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没有落幕，而是刚刚开始——“反转”背后的政治

【顾秀林按：谢谢赵磊，谢谢理解！是的，“讲得清的那个道理，是自然科学的道理”——这个道理生物科学家比我这种业余生物学爱好者更明白；而“讲不清的那个利益，则是社会科学的利益”——其实还不仅是社会科学的利益（或者原则），更是利益集团的物质金钱利益，是利益集团今天的利益和今后长远的、永远的利益。农作物品种全部转基因化后，生物技术公司和它们的帮凶种子公司，就是一切要吃饭的人的永远的太上皇了。这种无限的权力诱惑，可以把一些人直接变成魔鬼。世人知否，“其实在今天，对科学的压制远比哥白尼和布鲁诺那个时代严重得多”。我期待“科学创新社会学”能够早日出生。斗争的确是“刚刚开始” ——我重读自己重庆会议笔记的感受，是热血沸腾。】

没有落幕，而是刚刚开始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一、到底是什么问题？

2011年12月2号，承蒙重庆·国际法医人类个体识别技术学会和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的邀请，我有幸参加了《2011“转基因技术与人类安全”研讨会》。

作为“转基因技术”的门外汉，在备感荣幸的同时，我也深感惭愧。荣幸的是，我不仅亲耳聆听了国内外一流专家对转基因技术的精辟分析，而且还对转基因技术的风险做了一次高效率的扫盲。惭愧的是，在这个关乎国家稳定、民族安全和人类前景的重大问题上，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担当相比，社会科学工作者发出的声音实在是远远不够的。

回到成都以后，我总要想起顾秀林教授的一句话，她告诉我：她之所以对转基因技术如此念兹在兹，是因为知道了那些惊人的真相之后，一种毛骨悚然、坠入深渊的恐怖从此无法释怀。

从顾老师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对生命的强烈关怀。这个关怀，不仅仅是对个人身家性命的在意，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的身家性命的忧虑。

当一组组令人痛心的数字，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在我眼前挥之不去的时候，我听到了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长王牧教授在会上悲愤的提问：明明它正在危害人类的生存权，为什么能够在全世界流行开来？这个提问促使我不得不去思考：转基因技术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本质上看，转基因技术都是一个科学问题。所以，用科学态度、科学方法来对待转基因技术，讨论转基因技术，研究转基因技术，应当是大家的共识。从这个共识出发，不论是“挺转”，还是“反转”，我相信，只要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转基因技术在推广和应用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巨大风险，人们也不会有什么歧义。可是很遗憾，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转基因技术与人类安全），科学家和科学家打起来了。

问题在于，同样是自然科学家，为什么差别就这么大呢？我意识到，科学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事情，也是社会科学的事情。

二、立场就是政治

顾秀林教授在发言中说：“生命科学30年来的进展，已经在实质上颠覆了当年分子生物技术的核心部分——遗传基因决定论。但是，以错误理论体系为基础开发出来的所谓农业‘生物技术’，仍然在大规模使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利益、政治、科学技术纠缠在一起”，也就是她发言的标题：“道理讲得清，利益讲不清”。

讲得清的那个道理，是自然科学的道理；讲不清的那个利益，则是社会科学的利益。

利益之所以“讲不清”，在自然科学看来是因为“不讲科学”，可在社会科学看来，则恰恰是“讲科学”的结果——只不过这个“科学”，不是自然科学的“价值无涉”，而是社会科学的“价值关联”，也就是通常说的“立场”。关于“立场”，说来话长。

从研究对象来看，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对象，研究“自然与人的关系”。从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的特征是“实证”加“理性”。实证是“拿出证据”，理性是“要讲道理”——这个道理不是“神的道理”，而是“人的道理”，也就是“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和“辩证逻辑”。

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它的对象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社会。社会科学既然也自称“科学”，那么它的方法论当然也要“讲证据”，也要“讲道理”。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是，除了“讲证据”、“讲道理”之外，社会科学还要“讲立场”。不论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不论是法学还是社会学，都摆脱不了“立场”的纠结。

什么是立场？当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人与人的关系”落实到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关系、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立场便由此形成。这就是“政治”，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

