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孚：如何走出当前医疗改革失败的迷宫 - 中医

　　让全人类明白，如何走出当前医疗改革失败的迷宫。我认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知道，医学社会学的原理。这个原理首先使人们知道医学的起源，医学与医疗的关系，以及它的发展脉络; 同时理解，如果社会作为一个生命体存在的话，它是一种什么结构形式?是如何表现它的生命活力的?我们都可以从附图中悟出来。

　　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陷入了医疗危机，都在进行医疗改革而不能获得点滴成功的道理何在?这个必须迅速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得不到答案，关键只在于几个重要的基本概念没有解决。

　　现代医疗所产生的问题，其广度和深度，已不局限于国家、民族，而是涉及到全世界。因此，单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和视野来看问题，都有它的局限，所以，医学社会学研究的视野是全人类的社会和全过程的医学;本研究所提出的医疗问题，也是全人类的医学问题。人们只有抛开国家、民族的狭隘视野和心理局限，才能真正使医学和医疗问题得到解决。

　　为什么人类社会要从生命结构学(见图解一)的角度来看?因为，社会上的无论哪种存在的事物，都与人类的生命活动有关，都是人类生命活动的经验积叠。尤其是医学，它是人们须臾不可少的社会文化活动。

　　从大时空视野来看社会，它的基本单元是家庭。它是由经济活动、医疗活动和权力活动构成的。夫妻、子女组成了家庭，在一个家庭里，有人赚钱维持家庭生活，这叫做经济活动;有人生病，生病的人不仅不能去赚钱，还需要拿家里的钱去用，这叫做医疗活动;有人要决定钱的用途，这叫做权力活动。尽管这家庭里面的分工并不清楚，但这三种活动与社会上的活动完全一致。

　　人类由个体家庭组成社会，社会就形成三类活动的分工。人们就从分工的活动中获得经济来源维持生活。当家庭成员生病时，全家人要节衣缩食来支付医疗费用，为什么赚钱的人不仅不会反对，还会全力支持呢?这里彰示家庭里有着无私的大爱。现代社会的医疗保险制度，实际就是这种无私大爱的社会演绎。如果这种无私大爱演绎正确，医疗实践上升为医学研究，就有了正确的方向与动力;如果这种无私大爱被错误演绎，就造成医学研究的方向性错误。现代医疗正是走上错误的方向，而造成了不归。

　　现代医疗走上医生被患者所杀的途径，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的道理和原理在哪?现代医疗的趋势能不能走上个体化医疗之路，值得我们深思?西方出版了很多揭露现代医疗的书籍，尽管替代性医疗已经占领了主流医疗的一大块市场，但却产生不出可以取而代之的能力，这是为什么?因此，本书着重于大时空、大视野地论述人类医学与医疗的去从。

　　一、我们应该从快、从急建立医学社会学

　　经过了一百年，中医能不能生存，究其实，取决于它的疗效，不取决于办不办医院，更不取决于中医进不进医院，有没有医保。虽然个体中医看病后的费用不能报销，但许多人仍然心甘情愿地掏自己的钱包看个体中医。这些人不在乎报销，是因为他们在乎的是治好病。这说明，尽管医保权力被集体体制牵着鼻子，中医还是压不住。因为，任何一种治疗都是有局限的。人们对“ 科学”的误解，被“方舟子们”钻了空子，不了解的人却更多，说明广大群众对医疗危险性的真相不明白。正因为这种不明白，才造成现代的医疗危机。

　　在大陆，治不好内科病的医院大发展;能治好病，很有疗效的中医，为什么如此一蹶不振?为什么被边缘化?这是社会有问题了，不是中医学本身出问题。因此，即使只为弄清是非，也需要建立一门医学社会学。如果是为了使每个人在生病之后，能正确理智地选择医疗方法，选择有利于自己生命与健康的安全，那就更重要了。

