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帝国主义分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最近在秘鲁首都利马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平行举行了两个部长级会议，目的不同：一个会议支持遭到帝国主义和本国的保守阶层和寡头攻击的委内瑞拉尼科拉斯·马杜罗民主政府，另一个会议企图对玻利瓦尔革命行动制造不稳定，不承认最近选举的委内瑞拉制宪大会。这是近年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遭到分裂的表现。

　　围攻加拉加斯政府的运动始于乌戈·查韦斯司令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同一个时刻，该运动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团结必不可少地连接在一起。2002年4月查韦斯是一次被挫败的政变的受害者，他于2013年去世。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压力加速增大，直到贝拉克·奥巴马政府宣布委内瑞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一种危险”。

　　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路易斯·阿尔马格罗变成了制造委内瑞拉不稳定的“先锋”，加上墨西哥的佩尼亚·涅托政府--被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羞辱--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他背叛了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实施一项超级新自由主义政策--巴西的特梅尔--在推翻迪尔玛·罗塞夫总统的政变后出现的总统—和其他某些响应委内瑞拉保守派阶层和准军事人员的立场的人。

　　这个新自由主义复辟的政府的阵线加速削弱和拆毁在查韦斯的鼓舞下出现的地区一体化和大陆解放团结的进程，使南美洲国家联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瘫痪，搅乱南方共同市场，挽救作为帝国主义干涉工具的美洲国家组织的死亡。

　　面对这种攻击，出现了另一个中南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的回答，它们是玻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牙买加、格林纳达、圣文森特、苏里南、多米尼克、安提瓜和巴布达。这些国家以尊严和决心支持加拉加斯政府和玻利瓦尔革命的一体化和团结的遗产，最近15年委内瑞拉开展了能源、社会和政治支援的行动。

　　在这种地区和世界政治动荡的情况下，特别是如果我们注意到美国--朝鲜的核紧张，美国对中东的军事干涉，中国是经济大国，俄罗斯是政治和军事大国，欧洲资本主义的危机，尼科拉斯·马杜罗总统号召进行国内对话和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辩论本地区的前途、它的一体化、目标和在世界结构中的作用，原则是对我们的美洲来说不存在其他的道路，坚持团结的存在才不会被世界的大国呑掉。

　　组织和动员起来的人民在拉丁美洲进退两难之际，他们的手里握有确定地区的未来，其表现是团结和解放，或是分裂和统治。在20世纪一位老首领曾经说过，“21世纪我们将团结起来或是被统治”。(作者爱德华多·帕斯·拉达是玻利维亚社会学家和大学教师)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8月11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文章)

　　链接一：拉媒：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政策是推翻不屈从的政府

　　路易斯·阿曼多·贡萨莱斯 魏文编译

　　很遗憾，有人对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的视角是向后看，仍抱着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看法。除了这种短视，通常注视这种关系的善意—主要是根据经济合作进行评价—忘记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发生过有害的事情，忘记美国对拉美专制政府的支持，忘记这个国家对拉美社会进行直接干涉的代价。

　　在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上从社会方面看更有分量的是消极的东西，而在要求民主和人权方面则是积极的。美国阻碍拉美国家司法的计划，发动政变，破坏机构，支持进行镇压的政府，咨询和陪伴恐怖的实践，提供武器破坏社区……名单还可以继续。

　　美国欠拉丁美洲社会的债务—由于最近在它的保护下发生的破坏和死亡—是非常巨大的，感谢它现在的“援助”，忘记这个过去，是一种不可原谅和失去理智的征兆。

　　同样不可原谅的是由于现在收到的“援助”，要求拉美国家在对外政策上无条件屈从于美国的决定，好像这个国家在我们的国家的组建和在它的机构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坏事情上没有任何责任。

　　应当说清楚，对拉丁美洲在20世纪遭受痛苦的历史美国不是唯一的责任者，但是美国发挥了一种重要的作用，它对专制政府的支持、培训和资助造成了这种令人痛苦的政权。

　　80年代萨尔瓦多的情况就是一个象征：在这个国家对无力自卫的人进行最残暴的暗杀，这是美国培训和资助的军人干的。看到这点，当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对我们的问题提出看法时，我们有所有的权利批评她，如果我们不同意她坚持的看法，直到认为在这样做的时候对美国政府没有多少可感谢的，这是令人羞愧的事情。我们和本地区其他许多国家—也许是大多数—需要美国的“援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无条件屈从于它的计划，不承认美国欠萨尔瓦多人民的巨大债务，因为它与破坏社区和犯下反人类罪的人合谋。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威胁是干涉主义的一个例子，过去这种干涉造成了痛苦，没有对本大陆的社会得到改善做出贡献。美国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道德的能力对民主是什么或合法的与非法的政府是什么发表见解。

