技术路线，那就应该至少再观察两代人以上的时间（如50年），并且进行足够大规模的非模拟实验。在实验全面完成之前，不能仓促决定中国应该全面转向转基因的生物技术路线，否则就是不科学、不慎重的，至少是失策。

2010年6月8日，美国先锋公司借高油酸的新式转基因大豆（第二代转基因技术）获批之机，向全世界承认“第一代”转基因技术不但不能“保障健康”，也不能实现“环境友好”，强行推广14年，全世界事实上一直没有接受。为此他们开发了第二代技术，来继续推进转基因在全球的商业化应用。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受到批评和抵制的第一代转基因技术，到目前为止已经过时。不幸，在我国已经获批、正待商业化的转基因水稻，使用的是属于第一代的Bt抗虫技术。当美欧反思和修改转基因技术路线之时，我国主流媒体仍在用大力气搞过时低劣的“科普”，为转基因技术的合法商业化铺路，但向大众宣传的内容谬误百出，连最基本的生物学概念都搞错，不具有科学意义，也没有基本的可信度。

2．   大规模“非模拟”实践有结果了——杂交玉米先玉335

在我国华北东北多地大面积推广近6年的国审杂交玉米“先玉335”，极有可能是一个转基因品种：它的父母亲本都是美国杜邦先锋公司提供的受专利保护的品系；其父本（PH4CV）的专利文件指出，该品系在育种的较早期阶段，曾通过常规的花粉杂交方式获得抗虫、抗除草剂等由只能转基因技术赋予的性状。我国多个种子科研机构的审定曾经指出，先玉335具有中度到高度抗玉米螟的性状。在育种和审定中、在争议发生后，美国杜邦先锋公司都没有提供它拥有专利的该玉米品系是否转基因的法律证明。玉米螟是体型较大、伤害力极强、食性很广的鳞翅目昆虫，任何一种植物都不具有抵抗这种害虫侵害的能力；农作物抗虫性状唯一可能的来源，就Bt转基因技术：例如已知的抗虫棉。棉铃虫和玉米螟都属于鳞翅目昆虫。Bt抗虫是已经商业化并过时的、属于第一代的两大转基因技术之一。

在我国种植杂交玉米先玉335较多、时间较长的地方，实地调查和网络信息证实，大范围的、严重的生态异常已经发生，最明显的现象是：（一）大老鼠减少甚至消失，（二）母猪发现生殖异常（不发情、流产、假孕，仔猪难以成活）。这是人类从未见闻过的重大生态异常，和实验室动物饲喂转基因食料的已知结果，是高度吻合的。

由美国提供种质、在中国开发、审定、推广的杂交玉米先玉335，已经迅速地成为我国第三大玉米品种，今年种植面积估计达3000~4000万亩，占到全国玉米种植面积10%，在华北和东北一些地方已超过50%。按照该品种父本为转基因、子代亦是转基因的道理，先玉335的推广和种植，是一场转基因的作物 “非模拟”大田种植实践，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饲养食用实践，而被涉及的中国农民、消费者和有关机构完全不知情，其后果和危害的范围和程度，现在尚不明了。中国和外国的种子公司都知道，中国没有放开转基因大田作物的种植，因此推广和种植任何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大田作物，事实上都是非法的。

3．    什么才算“确凿的证据”

我国已批准的转基因食品，只有西红柿，木瓜，甜椒等，加上进口的转基因油料作物（大豆，油菜籽等）。玉米确实还没有被批准转基因，转基因水稻也没有被允许商业化种植。但是非法种植已经蔓延，种植、食用转基因玉米和水稻会引发的健康和生态问题，是不是科学家和政府现在就应该关注的事情？仅仅用“已批准的转基因食品”的“确凿的证据”，不能保证中国人民面前更多的新的“转基因”不会“对人畜不安全”；主流科学界和媒体坚持这种过时的、错误的话语和姿态，是不负责任和误导。

转基因是未定形和不成熟的技术，现在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化的、定型的技术手段，来衡量“确凿的证据”，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人的常识和理智、人的平常之心和开放的眼界——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及时提出问题和识别问题的智慧，而不是永远等待滞后的、甚至总是不存在的所谓“标准”——这本来是科学家的份内工作，现在变成科学家压制批评的工具。在转基因已经非法泛滥、严重失控的今天，高度的警惕是我们仅剩的最后一道防卫。如果在泛滥的转基因面前还要坚持无法及时确认的“确凿的证据”，如果还是只管“已获批准的”那几种转基因的蔬菜水果的“确凿证据”，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家就过于失职了。

