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兼治、整体调节！从中医抗疫看中国系统性辨证智慧

　　•中医从普遍联系的角度看待病和证的关系，认为同一种病可对应多种不同的证，不同的病也可显现同一种证，因此，依据辨证论治原则，按照“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方法，鲜明体现了系统思维的特点。

　　•中医对生命与疾病的理解及治法，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医超越敌我式二元对立的思维，视病毒为大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只要不影响人体健康，也可以与之各安其位、和谐相处。

　　•中医诊疗模型及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道法自然的防治手段，既符合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的转化趋势，也契合“亲近传统，回归自然”的时代潮流。在未来医疗救助、健康生活的模式中，中医必然会发挥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每当面临重大疫情，人们最关心有无特效药。我们可转变观念，从局限于特效药转向寻求有效的治疗方案。中医注重通过提升人体免疫机能，激发内在的防御和自愈能力，使人能够有效应对病毒，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使得中医在面对病因不明、缺乏特效药的疫病时，由于运用系统思维来辨证论治，能够迅速找到具有实效的治疗之策，因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世界性难题时，中医有大显身手的机会。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辨证智慧

　　不管应对今天的新冠病毒，还是将来的未知病毒，中医只需辨识证候、把握病机，结合患者具体情况辨证论治，对证下药，疗愈疾病。这是因为中医讲求针对生命的整体来治疗，同时也讲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使人在身心内外整体和谐中处于一种动态平衡。若只会“头疼医头”，在中医里被视为水平欠佳、不会应用系统思维看待疾病。

　　中医自觉运用系统观看待人体，根据六经（三阴三阳）、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卫气营血等辨证方法来论（施）治。《伤寒论》经方之所以适用古今，是因为辨证论治的原则高度契合恒常运变的自然规律。比如，这次疫情以湿证为主，相应之方，古已有之。各类复杂证候都有相应的克治方法，辨证、配伍法则之精微条理，使中医可执简驭繁。故而无论何种新型疾病，善于辨证的中医皆能老方新用，适当加减，对准证型用药，便可药到病除。正如《伤寒论》所言：“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即辨识现有脉象和症状，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方法，虽然病证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治法随证遂变。这在中国系统思维中，是处理标本、分合关系的体现，人体深层的问题可以通过外象、局部反应加以判断。由此来看，辨证论治实际上是用外在表象与内里病机、系统与要素的同步性、映射性、全息性来进行整体诊疗。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核心技术，它通过审证求因，辨明病机，分清主次，以认识和疗愈疾病的系统性过程。“证”是对病机的具体概括，反映出病程中的病位、病因、性质、正邪消长、传变趋势，可见“证”比症状更全面深入地揭示了疾病本质。“辨证”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收集的症状和体征（如脉象、舌苔）等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测评后，判断证的性质，归入某种类型。“论治”是基于辨证的结果，讨论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案。辨证与论治，是相互贯通的一体两面，是理法方药有机结合的实践应用。

　　辨证论治也体现出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即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决定的，矛盾双方相反相成，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外在表现一样，本质不一定相同，而同样的本质，表现形式也有差异。以系统科学观之，人们对疾病往往仅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因而清晰认知同象异质和同质异象的内在机理，有助于掌握疾病与人体关系的复杂性。这就需要透过表面现象洞见本质，从而进行合理诊治。中医从普遍联系的角度看待病和证的关系，认为同一种病可对应多种不同的证，不同的病也可显现同一种证，因此，依据辨证论治原则，按照“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方法，鲜明体现了系统思维的特点。

　　同病异治，指同一种疾病由于证候不同，因而治法不一样。例如，麻杏石甘汤与麻黄汤，皆治喘咳，俱用麻黄、杏仁、甘草。但前方所治，证候是表邪入里化热、壅遏于肺、脉象浮数，属于表里同病，而以肺热为主。故治以辛凉疏表，清肺平喘，用麻黄配石膏，清热宣肺为主，兼以解表祛邪，使肺热清、表邪去，而喘咳自止。后方所治，证候系寒邪束表、肺失宣肃、脉象浮紧，属于风寒表实证。故治当辛温发汗为主，兼以宣肺平喘，以麻黄配桂枝，相须为用，使风寒解、肺气宣，而喘咳自平。二方虽仅一药之差，然功用及主证病机，却泾渭分明。其差异是药材在方中所起“君臣佐使”作用之不同，即不同的药材配伍，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从而在整体功能上形成了不一样的药效合力。由此治疗表面症状相同或相似、而深层病机有异的患者，效果自然立竿见影。

　　异病同治，指不同的疾病具有相同的证候，就采用同一种方法治疗，此时不同的病症是同一证候的不同的表象。这也是麻杏石甘汤可以治疗新冠肺炎等多种疾病的原理所在。中医治病关键在证的异同，而不是病的异同。相同的证可用相同治法，不同的证就需要不同治法，即“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中医治病向来主张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以药性之偏来纠正人体阴阳之偏，恢复人体的动态平衡，以达到《黄帝内经》所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之效果（《素问·生气通天论》）。若能精准地辨证论治，中医可以“覆杯而愈”，甚至能做到副作用为零。然此医道“至精至微”（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而且精通辨证论治的中医人才难得，因此亟须大力保护、传承和发扬中医的优良传统。