　　当刚过去美国花费巨资支持专制政府和人权违犯者的时候，要求人权(或民主)，借口是将它的利益和对事情的视角强加于人，如同过去所做的那样。美国的论点认为拉丁美洲是它的“后院”，这继续有效。从这个论点出发，重要的是如果本地区的政府是否是民主的，要看是否屈从于美国。这说明为什么它与听命于美国在20世纪制造恐怖和死亡的傀儡政府合谋。这也说明美国为什么拒绝委内瑞拉的政府。

　　当然有人借助现在美国“援助”的善意，以坏的眼光看待对美国对委内瑞拉政策的任何批评。我们回到此前的根据，美国欠拉丁美洲人民的历史债务之多，它现在的“援助”对治癒它与犯罪的政府的合谋不仅是不够的，而且阻止现在任何在道德或政治上支持提出申诉。实际上，拉丁美洲欠美国很少。

　　这不取决于如何评价委内瑞拉政府行为的方式，出于对历史记忆的尊重和正派，那些遭受过美国对外政策的错误的国家不可能接受这个国家永远继续同样的政策，强加或推翻政府，或是到处发出威胁。美洲与美国不是一样的。拉丁美洲不是美国的后院，拉美国家也不是一个美国可以实施它的计划而没有抵抗和抗议的地方。

　　美国历届政府在它们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中犯了特别大的错误。因此必须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区别开来，很多时候人民不知道他们的统治者的错误。

　　还应及时强调的是美国政府与本地区政府的关系是多变的，这取决于拉美国家的政府是否屈从于美国。几乎不变的是，美国历届政府不能容忍寻求独立摆脱它的监护的拉美国家的政府。在有限的情况下，美国历届政府毫不犹豫进行军事干涉，推翻不屈从的政府，然后将它按自己的标准组成的政府强加于人。

　　在这种强加或罢免政府的博弈中，拉美国家的社会是巨大的失败者。从墨西哥经过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和格林纳达到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由美国政府命令的军事干涉使人痛苦，遭受干涉的人民付出了代价。美国欠下这些人的债务—他们在侵略军的恐怖下生存—是不易偿还的。

　　总之，重要的是清醒地记住美国(它的政府)与拉丁美洲的社会和政府令人痛心的关系。

　　薄饼之上并非所有的都是蜜。关于萨尔瓦多的情况，在内战结束之后收到“合作”，或是为数万移民提供了机会(他们确实没有收到任何礼物而是为了生存艰苦地工作)，不应忽视在80年代美国在萨尔瓦多国家实施暴力和恐怖中的作用，或是对此进行辩解，或是成为现在美国反对委内瑞拉的干涉主义狂热的同谋。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8月15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文章)

　　链接二：西报：特朗普对委放狠话在美国和拉美被吐槽

　　阿尔瓦罗·维尔西·兰赫尔  魏文编译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威胁将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涉，是一次让许多人吃惊的回答，包括在华盛顿表面上对五角大楼本身也是如此，称它没有收到任何相关的命令。也使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吃惊，它们拒绝美国的威胁，记住1989年美国对巴拿马的侵略。

　　特朗普在会晤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哈利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之后，对记者说，“对委内瑞拉我们有许多选择，包括如果必要的话一种可能的军事选择”。

　　对特朗普关于委内瑞拉意外的讲话，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总统让人不知所措，关于委内瑞拉将会出现一个与华盛顿一起可能的新泛美联盟。

　　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和墨西哥谴责特朗普为了解决委内瑞拉危机使用武力的威胁。拉丁美洲国家并不看好美国一次军事干涉委内瑞拉的可能性，如同1989年发生的对巴拿马的入侵。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专家克里斯托夫·萨瓦蒂尼对《迈阿密先驱报》说，美国的外交官在几周内仔细准备条件以便对委内瑞拉做出一个国际集体的回答之后，他们突然看到自己的努力被总统夸张和不合潮流的断言所破坏。这使我们看到帝国主义者和旧的时代。这是几十年里在美国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智利政府第一个做出反应，表示它拒绝特朗普的讲话。外交部长赫拉尔多·穆尼奥斯表示，“智利政府重申《利马声明》关于委内瑞拉的所有说法，拒绝在委内瑞拉一场军事干涉的威胁”。社会党女参议员伊萨贝尔·阿连德说，“对于像委内瑞拉危机这样的一场危机的出路永远不应当是一次美国的军事干涉。特朗普只知道威胁”。

