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医药文化相结合的理论逻辑

　　中医基本理论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中医辨证论治运用了中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中医药文化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本报开设“从哲学视角看中医”栏目，发掘中医与哲学的内在联系，探讨中医药学中渗透的哲学理论，研究中医药文化与哲学思想如何加深交融互进，以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新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两个结合”的视域下，中医药学研究者、教育者以及相关工作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医药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研究，其中“何以能结合”是这一理论研究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医药文化多个维度契合性的梳理与分析，以期揭示两者能结合的深层原因，在契合中推动二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创造性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助推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物质观与中医气学理论的契合性

　　物质本原与气本原。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中医药学强调“气”，认为气是一种极精微的，虽无形却客观实在的物质，“气”是包括人体在内的天地万物的本原。《黄帝内经》中，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等论述中，体现了对气的无形可见而又客观存在的物质性的认识；在“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天地合气，别为九野”“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等思想中，充分体现出“气”化生万物，为天地万物之本原的基本观点。后世医家秉持《黄帝内经》观点，并不断发展，把物质性的气作为天地万物、人体生命的本原，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中医药学的气本论思想，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中医药学中客观存在的气及其本原性，与马克思主义物质本原具有高度契合性。

　　物质的运动与气的运动。马克思主义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物质运动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中医药学认为气是运动着的、弥漫时空的，运动不息是气的重要特性。《黄帝内经》中就特别重视气的运动，认为“物之生从乎化，物之极由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不生不化，静之期也”，气的运动是天地自然生生不息的生机所在，若没有气的运动，整个宇宙将是一片死寂。气的运动不息也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和保证。“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夫人之有生，无非受天地之气化耳”等思想，反映出气的运动对于生命的重要性。中医药学中气的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物质运动具有高度契合性，其中对生命运动形式的揭示则更具体和深化。

　　物质意识关系与形神关系。马克思主义物质观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中医药学非常注重形神关系。“形”就是形体，就是气聚的形态，本质上仍是气。“神”主要指意识、精神等思维活动。形神关系表现为形决定神，神反作用于形。《黄帝内经》讲到“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五脏皆虚，神所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形”是“神”产生的物质基础，“神”必定依赖于“形”而存在。“形”决定着“神”，“神”对“形”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黄帝内经》中多处提示，节制、积极、达观的精神情绪，能促使脏腑安和，气血运行，营卫通利，保持生命的健康；而情志异常、神失内守，影响气机升降、营血运行，导致“形乃大伤”，甚至形神两亡。中医药学在形与神的关系中，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医格物穷理思想的契合性

　　实践与格物。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产生认识，推动认识的发展，确立认识的目的，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中医药学中没有实践这一词汇，但有“格物”的传统。格物就是对于自然、人体的深入观察和实验，从而获得真知和新知，指导生命健康与疾病诊疗。格物是一种能动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在本质上与实践具有相通性。中医药学非常强调“格物”的首要性和重要性，认为格物是认识宇宙与生命的源泉。《黄帝内经》中记载“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意指通过观测这样的格物活动，各种天象是可以被认识的；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内“可解剖而视之”，意即观察、解剖等格物之法是认识人体形态结构的重要途径。《难经》中指出望、闻、问、切等格物之法在诊断认知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伤寒杂病论》中强调临床治疗上通过施用与调整针灸、药物等手段观察病情进展，确定疗效。

　　认识的辩证过程与致知过程。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中，科学地揭示了认识是在实践中由不知到知，由浅入深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过程，也表现为从实践—认识—再实践无限发展的总过程，阐明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性质。中医药学认为格物在于致知，致知就是深入地探索“万物固然之理”，以达到理性认识。格物致知在众多医家的医学活动中体现得尤为深刻。例如李时珍就是通过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获得大量感性认识，并把自己反复多次的感性材料，加以比较、分析、综合，形成药物的性味、功能等理性认知，并逐一验证疗效，确定临床效用，这即是他本人所说的“穷究物理”，其理论结晶就是用40年编著而成的药物学巨作《本草纲目》。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总结和发展，正是众多医学家通过格物活动积累大量感性认识材料，并运用逻辑与非逻辑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加工，从而形成对于健康与疾病的规律性认识。这种格物致知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具有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医药学思维方法的契合性

　　普遍联系与整体思想。联系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点之一，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中，因而要求我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应注重以整体的思维方式加以把握。中医药学从人出发，把人体生命运动与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体本身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来认识。中医药学认为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依赖于自然界而存在，正所谓“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人与社会是统一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环境的优劣、变化等因素对人体的心理、生理、病理变化都可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人体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人在形态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生理功能上是协调一致的，在病理变化上是互为影响的，人的精神和形体也是不可分离的。因而，整体观是中医药学的显著特点与重要的思维方式，这种观点和方法贯通于中医医理、诊断治疗、用药组方、预防养生等各方面。中医药学有机整体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阐明的联系观极为契合。