4．    第一代转基因技术的后果：超级草、次级害虫和抗生素抗性

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占全部转基因作物52%，最大的优势是可以超大规模种植、用飞机喷洒除草剂，还有助于加快城市化：把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赶到城市贫民窟里去，因为他们在土地上已经没有事情可干了。但是，转基因的大豆种植不到10年，能抗除草剂的超级草出现，战胜了转基因科学。主流科学界和利益团体试图掩盖这个失败，用尽了一切手段也仅仅是把新闻披露的时间推迟了两三年，把问题多掩盖两三年。

现在孟山都等公司对美国农民的建议，是使用更大量、毒性更高的除草剂或者混合多种除草剂一起喷洒。超级草把化学化和转基因化的美国现代高科技农业往更窄的道路上又推进了一大步。

抗虫的转基因技术也在10年之内失败了，不仅造成了靶标害虫的抗药性和迁移，还造成了次生害虫爆发这种新的疫情——这是又一个人类未曾闻见的生态异象。抗虫的转基因技术在推广之初，曾经承诺可以减少农药施用、减少投入和增加收入、减少农民喷药中毒事件，在它推广几年之后一个也没有实现。

自从转基因来到世间，太阳底下新出现了很多生态异象。转基因对生态环境的伤害，除了超级草、次生虫以外，还有许多是人类的肉眼看不见的污染，有更多是人类还不了解的“隐患”。例如带抗生素抗性的基因片段被发现可迅速转移到土壤，和土壤微生物相结合，这样就非常可能会把人类的生存环境改造成抗生素抗性蔓延泛滥的世界，让已有的抗生素提前彻底失效；某些转基因的食物进入人的口腔时，被发现活的外源基因片段能通过粘膜直接进入血液和人体，（８２８科学家公开信）这是科学家过去从未想象过的。

更重要的是，转基因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是永远不可能清除的，因为基因有活性，它能自我复制、流转，也能和它所侵入的宿主一起复制繁衍。它会变异，但永远不会灭亡、不会消失，微生物是永恒的。转基因一旦释放到环境，就永远不再能被人类控制。长期大量释放转基因之后，地球将是一个被颠覆了现有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的世界，它的下一个生态系统和平衡状态是什么、在哪里，恐怕无人能够预知。

转基因技术的疑点多得无法胜数，即使它很久很久之后可能会全面成熟，有可能变成一种利大于弊的可用技术，现在也是一个极其不成熟的东西。中国今天完全没有必要急急忙忙实行转基因工程。

二、“实质上相同”

“实质上相同”是一个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一刀切的规定，早在1992年制定，由美国老布什总统提出。老布什总统1987年还在当中情局长时就积极支持孟山都等生物技术公司，为了方便新兴的高科技行业顺利发展，他按照孟山都等公司的愿望，为生物技术行业量身定制了“实质上相同”这个政治性的安全标准。老布什说：“所有的转基因植物和食品，与同品种的传统植物（如传统玉米、大豆、水稻或者棉花）都在‘实质上相同’（substantially equivalent）”。了解转基因技术的人在1992年非常少，老布什总统制定的“实质上相同”没有遇到任何质疑和挑战。但是真正的科学家都知道，转基因作物和传统植物仅仅在表面上相似，在实质上完全不相同；但是大多数从事转基因研究、技术开发、商业推广的当事人，都乐于有这样一个方便、合法的标准给自己免责。

除了孟山都等生物技术巨头，没有人知道转基因大战在1992年就完成了战略布局。

现在，“实质上相同”被一切官方文件、主流科学家、国际机构在表面上援引并遵守，连实质上不接受转基因的欧洲国家也这样做，它们都像美国一样实施双重标准，说归说，做归做，始终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把转基因的粮食直接放到本国的人类食品中去。唯一例外的主权国家是中国：主流不仅全面接受了这个完全彻底错误的政治性标准，还在实际上放任转基因粮食非法流通，对于转基因直接、大规模渗透进入中国人民的主食，主管部门实际上一直在袖手旁观：“实质上相同”也给他们免了责。中国主流科学界还一直竭力避免让大众了解这个“实质上并不相同的”真相和世界各国的实际举措。

