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中医提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振兴和发展中医药事业是我国卫生事业中一项极其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为此，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进行了不懈探索。201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6卷本《毛泽东年谱（1949-1976）》，首次披露了多条毛泽东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韩洪洪结合这些最新材料，为我们解读毛泽东在振兴和发展新中国中医药事业中所做的贡献。

　　客观审视中医药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

　　与西医相比，中医药学的人文属性很突出，它的发展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其有效性为两千多年的中医学实践所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重要的思想土壤，他历来十分重视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的卫生医疗工作状况不容乐观。为了尽快改变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严峻局面，动员广大中医有效投入到新中国卫生医疗工作中来，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对中医药学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进行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审视和评价。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人员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角度着重指出，只有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他还进一步强调：“卫生工作方针问题……要以预防为主，发挥中西医药人员的作用，这个方针是对的。”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专门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时，给予中医高度评价：“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

　　1954年4月21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并对以下内容进行了修改：在指示草案的“对待中医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四万万七千万农民的疾病医疗问题”一句中的“四万万七千万农民”之后，加上“及一部分城市居民”；在“我们应该有批判地接受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把它的合理部分增加到医学中去，更好地为治疗疾病，增进人民健康服务”一句中的“医学”之后，加上“科学”二字，在“治疗疾病”之前加上“预防疾病”，在“依靠中西医合作，根据中医实际应用的经验，进行一种谨慎的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之后，加上“和说服教育工作”；在“将中医团结起来，安定下来，把他们现有经验保存下来……”这段话中的“现有经验”改为“现有的合理经验”。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这个指示草案的修改是非常仔细的，所做修改更加准确地说明了中医药在新中国卫生医疗工作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发展方向。

　　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谈话时，着重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1958年10月，毛泽东再次给予中医药充分肯定，他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除中医外，毛泽东对中药、针灸、中医典籍也很重视。1954年，毛泽东专门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

　　1955年4月15日下午，毛泽东派汪东兴到针灸专家朱琏住处看望并传达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

　　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

　　“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上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药的现象有所抬头，“中医不科学”“西医学中医是开倒车、向后看”“中医中药没有科学根据”等思想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药政策的制定，致使大多数中医不符合入职条件，从而引起广大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毛泽东对于这种片面甚至错误对待中医药发展的思想和做法产生了警惕，着手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工作时，就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发展中医药事业，如何实现中西医团结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中医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医说大脑、小脑、细胞、细菌是科学的。什么是科学？有系统的、正确的知识，这才是科学。西医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

　　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谈话时，认为看不起中医药是一种很恶劣的崇洋媚外的思想作风，他指出：“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剃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

　　这次谈话过后不久，7月9日，毛泽东即委托刘少奇召集会议，专门传达了他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传达的主要内容包括：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

　　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把中医提得过高也是不正确的。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要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

　　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

　　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的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

　　为了落实毛泽东关于中医的指示，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专门成立了由中宣部、文化中央教育委员会、卫生部指定人员组成的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向各地卫生行政负责人和北京、天津的中西医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召开中共中央、华北和北京市各有关部门的中西医座谈会，反复讨论关于学习和研究中医、扩大中医业务、出版中医书籍等问题。与此同时，卫生部对自身不能正确对待中医的思想和做法进行了反省和检查。

　　10月26日，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对“限制和排挤中医”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改进措施，如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改善中医进修工作、加强对中药产销的管理、整理出版中医书籍等。

　　195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并要求各地遵照报告精神，制定改进中医工作的具体方案，务必采取积极措施，在一定时间内切实做出成绩，彻底扭转在卫生部门中歧视和排斥中医的现象。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中医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955年4月15日下午，毛泽东派汪东兴向针灸专家朱琏传达的指示中又专门谈到他对一段时间以来贯彻对待中医正确政策的认识和思考：“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原则

　　“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自西医进入中国之后，中医一直被一个关乎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所困扰：中医药学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才能在现代社会中被认可、接纳并取得发展?是按中医内在的学科特点来发展，还是借鉴外部的方法与手段来改造?毛泽东从卫生医疗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取消中西医界限、实现中西医结合进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科学发展之路的思想。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1954年10月20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认为发展中医就是“如何通过认真的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渐使它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渐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5年4月15日晚上，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同针灸专家朱琏谈话。毛泽东结合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与针灸的科学性谈了如何通过中西医结合丰富与充实现代医学的问题。他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接见了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代表，并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这次谈话，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谈中西方文化、谈“中国化”最集中的一次。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中国化”何以必要的道理，特别是论述了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毛泽东为了印证这一原则，多处以中西医为例进行阐述，其中就蕴含着丰富而全面的“中西医结合”思想。他指出：“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

　　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至此，毛泽东已清晰完整地表达了他关于“中西医结合”思想的思考：通过西医学习中医，中医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中西医学密切合作，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发展之路。从此，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迅速起步，创新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有力推动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向前发展。毛泽东这一思想，也得到中共八大的充分肯定。

　　开展中西医互学运动

　　“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

　　在“团结中西医”“中西医结合”指导方针的引导下，卫生医疗界兴起了中西医互学运动。关于中西医互相学习的问题，毛泽东不仅从宏观上积极倡导，而且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毛泽东认为，中西医互相学习的中心环节首先应该是西医学习中医。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那么，西医如何学习中医呢?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谈话时着重指出：“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毛泽东还提出：“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还谈到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问题，“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七十到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〇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

　　毛泽东对“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视，在当时鼓舞了一大批西医投身到学习中医的浪潮之中。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

　　1958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卫生部党组9月25日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肯定了这一做法，说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11月18日，党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党组的总结报告。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转发这个总结报告的指示和总结报告。据统计，1960年，全国范围内西医在职学习中医的约有3.6万多人，一些高中级医药院校出现了一批认真学习中医的积极分子，并已有一些一流的西医专家开始钻进中医药学的伟大宝库，着手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对于今天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启示

　　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坚持中西医结合，互相促进，互为补充；走健康、持续、可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的上述探索，对于我们今天发展好中医药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发展中医药事业要立足国情，从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坚持科学、客观的态度，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毛泽东反复强调，发展中医药应该立足中国国情批判地继承，去其糟粕，存其精华，努力发掘，加以提高。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也着重指出：“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所以，当前发展中医药事业，我们一定要立足国情，从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正确处理好中医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努力实现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二，发展中医药事业要辩证地处理好与西医的关系，坚持中西医结合的原则，互相促进，互为补充。50多年之前，毛泽东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思想，符合我国国情和医学科学发展规律。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中西医结合工作取得长足发展，对于世界范围内“结合医学”(也称“整合医学”)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2013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也提出发展中医药事业，要“促进中西医结合”。这一点意义深远，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中医药事业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保障，为人类社会健康保健事业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第三，发展中医药事业要走健康、持续、可发展的道路。回溯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了振兴中医药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当前，我国中医药事业迎来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中医药发展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发展中医医疗和预防保健服务，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中药产业发展水平，加快民族医药发展，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保障措施，从而走出一条健康、持续、可发展的中国新医学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