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医的立场来看政治经济学

在世界历史上，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及中国都曾有过自己的医学，并称为四大传统医学。中医是其中理论最完整、实践内容最丰富、最有效的医学，中医在中国古典哲学的孕育下，形成了自己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以证候为研究对象，形成了以藏象经络、病因病机为核心，包括诊法、治则、方剂、药物理论在内的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

古埃及人崇拜太阳神、大地神、土地神，古印度人讲地、水、火、风，古希腊人提出水、火、土、气为万物生成之根本，这些提法与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远远不能相比。在希腊四元素说基础上衍生的“四体液”说，即血、痰、黑胆汁、黄胆汁，与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理论相比，也只不过一种处于萌芽阶段的简单假说而已。由于印度、埃及、希腊三种传统医学没有成熟的，对临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因此其防病治病始终停留在经验性、随机性的治疗水平上。文艺复兴以后，随着现代医学（即西医）的迅速发展，上述三种传统医学相继走向消亡。

a. 一阴一阳之谓道

近代，中西医之争延续了近百年，但西医却始终未能代替中医。中医以辨证施治取得了令人刮目的疗效，单就中医独家发现而西医至今莫名其妙的经络而言，对认识人体以至一切生命现象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而针灸更是对很多西医难治或不治之症产生了神奇效果，由此，进一步表明了中医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和广远的发展前景。到了21世纪，在倡导自然疗法的今天，中医的生命力更是有大增之势，古老的中医学不仅没有向现代医学低头沉沦，而且更是提出了挑战，甚至动摇着某些所谓正统的科学观念。

面对莽莽宇宙，中国人着眼于时间的流动和延续，把对时间的体察看得重于对空间的度量。中国人尊重和热爱生命，推己及物，视大地万物为有生命的存在，视自然界为生命之不断演育。中国人立足于整体，整体是生命的基本特征，整体和生命的主要存在形式是时间。而时间一维且不可分割，故重视生命和着眼时间又加强了中国人的整体观念。

中国人很早即认识到生命内部各脏器、及生命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相须相依、和谐完美的联系，而对这些联系的破坏，将意味着生命的完结和时间的中断，因此，中国人推崇天人合一的心境和处世原则，主张人心合于天心，自我融入宇宙，摒除主客对立，反对因人欲的膨胀而损害宇宙生命包括人类社会和自身的和谐。对待人和万物，道家提倡“任性”，儒家主张“尽性”，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希望其天赋本性能够自由、充分、全面的展现，人和万物在同一时间之舟中共存共荣，这是中国人至高的生命伦理观。

整体观和广义生命观促使中国人着重事物的功能和关注功能支配形体，是生命之本。没有了功能就失去了生命，形体也随之散解，所以功能重于形体。而功能又通过一定的关系得以显示，并受关系的制约。由关系组成的结构和结构关系的协调，是维系整体的前提。中国人认为，对于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最重要的关系是阴阳，阴阳关系最主要的体现是四时，在四时，五材和五方的基础上又创立了五行系统，五行的反馈自调机制被视作维持一般整体平衡的功能结构模型。

功能有其承担者，结构关系的实现也有其介质，但它们往往是看不见摸不到，它们是无形之虚。然而它们是真实的根本存在，且是决定宇宙生命的关键所在。中国人将它们一律称作“气”，认为事物的整体功能反应和各种整体关系正是通过“气韵”，“气象”而显现出来。事物之间各种整体关系的法则称作“数”，对“象”和“数”的研究就成为中国人认识天地万物的切入点和关注点。

中国人有向内的思维趋向。长期以来，通过体验、直觉和自我调控，对心性即精神作了大量研究。心学成为中国重要的传统学术。它不仅包括道德修养、行气健身，而且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基本观念，决定了中国人创建医学和认识其他事物时，偏重综合而不是分析，直觉而不是归纳，取象类比而不是抽象推演，整体观察而不是分类实验。注重研究的是世界和万物的生成、演化和持续，而不是其物质构成和空间中的展开。因此，中医学最大的特点是，它所研究的对象始终是有思想感情的活人。它强调精神对生命的特殊意义和关键作用，因为精神是人体最高层次的功能。它所要把握的不是机体的器官实体，而是人体作为活的整体的功能结构关系。这整体功能结构关系又表现为与日月天时相应和的，机体发育和生命维持的节律。