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和程度上拒绝转基因，如德国已经立法全面禁止转基因，法国等正在逐一识别和分别禁止；2010年爱尔兰把基因污染程度仅0.3%的杜邦先锋玉米种子视为非法，销毁了所有国家实验基地中被污染的玉米青苗。

“实质上相同”是一个政治标准，不是科学标准。转基因这样一个“科学问题”的安全性标准竟然不是科学的，而是政治的，需要美国总统亲自制定——用政治标准支持一种应用技术，转基因是至今唯一的实例。现在“实质上相同”的确是国际通行的、表面上的主流官方标准，人们在一切国际机构的文件都能中找到这两个英文词：substantially equivalent，我国主流转基因专家（包括众多院士）也总是在争辩中用它作最后一把武器——下结论。“实质上相同”强行规定了转基因技术既安全又合法，还规定了转基因食品永远没有危险性（无实质性伤害），只是有风险（有某种发生的可能性，只是一个概率问题）。

有了这个“实质上相同”原则，孟山都等生物技术巨头推出转基因植物新品种时，就没有任何障碍，只需要在公司和美国农业部之间达成一致即可；美国农业部不仅全心全意支持转基因，而且身体力行亲身参与转基因事业——例如恶毒的“终结者技术”的专利就是由农业部和孟山都公司共同持有的。

对于进口转基因农产品的国家来说，只要“实质上相同”一天不废除，进口国就一天不能合法地质疑任何一种转基因产品的不安全性，无论安全隐患严重到何种程度，它们连一个提出质疑的合法性立脚点都没有——因为实质上相同了！所谓的进口转基因粮食（如大豆）的安全监管操作，在“实质上相同”之下就变成了确认：只要确认货柜里是货真价实的转基因，符合证书上的品系信息，就可合法放行。同时，在“实质上相同”大红伞下，主流科学界也可以对所有的不安全证据一概置若罔闻——他们不用负任何责任。他们从1992年起就被老布什总统合法地、永久性地免掉了一切责任。

三、转基因在中国的合法性来源

转基因的“植物新品种”种子可享受严格的专利保护，这就是科学界坚决反对的荒谬的生命专利。转基因的专利特权是美国为垄断的生物技术公司制定的，绝大多数有专利的转基因的“植物新品种”永远属于极少数美国的跨国垄断生物技术公司。转基因的“植物新品种”专利被WTO规定为（全球）合法，并通过WTO在全世界推行。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第 27条“可获专利的发明”3-b规定：天然的生命形式（动植物，不包括微生物）不受专利保护，但是WTO成员国必须在自己的国家立法给美国制造出来的“植物新品种”——转基因植物以专利保护。加入了WTO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WTO法规下不被允许用国家的力量保护自己特有的多样化生物资源，导致全球天然生物资源被大规模合法盗窃，生物资源汹涌地流向拥有生物技术的欧美国家；相反，发展中国家却必须遵守保护外来的转基因作物——“植物新品种”的专利，“侵权”就算犯法。

转基因和种子专利在中国也“合法”，但不是通过国内立法程序而合法。中国从1993年开始，在没有解决生命专利的合法性问题之前，就制定了一些有关转基因安全管理的政策和法规；到2001年加入WTO时，一股脑把合法性赋予了全部转基因的生物技术和种子专利。然而，同是转基因技术和种子专利，在美国可为孟山都等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和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在发展中国家却不能为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服务。欧洲人民和科学界一直没有接受转基因。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经在2002年用WTO的“法律”起诉欧洲，罪名是欧洲各国的审查规定太严，妨碍了美国转基因产品出口、违反了WTO的贸易法，结果整个欧洲不得不暂时退让，直到２００７年全球科学界提出足够多转基因食品对动物和人类有危害的实验证据。

对于荒谬的生命专利和转基因专利，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拒绝接受，如果因受制于WTO而无法彻底拒绝，至少可以通过立法程序，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实施“逐一调查”原则，可以在实质上一个一个拒绝它们。欧盟在整体上（和表面上）虽然不得不接受转基因专利的合法性，却允许欧洲国家分别在事实上用打太极拳来拖延和阻止转基因的“植物新品种”进入国门，而且非常有效。　

中国大豆沦陷后，国内大豆产业一直力图光复，在其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受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和转基因的植物新品种的专利法遏制，无法有效地行动：WTO法规和转基因种子专利法，在事实上凌驾于我国的农业安全和国家主权之上。中国转基因主流精英一直用转基因在中国的合法性来说明其合理性，这不仅是不科学、并且在逻辑上是本末倒置，更是自缚手脚，是在政治上自甘受制于人。我国2006年决定把转基因技术的应用项目纳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现在看起来极可能是一个非常合乎WTO的意愿，但是不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重大错误。