　　我的一个患者姓徐，当时他还只有40岁，患肝癌，疼痛甚剧，到我诊所里买止痛片。我说，这只能暂时止痛的，最好是吃中草药。他听了我的意见后，改卖了几包中草药。服后，果然痛止住了。此后陆续服了70余帖，至今15年过去了，长得又白又胖。记得徐先生在服草药安然无恙后的第五年，特意找我问：“潘先生：我有个朋友得肝癌，我叫他到你诊所里吃中草药，他说：‘ 我有钱，为什么不去大医院而去小诊所?’于是，他去了上海的大医院。两个月后死了。我幸好没钱。我如果也有钱，当然也会去看大医院，也与他一样了。”

　　他之所以能活着，是因为没钱，进不了医院;而有钱的死了，因为有钱可以进大医院。报纸上不是天天宣传“看病贵，看病难”吗?这个宣传含意何在?正面是在为老百姓呼吁，反面是在为现代医疗做广告，向老百姓宣传医院的生意好：“你看，医生多么受欢迎?医院挤满了人呢!”

　　我的学生的妻子，14岁时发热，农村里用退热药、输液加抗生素，半个月也没治好，检验结果是白血病，医生要求马上住院治疗，但是她家里没钱，连压金也拿不出，只能回家等死。后来服了一个邻居大妈山上采来的几把草药就痊愈了。现在她孩子都五六岁了。这到底是草药治好白血病，还是根本就没有这白血病?如果这诊断结论不正确，抽骨髓确诊何用?如果确诊是正确的，那么这么危险的疾病如何就可以被几帖草药治好?这里不只是她一个例子，还有更多的例子西医无法解答。尤其是我听了这些病例后，我接受了许多白血病人来用中草药治疗。开始有8位，我治好了四位，都是经过化疗的。因此，我的白血病人在几个月内增加到一百位。虽然有人好的快，有的好得慢，但从趋势来看，估计也会有50%以上的痊愈率。由是可知，白血病纯粹是被捏造出来的，纯粹是为了掠夺病人的家庭财产。可见，集体医疗的可怕在于医生对治病后果不负个人责任。所以，中医能保留并发扬这块原创的个体医疗体制的阵地，于国于民于后代于科学于文化，都是极其有利的。

　　我作为一个无任何名气的，很少有癌症、白血病患者敢临门的个体医生，由于发表了《天下无癌论——癌症、白血病治疗的理论与实践》，要求治病的人不断增多，弄得成为“专治癌症、白血病”的“专家”了。这种情况，对我与我的学生都不好。我希望自己不要成为“专家”，应该把自己治疗各种不同病的能力，让学生都能得到继承。这样就需要各种不同的患者，而不是某一科。

　　现在，死亡率很高的现代医疗，仍在被神化、被鼓吹，状况极不正常。医疗改革屡战屡败，我认为必须通过认真的调研，给它现代医疗以公正的“身份”，留优汰劣，急社会之所急需，因此，我们应该从快从急建立医学社会学。无论如何，它对社会、对医学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正确认识和宣传医疗选择的重要

　　在现代集体医疗被神化的现在，没人知道医疗的选择重要了。没有人知道有时候是一次生死选择，极其重要。所以，在我的《医学理念》中有这么一条：“医疗可以救人性命，也可以谋财害命。”由于集体医疗的个人责任消失，一些医生为了回扣，开大方，蒙病人乱用药，乱做手术，乱装支架者比比皆是，这是大医院的“优势”，也就会制造大医院迷信，给有钱有权的患者带来危险。无怪乎社会传言有钱有极的死得快。社会上的这种传言，确有一定的依据。

　　现在宣传普及医保，意思是看病只要有报销就好。殊不知，有报销就是有钱治病，这可靠吗?找错医疗方法反致送命者很多，而没钱报销不去治疗却保全了性命者不少。谁能知道宣传医保而不讲究医疗选择的做法，其目的不是为了病人，而是为了医院的生意。因为，到医院里看病才有报销，但很多病，例如癌症、白血病等，医院里不仅没有疗效，而且还越治越坏。美国的经验是不治疗者活5年，而去治疗的则只能活1年，这不说明了问题吗?一些人贪图报销被送掉性命，就是因为不知道医疗选择的危险性。

