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瑾：中国赤脚医生运动掠影

　　李相老爷子面色红润，丝毫看不出今年已84岁。和年轻时相比，只是腋下少了一个棕色的皮箱—这个箱子曾经是全村人的希望。当年，背着箱子的李相意气风发，干罢了工作，点上一袋旱烟，吧嗒两口，就“嘭嘭”拍着箱子说：“咱这是毛主席送来的箱子，咱这是装命的箱子。”李相没有吹牛，正是这个箱子，让他成了十里八村的名人，也让他一家子和村里老少爷们儿改变了命运。有时李相会说，能背上这个箱子，是因为“听说毛主席发了大火”。

　　是的，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谈到医疗卫生问题时发了火。他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毛泽东为什么批评卫生部是“老爷”卫生部、“城市老爷”卫生部呢?原来，问题出在“城市”二字上。按照毛泽东的认识，尽管当时已经以人民公社为中心建成了三级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网，在改善农村卫生环境、保障农村群众健康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面向工农兵”的卫生工作方针不符。1965年8月11日卫生部报送的《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带有检讨意味地说，1964年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县及县以下，下同)，其中县以下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农村占43%，其中县以下占27%。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2.5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占16%。而且，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医疗卫生“脱离群众”而以城市为导向，显然与毛泽东“组织起来”这一“不断革命”指导思想相悖，是十分明显的路线问题，这就不难理解电影《春苗》中主人公春苗打败了代表城里人利益的杜院长、钱医生时，意气风发地宣称：“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回来了。”

　　正是在毛泽东的过问和催促下，1965年8月11日，卫生部提出今后大力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要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到农村。

　　谁是第一个赤脚医生

　　25岁的李相背上了日后被视为赤脚医生标志的箱子。此时，他和全国农村的同行一样都还叫卫生员——按王桂珍的说法：“当时还不叫赤脚医生，叫保健员。”[1]李相说，这个代表自己身份的箱子，至今完好地保存在他手里。箱子正面是一个醒目的白底红十字标志，出诊时，里面装有土霉素、安乃近、阿司匹林等应急药品，红汞、碘伏、紫药水、绷带、纱布、药棉等治疗外伤物品，以及水银温度计和针头、针管。虽然李相背上这个箱子是在“六·二六”指示后，但他被称作赤脚医生还要“等待”一篇文章的出现。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抓住“土人才”的培养问题，就等于抓住了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牛鼻子”。1965年1月，他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问题的报告》，由此起，城市及其医疗机构的专家分批分期到乡下搞巡回诊治，培养了一批卫生人员。仅仅顺带培养还不够，同月，毛泽东批评卫生部：“为什么把医学教育年限搞得那么长!”[2]不久，他以“只争朝夕”的心态指出：“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3]毛泽东要求，办学途径要多样化，可办二年、三年制的，也可以办半农半医短期训练班等，加速培养农村医生。

　　1965年夏季，全国各地开始风风火火地贯彻落实“六·二六”指示，培养“农村也养得起”、能扎得住根的医生。位于沂蒙山区的辛集公社在驻地卫生院举办医学速成培训班，致力于培养半农半医的农村卫生员。李相作为李村唯一人选，带着大队支部的介绍信前往报到。在4个月专门培训时间里，李相和几十名学员一起学习了物理、化学、生理等相关知识和病理、药理、卫生等专业知识，还包括一些简单的器械操作和外科手术。李相承认确实有囫囵吞枣的意思：“但老师说了，要学中干，干中学，在实践中提高为群众服务的本领。”

　　李相还不知道，与此同时，一千公里外的上海市金山县也在举办类似的培训班。而1965年7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金山县农民欢迎“赤脚医生”，全县培养了一百三十四名不脱产卫生员》，早已正式提出“赤脚医生”这个名称。不久(有人说同年夏天，有人说同年12月)，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组织28名卫生员统一学习，学员之一、1944年出生的王桂珍——这位不久将成为赤脚医生代名词的女青年日后回忆说：“我连中学的门都没进过，比方那些化学元素符号，还有什么‘大于’‘小于’……老实讲，一下子真搞不懂。那时候我自己挺能吃苦，学得挺认真。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12点。”[4]