转基因农作物在美国和欧洲的用途基本上是工业原料（用于生产酒精）和动物饲料；在中国却是给人民吃的主粮和食用油。连非洲国家都拒绝购买邻国南非生产的转基因玉米（占其种植面积57%）。今天转基因的大田作物——玉米水稻正在中国非法推广和流通，大量转基因粮食无节制地非法进入人类食谱和生态环境，大范围动物异常已经出现——转基因在中国已失控，形势已经非常紧迫。扭转这种失控形势所需要的第一个条件，是中国控制转基因合法性和生命专利的自主权和主权

我们必须彻底反思并改变国家对转基因技术的总体政策，取消由WTO强加给中国的、莫名其妙的转基因合法性和生命专利合法性，扭转WTO法规凌驾于中国农业安全之上的危险状态。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并且有必要重审转基因专利、生命专利在中国的合法性，直至立法取消这些错误的合法性。　

四、第一代和第二代转基因技术　

第一代转基因技术被比喻为做“加法”，即插入一个外源基因（DNA），获得一个理想性状，得到一个能表达该性状的作物品种。第一代转基因技术商业化推广的只有两大类：（1）插入Bt基因获得抗虫性状（只能抗鳞翅目昆虫，如棉铃虫、稻卷叶螟、玉米螟等），主要用在棉花水稻玉米上；（2）插入一种农杆菌片断获得抗除草剂性状，主要用在大豆和油菜籽上。

在“器物”即技术的层面上，转基因的第一代技术可能是人类迄今最伟大的技术成功：生命被人类部分地操控，并实际应用， “转基因工程”被大规模实施。被嵌入了Bt毒蛋白的棉花、水稻、玉米等转基因作物，成功地抗击了难以被农药杀灭（已经具有抗化学杀虫剂的抗性）的螟虫类害虫；被设计为能耐受草甘膦除草剂的大豆，也完满地表达了抗除草剂性状，成为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等国家出口创汇最多的大田作物新品种，虽然它们的经济在传统上并不依赖大豆种植。

然而这两类转基因技术用于实践后，事实上都在10年之内失败了，而且都不是失败于“器物”之术，而是失败于违反了生态平衡规律这个“天道”。抗虫的转基因作物现在仍然能抗虫，虽然不稳定而且已缓慢失效，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现在仍然抗除草剂；但是在种植抗虫转基因作物的生态环境里，原来的次生害虫逐渐演变成主要害虫；靶标害虫也产生了抗性，转基因抗虫技术减少农药施用量只持续了3-4年，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一劳永逸”，随后即一直在缓慢地走向失败。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技术在连年种植该类作物的生态环境里，把过去可以被除草剂——如“农达”（草甘膦）抑制的目标杂草，改造成也能抗除草剂的超级草：在美国多种主要的常见杂草已经被确认获得了抗一种或多种除草剂的性状。

第一代两大类转基因技术的失败，不是技术性失败——它们都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但是它们强力违反了生态平衡规律、扰乱了生态平衡，因而受到大自然惩罚。那种失败是一种“失道”之败，也是人类首次面临的新型的、更深刻的、无法纠正的失败。大道无形。人类如果继续应用抗虫的转基因技术，改进的手段只能是把更多的外源抗虫基因一个一个转入农作物的细胞，目前的“失道”之败将会一再重复——即把次生害虫依次转变成主要害虫；如果坚持应用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技术，需要做的技术改进，就是开发毒性更强的除草剂。因此，走这条转基因的生物技术路线，无论做什么改进，也逃不脱“失道”之败；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规律还会继续一次次惩罚人类。当前的转基因生物技术路线其实是不科学、不可持续的。真正可持续的、符合生态平衡原则的农业技术路线，是在生物多样性前提下保持生态平衡，采用合理控制田间条件的管理技术，而不是试图把杂草害虫斩尽杀绝的转基因生物技术。

第一代转基因技术的“失道”之败昭示我们：转基因的一项具体应用技术可以获得短时成功，但是这条技术路线的伦理和逻辑是错误的。其第一代应用技术在实践十多年后已经失败并且过时；它已经不值得推广应用；虽然具体化到某一种作物品种中的转基因技术，如果用在还没有应用过的地方，仍然能在3-4年内有效，但是这种短暂的有效，不等于这种技术还没有失败、还没有过时。