从本质上说，中医学不是治病而是助人，是“赞天地之化育”。（《中庸》）它不是直接针对病之所在，而是“穷理尽性”（《易传》），即帮助人恢复和提高人自身具有的调节能力，调动和激发人的生命潜能，从而实现祛病健身。这正是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在治疗学上的体现。

西方文化刚好与中国形成左右对称的优美格局。他们在传统上视空间重于时间，把世界看作物理的世界。时间性虚，空间性实；时间的本质趋向综合与整体，空间的本质趋向分解与并立；时间只能共享，空间则可以由强者去切割和占有。与此相关，西方人喜爱分析，侧重研究事物的有形实体和物质构成。在群体中强调个体的独立价值，在整体中注重局部的基础作用。因而喜爱孤立研究和实验研究。面对回世界，习惯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同时以人作为万物的尺度，主张征服自然。西方人有向外的思维趋向，关注事物在空间中的继续运动和物理变化，因而几何学，形式逻辑和抽象思维方面很早就取得了突出成就，并对整个西方科学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以上这些特点决定了西医学必定以解剖学为基础，着重研究人体的形体器官和化学构成，而缺乏对人的整体考察，在病因学和治疗学上，则着力寻找有形的致病因子和人体受损的精确部位，然后依靠人工合成药物或其他治疗手段，直接排除病因并修复被损的人体部件。

综观和比较中西方的思维特征，中国属于阴性文化，西方属于阳性文化。在传统上中国人选择了以时间为主的生命时空坐标，西方人选择了以空间为主的物理时空坐标。这两种时空观贯穿了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中国文化是时间文化，西方文化是空间文化。同时，正是这两种分具阴阳偏向的文化造就了两种认识论，两种不同的科学思想体系，而中西医正是这两种认识论，两种科学思想体系的集中体现。

由此可以断言，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仅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是而且应当是多元的，对人类曾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至少有两个源，两个流，而不是一个源，一个流。即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和发源于黄河长江的中国科学。尽管中国式的科学技术体系与西方相比尚有时代的和规模的巨大差距，但从文化基因上看，它有存在的理由和向前发展的巨大潜能，而且代表着当今科学拓展的方向。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人类文化与科学的发展规律亦如是。

政治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是一门外来的学问，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凯恩斯、杰文斯……等一个个都演绎着不同的内容，或谈财富，或谈剩余价值，或谈国家干预，或干脆把“政治”干掉，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学，林林总总，药方一张接着一张，可是，经济危机还是在继续，两极分化还是在加剧，生灵还是在涂炭……，而今，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在古老的阴阳辩证法故乡，中医，正运用她独特的整体性，综合性思维方法，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指明最终的方向：世界经济如何健康与和谐？

中国人常说：人是要靠两条腿走路的，做人与做事同样地重要，哪一个都不能偏废！多么浅显的一个生活哲理，却道出了朴素的阴阳学说，同样，人类的经济活动史，也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这两条腿就是：生产力与生活力！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动能力。

通常，我们熟悉的一种能力是生产力，生产力是一种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教科书上耳熟能详。在了解之余，我们是否真正自问过：人类除了生产力之外，是不是还有其它的能力？

通过人类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在生存于自然环境的同时，还生存于一个社会环境。人，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既发生着人对自然的作用，从事着物质资料的生产！又发生着人类自身之间的相互作用，从事着人类自身的生产（情爱和养育等）！由此，我们就可以把人类的能力划分为两大类：其一为人对自然相作用的能力，就是生产力，其二为人对人相作用的能力，就是生活力，上升为理论的高度，我们不妨把它们定义为：