　　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再次维护委内瑞拉的主权，他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指出，“特朗普无耻地表明他针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涉计划”。他肯定说，“现在世界知道反对马杜罗的人只是寻求帝国的军事干涉”。

　　墨西哥外交部在一份公报中表示它拒绝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委内瑞拉的危机不能通过国内的或国外的军事行动解决。“我们拒绝军事的措施和在国际制度中使用武力。所有的措施应当尊重委内瑞拉的主权，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目标。同样，秘鲁外交部在一份公报中表示，“秘鲁拒绝任何威胁或使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授权的武力”。

　　危地马拉外长卡洛斯·莫拉莱斯表示，“武装的渠道不是一个解决分歧的选择”。巴西不支持美国特朗普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涉。南方共同市场在一份公报中认为，对话和外交“是推动民主唯一可以接受的工具”，尽管签署文件的国家决定将委内瑞拉赶出这个地区集团，称“谴责暴力和任何意味着使用武力的选择”，但这个集团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表明拒绝特朗普宣布的军事干涉的立场。

　　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路易斯·阿尔马格罗曾是使委内瑞拉政府不稳定主要的操纵者之一，他在社交网络上的文章中提到在法律框架内必须有适用于委内瑞拉的“工具”，但是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委内瑞拉的讲话。

　　牛仔唐纳德·特朗普

　　特朗普说，委内瑞拉“是我们的邻国，美国在所有的地方。我们在全世界都有军队，在很远的地方有军队。委内瑞拉不是很远，人们正在遭罪，正在死亡”。特朗普以军队总司令的角色评论道：“我们对委内瑞拉有很多选择，我确实不会排除一种军事的选择。”在被问及美国军队是否率领一次在委内瑞拉的行动时，特朗普回答说，我们不谈这些事情，但是确实将是一次军事行动，这是我们可能做的事情。

　　美国的高级军事指挥部只限于宣称五角大楼没有收到命令。特朗普总统关于在委内瑞拉的军事选择的威胁似乎与他主要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的建议有矛盾，上周麦克马斯特说，他不想向尼科拉斯·马杜罗总统提供任何弹药，让他因为支援这个南美国家的悲剧怪罪“美国佬”。他认为对美国和它的邻国来说，重要的是用一个声音说话，以保卫委内瑞拉的“民主”，拒绝一次军事干涉。

　　暴力的升级

　　人所共知，美国的意愿是恢复在南美洲的实力地位，在这条道路上打败委内瑞拉政府是更紧迫的目标。除了结束玻利瓦尔革命最近15年在整个地区产生的影响，不能忘记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占有委内瑞拉石油储备连续的企图。

　　事实已经证明在美国国内的辩论中，特殊的利益与委内瑞拉作为向美国市场石油的供应者有关系。

　　推翻尼科拉斯·马杜罗政府可能象征着巩固在本地区正在看到的变化，因为看到巴西和阿根廷的新政府和现在厄瓜多尔新总统的危机。

　　所有这些事情况的差别是，在委内瑞拉的干涉具有一场“内战”的特点，这在过去是没有见过的。这影响到整个地区的关系，很不幸为一场武装干涉准备了条件，此事将其他的大国如俄罗斯和伊朗放到守卫的地位。

　　委内瑞拉的冲突已经不仅超出了这个国家的边界，变成了一个地区的问题。在南方共同市场和美洲国家组织内部正在发生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也面临着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干涉将变成世界上主要的大国之间一个摩擦点。

　　在华盛顿对尼科拉斯·马杜罗总统实施制裁之后，美国的做法升级了，上个月美国对委内瑞拉13名高级官员制裁是对委内瑞拉举行制宪大会选举的回答。上周二西半球17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们—包括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会上14个国家的外长揭露在委内瑞拉的“独裁”(秘鲁外长理卡多·卢纳的说法)，作为对特朗普讲话的回应。

　　事实上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对四个拉美国家—哥伦比亚、阿根廷、智利和巴拿马—的访问时委内瑞拉的问题在其议程当中。

