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永岩：北京“转基因交锋”说明啥？

吕永岩按语：这里记述的是近期在北京的一次中外专家关于转基因问题的交锋。从中不难看出，主张转基因推广的，主要是与转基因有巨大利益关联的美国孟山都、杜邦等生物技术公司，其中也包括中国一些与美国生物公司有关联和有巨大利益的所谓“专家”。反对转基因推广的都是与转基因产业没有利益关系，具有相当道德水准的各国科学家和爱国人士。凡事都有因果关系。中国人习惯说“无利不起早。”主张转基因大面积推广的一派，有的本来就是美国生物公司，有的是其公开的“代理”，有的明里暗里与美国生物公司及美国在中国的合作公司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联系。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与方舟子一样，对已经发现的转基因的危害一律采取不认账的耍赖态度，他们自己搞的所谓转基因安全试验，露洞百出，明显的在进行欺骗，但他们却强硬地将这些明显欺骗的伪实验强加于人。同时，国家对转基因推广应用研究的经费投入，远远超出对生态农业的投入，这也是那些主张推广转基因人的动力所在。就是说，在转基因问题上，站在美国生物公司立场上的中国极少数占据话语权的“精英”，一直在欺骗有关领导和部门；有关领导部门提供给他们的巨额经费反过来又增强了他们这种欺骗的积极性。这是利益驱动下的一种恶性循环。不改变这种利益驱动下的恶性循环，转基因的真面目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反对转基因产业化的斗争任重道远。但正义的人们绝不会放弃。因为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我们是没有退路的。不是生存，就是死亡。死亡不应该属于中华民族！所有爱国的人们都要认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出卖国家和民族的罪恶的汉奸！（本文在新浪博客中刊出后，竟被网管加锁，不让网友查看。这些公开的报道有啥见不得人的？转基因就这样怕见天日吗？）

附：

难成共识的转基因对话(一)

                                             ---记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四次研讨会

                文/金微

     4月28日，“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四次研讨会”在北京湖北大厦举行。这次会议规格较高，有来自挪威、德国、美国、玻利维亚等国家的科学家，环保部、农业部、林业局、知识产权局等各个政府部门，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大、同济大学等高校，绿色和平、第三网络世界等NGO组织，以及孟山都、杜邦、先正达、巴斯夫等转基因公司的代表。还邀请了像顾秀林、柴卫东、陈一文、刘仰、牧川、陈智富等 “非专家”代表列席公众席。两天的会议中，我们这群坐在公众席上的“非专家”代表几次与中国的转基因专家发生激烈的争论，有些意外的是，来自国外的专家与中国转基因专家也几次起争执，揭穿了一些显而易见的谎言。

     转基因的收益与风险

    会议开幕式上，环保部生态司生物安全处处长王捷处长透露了几个信息：温家宝总理对转基因生物安全进行了批示、对转基因问题表示担忧，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举行专门会议、国务院调查组在各地调查发现转基因存在非法种植、管理不善等问题。这些信息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简短的开幕式后，会议进入演讲环节。上午的演讲原本挺转派专家演讲，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提出质疑，认为挺转派专家都安排在前面，时间段要长，不合理。经过协调，蒋高明安排在上午最后一个发言。这样上午发言的专家中，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研究员朱桢完全挺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所长吴孔明算是中立的立场，客观报告了转基因棉田盲椿橡由次生害虫变身主要害虫的事实。

    第一个发言者朱桢在演讲中，主要是说转基因技术的英明神武，全球转基因作物的高歌猛进等现状，他强调温总理一直力主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谈到欧洲不采用转基因技术时，朱桢说：“他们可能会在这轮转基因技术竞争中落后。”他也分析了欧洲转基因的不被采用的原因，“那是因为欧洲意识形态的混乱，对技术的懒惰。”

    至于转基因技术有没有风险，朱桢这样回答：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安全的事情，也没有绝对的无风险。“坐飞机有风险，难道不坐飞机吗？我们觉得只要是风险小，收益大，我们就接受（转基因粮食）。”

    提问环节，公众席上牧川、陈智富率先对朱桢提出反驳。因朱桢在演讲中提到外资种业的问题，牧川问：“如何知道外资提供的种子就一定安全，没有转基因成份。”

    陈智富发问：“只要是风险小，收益大，我们就接受（转基因粮食）。请问，您说的我们到底是指谁？我想，起码不包括我吧。且不说风险是小是大，难道收益大，就一定要接受吗？您以为，推广种植转基因粮食，就是炒股吗？”对此，朱教授回应：“没有绝对安全的。你能因为飞机有风险，就拒绝坐飞机吗？我们，只是我们这一部分人，并不强迫别人，现在都是民主社会啦。”