生产力是人作用物（既包括动物、植物、人工合成物等有形物，又包括数字、程序等无形物）的能力，表现为各种种植、制造、运输、编程、投资理财等能力。它既包含人对物的征服、改造能力，又包含人对物的维护、协调能力（如环保、防黑客能力）。

昔日，脸朝黄土，背朝天，与天地斗，其乐无穷；而今，脸朝屏幕，背朝椅，与股票、程序斗，更是其乐无穷。“斗”，可以斗出我们的精彩，数秒内，我们能迅速登上88层的中华第一高楼，数秒内，我们能迅速拨通千万公里外的声音……同样，“斗”，也可以斗出我们的无奈，数秒内，我们的资金可以灰飞烟灭，数秒内，我们的电脑可以病毒瘫痪……“斗”，这种人作用于物的斗志、勇气及素质，国家在仰仗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拥有更多的“专”才，能迅速提升国力；企业在需要它，“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拥有这类“精”英，能迅速提高竞争力；个人在依靠它，拥有一技之长，英雄不怕无用武之地。由此“斗”出来的这种生产力，已渗透到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生活力是人作用人（体力，脑力，情欲等劳动力）的能力，表现为各种管理、服务、教育、心理辅导等的能力。它既包括人类彼此间的征服能力（如军事能力）、同时又包括性能力（生育繁殖）和相互协调能力（如维护和平的能力）。

革命年代，文斗，武斗，与人斗，曾是多么的疯狂，而今，建设合作时代，“双赢”，“三赢”，与人斗，更是无比的智慧和能力。治病救人，这是在修补病人的劳动力；谆谆教导，这是在增强学生的劳动力；科学管理，这是在使劳动力更合理有效地使用……林林总总的能力无不昭示生活力的伟大。“斗”所弹奏出的不仅仅是暴力的音符，更是和谐的音符，国家在需要它，“团结就是力量”，“红”才可以烘托出强大的生命力；企业在需要它，“以人为本”，“忠”诚的职业经理是座无尽的宝藏；个人在需要它（EQ情商的兴起是生活力存在最好的证明！），好的人际关系是成功的一半。高科技永远不能拉短人们彼此的心灵距离，世态炎凉还在继续，由此“斗”出来的生活力任重道远。

生产力和生活力是中医政治经济学立论的基础，是整个中医政治经济学的起点。生产力和生活力，两者尽管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但是它们却都在运动的过程中抽象地反映着人的素质，都在客观世界中展现着人类非凡的劳动能力。由于它们的参照，使我们可以正确地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可以全面揭示财富（物质商品、劳务商品）的实质……，而这，正是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它西方庸俗经济学的根本不同点。

以往，对于经济理论的认识，我们的眼光只关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而从未留意着人与人之间的能力，或已留意到（指90年代在西方出现EQ情商这一概念），但从未上升到足够的理论高度，由此，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认为，基于西方观念的政治经济学（或后来的经济学）是一种缺腿的、偏面的机械理论。

我们关注生产力、生活力，并不是说我们不承认，或放弃人与人之间存在“关系”的说法，恰恰相反，基于生产力和生活力的思想，我们更是丰富完善了“关系论”的说法，不仅存在着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而且还存在着生活关系（劳动力的所有制）。    

b. 阴阳关系与皮毛关系  

“皮”与“毛”，到底是什么关系？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它们的实质，“皮”是附在身体表面和肌肉外部的组织，人和高等动物的皮肤有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三层组成，有保护身体，调节体温，排泄废物等作用；“毛”是指在皮肤上所生的丝状物，对皮肤有防挫伤等功能，由此，“皮”决定“毛”的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也反作用于“皮”，“皮”是第一性的，“毛”是第二性的，有什么样的皮，就有什么样的毛，在头顶的叫头发，在阴部的叫阴毛，在腋下的腋毛，还有其他在皮肤表面的叫寒毛……各式各样，那么，“皮”与“毛”，究竟是不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呢？