　　医学作为一个学科，是通过医疗实践而成长起来的。也就是说，医疗是医学的实践行为，这一实践行为的好坏，决定了医疗的好坏。现在，现代医疗作为这个时代的主流，这一百年来，全凭假说拿老百姓的生命与健康做实验，它所产生的问题，我们应该好好研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医学博士约翰·马森·古德说：“医学所杀死的人，要比战争、饥饿和瘟疫加起来更多。”“ 人类最显著的特点(可能也是最危险的特点)，似乎不是自己的智慧，而是不愿承认自己的无知。不仅不愿承认自己无知，而且轻易为某种假说举杯庆贺，经常在缺乏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就相信其正确性，因而‘神话’便产生了。”(见《现代医疗批判》第56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6月)。西方很多人冤死于医疗，是因为他们只有现代医疗，根本无法使人有正确的选择。

　　现代主流医疗出了大问题，此问题就是西方医疗实践的方法、方式。这种方法、方式包含它的医院式的集体医疗体制。这种体制实质是把医生的个人责任取代了。这种取代方法的巧妙就在于行医医疗是医生与病人之间发生的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病人把生命与健康交给了医生处理，医生通过医疗来维护病人的生命健康。也就是说，医生承担的医疗工作，面对病人的生死和健康。做得好，病人生命与健康得到了维护;做不好，病人的生命与健康受到了损害。医生个人接受病人个人的托付，与医院法人无关。但现在医院体制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病人与医院的关系，使病人遭到侵害无处诉求，医患矛盾才不断升级，白热化，导致医生被杀事件出现。

　　这个问题，我们采用“对抗疗法”：医院建警卫室，以暴制暴，只能使矛盾激化。当医政部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有没有想一想，美国、英国等其他国家的医院里，有否建警卫室的?我认为，我们实际应该做的可分为：短期：规范医院、医生的医疗行为;长期：应建立医学社会学来解决。

　　三、大陆文化的个体性与海洋文化的集体性

　　人类组成社会后产生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大陆文化叫农业个体文化。它所产生的“三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坐坑头”，就算过幸福日子了。这种思想和文化，主张“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带有强烈的个人自由散漫意识，极其缺乏集体团结精神。历史走到现在这个阶段，它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潜在地表现出这种意识。例如南京大屠杀，五个日本兵管着几千个中国老百姓，后来被一个个杀死而没人带头反抗。普金讥中国人“太聪明”，究其实，这是一种文化思想，是长期的经济生活环境造成的结果。

　　而西方恰恰相反，它们是一种海洋文化，靠出门做生意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一船人共同出门，为了不受欺侮，必须极其团结，把集体视为自己的生命。这就形成了海洋文化的集体精神和个体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这种海洋文化的集体精神，用于医疗，西方却出现了“医生罢工，死亡率减少50%”的“集体屠杀”的怪现象。这是法律的刀被制药财团控制的结果，人们同样不反抗而等待受戮。这也不是太愚笨，也是长期的守法观念导致的。这西方的医疗在中国使用的结果是，医生被杀，而很多老百姓叫好。

　　日本的南京大屠杀用的手段叫做硬暴力，靠他们的枪炮和组织力量;西方的这种医疗屠杀同样地是一种暴力，这种暴力，应称之为软暴力，靠他们的文化宣传和组织的力量。东西方因组织而成有序的民族国家。而国家的职能是运用硬软两种暴力来维护民族的生存和权力的有序接替。

　　生命永远是以个体方式存在的。人们维护自己生命存在是第一性的，就像生病的痛苦或死亡，永远只涉及个人的感受;治疗是医生个人的责任或经验，永远只是医生个人的。而集体是第二性的，是社会发展复杂化的需要。我们不否定现阶段的集体医疗的作用与必要，但必须知道医学的精神、思想与方法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顾念集体化，忽视医学医疗的总根子：病人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治病，医生是通过医疗实践才能得到经验，才能逐渐提高自己的医疗能力;医生是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医疗活动。医生的医疗经验作为一种生命的延续，提升为医学，靠的是传承和继承。医学理论作为医疗实践的提升，离开个人授受传承，那就必然会给后代子孙造成大患。

