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秀林：如果我们干不掉转基因，即使中医不死，中药也会先死了。这个世界容不下转基因的鬼魅和邪恶，“仁心仁术”必依凭在仁药之上，反对转基因和支持中医，同舟共济。小方就是最好的反证：既反中医又爱转基因。
对于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遗产，如长城、故宫、黄鹤楼等，国人因了解它们的价值而一再呼吁保护，甚至不惜以重金修复或从国外赎回。国家也制定相关法律，对破坏物质文化遗产的人绳之以法，予以严惩。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曾对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过卓越贡献、拯救了无数生命的中医中药，国人则难以认识到其价值，动辄贬之为“不科学”、“迷信”、“落后”而大加鞭挞，甚至不断提出“废止旧医案”、“告别中医中药”等主张，致使中华民族的瑰宝近百年来惨遭厄运，不断萎缩而竟至陷入难以生存的境地。
我国中医药泰斗邓铁涛老先生不久前发出了洪钟般的警告———照此下去，用不了10年，中医药将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中国中医药现状与落后成因分析
日本汉方医学界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大眆敬节在弥留之际，嘱其弟子：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大眆敬节的预言已成为现实。 中医药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受到全球范围内各国的重视，演变成了富人争相依赖的医药技术。可是，近百年来，随着西学东渐，西医西药逐渐主导我国医疗市场，已薪火相传五千年的中医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面对国际新形势下的中医药发展趋势和中药销售年年递增的大好形势，回顾作为中医药发源地和中药大国的中国，我国的中医药现状却令人触目惊心地正在走向衰败。
据资料显示，我国的著名中医人数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00余名骤减至现在的不足500名，这说明我国中医药正陷入传承危机。时至今日，学术界竟然仍有人公然“以科学的名义”提出“废除中医中药，告别中医中药”的观点，更是动摇和搞乱了中医药的发展思路，严重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和振兴。
中医药在发祥地中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在国外却得到了高度关注和蓬勃发展。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中医药的神奇功效认知日深，为规避西药的毒副作用，他们已开始大力倡导以中医药为基础的自然医学，并高薪聘请我国的中医从业人员走出国门，到国外行医。据统计，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50万，现在只有27万人。而据对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的调研估计，其中只有10%的中医开汤药处方。换句话说，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其他中医尚需进一步学习或温习四大经典。这期间，我国人口从4亿增加到今天的13亿，而中医却从80万人锐减到3万人;而西医则从1949年的约8.7万人发展到今天的175万人。目前国际上中医药从业人员大约已有30万-50万人，超过我国国内的中医药从业人数。
随着中医从业人员出国就业数量的逐年增多，大量中医技术和中药秘方也随之泄露或流失到海外，国外的高科技制药企业借机加大研发力度，将在中药基础之上研制成功的特效药品以高出中药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高昂价格销售和推广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日本在我国“六神丸”的基础上开发的“救心丸”，年销售额上亿美元;韩国的“牛黄清心丸”源自我国“牛黄清心液”，年产值也接近1亿美元……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世界植物药市场年销售额超过160亿美元，其中日本的汉方药占世界销量的80%，韩国的韩药占世界销量的15%，而中国虽是中草药的发源地，却只占世界草药市场销量的3%-5%。日本汉方医学界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大眆敬节在弥留之际，嘱其弟子：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大眆敬节的预言已成为现实。
虽然宪法第21条写明中西医并重，但长期以来，中央的方针和宪法的精神并未得到认真执行，普遍重西医而轻中医，中医地位日益下降，作用日益衰微。为什么中医药会陷入今日之生存危机呢?我看主要原因有三：
一、民族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
1840年鸦片战争以腐朽没落的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但就是这场战争让国人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于是一批有志之士奋起图强，出国留学，绝大多数回国后在祖国建设、科技发展、文化革命、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等各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詹天佑、梁思成、鲁迅、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等等。但是，个别“海归”受西方文化影响，回国后对自己祖宗留下的许多东西看不惯。例如，在日本留学回来的余云岫，受日本废除汉医、独尊西医思潮以及汉字落后论的影响，回国后开始贬低和否定中医，提出《废止旧医案》，要彻底消灭中医。