转基因的第二代技术被比喻为做“减法”，其方法被简释为“基因静默”，即抑制/删除一种功能（“沉默”一个RNA），改变作物的代谢过程和所合成的生物物质，提高一种人类希望的品质。目前已经被批准的第二代转基因作物，是一种美国杜邦先锋公司开发的高油酸大豆。按照杜邦公司的说法（2010年6月8日），因为这次没有插入任何新的外源基因，所以第二代技术一定能“保障健康”，能做到“环境友好”，而过去孟山都公司领衔搞的“加法”技术（插入一段基因——DNA）是危害健康、毁坏环境的，在全世界被推广１４年也没有被接受；现在轮到杜邦先锋公司来树立转基因技术革命的新里程碑：做减法。

但是杜邦公司没有说出下面这个事实：它的第二代转基因大豆，只是在孟山都的第一代（抗除草剂）技术之上叠加一个高油酸品质，虽然是“减法”，但是没有减去第一代技术插入的基因，造成健康威胁和环境破坏的内外两个因素：抗除草剂的基因（内部）和用飞机喷洒的“农达”除草剂（外部），一个也没有被减掉；因此第二代技术的应用（计划2012年上市），只是继续走同一条“失道”之途——更大量喷洒除草剂。

其实杜邦公司的第二代转基因技术和孟山都公司的第一代技术，在“实质上”是相同的；杜邦公司做的“减法”，并没有修改第一代不“保障健康”、不对“环境友好”的转基因技术；硬要说这个减法解决了加法造成的问题，只能是一个科学骗局。杜邦先锋公司在这么简单的逻辑上做手脚，欺骗天下，只能说明今天科学真的是在堕落。

五、世界永远不可能靠转基因养活

转基因主流学界和利益集团都说，“只有接受转基因技术才能养活世界”，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说法。从古代一直到今天，养活整个世界的，始终是不转基因的传统和现代农业技术，包括主流在内，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他们也不能否认，转基因的第一代技术推广14年，并没有实现当初的任何一项承诺：没有减少农药施用量，没有减少生产投入，没有提高产量、没有提高收入，对环境并不友好。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数据说明，如果只看1996年到2006年的数据，很难判断转基因技术是否降低了农药投入总量，但是如果把视角扩大，全面看转基因技术推广的14年（1996-2010），那么美国全国农药的总投入量在最近两三年是快速增加的——原因：抗除草剂的作物日益需要喷洒更多的除草剂，抗虫的作物不能抗次生害虫，也要增加喷药。转基因技术造成的后果是一个延时性问题，不能只观察一个太短的时期。2009年美国农业部做过反思，201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也有过反思，它们都指出，目前条件下大规模应用转基因技术，很可能至少是不合算的。它们只是讨论了农药化肥投入和产量，还没有把基因污染、将来可能需要支付的治理成本考虑在内，仅此就已经是“非常可能是不合算的”了。

其次，今天全球性饥饿的原因，不是农业资源不足、也不是食物生产不足，而是市场剥夺了大量的小农和穷人自己养活自己需要的资源，非农业部门无法提供工作岗位、或者在岗也不能获得足够的工资收入，于是在一个食物充足的年代，全世界饥饿人口越来越多。如果真的要解决饥饿问题，就不能像目前这样盲目追随资本主导的市场化和城市化，不应该把更多现在还能养活自己的小农赶到城市里去，更不是采用转基因技术，而是相反：帮助小农，走非转基因技术的道路。

主流和利益集团竭力掩盖的另一个问题是：转基因技术其实不能真正提高产量；而传统农业技术虽然进步的速度缓慢，却永远有提高产量的潜力，进一步说，只要地球上的生态系统还存在，传统的农业育种技术就不会过时。现有农作物的一切高产性状，没有一个是通过转基因技术获得的，全都是用常规育种技术培育出来的；所有的转基因技术项目，都不过是找到一个优秀的常规品种，把外源基因插进去——这样就成了转基因的、用生物技术制造的“植物新品种”，、必须用专利加以保护。其实每一个转基因专项课题都必须用非常大比例的资金和精力，寻找或者培育出传统的高产品种，再对它动手术——插入外源基因（或者同转基因杂交）。转基因作物抗虫的增产功能，仅是减少虫害导致的减产，在有些条件下表现出的高产，部分地是通过驱赶害虫到邻近地块、降低了天然作物的产量而间接表达的。