　　王桂珍能和“赤脚医生”四个字联系起来，和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时任江镇公社卫生院医生、负责培训江镇公社第一批“赤脚医生”的黄钰祥说：“在农民中间自行叫起来的。因为我们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种水稻的，赤脚下水田，穿着鞋是不行的了。所以赤脚就是参加劳动的意思。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5]黄钰祥的说法得到了证实，据相关记载：王桂珍所在的大沟大队，是以种水田为主的。当地农民种水田，无论插秧，还是除草、施肥，都要赤脚下田劳作。王桂珍是不脱产的乡村医生，有了病人，她背上药箱就去看病，看完病回来，就下水田与社员们一起劳动。她下水田劳动，自然是打赤脚。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她在水田里劳动时，就被叫去给病人治病，来不及洗去脚上的泥，赤着脚就去给病人看病。当地农民有一个通常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他们见王桂珍是既参加劳动又要为农民看病的医生，就自发而又自然地送给王桂珍一个称呼：“赤脚医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的意思。“赤脚医生”是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是老百姓送给王桂珍的“口碑”，是对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赞赏[6]。

　　这意味着，“赤脚医生”这个带有泥土的芬芳而又形象生动的称呼是群众创造的伟大词汇，经过口口相传，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最后进入了文件。起初，“赤脚医生”还一度被当作贬义词：农民们送给王桂珍的这个名称，还只是局限在大沟大队范围内。上级下去了解王桂珍事迹的干部们对此不太理解，有的人甚至认为这种称呼是对王桂珍的讽刺、挖苦，是对乡村医生的侮辱之词，至少算是不雅之词。市里有一个干部到大沟大队听说农民叫王桂珍“赤脚医生”时，很生气地对大队干部说：“怎么能这样称呼一个学雷锋的模范人物呢?今后不许这样叫!”但是，农民们可不听这一套，照样叫王桂珍“赤脚医生”[7]。

　　1967年12月，川沙县文教卫生组称呼这些半农半医的卫生员为“赤脚医生”，正式代表官方对这一称呼的认可。上海党政部门认为，以王桂珍为代表的赤脚医生的事迹是群众路线的突出代表，又符合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是一篇值得大书特书的好文章，故派出记者深入调查研究。记者以王桂珍的事迹为蓝本，撰写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正式把赤脚医生界定为“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的农村卫生员。当年夏天，《文汇报》以显要位置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该文立即引起了中央宣传部门的重视，1968年9月出版的第3期《红旗》杂志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由此，“赤脚医生”和王桂珍自江镇公社响彻华夏大地。

　　一般会将王桂珍称作第一位赤脚医生或赤脚医生第一人，但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农村合作医疗创始人覃祥官，比王桂珍从医早3年，才是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是真正的赤脚医生第一人[8]。覃祥官，1933年出生于湖北长阳县，31岁时被送到县中医进修班，学成归来担任乐园公社卫生所医生。他深入生产队调查摸底，撰写了《关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试行农民合作看病的草案》。不久，辞掉公职，于1966年8月10日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相关调研报告《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呈送毛泽东后，引起高度称赞。12月5日，《人民日报》以“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头版头条转发了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称合作医疗是一件新事物，称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此后，全国95%以上的农村都陆续推行了合作医疗。

　　对谁早谁晚问题，李相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赤脚医生是田间地头为人民服务、给百姓行医千百万“土医生”的代名词，王桂珍、覃祥官等人确实是我们的楷模、榜样，名气最大，影响最广，但他们仅仅是第一批赤脚医生中涌现出来的代表，并非最早的，将其中某位定位于“第一人”尤其“第一位”属于号不准脉、扎不对针，对其他千百万默默奉献的赤脚医生也难说公平。

　　革命医生、“公案”抑或“真假”美猴王

　　和李相交流时，他自诩是“革命医生”，按照标准说法是这样的医生需保有政治纯洁性和斗争敏锐性，这一点似乎非常重要。赤脚医生的来源主要有三个部分：一、医学世家;二、医护专业短期培训学员;三、有一定医护能力的自学成才者。但除非根正苗红，鲜有听说“五类分子”能够担任赤脚医生的。和王桂珍一样，当初选李相参加医疗卫生培训且将其由卫生员转岗赤脚医生，就在于出身贫下中农又有点文化。在他之后不久，李村又培养了3名赤脚医生，选拔标准首先也是强调政治根基和立场。值得一提的是，赤脚医生并非完全没有出路或者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其中一位文化底子更扎实的年轻医生，先进入公社卫生院，经过层层选拔后调入地区人民医院，全家吃上了“国库粮”。李相当时并不羡慕，他坚决认为和群众在一起才是赤脚医生的职责使命—李相能够参加培训还因为一个优势，即因祖传而略懂中医，这在以后成就了他全科医生的美名。李相曾反问说，你以为赤脚是光脚的意思?赤卫队!赤就是红，一颗红心向党，赤脚医生就是红色医生、革命医生。一项田野调查印证了他的说法：一般认为“赤脚医生”这个称谓得自这些卫生员平时在稻田里赤脚劳作，在有需要的时候，为村民提供简单服务的工作性质。然而，一名方姓的老赤脚医生对这一称谓的起源和含义有不同的解释。他强调“赤脚”中“赤”不是“赤脚”的意思，而是“红色”。因此，“赤脚医生”实际上是“红脚医生”的意思。由于红色象征着毛泽东思想，所以“赤脚医生”一词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和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后来，一些赤脚医生培训课程也被称为“红医班”[9]。