    蒋高明的演讲对转基因食品风险提出了担忧，他认为现在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同时他强调，转基因作物安全性是个长期话题，如果贸然将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投放到大环境，尤其是一个国家的主粮生产环境中去，就会损害自然生态系统。长期下去，将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粮食安全。

    蒋高明列举了世界各地转基因导致的生态异常现象，包括国外的超级草超级虫，以及中国种植先玉335导致的老鼠绝迹、猪异常等现象。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蒋高明展示了一段视频，这是自己所作的转基因玉米喂养老鼠试验，大老鼠对335玉米和普通玉米有明显的不同反应。

    蒋高明的演讲刚结束，便遭到了杜邦先锋公司代表王琴芳（先锋种子事业部中国区生物技术研发、事物与法规经理）的驳斥，先锋代表强调先玉335不是转基因，农业部已经辟谣，而且自己已向农业部提供了数据。同时指出蒋高明作为“中科院植物所专家讲话要负责任。”

    蒋高明的演讲结束，我获得了一个报告的机会。在10分钟的演讲中，我迅速展示了“生态异常现象再调查”的PPT。这60多张照片均来自一线的采访和调查，其中有明显的335玉米喂养对比试验，335喂养的母猪除了不发情、难配种、产子少、死胎多，对于幸存下来的小猪最明显的影响是体弱多病、难养活、而且小猪的体型大小不一。

    我强调这些只是我作为一个记者的实地调查看到的现象，希望这些能够引起科学界的重视，我最后说：“我们专家在这里争论转基因安全性的时候，可能转基因的生态灾难已经在我国上演。”

    演讲结束，一个转基因方面专家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母猪的异常情况是散户没有进行人工授精的原因。这位专家同时质疑，蒋高明的试验需要更科学的试验和证据。蒋高明有些无奈地说，自己本来是个植物专家，现在逼得无奈要作动物试验。

    有意思的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位教授，针对报道提到的羊单胎现象，她说她的老公就是动物专家，羊确实是单胎动物。这让在场的嘉宾议论纷纷，我也感到大惑不解。这个问题不是早就说清楚了吗？但场上没有回应机会。会后，一位高校转基因技术专家对我说，其实这个讨论没意义，羊的品种不同，一般都能下两只到五只，羊绝对不是单胎动物，当然有的品种的羊可能只下一胎。

上午会议快结束后，公众席上的非专家代表才有机会发言了。

    陈一文顾问向先锋公司代表王琴芳（先锋种子事业部中国区生物技术研发、事物与法规经理）提出质问：“2010年春天，先锋公司向德国与爱尔兰销售声称是非转基因杂交玉米种子，提交了这样的证明文件，结果被德国与爱尔兰政府检测出这些种子是受到转基因玉米污染的种子。请问先锋公司的代表，有没有这回是？”

    先锋公司代表回答说从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

    陈一文顾问立即喊话：“这是德国、爱尔兰政府网站披露的丑闻！”（注：陈一文译：先锋公司假称非转基因在欧洲销售转基因玉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17e9d0100leay.html先锋公司假称非转基因在欧洲销售转基因玉米参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17e9d0100le9q.html ）

    顾秀林的发言直指先玉335转基因铁证如山，称有部门早已测出335含有转基因成份，而当地农民无意识中的对照试验提供了足够的证据。顾秀林说自己刚从河南回来，当地的猪成片的死。

    这些发言，支持转基因的专家没有人回应，会上还有人提到转基因作物的风险管理等问题。

     共识基础不存在

    下午的会议主要是基于转基因技术优势、风险管理及政策法规等，其实无论是转基因技术，还是转基因试验，还是转基因公众的沟通，专家都没有回避转基因食品的巨大风险，不然他们也不会费尽心血地作种种试验。支持释放转基因作物专家，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转基因作物释放到环境中后，需要作哪些风险评估和防范，以及对公众如何教育和沟通，让他们不要在转基因问题上“恐慌”。而反对派专家认为如果转基因食品有这么多危害，那就没必要急于推广了。而几位国外的专家也都提到转基因污染的赔偿国际公约等法案，对此，支持派的专家也无可否认《卡特赫那生物安全议定书》对转基因污染作的法规赔偿。中国农业部在全国各地制定了转基因污染的紧急预案，也是为转基因作物某一天可能的“失控”制定全国性的安全预案！转基因失控的预案，要防止像战争伤亡一样严重的后果，那伤害会比常规战争更严重。为了防止失控转基因，需要一个史无前例的预案！那个东西还能被算做“安全”？

