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健行任内曾查处陈希同

　　核心提示：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期间，共有41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查处。其中，既有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这样的地方领导，也有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这样的部委领导，还有华能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查克明、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赵安歌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导，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成克杰一案，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因腐败被判死刑的国家领导人的纪录。

　　陈希同

　　成克杰

　　北京平安里西大街41号的大院里，有两栋外表平淡无奇的灰色高层建筑，看上去一片平静。但这个大院主导的反腐风暴，举世瞩目。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它的简称如雷贯耳：中纪委。

　　2014年1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了5000余字的特别报道——《2013中国反腐报告》。其开头充满浓重的感情色彩：“‘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当2014年的第一缕阳光洒向神州大地，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2013年，浓墨重彩地载入了史册。”毫无疑问，史册里的这一页，包括了中纪委“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令“1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立案172532件，结案173186件，处分182038人”，“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名厅级以上干部被查处”的反腐成绩。

　　18只“老虎”的落马轨迹

　　梳理18名落马高官，可以发现一年来中纪委“打虎”的一些特点。

　　2013年的“打虎第一仗”起于网络实名举报。元旦前后，曾任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的常艳写下一篇名为《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的12万字长文，点名披露自己与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长期进行情色交易——她在报考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时与衣俊卿相识，此后两年，为调入中央编译局，她与衣俊卿先后17次开房，衣俊卿收受她6万元贿赂。文章在互联网上疯传。2013年1月17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被免去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

　　几乎同时，时任《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也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官商勾结骗贷、恐吓威胁情人。2013年5月12日，新华社证实，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有媒体称，正是罗昌平的举报，推动了中纪委对刘铁男进行调查。

　　2013年六七月间，中纪委“打虎”节奏明显加快，4只“老虎”密集落马。6月4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接受调查。中纪委披露，倪发科深度介入该省企业大昌矿业的经营活动，并从中收受大量珍贵玉石作为“回报”;6月23日，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被调查。郭永祥在石油系统工作过26年，在四川工作13年，他被调查后，四川省国资委一名与其“关系密切”的女干部也被带走调查;6月30日，中纪委向媒体证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经查，王素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其亲属收受巨额财物。因同样问题落马的还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他于7月6日被免职。

　　随后，中纪委反腐利剑指向“石油帮”。也是从“石油帮”开始，中纪委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省部级高官落马的消息，不再通过新华社向外界“告白”。2013年8月26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王永春接受调查，这是2013年首个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也是十八大之后第二个落马的中央候补委员(另一个是2012年12月13日落马的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该记录不到一周就被王永春的昔日上司蒋洁敏刷新。9月1日，曾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时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蒋洁敏被调查，成为第一个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委员。媒体称，蒋洁敏的落马可能与中石油多宗海外并购有关。

　　2013年10月，反腐风暴刮向各省重要城市的主政官员。10月16日，南京市委原副书记、市长季建业接受调查。季建业以强硬的作风在江苏官场出名。担任扬州市委书记期间，他就开始大规模“翻新修旧”。来到南京后更是大动干戈，砍伐梧桐树、拆城西干道、投巨资上马雨污分流工程，古城南京不断被“开膛破肚”，他由此得到一个外号“季挖挖”。10月28日，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接受组织调查。

　　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中纪委的反腐强度进一步加大。2013年最后两个月里，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多达8人，占全年的近一半。

　　2013年11月19日，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接受组织调查。8天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也被调查。中纪委是在11月27日17时55分公布的郭有明接受调查的消息，此后仅17个小时，中纪委再发重磅消息：国家信访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许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一消息引发媒体普遍关注，有分析认为，信访部门掌握信访排名、通报批评的权力，给地方政府官员带来很大压力，有些地方官员不惜花钱把电脑登记的信访号销掉。这成了一些信访官员获取利益的手段，许杰落马或与此相关。

　　2013年12月6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总工会原主席陈安众接受调查。陈安众在江西萍乡任职期间，与“气功大师”王林关系密切，此前，媒体已披露王林在当地扮演着官商之间的“掮客”角色。此外，据接近陈安众的江西当地官员分析，陈安众的落马与常年伴其左右的湖南籍商人以及工程项目问题有关。