既然转基因技术不能直接或者显著提高产量，那么主流和利益集团所说“只有采用转基因技术才能养活今后越来越多的人口”，就是一个严重的不实之词，甚至是一个蓄意编造的谎言。转基因技术试图解决的问题是抗虫和控制杂草，它们都属于农作物的栽培管理，人类有比转基因技术更好的办法解决栽培管理问题。转基因技术对人类健康可能造成的威胁、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在未来都会需要动用大量资源去纠正和补偿，推行转基因技术只能导致在将来把越来越多的资源引导到无谓的地方去，进一步压缩帮助低收入群体的政策空间。

转基因技术在全球的应用趋势：在美国的应用主要有三方面：生产酒精（驱动汽车），做饲料，出口（给亚洲和欧洲做食用油和饲料）；在欧洲转基因技术的控制和管理是最严格的，应用范围最小，基本上不允许转基因的农作物种植（除个别国家如西班牙以外），但允许进口转基因原料做饲料和工业加工的原料，禁止一切转基因食品直接进入人类食谱。转基因技术在印度的应用仅限于一种经济作物——棉花。在巴西、阿根廷、巴拉圭，转基因的大豆绝大部分用于出口创汇，其中将近一半的大豆出口目的地，是中国。

世界决不可能靠转基因技术来养活，但是转基因技术却需要中国来养活。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主动决定把转基因技术用到主粮作物上的主权国家。虽然有25个国家在种植转基因农作物，但是没有一个把自己的国民当作消费转基因食物的主要目标人群。全世界的主流媒体和利益集团都为中国的决定而欢欣鼓舞：但他们不是为我们而高兴。

早在2004年，当转基因技术因为没有足够大的市场而面临极大困境时，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化文明研究中心”在当年12月2日发表学术报告，在分析欧美的分歧后提出：欧盟严格限制转基因，美国已在反省，但开发商们仍在大力推进转基因食品的实验种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口最多的亚洲是否接受它，将决定全球转基因技术的未来；如果那些美国转基因开发商能说服亚洲、特别是中国接受转基因技术，它就可能成为“黄金技术”，否则就是“垃圾技术”。该报告说，美国有许多转基因食品开发商都看出，中国是转基因食品最大的市场，他们都期望去那边淘金，纷纷通过自己的学者诱劝中国。至于转基因食品对中国人口和中国生态环境的安全会有什么影响，谁也没兴趣去探讨。耶鲁报告发表的同一日，中国农业部下属的农安委第一次讨论给Bt籼优63等转基因水稻发放安全证书，7天后，《南方周末》的一篇“13亿人主粮背后的利益悬疑”的报道，引发了国内第一次转基因大讨论。

整整5年后，2009年12月4日，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主席克莱夫·詹姆士，在他自己办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周报》上，大力赞扬中国政府批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决策”。他很准确地把中国的Bt棉花、植酸酶玉米和Bt水稻联系在一起，描画出三种基本农作物一起走上转基因路线的中国“三驾马车”。

2010年9月17日以来，转基因讨论再次升温。两天后，9月19日，美国广播公司ABC中文网页上登了一条极短的新闻：“中国冀望基因技术解决粮食供应难题”，内容却是讲克隆猪的，[1]新闻来源没有给出；网上搜索得到路透社一条内容完全相同的报道（关于深圳的第一头克隆猪，9-17），[2]中文题目是：“国际专家：促使公众接受转基因，中国可以起到带头作用”，而那个标题的英文原意其实是：“技术帮助中国支撑人口增长”。[3]

2010年9月17日，路透社采访并报道了深圳第一头克隆猪，9月19日，美国广播公司ABC借报道克隆猪之由，代替中国，告诉全世界说：中国要吃转基因。从内外主流媒体及时而热情洋溢的关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主粮是否转基因，中国人是否吃转基因主粮，对于转基因技术和商业利益在全球的推进，实在是太重要了——可定生死与存亡。

转基因技术商业化14年，已经全面失败了一次。在将来漫漫无尽的时代中某一时刻，转基因技术如果完全失败——虽然失道之败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但是这个可能性远远大于零，到那时全世界的人口无论有多少，还是得依靠传统农业技术来养活。现在转基因技术被别有用心地高置于传统技术之上，妄图引领农业技术21世纪的方向，但是到它被彻底放弃的那一天，人类将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要超出任何人最大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