　　值得留意的是，李相所谓的革命性表现在和疾病斗争而非和所谓的坏人斗争上面。按李相的说法，李村当时包括今天也有巫医，他们能治疗一些专业医生看不了的疾病特别是心理疾病，和赤脚医生的工作并行不悖，村里也不会把他们当敌对分子。上级医院及相关领导则是赤脚医生的坚强后盾，负责提供技术、业务指导和资源支持，“不可能斗得你死我活”。事实上，毛泽东虽然指责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根本目的是督促送医下乡，何况他1968年8月2日接见钱信忠和张凯时还提出：“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10]这表明，巫医和代表城里人的医疗权威在一些地方，至少在李村是斗争更是团结的对象。

　　一般人对李相接诊病人的动作习以为常：问问情状，把把脉搏，看看舌苔，量量体温或听听心率，在白色处方笺上龙飞凤舞地写下只有自己认识的“天书”，撕下来，夹在固定板上留存，然后打针或者抓药。谁也不会留意李相看病采取的是中医的“望闻问切”，而治疗采取的是西医手段—这一系列动作一直坚持了40年，直到他退休。李相曾解释说，中医能诊断，西医能治理，中医把准了，西医才好治，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万无一失。但事情似乎没有这么简单，一个坚持采取西医疗法的赤脚医生曾说，李相鬼点子多，当年国家提倡中西医结合，他害怕被翻不紧跟的旧账，当作落后分子斗争，就一人兼中西养成了习惯。还有人说李相故弄玄虚，让人搞不清楚怎么治好的，充当神医。对于这种评价，李相笑着说：“只要有本事治好病，管我是真假美猴王。”

　　李相“真假”美猴王之论无疑是句戏言，事实上，他一人身兼中西医，体现了当时两种医疗方式的斗争和融合—这也是赤脚医革命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人口多、资源少的国情，中央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大原则，目的是通过坚持走群众路线，“再造国民”(赤脚医生形象和政治运动对“社会主义新人”的训练要求一致)，凸显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理念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中西医，毛泽东既不偏颇一端，也不搞彼此对立，在1949年他就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负担起几亿人口的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11]

　　为纠正轻视中医或不赞成应用近代科学研究中医的倾向，《人民日报》多次发表社论，鼓励中西医团结合作。在行政力量推动下，1959年底全国建立中医医院约150所，中医门诊450多个，联合中医医院80多个，联合诊所5万多个，各人民公社医院和许多城市医院都增设了中医科。有28万中医参加了这些机构的工作，改变了中医不能进医院的历史。

　　对中医的坚守和“爱护”，在王桂珍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篇纪实文章说：为了减轻农民的医药费负担，她在村边一块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村里支持她，专门建了土药房，供她和姐妹们制作中草药。平时，她总是利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12]。而这个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