国民党时期，受“全盘西化”的影响，曾两次试图取消中医。1914年，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旧政府卫生部还正式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但两次均因民众激烈反对而未能真正执行。新中国成立后，仍是常常将“保守”、“不科学”恶名加在中医头上。1950年代，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还开设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这些做法虽受到毛泽东批评，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但影响却挥之不去，一直影响着中国中医药的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在相当大程度上将“西学”与“东方传统文化”当作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从梁启超、孙中山到陈独秀、鲁迅都认为中医能治病，并不否定中医之疗效，但都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尽可愈病，但无人能以愈病之理愈人”是其中心论点。只有到20世纪后半期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出现后才略有进展，人们才认识到中医的科学性，才认识到中医本身就是系统论，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但20世纪民族精英的一些错误认识造成中医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荒疏、淡漠，对中医学理论的轻视、曲解。中医和中医学一直处于被审视、被验证、被质疑、被改造的地位。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早在1980年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是中国的医生自己消灭了中医。”
二、我国医疗卫生系统某些陈规陋习导致管理上歧视和阻碍中医药发展
按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者，方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而中医药界大量的医师不具备这种学历和资格，不少人是学徒出身，因此，许多人即使有水平也拿不到行医资格，若行医即属非法。按此说法，邓铁涛、陆广莘(邓铁涛为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陆广莘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等都无资格行医，因为他们都没有中医学院文凭。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所考内容近一半是西医内容，而西医医师资格考试并不考中医内容。骨子里还是认为中医不科学，要把中医改造、“提高”到西医水平。
另外，按现行规定，中医大夫在用中医药急救中若出现死亡，会受法律制裁;而西医按西医方法急救出现死亡，却没有任何责任。这严重限制了中医大夫抢救病人的积极性，也使行之有效的中医急救方法现已消亡殆尽。
当年倡导实施的“中西医结合”，也被实践证明此路不通，而且负面影响很大。
此外，中医院校教育制度、中医治疗收费制度、中药价格制度、中医科研评审制度、经费投入短缺等，很多方面都是在限制而不是在发展中医药。
三、中医药界的自身问题导致中医药发展缓慢
近百年来，中医药一直是在受指责中艰难生存，疲于应付。中医界为了求生存，提出“中西汇通”论，千方百计用西医方法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要“求同存异”，结果弄得中医不像中医，丢掉了自己的精髓与灵魂，弄得中医不敢坚持自己的学说，成天喊叫“与西医结合”，其实是自惭形秽，要西医“拉兄弟一把”。
几十年来，不仅外人轻视中医药文化，就是中医药界自身也不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掌握。现在，除极少数知名中医对传统中医文化有较厚实的功底外，绝大多数中医师的纯正中医文化基础严重不足。照此下去，再过10到20年，传统中医文化将只存在于典籍之中，没有人真正理解和掌握了。
中医院西化严重，阻碍了中医临床的发展。我国中医院多为中西医“结合”医院，纯正中医或以纯中医为主的中医院并不多见。诊断大都是中西医方法并行，甚至常以西医方法为主;处方大都是中西药并用;验效则多采用西医手段确认。这就导致真正的中医临床日益缩小，中医药研究的基础日趋薄弱。中医药在发源地中国备受争议，一贬再贬，而在国外如今却备受欢迎，这一现状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与警醒吗?!
关于拯救与复兴中医药的对策建议
如果中医药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失去传承，我们则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因为我们的后人将以高昂的代价，从外国人那里去赎回原本由中华民族发明的中医中药，他们会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的先辈如此愚昧，竟把国宝当垃圾一样扔掉呢?