　　中国的大陆文化和个体农业长期稳定的经济所产生的医疗文化提升，早在2500年前完成，因而著成了《内经》。所以，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中医学是我国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从医疗实践经验到理论完成，它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中华民族正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内经》中奠定的“辨证论治”，正是个体化医疗方法，它是现代医疗想追求而无法实现的。(见斯蒂芬?申弗著：《医疗大趋势——明日医学》“内容简介”科学出版社2009年4月)，为什么?因为现代医疗已被绑架在个体经济的战车上了。这里我并不否定集体医疗也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它成为压倒性主流，走上与医学目的相反的道路，导致医患关系急剧紧张必然会自掘坟墓。

　　四、个体医疗体制与集体医疗体制的产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社会到现阶段，海洋文化显示的是经济活动因集体精神而获得大发展，即使如此，西方也并不因为集体经济能使经济大发展而全部仿效，采用权力把个体经济消灭掉。像我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集体化，医学却被绑架到经济的战车上去了。古代西方医生的职业化，后来的医疗组织集体化，全国大办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迅速西医化，就是医疗能力不断倒退的原因。

　　香港要办中医院，也就是要在香港搞中医的集体医疗体制。它在香港引来一片反对之声，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医疗体制的选择，与医学发展的关系极大。我国中医之所以伟大，它一直以个体医疗的体制而存在，它不带有任何的人为因素。古代西方，也是个体医疗体制，所以，历史上的医疗体制的自然原创的。根据《医学史》记载，3700年前的巴克拉膜时代，有法典规定，外科医生将贵族的眼睛弄瞎了，就要砍断一条手臂。这既说明当时西方外科医疗技能之高超——能做眼科手术的技术，也可证明西方当时的行政管理，已有了对医疗造成损害的责任执行依据。这就是无可替代的个体责任。到现代，西方医学逐渐转向集体医疗体制，是因为以外科医疗为主体的医疗业务不多，而内科疾病的治疗业务才会多。所以，300年前意大利外科医生摩尔根尼发表《病灶就是病因论》，被西方医疗界一致称颂为医学界的陛下，就是这个道理。他开辟了一条从外科通向内科的渠道。其实，病灶只是疾病的结果，而不是疾病的原因。

　　过去的中医，是根据自然状态只产生了一种个体医疗体制。所谓个体医疗体制，也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治疗结果负责。皇帝办的太医院里，医生还是各管各的，不像现代医院里的医生，治出的医疗事故，医生毫无责任，要由院长来负责。院长则是政府委派，医疗事故的矛头，都对着政府了。不过，西方的现代医学，医生如果不在医院里行医，靠自己个体行医是活不了的。那只能靠搞集体医疗体制才能活。而中医不一样，自古至今一直是个体医疗体制。

　　“在中世纪，人们不愿到医院里去的原因是，从那里活着出来的希望几乎是渺茫的。那些有幸捱过庸医和护士‘治疗’的人们，最终仍可能死于病房中的交叉感染。

　　这种情况至20世纪才有所改观，这得益于麻醉剂、消毒药物和抗生素的发明。医院里的患者因此有了相当大的痊愈和康复的机会。

　　然而好景不长。现代医药又一次成为健康的主要威胁，医生们也再一次成为导致死亡和引发疾病的最主要原因之一。”(Vemon Coleman著，朱毅译：《别让医生杀了你》第7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但以上记述告诉我们的信息是：

　　(一)西方以外科医疗见长的。古代，他们没有办法发展看内科疾病的社会环境，也是因为海洋文化变动多，不具备稳定的社会条件。外科医疗亦即是手术治病。但是，手术是不可能治疗内科病的，即使是一些在体表视而可见的疾病，也必须具备观察生命活动过程的文化积累。例如古人说：“成之于内，形之于外”、“形者，生之居也。”这些都是长期观察形成的结论。

　　(二)但病人有病找医生是不管内科外科的。当时的医生与现在分科，有医保也不同。当时的医生为了生意赚饭吃，不能说自己不会治内科病，也没有分科医疗的制度。熟练外科技术的医生，也会揽内科活，治内科病，造成治坏的多。个体责任使外科医生们感到危险，不得不谋求办医院，以便于既有生意又能摆脱责任。这就使得病人进医院易成为牺牲品。