　　2013年12月18日，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失职渎职，涉嫌玩忽职守罪，被立案侦查。

　　2013年岁末，中纪委将反腐行动推向政法系统高层。12月20日，公安部党委原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接受调查。李东生曾担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后历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中宣部副部长等职。2009年调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穿上警服属于“半路出家”，他在调任公安部前从未有过政法部门工作经历。

　　2013年12月27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杨刚接受调查。杨刚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等职，媒体怀疑他在乌鲁木齐城市建设开发中存在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等问题。

　　2013年12月29日，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接受调查，成为继李春城、郭永祥之后，中纪委在四川拿下的第三只“老虎”。据四川一名社区干部透露，李崇禧和李春城、郭永祥都曾在成都浣花溪拥有别墅，那里的别墅每栋市价超过千万元，住户“既富且贵”。有媒体称，李崇禧被调查，可能与落马的雅安市委原书记徐孟加案有关。2008年，李崇禧曾将福建籍开发商彭夷星介绍给徐孟加，彭夷星看中了雅安某地块，但该地块在招拍中被另一开发商获得，彭夷星当即朝徐孟加发了火。雅安市一名官员表示，彭夷星敢如此猖狂，就是因为“背后有人撑腰”。媒体披露，李崇禧还深度介入矿业开发，曾为多个项目牵线搭桥，在收“感谢费”时“从不客气，开口要的都是整数”。

　　不放过危害百姓的“苍蝇”

　　官至省部级的“老虎”危害巨大，“打虎”有杀一儆百的效果;相比之下，其他官职较低的“苍蝇”虽小，但危害面广，而且直接危及普通民众。2013年，中纪委在“打虎”的同时，也查办了大量“苍蝇”。其中最受关注的有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案、衡阳破坏选举案。

　　2013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发言人向媒体表示，已从有关方面确认，该校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于上周起接受有关纪检部门调查。随后，媒体披露，2013年9月，中纪委第十巡视组组长陈际瓦在结束了对中国人民大学为期3个月的巡视后，指出学校存在出国管理不规范，公款吃喝、送礼现象以及一段时间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贯彻不够到位，干部任用和管理不尽规范等多个问题。11月20日左右，预感不妙的蔡荣生持假护照从深圳闯关，试图外逃，被海关截获，随后交代了招生腐败问题，据说涉案金额达数亿元。此案掀开了高校招生腐败的冰山一角，这类腐败涉及民众切身利益，备受关注。

　　2013年12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经湖南省纪委研究并报湖南省委批准，决定对衡阳破坏选举案进行立案调查。经初步查明，共有56名当选的湖南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涉案金额达人民币1.1亿余元，还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此案是一起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引发各方关切。上文提到的“老虎”之一、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就是因在任衡阳市委书记期间对此案负有严重的领导责任而落马。

　　截至记者发稿时，中纪委还在不断发布违纪党政官员被查处的消息。2014年1月6日，云南省德宏州政协主席杨跃国接受组织调查;1月7日，四川省农业厅原巡视员胡相全、吴忠厚被立案调查;1月8日，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周耀被立案调查……有媒体人士称，“每天刷新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就知道今天有没有重大新闻”。对老百姓来说，中纪委此举正是他们所期盼的。2014年元旦前夕，中国廉政研究中心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显示，“打老虎”让社会出现人心回暖思进之潮，78.7%的受访者认为反腐效果明显，近九成的受访者对反腐努力程度表示认可，73.7%的人对今后5至10年我国反腐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有信心。

　　王荷波、刘少奇、李维汉相继负责纪检工作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并不是第一次掀起“打虎”高潮。纪检工作的历史和党的历史一样久远，与腐败分子作斗争，贯穿了党的发展历程。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第一个纲领，其中就强调遵守组织纪律和接受监督。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第一个党章，把“纪律”单列一章。随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党的队伍中不可避免地混入了投机分子，“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为此，党中央在1926年发布了第一份反腐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必清洗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以王荷波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第一个正式监察机构。第二年，中共六大把它改名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刘少奇担任书记。