　　运动发展与变易思想。强调物质世界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又一大特征。这要求我们克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运动、变化与发展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医药学不仅强调把事物当作有机整体来看待，而且要把一切事物包括生命、健康和疾病，作为一个“过程”来理解，注重事物的运动变化，形成了中医变易思想。《黄帝内经》中就认为人体生命是一个生长壮老已的运动变化过程，有序的运动变化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而包括生命在内的世界万物的生成、发展、变更乃至消亡的过程，无不根源于气的运动，正所谓“天之生物，故恒于动，人之有生，亦恒于动”。本着变易思维，中医药学着眼于疾病发展演变，提出未病先防、有病早治、已病防变、瘥后防复的医学思想，形成了“治未病”的鲜明特色。中医药学强调要在掌握生命体运动变化的基础上，认识人体健康与疾病，以更好地养生与疗疾。这种变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运动发展观点具有契合性。

　　对立统一与阴阳思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与变化发展的内在源泉和动力。中医药学不仅指出宇宙万物以及人体生命活动的普遍联系与运动变化，而且深入地揭示了联系与变化的原因与本质，那就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中医药学认为任何事物和现象，都包含着阴和阳这两种相互关联和相互对应的属性，阴和阳的对立统一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黄帝内经》中说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一方面强调了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力不在于事物外部，而在于事物内部阴阳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另一方面明确提出阴阳是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中医药学中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贯穿于理法方药各个层面，正所谓“医学之要，阴阳而已”。阴阳乃医学之要，对立统一乃辩证法之要，两者高度契合。

　　矛盾分析法与辨证论治。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矛盾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的核心要求是善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做到具体矛盾具体分析，就是一切从时间、地点、条件等具体情况出发去认识具体事物。中医药学中蕴含着深刻的矛盾分析方法，辨证施治即是一例。辨证施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实质就是把握人的病变过程，根据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法去认识并解决。“三因制宜”是辨证施治的显著特色，主要包括，不同患者有其不同的个体特点，在临证治病时，应因人制宜；不同的天时气候和时间节律应制定出最适宜的治疗方法，要因时制宜；不同的地理环境由于气候条件以及生活习惯不同，诊疗用药应所有差异，要因地制宜。总之，三因制宜始终关照着处于具体条件下的每个具体的人（患者），通过分析其生理特性及病机特点，采取适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处方，可以说散发出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真理之光。

　　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关注与中医药学人文精神的契合性

　　人的本质与生命理解。马克思主义指出，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其本质在于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人的本质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中医药学以人的生命为研究对象，不仅研究人的自然属性，更是围绕着社会人事对人的生命进行全面考察和综合分析，探讨人的健康、疾病及防治，构成了中医药学的显著特色。因此，医者认为特别要注意了解病人的贫富、情感、习俗等情况，“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病情以作出正确的诊断与治疗。中医药学注重人的生命的社会属性，构成了与马克思主义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契合性。

　　人的发展与健康幸福。马克思主义以人的发展、解放与幸福为出发点与落脚点，认为社会发展的实质和目的就是人的发展，而人要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需要不断地摆脱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等各种条件的制约与束缚。中医药学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医乃仁术背后折射出医学的出发点即是人，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我的关系中，追求健康与幸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天人和谐，不仅看到天地自然对人的制约与影响，而且也初步认识到人只有依照自然规律办事，才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在人际社会关系中，强调人际和谐，特别是医患和谐，尊重以及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命，正所谓“人命至重，有贵千金”“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在处理自我关系上，注重身心和谐，不为物役，清心恬淡。中医药学极为关注医者的自我修炼，强调医者要刻苦钻研医道、解放思想与弘扬理性、提升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以精湛的医技、高尚的医德，赢得患者信任和积极配合，促进疾病治愈和人民健康。时刻体现出对人的关怀与关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医药学的高度契合性。

　　在高度契合中助推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契合中增强认同感。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基本原理与中医药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这种契合性带来的亲和力和自信心，奠定了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中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认知与心理基础，增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同感。在认同的基础上，更能促使中医药人自觉地对马克思主义加以重视和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反思自身、客观评价自身、查找自身问题，进而推动中医药事业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以促进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创新发展。这也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医药事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医药学在不断地补充和扩展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持续不断地中国化的过程。

　　在契合中传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医药学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虽然两者在多方面具有高度契合性，但两者并不是相同的思想体系。中医药学在注重整体性、功能性、变易性、人本性等层面至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能够为现代医学乃至现代科学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因此，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传承这些蕴藏着民族智慧和优秀精神内核的文化遗产。但中医药学作为古代文明成果，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当代要实现传承和创新，需要代表时代精神的科学理论的指引、助推和升华。马克思主义在克服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缺陷，突破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重围中，在汲取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中，构建起了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时代精神，又特别表现出与中医药文化的高度契合性，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医药学相结合，引领、助推和升华中医药学，实现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