　　(三)以外科见长的西方医疗，直到麻醉药、消毒剂、抗生素发明后，才摆脱了大多数人被治死的尴尬。但西方把这种治疗普及到全世界后，使用它们来治内科病，又一次成为健康的主要威胁’，这就是后来美国、加拿大、以色列三国发现的‘医生罢工，死亡率减少’的原因。

　　可见个体医疗体制与集体医疗体制是历史发展自然选择的结果。在我国产生的集体医疗体制虽然是现代历史发展的需要，但它的“过大”，就成为中医的毁灭之因了。

　　五、集体医疗体制的内科医生是不会看病的

　　香港的中医本来不能办中医院，是好事还是坏事?事物的好坏，都有时空的局限。从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过去在英国人统治下，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这才不准办中医院。这种方法叫市场准入制度。办医院的市场准入制度不让中医办医院，保留了个体医疗是一块净地，反而保护了中医的延续和生存。

　　西方有关医疗的立法和政策，实际都围绕着对国际药业有利或不利而决策的。过去不准办，把办医院看成是西医的“专利”，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不给中医办医院，中医就不能生存。这好比量自己的身体给别人做衣服。现代医院里的医生倒真是如此，如果他们刚获得批准开自己的诊所或医院，就真是活不下去的。

　　现代西方的集体医疗体制，医生作个人，只是整个医疗活动中的一个“部件”，无任何主动性。也就是说，医院里的内科医生，职责是“开三单”(检验单、购药单、住院单)，不是真正的看病治病。会看病才能治病。医生看病的能力，已被仪器或病理检查、血液检测等专职人员所取代;另一半工作，也被护士和药物说明书取代了。

　　医生在医院里是个纯粹摆饰，实际是一道卖药的工序，他们都是现代西方制药公司吸钱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连部件也不是。医院才能算是一个部件。西方在现代检查仪器和化学药品来到之前，医生是能独立看病的。现在已经弄得不能独立看病了，无怪乎有人说，他们的老师只是制药公司里的推销员，只要听听推销员的课就会加分而升为主任。这是西方医学被资本市场操纵后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要利用医学赚钱，这种欺骗性的赚飞黄腾达事业有个特点，就是要做大，做得越大越好，否则就容易被揭穿。“皇帝穿新衣”，就因为说自己好看的人是皇帝，老百姓们只能跟着说“衣服好看”，如果是普通老百姓，早就给揭穿了。

　　我这里并不借此否定集体医疗体制，它是在社会发展中产生出来的，也是社会的需要。比如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战争、车祸等等，都很需要这种集体医疗来补充个体医疗的不足，但集体医疗体制对内科病的治疗好处不是很大，而且，由于管理复杂，支出冗多，反而增加了治病负担。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治病的负担重了，发展就缓慢。从患者的家庭来看也一样，家里治病的费用支出多了，生活水平就降低了。

　　现在的医学被市场化，实际是社会被套上西方制药公司利润的绞索，这个样子对社会、对个人都很不利。世界各国为什么都陷入医疗危机?道理就在于过度发展了这种集体医疗体制。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时空的限制，这种集体医疗体制的发展规模都超过了它的时空限。现在各国都在研究医疗改革，就是对这种体制“越界”的反击。但是，这种反击能否成功，需要我们有大时空视野的医学社会学的研究。

　　六、医保“保”的是集体医疗体制的生意

　　西方各先进国家不允许医疗方法或药物做广告的。在我国却不一样，集体体制能利用经济资源做广告，使广告给它带来生意，它与个体行医不同之处是，医生省掉了个体医生从莠到良的进步成熟过程;而它的升级，则靠听制药公司的销售员来宣讲而加分。加分加到一定的程度就能升级。从普通医生升到主任医生都不是靠治疗效果，而是靠这样的加分。但患者们还是相信主任比普通医生医生治病本事好，其实这些都是广告的效力。

　　实际上，医院这种集体，仍只是西方制药公司统一指挥下大集体中的小集体。如果把这种医疗体制比做大机器。医院只是现代医总机器中的一个小部件。它的总龙头是制药公司为核心形成的利益集团，他们把持选票，指挥着政府制订有利于增长他们利润的政策。因此，背后是有个大靠山的。“走廊医生”之出现，又被“公投解聘”，说明“体制”才是医生不负医疗责任之后台。“公投解聘”也说明医疗行为的集体堕落，因而走向医疗目的之反面。唯有医生规范自己的医疗行为，重树以医德为先的医风，才能使广大民众因医事活动而受益。