　　鉴于中医必须辨证论治，故上述方药虽能治疗很多疾病，但不宜作为预防之方，也不可私自盲目服用，以免产生“药证不符”的副作用，必须在专业中医师把关下使用。任何药物都有其适应症和局限性，需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处方，症状消失即应停药。否则，人体服用不需要的药物，反而会妨碍健康。

　　标本兼治、整体调节的系统思维

　　对于疫病，中医治疗方案是“扶正祛邪，整体调节”，以改善人体的免疫力。它往往不直接消杀病毒、病菌，而是通过各种汤剂或干预方法，扶阳固本，使“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增强患者的排毒、免疫能力。如通过解表发汗的方法，就能迅速将“六淫”病毒诸邪驱逐出体外。这也可以利用促进新陈代谢“通利二便”的方式将病毒诸邪排出去，还可以通过“吐”的办法排毒驱邪，使人体脏腑气血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中和状态。像中药熏香等疗法，堪称防疫的“中医版消毒剂”。其原理不是这些药能强力杀死病毒，而是通过芳香辛窜化湿浊，破坏病毒赖以滋生的条件。同时，对人而言，辛香开清窍，升清阳，旺正气，即使病毒侵入人体也难以生存。或者在无法消灭病毒的情况下，调节人体功能与之共存，以达到提升生存质量之目的。

　　中医灵活运用“围魏救赵”“釜底抽薪”等民族智慧，通过中药调整、改变适宜病毒生存的人体环境，使其待不住，自行离开。所以中医治病，只要当下病机在表就用解表法，病机在里就用通里法，病机为虚就用扶正法。又如，辨证为太阳表邪就用解表法，阳明里邪用清里法，太阳阳明合病用表里双解法。总之，中医着眼于系统全面地辨证论治，而非仅仅盯着杀灭病毒。中华文化的精深智慧，于此可窥一斑。

　　中医对生命与疾病的理解及治法，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反映出中西文化内核思维的不同。中西医对疫病的理解不同，因而治疗理路相左。如果只关注彻底杀灭病毒、病菌，但往往受限于“局部最优解”思维而事与愿违。中医超越敌我式二元对立的思维，视病毒为大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只要不影响人体健康，也可以与之各安其位、和谐相处。

　　麻杏石甘汤虽没有一味药专门“杀菌”“抗病毒”，但整合起来治疗“热壅肺卫证”的肺炎却特别有效。这是因为中药组方的关键在于针对病机，明确治法，尽可能发挥“1+1>2”的整体效用。清肺排毒汤是由《伤寒论》《金匮要略》中五个经方优化组合、综合创新的复方，包括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橘枳姜汤，以方剂为单位，方与方协同配合，使其以同等药量产生数倍功效。全方共21味中药，组方有机合理，考虑周详，多法齐下，气势磅礴，针对寒、热、湿、毒诸邪，共奏宣肺止咳、清热化湿、解毒祛邪之功效。该方重点不是对抗病毒，而是疏导毒邪外出，使热邪从肺卫宣泄而出、湿毒从汗液和大小便化解而去，故名“清肺排毒汤”。

　　在防治常见病、新发疫情方面，中医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医也在战疫中不断得到发展，张仲景《伤寒论》、李杲《伤寒会要》、吴有性《温疫论》均是在大疫后总结的实践成果。

　　以抗疫“三药三方”为代表的中医药，在迎击新冠疫情的战场上焕发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成为抗疫利器和功臣。这是中医在新时代应用系统思维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华文化返本开新、守正创新所创造的历史性功绩。中医在此次战疫中再创了辉煌，其中蕴含的悠久博大的中国智慧赋予我们自信。这不仅能让世人看到中医的神奇疗效和魅力，更能够从心底里提升国人根植传统的文化自信和自觉。著名汉学家、美国两院院士席文（Nathan Sivin）提出中医药与中国的宇宙观、身体观、思维方式有关，强调中医学注意身心统一的特点：不能以是否合乎西方的标准来判断中医，应在熟悉中国的思想体系及其如何论述身心关系后才能解读中医。这是从中国文化本身特性出发，肯定了中医学的合理价值。他还指出，中医药的有效性已经部分地被当代西方医学所证实。中医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显示出来的功效，有力地证明了这种远见卓识。

　　中西医并重的方针要求两者应平等交流，互学互鉴，西为中用，古为今用，共同为人民健康服务。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世界各地动用了西医等“常规部队”，但缺少“奇兵”。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一支奇兵，蕴藏着应对疫病的丰富历史经验和方法，如身心兼治，标本兼治，辨证论治以救急，敬畏自然、反省正心以治本，使人与自然界万物各得其所、和谐共处、共生共荣。有研究认为疫情可能是因为生态失衡所致，这提醒人类应像关爱生命一样来保护全球环境，携手打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此外，多数人长期处于身心失衡的亚健康状态提醒人们要注意按照自然规律调养身心并改善生活方式。中医诊疗模型及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道法自然的防治手段，既符合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的转化趋势，也契合“亲近传统，回归自然”的时代潮流。在未来医疗救助、健康生活的模式中，中医必然会发挥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