　　中央审查委员会时期打掉了党史上的第一只“老虎”。1932年，中央苏区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收到了一封群众举报信，检举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有严重的贪污犯罪行为。由于举报信中案情重大，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亲自组织调查。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发现谢步升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打土豪时所得财物。他还伪造通行证，把水牛运到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域)出售。为了谋财，他甚至秘密杀害了一名军医。调查人员认为，谢步升这些做法已经严重危害根据地的稳定。然而，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工作，他坚持认为谢步升没有大错，并向调查人员发难，想方设法阻碍调查。邓小平得知后大怒，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交代?”邓小平专门去了一趟苏区中央局，反映调查谢步升的情况，毛泽东对此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当年5月9日，谢步升被枪决，成为党内第一个被枪决的腐败分子。

　　1934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取代中央审查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很快，长征开始，党中央转移到延安，投入抗日战争中。在外敌入侵的形势下，保持党员的纯洁，才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党务委员会对违纪党员采取了异常严厉的惩处措施。肖玉壁就是这一时期被除掉的典型。

　　肖玉壁本是红军的英雄，战功赫赫，身上有90多处伤疤。为给他治病，毛泽东曾在供给上对他特别关照。伤愈出院后，肖玉壁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他开始居功自傲，利用职权，贪污大洋3000多元，还和国民党军队做起私人生意，导致边区的重要物资不断流出。案发后，肖玉壁被判处死刑。他不服，写信向毛泽东求情，声称“希望看在过去有功的份上，再上前线，战死在沙场”。毛泽东看罢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1年底，肖玉壁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1945年4月，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中共七大召开。在党章的“纪律”一章中，专门细化了“奖励与惩处”的内容，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方针。党的纪律进一步完善。

　　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纪检工作，尽管在战争年代纪检机构和人员屡屡调整，但党的领导层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党纪的重要性，为此后纪检制度的建立健全打下了基础。

　　朱德成为第一任中纪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然而，胜利让一些党员居功自傲，贪污腐化行为有所增加。面对执政的考验，加强党纪建设显得尤为迫切。1949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纪委，由德高望重的朱德出任书记。随后，朱德亲自监督了一批典型案件的查办。

　　1950年9月，中央收到一封武汉医务部门人员写的匿名信，举报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工作失职。中央把信转给武汉市委，要求严肃处理。武汉市委又把信转到市卫生局党委，结果落到了宋瑛手上。宋瑛认为写信人是“有意破坏”，并认定是市属第二医院的纪凯夫等人所写，跑去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正巧，第二医院公款被盗，宋瑛就和副市长周季方一起，把盗窃罪名嫁祸给纪凯夫，对纪凯夫羁押逼供。事情越闹越大，引起朱德重视，在中纪委的直接干预下，中南局纪委对此案进行调查，证实了纪凯夫的清白。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到医院慰问纪凯夫：“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种人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1952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纪委处理周季方、宋瑛等阴谋陷害案的消息。

　　1951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朱德领导中纪委查处了一大批有贪腐问题的党政领导，著名的“大老虎”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落网并被枪决的。但“三反”运动也出现一些过火行为，后来，朱德指导各级纪委进行了大量繁琐的复查工作。作为第一任书记，朱德以身作则、细致严谨的作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5年，中央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简称中央监委)，取代中纪委，由董必武出任书记。此后的10余年里，国家政治运动频繁，经济形势复杂，可谓困难重重，但中央监委依然发挥了“打虎”的作用。

　　1960年12月，正值3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央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向中央监委反映，安徽宿县等地因为“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泛滥而发生肿病死人事件。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人封锁消息，还派人监视王维纲率领的中央工作组的活动，甚至向中央反告工作组的状。中央监委把王维纲反映的情况上报中央，中央对曾希圣等人提出了严厉批评。

　　中央监委的工作只坚持了10余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纪检工作遭到严重破坏。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完全取消了纪检机构的有关条款，中央监委被迫撤销。

　　陈云提议实行双重领导

　　10年动乱后，纪检工作得到恢复。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中纪委，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100名中纪委委员。从此，陈云开始了长达9年的中纪委书记生涯。

　　陈云首先对纪委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重建中纪委后，沿用了过去“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模式，但很快就发现其弊端：一些地方要求纪委把当地干部的违纪问题压住不调查、不上报。1980年，陈云建议，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地方各级纪委人员的任免要征求上级纪委的意见。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纪委的工作进入良性轨道。