　　集体医疗除了无法把实践上升为理论外，还会混水摸鱼，替不会治病的医生打掩护，因而“创造”事后原因，就是让治不好的住院治疗和检查，意思是继续寻找生病的原因。一边猛收检查费，一边给病人大量用药，把药用出来的病，说作病人生病的原因，来掩盖治疗无能。这种住院检查出来的，不是原来上医院时的得病原因，而是事后原因。

　　现代社会的集体医疗体制，是解决社会复杂化的需要。对中医来说，它既不能使医生进步，更不能使医学进步。但社会进入了现阶段，社会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种事故增多。而靠口碑相传的个体医生目标太小，使得病者不能及时找到，建立集体医院，碰上车祸、天灾，方便病人寻找，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集体医疗体制使医生摆脱了个人责任，医疗治病，治坏治死人与治病的医生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不是笑话吗?这个笑话不管有多闹，医院一点也不在乎。但是，病家在乎。作为家庭中的一个分子，它的生命与健康，直接关系到此人、此家庭的幸福或苦难。而家庭是此民族社会组成的一个“基本粒子”，这个基本粒子的安定不安定关系到此社会的和谐和安全。因此，医学的方向正确和医疗性质的是非，对社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这样的医生多了，死在医院里的人多起来了。《腾讯》对哈医大杀医事件做了一次民意调查，高兴者竟然占65%。这说明，怨恨越积越多，民怨无处发泄，导致“史无前例”的医生被杀事件多次发生。这是医患双方的悲剧。可是，把持权力的西医，仍以为只要加以镇压，就可以压住反医事件的发生。他们仍寄希望于着令医院建警卫室的“对抗疗法”，加强与患者对抗的力量，故杀医者不论有无因医疗错误导致精神病而俱不能免责。我认为要认真解决此问题，医政领导应深入调查，研究事件产生之原因及其后果，不能以为只要镇压就可解决。

　　进医院看病的患者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很多医生只要看你是有医保的，就会开很多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开大方，卖贵药，只有集体医疗体制才能做得到。由此可知，医保制度不是患者健康的，而是“保”医院医生有生意的。

　　医院的集体体制确实可以补充个体体制的不足，但以它来全面控制却是十分错误的。香港要搞中医办医院，实际是西方医疗政策代理人的想当然之举，它遭到反对也是必然的。时间已经过去一个世纪，现在“炒冷饭”就有“馊味”了。现代医学想借此在香港卡断中医传承之路更是痴心妄想。但它却反映了现代医学出手之毒。

　　七、办中医集体化体制会扼杀中医传承

　　一个从中医学院毕业后进医院工作了20多年的中医主任医生，发“不会治病”这样的概叹，它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集体医疗体制不利于内科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和个人内科疾病治疗能力的提高。我这个讲法并不否定医院集体体制在医疗中的作用。但是，内科疾病实行集体化的统一治疗作为主要形式，它对个人生命健康的危险，却显而易见的。

　　它反映中医的接班人的路子被截断了，这就是老中医稀缺的原因。中医自古至今都是个体行医的。后来因全国体制集体化，中医被“集体化”到医院里去，截断了中医传承的路。1980年体制改革允许办个体诊所了，中医又有了一点发展。但1999年搞65岁不准个体开业行医，又再次卡断个体传承之路，这又使中医传承萎缩了。我的许多患者之所以从全国各地到温州求医，都是说 “因为寻不到中医”了。

　　现在我们搞发展中医，能担当传承的只有“星星之火”了。中医能不能继续发展，与体制的关系很大。医疗是病人与医生“一对一”的责任关系，这种关系是自然产生的，什么叫“一对一” 的责任关系?病人被治坏了，损害了生命与健康，他是自己承担的;医生治坏了病人，损害了自己的声誉，也应该是自己承担的。现代医院搞的是“集体对个人”的责任关系：病人被治坏了，自己承担;医生治坏了病人，由医院法人承担，与医生毫无关系了。因此，搞过度医疗的医生越来越多，奖金也越来越高，而责任一点也没有。