　　显然，就王桂珍而言，她和春雨的形象并不完全一致，心理上显然仍对传统中医抱有不能忘却的好感，并在实际工作中整合了草医、游医、半农半医资源。但在李相这里，情况就不相同了。他说：“当时搞巡回医疗的医生全是大医院的西医，培训时的老师也是搞西医的，学习内容基本以西医为主，我家传中医，但基本用不上，我感觉赤脚医生就是西医化的土医生。”尽管人手一册的《赤脚医生手册》主题思想是中西医结合，表现出来的则是速成的西医为主、中医为辅的“新医学”，目的在于培养内、外、妇、儿皆通的农村全科医生。一项研究显示，赤脚医生培养模式不仅彻底摒弃了传统的医学传承模式，还大大扩展了医学知识来源的地理范围。即与已有的联合诊所中医和传统民间医疗者群体相比，赤脚医生群体走出当地社区去汲取医学知识，而这些知识主要与西医相关。在这个过程中，赤脚医生群体在将现代医学引入乡村和延续传统医疗实践方面发挥了双重作用。由于赤脚医生的文化水平、培训时间以及能够得到的适合自学的材料都很有限，所以他们能够掌握的医疗知识和技能主要是西医。与此同时，这一过程受到了西药大量使用的影响，这也促使赤脚医生逐渐形成一种全面西医化的医学知识结构[13]。李相说，李村的诊疗室由其负责，由于县人民医院向公社卫生院授权负责药品批发，医疗室可以批发价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其中主要是西式药材和器械。“我这个美猴王不是真假问题，是效果好坏快慢问题。”比李相略小几岁的我的父母亲一直在村里看病，他们都表示“没有见过中药，倒是在田间地头认识了不少”，这进一步证实了赤脚医生促进了西医在农村的流行。

　　“这个称呼好听，暖乎乎的，光荣”

　　李相的箱子进过村里家家户户，进过公社每间学屋(即教室)—兼任公社防疫员，定期负责给适龄学生打疫苗，这决定了他是群众眼里的自己人。直到2017年李相作为特殊人才延迟10年后退休，他还被称作赤脚医生，包括现在，介绍李相时往往会说这是李村第一个赤脚医生。“这个称呼好听，暖乎乎的，光荣。”李相说。事实上，真正感到暖乎乎的是普通群众。在他们看来，赤脚医生代表了这样一种情景：“医患心连心，随时家里瞧。”自担任赤脚医生以来，李相坚持空闲时间和忙完面诊工作后随叫随到，是百姓口碑相传的“家庭医生”。尽管现在他的三儿子继承父业在村里担任乡村医生，但仅限于坐堂问诊，和乃父作风别若云泥。

　　群众认同李相，是因为他不仅是赤脚医生，更是农民，和大家一样是泥腿子，种地干活。王桂珍的日常生活就是赤脚医生工作情形的真实写照：她说虽然当了医生，但身份还是农民，除了在村里行医，每天还要参加农业劳动，要下地插秧，挑河泥，一年下来约有两千工分，一个工分七分钱，全年一百四十元，和普通农民基本一样，只是多背了一个医药箱在田埂上[14]。

　　即便1975年王桂珍担任卫生部党组成员，一人兼三个职务，仍然坚持“三三制”，即一年之中有4个月在部里，4个月在县卫生局，4个月回村看病，号称副部级干部，拿的是农民工分。

　　经过《红旗》和《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宣传，赤脚医生一下子在全国成为“热词”，人民日报出版社还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印制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由此掀起了比学赶超赤脚医生的热潮。据统计，1968年—1979年，到江镇公社参观考察合作医疗制度的有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人士75800人次。不仅如此，江镇公社赤脚医生工作经验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注意，1968年—1979年，东南亚、非洲、欧洲、美洲等23个国家的代表团、知名人士283人次前往考察合作医疗经验和赤脚医生情况。国内各地参观学习的目的，就是以江镇公社为样板，大力培养自己的赤脚医生。比如，江苏省启东县卫生系统在江镇公社调查报告发表后，立即展开热烈的学习讨论，及时组织县、区、公社医疗卫生单位负责人前往川沙江镇学习经验。1968年12月8日，启东县革委会发出《关于大力培养“赤脚医生”的意见》。1969年4月25日，萍乡市革命委员会下达了关于贯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江西省军区《关于大力培训赤脚医生的决定》，计划要求培训“赤脚医生”5850人，工人医生150人，合计6000人，达到每个大队有7名亦农亦医的“赤脚医生”(其中女医生占50%)。

　　推广赤脚医生工作经验，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动笔头、理经验。1970年6月，江镇公社卫生院组织编写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内容包括常见疾病和复杂病症的诊断与治疗方法，并介绍针灸、草药和常用西药等基本常识。作者之一黄钰祥回忆说：“一下子印出50万册，拿到市场上去一抢而空了。没有多久50万册卖完了，后来又数次加印，最后一共印了118万册。”[15]此前一年，由上海中医学院和浙江中医学院组织编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更是被翻译成50多国语言出版，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成为畅销世界的“超级书”。