    也许这些才是双方的核心焦点，在转基因作物能否释放到环境上，双方的共识其实是不存在的，一方主张实行严格监管，一方主张禁止释放。基于此，专家的分歧特别明显，就是同样一个试验都会有不同的结论。这里大概提几个有意思的事。

    1，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夏友富教授在谈到转基因与国际贸易时，说我国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他提到转基因大豆存在的巨大风险，他称转基因大豆80%不合格，很多大豆存在一种疫病，对我国人民健康存在巨大的风险。而大量进口大豆的后果还造成农民大量失业，粮油安全中的“油”的主权无法保障。在提问环节他还驳斥了关于精英 “进口大豆等于进口土地”论调。公众代表席上的两位非专家也拿出了转基因大豆草甘膦含量超标等事实，认为大豆的安全性是优于土地节省的考虑。夏友富有些痛心疾首地说：美国政府宁愿拿出几百亿美元来补贴美国农民，而中国政府连20亿都不愿拿出来补贴农民。

    2，第三世界的研究员LIM谈到对转基因食品的零容忍问题，她为我国的食品安全感到担忧，说到我国存在的转基因非法种植污染事件，并不断提醒我国应该注意这方面的安全。她还提到，因为美国的转基因大米污染，欧洲召回进口的美国转基因大米让美国农民受损，美国农民一纸诉讼将美国公司告上了法庭，这对我国是一个借鉴。

    3，中国专家与欧洲专家有几次冲突。第一次冲突是关于转基因树，中国一位林业专家说，中国种植转基因树，使得木质素降低，便于造纸浆。欧洲专家问：木质素降低会使树木脆弱，难以抵抗大风等外界影响，怎么办？中国林业专家说：这种树是用来造纸浆的，不等到长大就砍了，所以不用怕风，不用担心树长不结实。

    4，华中农业大学报告了自己的一个课题：两块挨在一起的水稻田，一块种转基因水稻，另一块种非转基因水稻，两片稻田的水是连通的，图示说明两块田的位置和水流的方向、路线。该研究生的课题内容是，通过检测两片稻田里水中的浮游生物，得出结论说——转基因稻田里水中的浮游生物，与非转基因稻田里水中的浮游生物是一样的，因此，转基因对于浮游生物没有影响。而就在他报告之前，挪威基因生态研究所首席科学家Thomas BØHN也作了一个相似的报告说，以水蚤进行转基因水稻安全评估试验，他得出的结论是转基因水稻对浮游生物有影响，这个一前一后的试验结果截然相反。挪威专家还提到，转基因玉米的成活率要低于非转基因玉米，农达的毒性要远高于孟山都提供的数据。

    对于Thomas BØHN所说的转基因水稻对浮游生物影响的报告，中方转基因专家展开了质疑，一位中方专家用英语问：你如何判断这种影响是转基因水稻而不是杀虫剂导致的差异。这位专家和此前质疑蒋高明的手法一样，研究不科学，至少应该有一个更加科学的研究报告，最好能在权威的杂志上发表。Thomas BØHN的回答：我想做更科学全面的研究，但是我缺乏研究材料，西方转基因大公司都不提供科学研究需要的材料。我希望中国能够提供。而那位中国专家接着说：各大转基因公司的网站上都有数据和材料，都是真实可信的。

    当有人Thomas BØHN，目前作转基因安全性评价最难的是什么？挪威专家说：生物公司拒绝提供数据，“如果生物公司说转基因前景美好，转基因生物完美无缺，那他们应该透明、提供数据。”

    在公众席代表发言中，牧川说：为什么只要求针对质疑方的专家提供科学的论文和数据，而公司不作大规模的试验，不提供客观的报告，认为转基因完全是双重标准，要质疑的专家拿出证据，而自己却拿不出证据来。

    顾秀林说：现在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已经广泛散布，大量种植先玉335的后果是母猪不下崽、小猪体弱多病，田野的调查数据不被接受。难道中国猪和美国的猪不一样。

    Thomas BØHN在最后说到，如果是非法的转基因作物，转基因公司是不会承认的，他提到如果不知道具体的转基因的成份，则很难检测，像大海捞针。陈一文就此谈到进口转基因大豆的风险，他认为这意味着中国进口的几千万吨大豆中含有未知的转基因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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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成共识的转基因对话(二)

                                             ---记生物安全国际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