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科学家都不敢断定这项技术一定是安全的，中国科学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拿下安全证书似不稳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 “中国成为国外转基因粮的生死试验场”“民族的噩梦”……已经两个月了，有关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各种担忧仍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并逐渐蔓延形成一种恐慌。有的论坛还发起“反转基因主粮”的签名活动。

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获得两个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是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及其同事。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

安全证书是转基因作物品种上市之前最难的一个关口，这意味着该品种的生产性试验结束并获得农业主管部门认可，技术方面的障碍基本扫除，接下来就可以申请生产许可证了。

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稻生产和消费国，中国即将打开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闸门”，但这也引起了担忧。

“如果在全球还远未达到共识的情况下，我们贸然去进行转基因水稻大面积的商业化种植，这种‘敢为天下先’是不是也太超前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发出的疑问颇具代表性。

真没害处吗？

质疑主要是围绕着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展开的。

“我并不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但是我担忧背后的风险。”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由于水稻是主粮，世界各国都比较慎重，“转基因的大豆、玉米、棉花有商业化种植的，但是转基因水稻，还没有哪个国家进行商业化种植。”

薛达元担忧的主要风险是转基因水稻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实际上，这也是很多专家提出质疑的主要原因。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介绍，转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抗虫基因，使得水稻能分泌一种BT毒蛋白物质，虫子食用后会被毒死，因而能够产生防虫效果。“但水稻是人类的主粮，昆虫无法下口，人类长期食用难道就没有害处吗？”蒋高明质疑。

近年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引起很大的争议。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世界最大的种子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的小白鼠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

蒋高明认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保障，“欧美科学家都不敢断定这项技术一定是安全的，中国科学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拿下安全证书似不稳妥”。

一旦出问题……

此外，对于环境的污染也是很多科学家担忧的事情。因为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基因通过授粉等途径向四周“漂移”，可能会引发生态危机。

国家环保部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官员曾发出警告：在生态系统中，转基因生物是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外来物种，它可能破坏整个生态的平衡。

国际上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2001年的“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2002年的“转基因玉米混进美国大豆事件”，2006年还曾出现“转基因大马哈鱼逃逸事件”。

蒋高明认为，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带头将转基因引入13亿人的主食，害莫大焉！转基因生物一旦出了问题，根本无法控制。”他说。

此外，薛达元认为，因为欧洲等国家对于转基因食品有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旦转基因水稻在中国进行商业化，还可能影响我们的粮食出口。

“前几年曾经在湖北进行过转基因水稻的实验性种植，当时管理没有跟上，像转基因种子就没有限制，什么人都可以买到。”薛达元担心，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后，也会出现管理跟不上的局面，转基因水稻“也许会出现在不适合种植的地方，污染当地农作物”。

“转基因水稻的潜在风险短期内可能看不出来，需要长期观察。”薛达元说。

“我个人认为，政府应该特别慎重批准转基因植物商业化。科学家不能完全预知对生物进行转基因改造有可能导致何种突变，而对环境和人造成危害。虽然实验非常成熟，但其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显现。”水稻专家袁隆平说。

5年内上餐桌！

在持续出现的质疑声中，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获得者——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一改低调，在1月6日宣布，“转基因水稻最迟5年内走上中国人的餐桌”。

农业部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三名委员近期做客人民网时，则批评媒体和公众的负面舆论，阻碍了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进程。他们宣传的转基因水稻的两个好处，一是减少农药用量，二是会增加产量。

“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对此很是不解，因为他们广泛搜集并且观察相关的实际案例表明，有关转基因作物减少农药用量的结论为时尚早。

以转基因抗虫棉为例，在刚推广的头几年，对棉蛉虫确实有效果。但好景不长，去年就有媒体报道，江苏推广转基因棉第5年，棉铃虫虽然被基本控制，而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集中大爆发，“小虫成大灾”，用药量反而猛增。

据介绍，华中农业大学科学家研发的“BT水稻”产量可比普通水稻提高大约8％。对此，方立峰认为，从棉花的例子看，转基因作物的产量并不比非转基因的高，遇到灾害天气时，产量反而更低。

