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紧急呼叫”的一节目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很多网友的反应是这样的:不得不说,《新京报》的这个标题取得很“用心”,让网友产生这样的“联想”。
然而,笔者翻看了这则视频以及相关的通报,事实并非完全如网友的“联想”。企业负责人的说法是病例1和6未接种第三针,其余人都接种了第三针;而这21例感染并非全部都是冷库员工。
据“香坊发布”的通报,其中16例(7例确诊、9例无症状)为病例1的同事(包括病例6),按照企业负责人的说法15例是已接种第三针,并不是网友联想的“另外的19个(感染)都打了第三针”,冷库一线工人总计38人;还有4例无症状是病例6的亲属,未必接种了第三针。
从这个结果来看,我们可以对第三针的效果做一个大概的评估,冷库一线工人中36人已接种了第三针,有15人被感染,还有21人没被感染,说明第三针的防感染效果理想的情况下可以达到58%;当然,也不排除这21个人有人没有与病例1产生密切接触。
尽管这个统计的样本太小,但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笔者觉得在进一步动用大量的医保基金和财政全面开打第三针之前,还是有必要对第三针的防御效果做一个系统性的评估,不能简单地以“可以防重症、降低死亡率”来动员。特别是在当前国外的医疗资本势力为了向中国人推销他们的mRNA疫苗和口服“特效药”,正在肆意诋毁中国的国产疫苗、彻底抹杀中医抗疫的成绩的舆论情势下。
这两天,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管轶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说“不要全民检测核酸要检测抗体”的视频被广泛传播。跑到日本的王志安很快跳出来兜售辉瑞和摩德纳的疫苗: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一下,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的差别。
RT-PCR(核酸)是一项检测采样中是否存在病毒RNA的既定技术;而血清检测(抗体)检测的则是被试者样本的免疫反应。尽管抗体检测的所需时间非常短(最快15分钟出结果),但必须进行血清采样,采样成本相对高很多;且中国目前进行的大范围流行病学调查第一步采用的是10人混检,这样效率就很高了,抗体检测不可能这样做。
两者的用途显然不一样,抗体检测对于以筛选出感染者为目的的流行病调查没有直接的意义。抗体的存在,只是表明他们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已被感染自己产生了抗体,或者接种过疫苗产生了抗体;且抗体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测试对象对病毒具有免疫力,世界卫生组织去年4月17日就已经发出了警告,“没有证据表明抗体检测可以证明痊愈的患者不会再次被感染”。
印度在今年7月进行了全国血清大数据估算,宣告印度有68%的民众身上有抗体;10月份第六轮的血清抗体检测,新德里的抗体阳性比例更是达到90%。然而,印度第二波大流行在5月达到顶峰逐渐趋缓后,8月份又开始反弹,目前仍维持单日万人左右的新增确诊,且印度卫生专家警告,第三波大流行很快将卷土重来。
医疗条件先进的德国去年4月已经开始抗体检测,今年1月更是启动了全民抗体检测,具体多大比例的德国居民携带抗体,目前笔者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权威数据;抗体检测仅仅作为反向推测有多少居民曾被感染的依据。
尽管德国的疫苗全程接种率(两针)已经达到66.8%,但近期德国的单日新增确诊还是一度突破3.7万,超过去年12月的第二波高峰,且德国人接种就是辉瑞、摩德纳和强生的疫苗。
而疫苗接种的中国疫苗占比达65%的智利、60%的厄瓜多尔以及过半的玻利维亚、乌拉圭等拉美国家,在此轮全球范围的反弹中表现得并不严重。
由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两方面结论,一是全民抗体检测以及抗体的存在跟对病毒的免疫力是否更强没有必然关系,二是中国疫苗并不比辉瑞、摩德纳等欧美疫苗表现得更差。