“皮”与“毛”，根本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也凑不上，“皮”与“毛”，两者组成不同，功能也不同，不同的内核如何确立它们的对立面？如何体现出矛盾的斗争性？“皮”的存在，不会以“毛”的存在为前提，它们的同一性又体现在哪里？不存在斗争性、同一性，对立统一从何谈起？尽管皮毛是紧挨着，相互关联着，但它们充其量也只能是“地基”与“阁楼（与地基相对应）”的关系，一方的存在并不一定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基础，君不见，各地的半耷子楼盘工程，“地基”很现实地存在，可“阁楼”就是在空中飘啊飘？君不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剃了毛的皮肤在大街上还很是一道风景？由此，“皮”与“毛”就是皮毛关系，它是一对类似对立统一的伪辩证关系！

再来看看我们的学术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历来的阐述是“清晰明了”，可是，用它们去解释许多完全相反的经济现象，（如，我们曾在不同历史时期用这种分析方法既解释人民公社的存在，又解释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同样，在私营经济的改造限制和鼓励发展上我们也使用过同一种方法，这就不能使人们感到这种分析的软弱性——宁泽群，北京联大旅游学院），就显得是那样的笨拙，不能解释现实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那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究竟是辩证关系还是皮毛关系，或者还是其他的什么关系？

让我们也先来看看它们的内容，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它由两个基本因素（或3个基本因素）构成：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或分解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它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直接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四大方面，或引用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3分法，是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关系及分配。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前者是人对物的能力，后者是人与人的关系，能力就是能力，关系就是关系，如果把能力看成是内容范畴，把关系看成是形式范畴，相对应的辩证关系倒也能成立，可问题就是它们的客体方偏偏不能对应，人对物的能力呼应着人与人的关系，两者的内核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有什么资格把它们互为对立统一？人对物能力所呼应的人对物关系（物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人与人关系所呼应的人对人（劳动力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能力，又搁到哪里去了？如果照以上的定义，实在要表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那么用皮毛关系来阐述，看来是最适合的了！

正是由于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不是辩证的统一，所以造成了思维上的混乱，把人的劳动能力狭隘化，劳动能力仅等同于生产力，不承认人与人相互能力的客观存在。人与人（劳动力）的相互能力偷换成了人与人的关系，由此，生产关系在理论与现实中始终得不到最充分地表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补丁始终伴随其左右，因而，在整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劳务商品没有丝毫的立身之地，剩余价值也是十分地笼统，全世界都在分割工人的剩余价值！真不知道马克思怎样看待他家保姆的工作，是看不上她的家务能力呢，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影响了他对此类能力的逻辑判断？

中国的文化异常博大，其中的阴阳学说，更是有很深的造诣，它的阴阳辩证：自然界一切事物均可被分为阴阳两大类，是万事万物的根本，阴阳无限可分，存在着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统一……，她的整体观念，所训练的综合思维，显现了看问题的全面性，同样面对纷杂的经济现象，西方的逻辑思维会内存不足，而东方的综合思维却金光大道。

阴阳的概念，最早来自于太阳光的照射，山的南面，河的北岸，阳光能照到，就叫“阳”；阳光不能照到的山北面，河南岸，就叫“阴”，阴阳从某个意义上讲就是两种对立统一的属性，动静、刚柔、进退、往来、寒暑、吉凶、得失、小大、远近、险易、贵贱、正负……一阴一阳刻画得总是简单明了。

今天，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已探挖到了“生产力”这一概念，这是人类劳动力在自然环境中一种投射，一种人对物的素质反映！同样，我们也发现到了，劳动力也投射到了社会环境，而且也反映出了另一种的人对人（劳动力）素质——生活力（EQ）。