　　1982年，陈云查处的第一只“老虎”是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当时，杨义邦是全国最年轻的副部长。但是，在对外经济工作和外事活动中，他事先不认真准备，一到谈判场合就听从外商的摆布，屈从外商的要求，还变相索贿受贿，甚至违反国家保密规定，损害了国家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几十万美元的损失。此案的查处遇到不少压力，最初只做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陈云批示道：“这件案子书记处讨论了两次，不作决定……一部分参加书记处(讨论)的同志顾虑重重，我看没有必要怕那些负责同志躺倒不干。要讲党性。不怕他躺倒。谁要躺倒，就让他躺吧。”于是改为留党察看二年和撤销原任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随后，国务院撤销杨义邦化工部副部长职务。在当时，这是改革开放后因经济问题被撤职的最高级别官员。

　　陈云打掉的另一只“老虎”是时任江西省省长倪献策。1985年， 50岁的倪献策当上了江西省省长。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名叫郭晓红的女人，两人很快勾搭在一起。后来，郭晓红的弟弟郭勇在走私价值60万美元的2000台录像机时，被深圳海关查处，并被罚款150万元。郭晓红找到倪献策，要求他帮忙“疏通”。在多方走关系受阻后，倪献策竟然要求中国银行南昌分行给郭勇在香港的走私合作方汇去60万美元。中纪委得到消息后，迅速派出调查组，在江西走访了500多名干部、群众，找到确凿证据，摸清了倪献策的犯罪经过。中纪委决定开除倪献策党籍。倪献策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1985年，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洪清源收受一名港商2.4万元贿赂，为该港商在澳门的4名亲属办理了通过安徽省去香港定居的单程通行证，被中纪委查处，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86年11月，中纪委发出通报，胡亦民在任大连第一书记期间，不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利用职权搞特殊化，侵占财物，决定予以严重警告处分……在陈云的主持下，一大批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被揪了出来。那段时间，中纪委办案人员遭到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陈云特意让秘书给中纪委的年轻人捎话，让他们平时注意安全，但决不能妥协，“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

　　乔石建立信访机制，尉健行推动合署办公

　　1987年，十三大召开，纪检工作进入新阶段。在这次大会上，乔石接棒陈云，成为中纪委书记。第二年年初，党中央提出了“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纪委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信访机制，重视群众监督的力量。其中，铁道部的“大老虎”就是在群众的监督下浮出水面的。

　　1988年，中纪委信访部门陆续收到许多举报线索，检举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以权谋私，中纪委十分重视。没多久，铁道部另一名副部长罗云光的严重失职和受贿问题被发现，中纪委要求张辛泰赴郑州，协助调查罗云光案。张辛泰居然顶风作案，表面上“协助调查”，暗地里先后3次潜回北京，接受他人贿赂。1990年5月，办完罗云光案后，中纪委集中调查张辛泰的受贿线索，张辛泰自以为天衣无缝：“送礼人送东西时，我当时不在北京，现在正要向组织说明。”最终，中纪委工作人员在郑州查到了张辛泰潜返北京受贿的证据，拆穿了其谎言，张辛泰终告落马。

　　1992年，十四大召开，尉健行成为新一任中纪委书记，并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连任。一上任，尉健行就推动了中纪委和监察部的合署办公——监察部于1986年恢复，1993年合署办公后，与中纪委“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从而把党的纪检职能和国家的行政监察职能统一起来，理顺了党政监督关系。

　　李纪周

　　此后，纪检工作进入一个新高潮。据媒体统计，从1993年到2002年，共有41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查处，很多案件至今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其中，既有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这样的地方领导，也有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这样的部委领导，还有华能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查克明、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赵安歌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导，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成克杰一案，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因腐败被判死刑的国家领导人的纪录。而此案的案发，源于1997年中纪委查办广西贵港一名副市长时发现的模糊线索。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查起，几经曲折，先后突破35名涉案人员，最终打下成克杰这只级别最高的“大老虎”。