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孟山都、共济会和张启发，陈一文、蒋高明和顾秀林，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政治问题”。

三、科学超越不了立场

同样的事物，由于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简直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不要以为立场与科学不共戴天，更不能把政治排除于科学之外。科学超越不了立场，政治本身就是一门科学。就像量子力学里的“测不准原理”：位置与动量，时间与能量，波与粒子，哪个能够得到“科学”地确定？这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所在。没办法，在立场面前，连自然科学也不能免俗，更何况社会科学。

所以，即便用自然科学的游戏规则来衡量，社会科学背后的“立场”依然是一个科学问题，这其中的道理早已经被马克思所看破，那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

我注意到，新西兰 GE  Free主席克莱尔女士提出的9个问题（风险把握、开放、代价、消费者知情权、公众发言权以及管理者责任等等），新西兰《有机农业》杂志总编霍尔先生提出的“三个重叠”（粮食、能源与政治的重叠），说到底，其实都是“政治问题”。这让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自然科学家们，居然有着相当自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意识，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意识”。

所以，当自然科学家已经在关注“权力、贪婪和控制”的时候，如果经济学者还在转基因技术上大谈“投入产出”、“价格调节”和“市场自动出清”，如果法学家们还在高谈法律的“中立”与“超脱”，而回避根本立场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只能是社会科学的耻辱。

四、“反转”背后的政治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怎么办？有人强调，要依靠教育；有人强调，要依靠专家；还有人强调，要依靠法律。“教育+专家+法律”，这些元素一个都不能少。但是，如果转基因技术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话，那么，“教育+专家+法律”的展开就离不开一个基本的政治支点：人民群众。

什么是政治？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毛主席说：“政治就是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只有得到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支持，“教育+专家+法律”的作用才会得到充分发挥、才能落到实处。

全国政协委员凌孜女士在发言中说：中共建国历史最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走群众路线。与“挺转”的专家相比，“反转”专家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所以，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来办这个事情，才能和某些强势利益集团去抗争。

我以为，凌孜女士所言就是转基因技术背后的政治。如果用公式来表达，“反转”背后的政治就是：“教育+专家+法律∕人民”——教育、专家和法律是分子，人民是分母。

当然，别忘了还有政府。既然是“众人之事”，那么政治就是政府的本职工作。所以，“反转”背后的政治还得加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政府。它的责任是什么呢？两个关键词：“指导”和“推动”。至于这个元素是放在分子里，抑或放在分母里，我想，还是留给实践来回答吧。

韩国中央大学名誉教授金成勋先生说，国防安全并不仅仅是真刀真枪的“打仗”，基因控制是更为残酷的“战争”。所以，这位韩国前农业部长在任的时候，不仅对孟山都的转基因技术保持高度警惕，而且不遗余力地促进本国有机农业发展。资本主义政府官员尚且能做到的事情，“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政府理应责无旁贷，做得更好吧？

五、余 论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立军同志等439人联名提出了一个议案：“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以严刑峻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严重犯罪”，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面对食品、药品领域日益猖獗的犯罪行为，当有良知的学者正在痛心疾首而主流学界却仍然淡定自如的时候，当民众的生命健康正在遭到严重威胁而某些官员却无所作为的时候，这个议案就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出的最好诠释。

陈一文教授告诉我，他正在思考一个新的科学视角：“科学创新社会学”。为什么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考虑科学创新呢？因为现在的科学界充斥着许多谎言，这是科学创新的巨大障碍。人们一直以为，只有20世纪以前才会有宗教裁判对科学的压制，其实在今天，对科学的压制远比哥白尼和布鲁诺那个时代严重得多。我想，如果从政治的维度来解读转基因技术上的种种学术霸权，那么陈教授的思考的确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值得立项的重大课题。

最后，我借用本次研讨会主席王立军教授的话作为本文的结语：这次研讨会关注的不仅是学术，更是人类的生存权，这是科学工作者的一份责任。因此，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并没有落幕，而是刚刚开始。很多事情会被流逝的时光所忘记，但今天的研讨会必将为历史所铭记！

注：文中所引发言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如有误读、误引，责任在我，并在此深表歉意。

（2011-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