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共同组成着人类的生存环境；生产力、生活力共同组成着人类的劳动能力，政治经济学正在演绎着一段新的故事：有投射必然有反射，有作用必然有反作用，有内容必然有形式……这就是我们伟大的阴阳学说，生产力、生活力这是人类历史异常精彩的内容，他们亮丽的形式，那就是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共同组成着人类的劳动关系。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基于自然（生产资料）所构成的相互关系，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中的反映，它表现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活关系人们在非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基于劳动力所构成的相互关系，是劳动力的所有权、使用权在生产（服务）、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中的反映，它表现为劳动力的所有制。

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它们的出发点却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生产资料（基于物），而后者是劳动力（基于人）。

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则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两者是一一对应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着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同样，生活力与生活关系也是如此，生活力是生活方式的物质内容，生活关系则是生活方式的社会形式。两者一一对应，有什么样的生活力，也就有着什么样的生活关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共同构筑着人类完整的劳动方式。

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生产资料归共同体所有；生活力也薄弱，于是，劳动力也单一地归共同体所有。奴隶制度下，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归奴隶主所有。封建制度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归地主，而部分的使用权则租赁给农奴；因为农奴对地主还有着一定的依附关系，所以，在劳动力方面，农奴还只能是部分地支配和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资料所有权归股东（或私营业主）所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则归职业经理，生活力在这一时期也空前发展，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的使用权归资本家，劳动力的所有权归工人，在流通领域，劳动力是商品；在生产领域，劳动力则是与使用权相联系的归资本家所有的雇佣劳动或可变资本，在分配领域，劳动力则表现为工资形式……

太极（劳动力或劳动方式）生两仪（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两仪生四象（生产力、生活力、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四象生八卦……，高性能的计算机“0”与“1”的脉冲，就取自古老的阴阳学说，由中国文化所主导的中医政治经济学，必然会写出新的篇章。

c.   有限地球与无限责任 (研究对象) 

中华文明是目前地球上硕果仅存的古文明，历时上下五千年，涨跌幅最是惨烈，从冷兵器时代的傲视群雄，到热兵器时代的民不聊生，反差是如此地强烈，中国，一直恪守于农业社会，为什么？是被迫还是懒惰？是高尚还是无能？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想知道的。

农业文明时代，我们的茶叶、丝绸、大米、陶瓷……富饶一方而风靡全球，特别是一千年前的唐宋，更是执世界潮流之牛股！以致无数东洋的、南洋的、乃至西洋的散户，竞相沓来哄抬中华文化，或取经或贸易！在乾隆末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以致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即使在鸦片战争前夕，面对工业革命后的西方，我们的制造业产值，还是占到了世界的33%！难怪法国的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我们一直秉承先辈“由小康到大同”的理念，强调安居乐业，强调与自然的和谐，与人的和睦，所以，尽管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骄绩，却也始终不趁机建立起世界的霸权。无怪乎，四百年前，意大利的利马窦定居中国，很费解：一个强大的王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邻国的陆军和海军，却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

工业文明时代，巨额贸易逆差所引发最直接的后果，那就是臭名昭著的，以“自由贸易”为名的鸦片毒品贸易：印度种植，中国销售，你搞禁毒，我挥大棒！于是乎，我们的豆腐渣军事下岗了，我们被强暴了！还赔款了！至今，所掠夺的赃物还在各地拍卖行拍卖，真不知道公理何在？

大禹治水是救人，诺亚方舟也是救人，人是唯一终极的目的。照理，文明不该有冲突，东、西方文明所代表的，就是有更充分的宽容，有更广泛的健康与和谐。然而，事实是可悲的，利益所架起的西方文明，熙熙攘攘，咄咄逼人，科技包装下的军事打击更是耀武扬威，上帝死了，狂轰烂炸取代大刀长矛，是文明还是野蛮？占世界总人口4%的美国人，居然排放了占世界总量25%的废气（二氧化碳），还拒签京都协议，是文明还是霸道？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主宰，我们得到什么？地球已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人类每一次的进步为什么总要建立在地球（体质）退步之上？人类何处是归宿？两次“伟大”的世界大战，为什么要格外地垂青西方文明？挖坟，难道也要现代化么？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语），倡导责任感的东方文明难道真的要为西方文明陪葬不成？