　　1957年9月，卫生部召开高等医学院党员院长座谈会，曾将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学制确定为医学专业五年，少数六年;中国首都医科大学八年制，医学专科院校三年制。为回应毛泽东对医学教育学制长的批评，医学高等学校开始推行改革，于1970年试点招生，1971年正式招收二年制(药学)和三年制(医学)的工农兵学员，将培养“社来社去”的“赤脚医生”作为核心任务。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全国农村不脱产的医疗卫生人员数量达到顶峰，最多时全国共有“赤脚医生”180万，卫生员350万，接生员70多万。1976年6月15日—23日，卫生部在江镇公社召开全国“赤脚医生”工作会议，王桂珍等应邀出席并发言，赤脚医生的影响力在国内达到顶峰。

　　李相说：“王桂珍作为赤脚医生的代表，给我们争了光，露了脸。”这一评价是中肯的。1969年10月1日，王桂珍应邀参加了国庆节观礼，她曾幸福地说，自己离毛主席只有一张方桌的距离，还见到了邓颖超大姐，她还问了自己好多关于农村和赤脚医生的事情。1974年5月，王桂珍在第二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外国人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代表们纷纷过来跟我握手，都说中国‘赤脚医生’好，要学习中国，走‘赤脚医生’的道路。”[16]1975年，经周恩来批示，王桂珍成为卫生部负责农村防病治病工作的党组成员。同年9月，以其为原型电影《春苗》上映后在全国引起轰动。另一位著名的赤脚医生覃祥官，不但4次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还以副团长身份出席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并于1976年被破格任命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党委委员，成为闻名遐迩的农民厅长、农村合作医疗之父。

　　一个公认的说法是，赤脚医生把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从48岁抬高到了67岁，把农村新生儿的死亡率、幼儿的夭折率从20%—30%降低到3.7%左右，把农村疟疾、流脑疾病降低到最低水平并消灭了血吸虫和天花等传染病。有学者总结说：“‘赤脚医生’制度是我国1960年—1980年代农村医疗卫生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医疗卫生状况，使我国的卫生防疫体系第一次深入到农村最基层，保护了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进而保证了农业劳动力的稳定。……在那个生产力不发达、科技水平不高的年代，‘赤脚医生’是一种最经济、最实用的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的途径。”[17]

　　尾声

　　李相对赤脚医生的历史如数家珍。他掰着手指头说，1979年卫生部等部委发布《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加强对赤脚医生的管理和培训，并在当年对赤脚医生进行考核，颁发“赤脚医生证”;1980年卫生部提出赤脚医生要达到相当于中专学历水平要求;1981年国务院首次提出以“乡村医生”代替“赤脚医生”;1985年初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正式提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人民日报》刊登《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当年，卫生部还规定，农村卫生人员一律进行考试，合格的授予“乡村医生证书”，等同中级职称。不合格的或未考试的称“卫生员”，等同初级职称。当时125万名赤脚医生通过率仅一半，次年129万名卫生员参加考试仅有64万人获得乡村医生证书——赤脚医生史正式终结。

　　父亲对1985年记忆犹新，因为当时国务院鼓励多种形式行医，实行看病收费制度，医疗卫生工作正式步入市场经济轨道—老百姓看病得自己掏腰包了。但他不知道的是，此时，已经通过政治审查的王桂珍正在川沙县江镇服装厂做一名厂医，随后于1992年自筹资金在家里办起了振兴印刷厂;此时，已经被免去副厅长职务的覃祥官赋闲在家，随后于1993年以副县级待遇办理了退休手续。而此时，和王桂珍、覃祥官差不多同龄的李相还是个农民，生活依旧风平浪静，父亲和村里人经常看见他背着棕色的、有白底红十字标志的箱子，走街串巷。

　　注释：

　　[1][16]吕兆丰、线福华、王晓燕主编《碧流琼沙——赤脚医生时期口述史》，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第138页。

　　[21]《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

　　[3]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82页。

　　[4][6][7][12]霞飞：《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载《党史博览》2012年第5期。

　　[5][15][17]刘宇豪：《从上海走向世界：关于1960—1970年代“赤脚医生”经验推广的历史考察》，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5月号。

　　[8]胡振栋：《中国第一位赤脚医生覃祥官》，载《世纪行》2008年第10期。

　　[9][13]方小平：《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董国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6页，第89页。

　　[10]胡宜：《送医下乡：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页。

　　[11]黄永昌主编《中国卫生国情》，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14]杨永涛：《我所认识的赤脚医生王桂珍》，载《世纪》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