　　国家真的要发展中医，知道中医发展靠民间，而民间中医根本就不需要办医院。我现在一天只能看十多个病人，因为中医必须四诊，四诊的目的是获取病人的生命信息。医生要运用八纲来认真分析这些信息，需要很多时间。而据说有个中医院的“名老中医”，一天却能看300多人，平均一分钟看一个人，这表明他丢掉四诊了。一个丢掉四诊治病的“名老中医”能算是真正的中医吗?他能搞传承吗?能把这样的“快速”四诊方式传承给我们的中医后代吗?

　　悠久的中华历史，靠原创了个体行医的模式而成熟起来，一个老中医可以治各科疾病。这种个人的医疗能力的成熟，表现的实际是医学的成熟。到现在中医被集体化，导致了它的衰亡。成熟医学的衰亡，被不成熟的医学取代，导致产生无数的人间悲剧。现代医学带来对无为而治的行医形式的管理，目的不是使医疗有利于维护生命健康，其实际目的是消灭中医。

　　医生行医无法监督，只能让社会监督。社会的监督就是无为而治，不用管它、理它，实际就有监督。医生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靠口碑传名;病人为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的安全，因口碑而求医。医生治不好病就没有名声，治坏病就带来恶名，病人就不敢上门。医生没生意就不能把行医当职业。这就迫使医生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这就是原创中医成熟的原理。

　　人是要死的。中医靠传承而延续。集体化消除了个人责任，结果就会消灭掉中医。道理就在于每个医生都有一个从无知到有知，从莠到良的过程。集体化会消灭这个过程。做医生面对病人求医，一举一动事关病人的生命健康，就必须处处小心。但成熟之路却需要大胆而有作为的人去做。先贤李中梓说做医生必须“胆大心小，行圆智方”，这个条件，不是用纸张上的题目和口试考出来的。现在以得分数高做当医生的条件，没有以个人德行做条件，这才会产生无德无行的老中医。

　　八、中医接班人的慨叹自己只是个外科医生的“业务员”

　　现代医学在我国，靠排挤掉中医而成了主流医学。并不是因为它治病的本事比中医好，以医疗比本事打败中医登上主流地位的。而是因为它把持了权力给中医做了小鞋，使中医无法按原创规律自然发展，被现代医学管起来而萎缩了的。这次，有个省中医院急诊科的中医主任，2012年与我通话是她父亲得病后的治疗探讨而认识的，后来她看了我的《解悟中医》，惊讶地问我：“ 中医可以治阑尾炎?”我告诉她碰上这病后使用辨证论治的方法。2013年春节后，她又打电话来，很高兴地告诉我，她20多年来，治愈了第一个急性阑尾炎病人，比手术治疗安全快速，后悔自己给西医做了20年的“业务员”。

　　2013年1月下旬，她来我家看我坐门诊一天半(整个治疗经过和药方，我叫她都给抄去，以后还可以核对效果)。我的病人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是被西医大医院名专家认为患不治之症的。他们怀抱求生的愿望来到温州，找到我这个只有9个平方米的小诊所(按照医疗管理条例，开诊所需要40平方米的场地，我没有这样大的场地行医就属于非法行医)。他们都是被认为患有肝癌、肺癌、白血病的患者，很多都是被判定只有几个月好活的人。她看后觉得十分奇怪：“中医能看这些病?”回去时她慨叹：“我行医20多年，直到父亲生病，才知道自己不会治病!” 其实这话当然是谦虚，她比起那些只能看一科病的，只能说病人得的是炎症的，只能用“三素一汤”的名专家，已好得很多了。

　　中医不仅能治阑尾炎，疗效比用手术好得多，还能治各种各样被西医认为是不治之症的。阑尾炎的手术治疗，除了危险性，还有后遗症。最怕的是肠黏连。这个后遗症会使人一辈子腹痛，搞不好还会造成大出血死亡。现代的有关研究认为，阑尾是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的器官，它还分泌某种激素，使肠道大便正常排出。尽管人的生命有很强大的代偿能力，大多数做了阑尾手术的患者，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后遗症的。可是许多人并不知道中医治此病比西医好，却只知道必须马上手术治疗，连这样的省大医院的中医主任医师都免不了。