信息文明时代，一切都在加速，唯利是图下的军事殖民正演变为资本（金融）、贸易、文化等的殖民，经济一体化在开始，信仰一体化亦将同步，维护地球利益及保障人类与地球更和谐的明天，在考验着每一个地球主义者的决心，环保学者在努力，社会学者在努力……人类的无知与自私是地球最大的杀手，脚踏利益西瓜皮的西方文明，能指望他们什么？只要有合适的价钱，地球迟早会被他们交易掉，如果火星上房地产商需要的话！

中国文化历来是一个真正的自然主义者，倡导自然秩序与天人合一，她的思想成熟地太早了！人本位，求善，强调人伦责任，以人为本，和为贵，主张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知足常乐。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农业社会可能是人类对地球“剥削”最小（指人类消耗地球资源的速度与这些资源的再生速度相符）一种社会状态，或许匀速的小农经济是与地球共存亡的最好速度，不在乎大机器的轰轰窿窿，只在乎子子孙孙的安康延续，东方的闲情逸致式，与西方的高速扩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为了地球的长治久安，这个责任实在是太沉重了！“理性经济人”、“看不见的手”这些概念不能在这块土地上扎根，对西方“狼”本性的“无知”，最终是耽误了经济，使民族受到了凌辱……

中医，面对的是地球上最为复杂的人体，分析病情的难度丝毫不比经济现象来得简单，但她能找出其中的头绪，辨证论治，其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对每一时期的哲学思潮进行充分地吸收，再加上它临床实践的不断论证，因而她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解掌握，更是非凡的透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医就是中国文化的总代表。

医学与政治经济学历来存在着某些联系，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是一个军医，法国重农学派的鼻祖F·魁奈是个宫廷御医……不难看出，医学与政治经济学在渊源上存在着联系：或思维方式，或智商程度，更或许是一种责任，为人体看病治病或为社会看病治病，体现的都是人类一种可贵的责任性，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为罗斯福新政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走出了萧条；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却是把俄罗斯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中医与西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但是，他们作为医学，“救死扶伤”的精神却永远是相通的，中医，有其强大的文化底蕴，她独特的整体性（阴阳五行）思维，触类旁通，用她去指导研究经济问题，将使我们对政治与经济的认识更加地深刻。

“政治经济学”演变为“经济学”，是不是一种质的飞跃？

用中医的思路回答，答案是否定的。政治与经济（生活力与生产力）永不分离，两者一个也不能少！所谓“纯经济学”，以经济人最终如何获得最大效用或最大满足为研究对象，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采用脱离现实封闭式的分析模式，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战争核爆、疯牛瘟鸡、流氓资本、贩毒爱滋病，恐怖事件……把战争当作生意做，哪一个是以最低资源让人类获得了最大财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算地球长存的政治大帐，只算人类奢侈的经济小帐，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的本质，能指望这样经济学去为人类“救世扶贫”？各类现代主流的经济学：宏观的、微观的、国际贸易的、计量的、公共经济学、财政的、银行的等等一大锅，堆砌一个个数据金字塔，可是，80年代第三世界爆发的财政危机，90年代初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浪潮，90年代末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后果……哪一个是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产物？ “狼”是永远不会立地成佛的，一张张治标不治本的药方，到底能挽救了什么？国际政治经济化、国际经济政治化现在已是大势所趋，把经济学仅仅看作是计算快乐与痛苦的工具，阉割“政治”，抛弃历史、道德的因素，把“政治经济学”改造为“纯经济学”，一头沙漠中迷路的骆驼，能指望走出一个怎样的明天？

中医，天降大任与斯，“替天行道”“道法自然”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诉求，同样，人类与地球和谐互动的规律，也是中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任务，创建健康和谐的经济，既不能停滞不前，又不能超速翻车，就是她的根本目的，地球可持续性地发展仰仗着中医整体性的思维，盲人摸象的西方经济学最终只能证明是一条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