蒋高明也指出：“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为什么其粮食单产反而不如中国呢？”中国粮食单产为278公斤/亩，美国只有125公斤/亩。

蒋高明认为，由于种地不赚钱，农民不愿意伺候土地，用地不养地，单纯依靠化肥，造成地力下降才是造成粮食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过去30年来，中国耕地退化程度已远超过过去几百年，恢复地力需要大量有机肥还田，精耕细作。而转基因是在大农药、大化肥、专用除草剂的基础上做“种”的文章，会让人越来越懒，地越种越瘦，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农作物种植恶性循环。

专利费恐成“定时炸弹”

“如果转基因产品主粮化的试验失败，灭绝的是中华民族，西方国家不受影响；如果转基因产品主粮化的试验成功，中国农业乃至整个经济将控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手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说。

“绿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网络”组织在最新研究报告——《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中表示，我国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及在研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没有任何一种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上述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至少涉及了28项国外专利技术。这些专利分别属于美国孟山都、德国拜耳和美国杜邦三家跨国生物公司。

此次颁布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即属于这8个转基因水稻之列，至少涉及了11项国外专利。

“这些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技术用于科研没问题，一旦商业化就会被索要高昂专利费，这就对我国的粮食主权埋下了‘定时炸弹’。”方立峰说。

审批者是哪些人？

对于诸多质疑，农业部对外的回复非常简短：证书发放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等5个阶段的多年安全评价，依据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下称‘转委会’)评价结果”做出的决定。

农业部答复引起社会更多质疑，尤其是转委会成员始终处于神秘状态。方立峰曾多次通过邮件、电话、登门等各种方式，希望主管部门把转委会专家的名单公布于众，但都无果而终。

“为何不公开这些专家名单呢？一个涉及民生的重大工程，公众至少应该有知情权吧？”方立峰有些无奈地说。

本报就此事发函对农业部进行采访，截至发稿时，尚未得到回应。

据郑风田透露，转委会里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的很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或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这其中包含的利益是更让人担心的问题。”

记者观察：转基因，一场新的鸦片战争

作者金微

美国学者说，中国需要保护自己的粮食安全，免遭美国转基因的侵害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在关于转基因水稻的采访中，专家们的忧心忡忡让人记忆深刻，很多人都提到了阿根廷的例子。

阿根廷的农业是如何被孟山都控制的？《粮食危机》的作者、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做过详细阐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偿还外债，阿根廷决定实行粮食生产的基因作物工业化种植，实现高产多卖。在这之前，阿根廷农业自给自足，还能产生大量的剩余。

1996年，全球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和除草剂供应商——美国孟山都公司在阿根廷现身。2002年，孟山都转基因大豆占据了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的99％。此后，孟山都开始收取种子的专利费。

转基因大豆的机器播种方式，使得害虫和杂草泛滥。为了除掉杂草，农民不得不使用孟山都的除草剂“抗农达”。

“‘抗农达’不仅杀死了阿根廷的庄稼，还伤害了牲畜，造成动植物畸形。长期接触那些农药，人也频繁出现恶心、腹泻、呕吐，造成皮肤伤害。”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说。

阿根廷的这种改造使得大规模的森林为大豆田让路，传统的作物为大豆让路，机器替代人工，农民一贫如洗，不得不逃到大城市中的贫民窟。

与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一同上升的是阿根廷的贫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在1970年仅为5％，1998年变为30％，到2002年增至51％。

“我更倾向于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比作新一轮的鸦片战争。”恩道尔说。

在美国政治家眼中，粮食不仅是一种商品，还是一种战略物资，一种政治手段。

前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机要秘书、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前执行干事凯瑟琳·贝尔蒂妮曾说：“掌握了转基因技术就可以掌握对很多东西的控制权，尤其是粮食和人。粮食就是权力！我们用粮食来改变人们的行为。”

去年11月，恩道尔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谈及美国对华全方位主导战略时说，中国需要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待中国的各种问题，尤其是粮食安全。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需要保护自己的粮食安全，免遭美国转基因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