拯救和振兴中医药，是一项具有极高要求的复杂系统工程，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知难而上，迎难而进。根据我调研所获，特提出如下几大建议(限于篇幅，此处只选发十条建言中的六条———编者注)。
一、必须将中医药从错误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我们不否认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医理论和实践中确实曾有过不科学、无法解释等落后成分。但继承历史遗产的正确方法，应该是保留正确的，摒弃错误的，并在继承和扬弃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完善，而不是“泼洗澡水，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遇到巨大困难、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大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此科学的态度拯救了中国。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应用邓小平理论的精髓，管它是中医、西医，能治好病就是好医。中医是一门看病的学问，评判科学与否应该让事实说话。西医进来以前，中国曾发生过难以计数的大规模瘟疫，始终是中医药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使中华民族得以繁衍昌盛，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医药立下过盖世奇功。如果中医没有疗效，治不好病，它就根本无法延续至今，中华民族的祖先也就早将之摒弃而另觅他途。我们应该重拾民族自信心，跨越历史的障碍。
在当代，中医药防治乙脑、流脑、甲肝以及S ARS等传染病仍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实践证明，中医药总体是符合科学的，近百年来加在中医药头上的“不科学”罪名，完全是“莫须有”，应予平反正名。
二、加速中医药立法，修订执业医师法
中医药作为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医学和文化的双重属性。虽然，在中国的宪法及相关的卫生法律中，早已确定了中医药在中国在科学领域的地位，但仍然缺少一部独立的中医药法。据了解，在国外，韩国、泰国颁布了有关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的法律法规，就连曾抵制中医药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也都颁布了有关中医药、针灸的地方法规。因此，加快完善我国中医药立法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这项工作目前已纳入全国人大的工作计划，但必须抓紧颁布，以免延误时机。
当前，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正逐步推进，但是陈旧的管理方式和立法已经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在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药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等新法制定的同时，必须尽早修改原有的与医药卫生相关的9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修订更是刻不容缓。建议一是要政府放权，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二是要完善执业医师考试、注册的程序;三是要规范“医生走穴”行为，建立有序的“兼职执业”制度;四是要建立“执业医师终身禁业机制”，增加医师职业责任感;五是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执业医师基本信息披露制度”。考中医执业医师要顺应中医的内在规则，按中医的规律办事，不要按西医思路去考。
中医药关系人民切身利益，因此必须保证中医的水平和中药的质量。目前，中医药领域鱼龙混杂，由江湖庸医误诊所引发的医疗纠纷和刑事案件不断出现，而假冒伪劣的中药产品也在不断冲击着中药市场，因此，必须从全国范围内开展整治行动，坚决用法律手段打击中医药的假冒伪劣和欺诈行为，以维护中医药市场的正常秩序，为中医药的复兴提供一个健康良好的环境。
三、改革中医药的教育制度与体系，培养铁杆中医
我国有32所中医药院校。说是中医学院或中医药大学，其实没有一所是名副其实的中医高等学府，都是“中西医结合”院校;在大学全部课时中，约1/3甚至1/2课时是西医内容，毕业生多数不会望闻问切;学生的英语比古汉语强;学校分科过细，学医的不懂药，学药的不懂医。用德国慕尼黑东方文化研究所前所长波科特先生的话说，培养的是假中医。
目前应该为中医药院校正名。既然是中医院校，就该教授中医内容，培养铁杆中医。起码应该允许相当一部分院校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医院校而非“中西医结合院校”。四五年后再看谁培养的学生会看病。也许有人担心，真正中医院校培养的学生不懂西医，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要给予政策，此类问题容易解决。中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是学中医的大学生们可以大展宏图的广阔天地。
过去中医都是家传、师徒传承或自学而成，培养了许多名医。名医恽铁樵38岁才开始自学中医。民国初年，我国80万中医都是如此培养的。如今我国32所中医药院校居然只培养出27万中医，其中90%尚需重新温习四大经典。这说明我们从西方引进的集中培养人才的院校制方法，并非培养中医的惟一途径，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途径。师徒传承和自学教育模式应与院校教育并重。