换句话说,此轮反弹,接种率在全球范围偏高的欧洲成了震中,以及更早反弹的接种率已经很高的以色列和新加坡的状况说明,疫苗接种率的上升无法阻止大流行卷土重来,无论是哪个国家的疫苗,大流行的卷土重来首先跟管控措施的放松有关。
目前,德国卫生部长的说法也仅仅是“如果每个能够接种疫苗的人都接种,重症监护病房的新冠患者就会少很多。”而不是“如果每个能够接种疫苗的人都接种,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了……”与国内专家的说法如出一辙。
所以,鼓吹全民抗体检测,除了“腹黑”国产疫苗、吹嘘欧美疫苗之外,并没有更实际的意义。
全民抗体检测能不能做?当然可以,无非是成本比较高;国产疫苗的抗体数据能不能拿出来?当然能,你想要就有,科兴自己不是有抗体数据吗?无非是这个数据有没有实际价值,以及公众“信不信”。
这个“信不信”才是最重要。当管轶、王志安之流开始鼓吹全民抗体检测的时候,就已经在很多民众的心里埋下了对国产疫苗怀疑的种子,建立了对欧美疫苗的谜之向往。毕竟14亿人口的中国全民抗体检测代价太大,得不偿失,即便德国、印度也是抽样检测。只要还有人没有自己被检测,怀疑的种子就很难消除。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当然不应该跟着管轶、王志安的指挥棒走,去搞什么全民抗体检测。而是应该根据疫苗全民接种以来的几轮局部突防的数据,认真梳理一下每一轮已全程接种者、未全程接种者和未接种者感染人数对比,考察疫苗的免疫效果;梳理一下已接种第二针乃至第三针的感染者和未接种的感染者的重症比例以及变化趋势,最好再与西方同期的重症比例数据进行一个对比,并将这些数据原原本本地公布于众,这才是对管轶、王志安之流最有力的回应。
这样做除了可以驳斥那些鼓吹、兜售国外疫苗的观点,也可以为下一步的防疫路线提供参考。
大连冷库工人感染事件说明,即便已经接种了第三针疫苗,仍然有很大概率被感染。当然,有一种可能就是接种过第三针的工人有更强的免疫力,可以被后感染(按新京报采访视频的说法,那两例未接种第三针的工人此前已经出现咳嗽症状,然后自己买药服用),但这个更强的免疫力也仅仅是后被感染,而非不被感染。
而更有价值的数据是这一轮全国近20个省市的病毒突防,感染者中究竟有多少是接种了至少第二针,又有多少只接种了一针,甚至根本没有接种过。
这样的数据在前几轮都没有具体公布,但笔者相信专家们是掌握了这些数据的。有了这些数据,笔者认为专家们应该可以判断,通过疫苗究竟能不能实现以“动态清零”为目标的防疫使命;如果不能,而主要是将疫苗定位于“防重症”,那么,中国除了在制度层面坚持原来的严防死守之外,更重要的是尽快全面启用替代的“动态清零”工具。
这个“工具”就是笔者多次呼吁的中医药预防。
笔者在前几天的文章里谈到了天水教育局要求在校学生服用中药预防的事情(见:天水卫健委主任免职与组织学生服用中药预防有关系吗?),而被大面积感染的天水卫校的学生,恰恰是在这条通知发出之前被感染的。来势汹汹的天水突防,在这几天基本得到了彻底控制,连续几天没有新增确诊(仅仅在昨天通报了一例),这就是得益于中药预防的介入。
据“新天水网”11月5日的报道,天水市中医医院已持续向医院及全市重点岗位、重点人群及社区志愿者免费发放中药预防汤剂;全市集中隔离点全面开展中医药干预,中医药使用覆盖率达到100%;医院各病区、门诊、发热门诊等重点防控区域同步开展艾叶熏蒸消毒。
当然,笔者并没有为这样的新闻感到高兴,反而觉得是一种悲哀——又一次是“出了事”才想到中医药,中医药又一次被当“抹布”用了。
如果大连那些进口冷库的工人们能够日常得到中医保健和中药预防,而不是过度依赖所谓“第三针”,又怎么会被新京报“用心”取标题嘲讽呢?
最后,笔者再一次发出在《强烈呼吁:拿出推广疫苗一半的劲头普及中医药预防!》一文中的呼吁:
拿出推广疫苗所需费用的哪怕仅仅一半、甚至更少,向全社会关键人群普及“大锅药”预防!所谓的关键人群,当然不是向14亿人大水漫灌、天天喝中药,而是指分时、分级建立中药预防屏障:
对于进出口口岸的工作人员及医护人员(这个群体数量并不大)日常提供中药汤剂预防;对于病毒突防地区的中高风险群众,在风险解除之前的一定时间内全民提供“大锅药”进行预防保健;通过各种传媒手段向全社会推广自己在家就能操作的中医按摩、艾灸等日常保障知识,促进居民日常自我保健,这不仅仅能预防病毒,更能增进居民自身的身体健康。
中国已经通过中医药取得了抗疫攻坚战的胜利,而最后的防御战的胜利无疑还得依靠中医药。能用事实回击那些跨国医药资本豢养的“中医黑”和欧美“神药”鼓吹手的,也只能是中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