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仁平：茅于轼决非榜样，而应是一个教训

　　北京市网信办日前依法关闭了17家违法违规网站，其中包括茅于轼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所属两家网站。茅于轼个人在新浪微博上的账号随后也似乎受到销号处理。17家违法违规网站属于不同类别，它们被处理应是出于不同原因，但天则所相关网站和茅于轼个人账号被处理受到的关注最多。

　　现年88岁的茅于轼原本专于经济学研究，但近年在中国舆论场上很活跃，被认为是自由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随着互联网上突出的自由派旗手减少，他变得比前几年更显眼些，引起的争议也更大。

　　茅于轼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言论一是否定国家认同，二是他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和攻击，三是他对国企的全面否定，比如他宣称“公有制企业是社会的蛀虫，把社会蛀空了”，反复主张将国企私有化。总体看，人们对他的经济学建树了解不多，他这几年吸引公众注意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他在“谈政治”。

　　在茅于轼获得的支持中，自由派的支持和西方的支持最为抢眼。他似乎对得到他们的支持也很看重。久而久之，茅于轼成为了一个政治符号，无论他个人怎么想，舆论场都给了他那样的定位。

　　中国需要批评，但同时也需要社会的团结和凝聚力。不能不说，茅于轼扮演的角色逐渐蜕变成与凝聚力相反的负面力量。他像是被自己的支持者绑架了，也被自己的反对者不断向极端推，他的言论变得越来越偏激，他的批评全盘否定的色彩越来越重，他慢慢被那些抵制中国政治体制的力量当成“舆论喉舌”来用了。

　　自由派人士一定要汲取教训：公开做“舆论反对派”，或者“否定派”，在中国行不通。因为这与中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国家政治的现实机制背道而驰。“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这种话现在有被解读得走火入魔的架势，越批判越光荣，越搞极端批判越能站上道德高地，这是自由主义思潮对人们的洗脑。

　　中国的确离不开批评，党内党外都需要开展批评，但是坚持批评的建设性是推动民主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搞“对抗性批判”在中国决无前途。无论一些人喜不喜欢，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大量实践给出了这句警言。

　　有人说，什么叫建设性批评，什么叫非建设性批评，它们的分界线谁能讲得清楚?这的确在有些时候是个问题。但是茅于轼以及之前一些网络大V的情况显然从反面给这个问题提供了参考答案。无论是否出于他们的本意，他们后来事实上站到了国家治理的对立面上。也许他们是被推上去的，但他们那样的角色已被社会大多数人感知。

　　中国需要涌现出一批建设性的批评者，而这种可识别、确实产生积极影响的建设性需要大家一起探索、塑造。这是中国民主及现代舆论建设的正路，当然，踩出这条路来也需要非常努力，需要有人勇于承担某种风险。

　　我们呼吁政府方面不断展现出更大胸怀，积极与建设性批评者相向而行，支持鼓励他们的探索，对他们有时的出格观点予以包容。国家应逐渐用制度将这样的态度稳定下来。

　　然而，着迷于做“舆论反对派”的人，他们对“建设性”的理解与大多数人的认识有着常识性差距。他们有可能搅局，从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视角来诠释他们所谓的“建设性”。而我们所说的建设性建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上，两种“建设性”的区别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目了然的。

　　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根本政治属性决定了社会很多机制和现象的属性。拿西方的东西来鱼目混珠，早晚要撞墙的。对这一点，大家都需想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