以中医泰斗吕炳奎为校长的民办“光明中医学院”当年办得轰轰烈烈，全国共办了34个分校，许多名老中医都去授课，为我国培养了10万名中医，半数仍在从事中医临床;尽管他们热爱中医，临床效果不比正规中医院校的毕业生差，但多数拿不到行医证。而且由于政策原因，学院已经被迫停办。我建议，为了振兴中医药，要允许民办中医院校存在，允许其毕业生行医，要发挥民间办学复兴中医药的积极性。
四川省有9228名民间中医，由此估计，我国尚有15万没有行医执照的中医。他们是传承的或自学的，即便看病疗效好，或有一技之长，但因为没有文凭，不懂西医，不会外语，拿不到行医执照。民间中医在保留中医特色和精髓方面是有功的，应该允许他们以及所有执业中医带徒，以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另一途径。至于徒弟能否有行医资格，应该由师父说了算，国家考察其疗效，中医考核历来看疗效。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能光进行文凭教育。培养铁杆中医是当务之急，也是复兴中医药的一项重要举措。
四、抢救名老中医与民间秘方
目前，我国名老中医的人数不断减少，中医从业人员数量也在不断下降，大量中医从业人员走向国外，许多中医医术和秘方也随之失传和流失，这样下去，任凭我们付出再大的努力去复兴和拯救中医药，中医药也终将随着名老中医和从业人员的不断流失而不可避免在中国逐渐消亡。因此，建议国家拨出专项资金，对散落在民间和流失在国外的中医药秘方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和回收。同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中青年中医拜健在的名老中医为师，让这些老中医的精湛医术得以传承下来。当年我们曾花大力气去抢救京剧，如今抢救中医中药其意义更为重大而深远。
五、建设中医药研发基地和中药产业基地
根据普查，我国的中药资源共有12807种，中成药品种5000种以上，还有具有特色的民族药上千种，以及众多的中药保健品，说明我国中药物种之多，资源之丰富，开发利用前途之广阔，是任何国家所不及的。因此，中药的开发利用不仅是我国新药开发的高品位金矿，也是中药工业发展的保证，是我国医药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帮助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举措，理应打造成我国“十一五”规划的支柱产业之一。
在开发与利用药材资源上，既不能建立在破坏野生资源上，又不能等靠国家来发展和提供资源，要鼓励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根据自身和市场需求，在道地药材产区建立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且相对稳定的中药材原料和货源基地，做有米之炊，开有源之水，将药厂的第一车间建立在原料产区，实施公司加农户的种植经营模式，从源头上保证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质量，促进中药产业的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
六、我国应主导中医药标准的制定，引领世界中医药产业的发展
中医药学是一门科学，是我国具有原创性和独创性的科学，它作为一种关于人体生命科学的知识体系，存在于西医和现代西方科学的视野之外。
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也积极倡导：“健康不仅在于没有疾病，而且在于肉体、精神和社会各方面的正常状态。”这就明确地强调了人的健康问题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医疗和医疗进步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与人类精神和整个生存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系统工程问题。这正是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迎接21世纪的挑战》报告中认为：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应当以人类的健康为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从这个方向出发，中医学的辩证不只用于诊断疾病，也可用于评价亚健康甚至健康状态。可以认为，中医药的理论体系代表世界医学发展的方向。因此，我们要主导中医药标准的制定，引领世界中医药产业的发展。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真理因为像黄金一样重，总是沉于河底而很难被人发现。中医药是真理，也是黄金。有些人难以一下子发现它，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中医药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失去传承，我们则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因为我们的后人将以高昂的代价，从外国人那里去赎回原本由中华民族发明的中医中药，他们会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的先辈如此愚昧，竟把国宝当垃圾一样扔掉呢?
为了不致发生这样历史性的悲剧，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担起重铸中华医魂、复兴中医中药的重任。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先辈是智慧和理性的，中华民族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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