　　吴官正创立巡视制度，贺国强查办薄熙来案

　　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次年2月，十六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有两大亮点，一是对各级纪委的职能做出定位。此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纪委书记朱德说，各级纪委是党委的“助手”和“办事机关”;在改革开放初期，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又把各级纪委比喻为党的“保健护士”“保健卫士”。但这些都不是职能定位。直到此次会议，才把纪委职能定位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

　　另一个亮点是提出“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在这次会议结束半年后，2003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中纪委、中组部关于设立专门巡视机构的请示。随后，组建5个巡视组，共有45名巡视工作人员。各巡视组组长从刚离开工作岗位、尚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正省部级干部中选任，副组长由副部级巡视专员担任。巡视制度的创立，加强了中纪委的监督力量。就在巡视组成立的第二年，即2004年，便有16个省部级官员落马，创下历年来的新高。2006年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案，2007年的山东省委原副书记杜世成案，都是在巡视中发现线索的。2007年夏天，吴官正还专门前往北戴河，看望第一期全国巡视干部培训班的学员。

　　吴官正任内查办的大案还有一个值得关注，即原十六届中央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案。2001年8月，审计部门在一次常规审计中，发现负责贵州公路建设的许多公司都是外地的“空壳公司”。纪检部门随后跟进，查出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有重大嫌疑。卢万里随即仓皇外逃，2003年才被缉拿归案。卢万里深知死罪难逃，为减轻罪责，向纪检机关举报了刘方仁。卢万里供称，1999年8月，在国外经商的亲戚来找他帮忙，他便将亲戚引荐给刘方仁。该亲戚将一对价值10.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送给了刘方仁。纪检部门从这对名表入手，开始调查刘方仁，发现刘方仁本人及亲属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官商勾结，收受贿赂。刘方仁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走上法庭的省委书记。2004年6月，他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秦城监狱。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贺国强接替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党的“五大建设”，将反腐倡廉建设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把反腐倡廉提到了新的高度。在此背景下，中纪委“打虎”力度再次加大，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等一批影响重大的案件得到严肃查处。

　　王岐山的改革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一上任，他就展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2012年11月30日，他组织专家座谈会，向与会学者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很多学者分析，王岐山是借此书表达改革纪检制度、厉行反腐的决心。随后，王岐山通过媒体向公众传递了这份决心。2013年1月30日至2月6日，人民日报连续刊发4篇署名为“钟纪岩”的评论文章。一位接近中纪委的人士透露：“钟纪岩就是中纪委研究室，这些文章反映了领导的思路。”

　　改革首先发生在中纪委内部。据中纪委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2013年4月22日至26日，中纪委领导班子成员花了5天时间，分别约谈了53位派驻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这在中纪委的发展史上实属首次”。5月，中纪委又对内设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进行了调整。此前，中纪委共有27个内设职能部门，包括8个纪检监察室和预防腐败室、案件审理室、信访室等。按照王岐山的要求，纪检监察室由8个增加到了10个。第一至第四室主要查办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腐败案件，第五至第十室主要查办31个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的腐败案件。“虽然机构有调整，但人员配备并未增多，新增加的机构人员主要从中纪委其他处室抽调整合而来。”在中纪委的带动下，截至2013年10月底，有17个省、市、自治区纪委新设了1至2个纪检监察室，各级纪委的一线办案力量大大增强。

　　此后，王岐山着手改革巡视制度。巡视组开始试行3个“不固定”：一是巡视组长不固定，中纪委建立了自己的巡视组长库，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一次一授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这一变化让想打“人情牌”的被巡视单位“很难提前做准备了”。二是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下沉一级”，到领导干部曾经担任过“一把手”的地方了解情况，还要协调银行、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抽查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情况。三是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纪检监察机关派员全程参与。知情人士透露，王岐山还告诫巡视组要创新巡视方式，既要“明察”，也要“暗访”。

　　2013年5月，王岐山启动第一轮巡视工作，派出10个巡视组对江西、湖北、内蒙古、贵州、重庆、中储粮、水利部、中国出版集团、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巡视。9月底，各巡视组已全部向被巡视单位反馈意见，并将问题线索移交中纪委。10月，王岐山部署第二轮巡视，分别对山西、吉林、安徽、湖南、广东、云南、新华社、国土资源部、商务部、三峡集团再派出10个巡视组。截至记者发稿时，第二轮巡视工作仍在进行。2014年1月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2013年巡视工作综述》，指出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江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陈安众，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6人被立案调查均是由巡视组发现的问题和线索。