　　阑尾手术在西方曾红极一时。西方现代医学权威莱恩创“自身中毒论”，比凌、亨特尔创“病灶感染论”，都认为阑尾是个体内退化了的器官。因而，许多孩子未病之前就被做手术切除，作为预防发生许多内科疾病的手段。英国曾调查了此一预防手段的后果是数百孩子死于这样的“预防”。后来人们才发现阑尾是个有用的器官，并在大学的讲坛上批判了这个论点。

　　原创中医的经验告诉我们，医生的名气应由口碑传播，凡是涉及医疗和药物的行为，都不应该采用广告或媒体宣传，更不应由权力强推。西方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医疗行为中实施等级制、医学权威制，这是西方医学不能进步的主要原因。

　　九、医疗大师来自民间——中医个体行医体制的特色

　　中医的个体行医体制特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初出茅庐的医生行医，送医送药与对病人的生命健康负全责的精神。医生通过送医送药建立与病人联系的渠道，必须显示自己治病的能力，取得病人相信，如果稍有疏忽，就会损害病人的生命与健康，而且，也同时损坏了自己的声誉。这才会迫使医生不断蓄积进取技能和提高医疗手段和方法的能力。这就是，让患者“批准”医生的行医资格。这方法远胜以文凭或考试的医疗准入要好得多。

　　历史的经验显示，中医医生作为一个个体行医者，为了生存，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疗效;不会像医院里的医生，看病的能力被仪器所取代，自己却成了一个替制药公司卖药的工具，提高职称靠听药物推销员的讲课。随着制药公司的花样翻新，到老了，自己所学来的那些知识已经过时，误了一生，后悔已晚。现在大家都要找老中医看病，就是因为老中医看病多了，经验丰富。但中医被边缘化后，老中医越来越稀少。国家为什么要办老中医工作室?就是要让老中医能自由选择悟性好的学生，要让他们积累的经验，扩大传承的范围。

　　时过一百年，这些西方医疗政策的制订者，看看大陆创办的中医院，几乎同样变成了西方制药公司的销售部门，不仅是它们的药械窗口，还起着改造和消灭中医的作用，于是，掌握权力的“ 医托”们又给香港出这个馊主意。却不知香港人民有大陆的中医为前车之鉴，为保持原创中医特色，反对办中医院了。所以，即使香港能成功创办，也一定是个短命鬼。

　　中医的医学家无不都是医疗大师，而西医的医学家却连一个普通医生也不是，这实在是个笑话。而我们许多患者，一听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就赶紧到处寻找专家、教授。卫生部门也一样，出了医疗问题，赶紧打出教授、专家的牌子，让他们出面当“消防队员”。结果是让他们的声誉遭到损害，老百姓们只能拿网聊寻开心，说教授为“叫兽”，贬专家为“砖家”。

　　原创中医是一种松散的个体体制。这种体制不能使医生从医保中取得生意的保证，也无经费用广告的手段获取医疗对象，只能靠自己艰苦守业，不断提高自己的医疗技能，取得患者的口碑，逐渐把名气传开。但是，它的好处却是使中华医学不断成熟，使自己练成使用各种医疗方法治愈病人的能力。我国体制内的教授、医学大家们也不得不承认那无职称或低职称的民间医生才是真正的医疗大师。这就是《神医喜来乐》剧情告诉我们真实含意。

　　什么是医学的精神、思想与方法?

　　精神，就是指大医精诚：这种精神的产生正是无私大爱的正确演绎。

　　思想，全心全意为病人的健康着想，而不是为钱或贪图自己方便。

　　方法，就是指医生所用的一切方法首先考虑不使病人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受到伤害。

　　做医生行医，他仍然是普通人，利用医疗技能服务，赚取生活费用。这样公与私纠葛在一起，必然需要进行监督。个体行医，个体负责，不遵守医学的精神、思想与方法的医生，病人自然会有感觉，就会远远离开，这叫做自然淘汰，几千年淘汰的结果，才有了中医医学与医疗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