　　2013年下半年，王岐山开始推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建设。王岐山深知网络反腐的积极作用，早在2012年11月，他就说过，“网上的舆论，包括骂声都要听”。2013年9月2日，他出席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仪式，亲手按下“启动”按钮。此后，神秘的中纪委变得越来越接地气。9月12日，中纪委常委、秘书长崔少鹏到网站做在线访谈。他说，条件成熟时，中纪委还将开通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应用。

　　截至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在线访谈栏目已办了6期，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张军相继答网友问。有网友问：“中央巡视组权力这么大，巡视组成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存在被拉拢腐蚀的危险，谁来监督巡视组，保证巡视组成员的廉洁与实效?”张军回答说：“这个问题非常好。中央对巡视队伍自身建设非常重视。王岐山同志多次强调，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巡视组对重大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客观如实地报告就是渎职。中央巡视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要接受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监督，也要接受被巡视地区和单位、新闻媒体、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如果疏于职守，有失职、渎职或者违反规定的行为，都要严肃按规定追究责任。”

　　2013年末，中纪委的改革推进到管理体制上。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这意味着，由陈云始创的纪委双重领导体制，从当年的“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变为“上级纪委领导为主”。4天后，中纪委常委侯凯出任上海市纪委书记，被视为“中纪委加强对地方纪委垂直领导”的开山之作。

　　反腐是“无限战”

　　王岐山主导的中纪委改革和反腐风暴，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2013年8月，法国《诺曼底新闻》称，中国以往反腐存在一些死角，比如石油领域，但这次能够做到不留死角，体现了中国新领导班子的反腐决心。2013年12月，美国微软网络英文网(MSN)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惩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慵懒官员》的文章，引发美国网民热议，在文章下点击“支持”的人高达78.9%。美国网友留言说：“这是一个负责任政府的良好开端，看来并不像有人说的‘装样子’那么简单。我们什么时候也能有个‘中纪委’呢?”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本届中纪委的反腐工作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除中央统一部署、科学布局、有力领导外，也与王岐山本人的经历和风格有关。王岐山早年的知青经历让他体察到民间疾苦，从政后他又以“善于解决复杂问题”而著称。1998年，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广东国际信托公司因严重资不抵债被中国政府宣布破产倒闭，当时境外债权人数超过130家，金额近160亿元，一场事关中国政府的信用危机在蔓延。王岐山临危受命，出任广东省副省长，他与外国债权人谈判时表示，市场的根本原则就是“让赢家赢，让输家输”，说得对方哑口无言，在迫使对方接受巨额亏损的同时，还争取到对方的配合，监督国有资产整合，为广东恢复强劲增长创造了条件。2003年非典期间，王岐山从海南省委书记任上被急召入京，担任代市长，一上任就展示了他雷厉风行的性格：把5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一次，执行最严厉的筛查措施，建立一所防治非典的专门医院……在他到任65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北京从疫区名单中排除。王岐山从此得到“救火队长”之称。程文浩说：“与当年北京抗击非典相比，我国的反腐大业是更为艰巨和复杂的历史任务，堪称天降大任于斯人。”

　　2014年还会有什么样的“大老虎”落马?对此，程文浩分析说：“纪检监察机关将继续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督和制约。除了经济领域，还会在社会领域的廉洁建设方面有所作为。”他建议将公益慈善行业的廉洁建设和预防腐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重建公益事业的社会公信力。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教授认为，中纪委的反腐是“无限战”，任何领域的“大老虎”都可能被打击，他对通过官员申报海外财产反腐充满期待，“这一招非常有效，拥有海外财产的官员应该是重点关注对象”。

　　“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领导者，一定会对中国的廉政建设大业有长远规划和通盘布局。”程文浩说，“一方面确保自己任内能取得实实在在的业绩，同时也要为继任者奠定良好的工作基础。当今以及未来的中国廉政建设领导者的主要历史贡献应当是制度贡献，即在反腐”治本“方面做出突出成就，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