　　存在分歧

　　根据美国分析人士的说法，新的美国内阁负责人约翰·克里星期五没有出现在特朗普的高尔夫俱乐部，那是特朗普提出对委内瑞拉的回答的关键地点。克里曾是在迈阿密的美军南方司令部的负责人，尽管其他人认为是他阻止对委内瑞拉施加更多的“制裁”，同时还存与委内瑞拉有交易的美国企业的压力。议员们(4名在州里有炼油厂的共和党参议员)和其他的企业家警告特朗普，中止委内瑞拉石油的进口将导致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估计约500家美国的企业在委内瑞拉有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石油部门)。至今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没有实施制裁，委内瑞拉每天向美国提供74万桶石油。

　　事实上，当克里被任命为内阁的负责人的时候，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此人是美国新总统对委内瑞拉和古巴的政策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评论说，特朗普现在有“我认为非常理解委内瑞拉的某个人，或者说政府里有任何比其他人更好的人”。鲁比奥是委内瑞拉反对派最暴烈的团体的操纵者、推动者和提供资金的人。(作者阿尔瓦罗·维尔西·兰赫尔是委内瑞拉社会学家，通信与民主观察机构的共同负责人，拉丁美洲战略分析中心的合作研究员)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8月14日西班牙《起义报》)

　　链接三：拉媒：帝国对拉丁美洲的攻势与人民的抵抗

　　罗伯托·雷加拉多  魏文编译

　　美国帝国主义和它的腐败圈子对本地区的干涉政策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感谢萨尔瓦多声援古巴运动、古巴与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和古巴驻萨尔瓦多使馆邀请我参加第二届中美洲声援古巴大会，提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帝国的攻势和人民的抵抗”这个问题。

　　从欧洲的征服与殖民化起，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人民和国家面对外国的统治，先是殖民主义的统治，后是新殖民主义的统治，最后是帝国主义的统治。美国从1776年宣布独立的同一时间起，为了成为统治大陆的强国就在加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采用了相互补充的机制：

　　主要的和最陈旧的机制首次是在1777年采用的，目的是为了呑并法属路易斯安那，威胁和使用武力，特别是实施单边的武力行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历史充斥着美国反对它的这些行动。

　　另外的机制始于19世纪末美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时期，建设一个统治大陆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将它的霸权强加于人，也就是说，使被统治的国家和人民接受统治他们的大国的利益、价值和意识形态，将其当作自己的东西。

　　美国帝国主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我认为不可能达到—只是做到完美地调整这两个互相补充的统治机制。换句话说，制造一把“钳子”，它的两臂是武力和霸权，束缚住次大陆。我们在委内瑞拉难道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吗?那里内部的不稳定(用武力)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干涉(地区的霸权)互相补充和支持。

　　存在五个时期使美国认为有最好的条件实现将这两种统治的机制综合在一起：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末，当时它制造的第一个威胁是建设所谓的“泛美体系”，1889—1890年举行了第一届美洲共和国国际会议，1891年举行美洲共和国泛美会议。结果这是一个不成熟和受到挫折的意图，因为英国作为在南美洲殖民主义统治的大国有其分量。

　　第二个时期是由于1929-1933年的大萧条破坏了在南美洲的英国新殖民主义帝国。这是另一个不成熟和受到挫折的意图，虽然大陆以外的帝国主义竞争消失了，美国还缺乏足够的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去战胜拉丁美洲对屈从于它的统治的拒绝。

　　第三个时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受到触动和实力强大的国家出现的时期。它与英国一起搅动“冷战”的爆发，美国政府利用“冷战”作为施加压力的机制，以便完成泛美体系的建设，它的核心就是1948年成立的美洲国家组织(OEA)。这里有一个差别，这是第三个受到挫折的意图，但不是不成熟，因为美国已经有条件这样做。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的胜利和随后开始一场民众斗争延续30年的新阶段挫败了美国的意图。

　　第四个时期是欧洲社会主义集团的垮台和战后世界两极结束创造的时机。美国帝国主义认为革命的、左派的和进步的力量已经被完全彻底打败，不论是在世界上还是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特别是在1989年美国帝国主义开始重组它的大陆统治制度，使之整体上重新具有生命力，依靠三个支柱支撑：政治的支柱是移植“新自由主义的民主”，服从于跨国的强加、控制和对“违犯者”进行制裁的跨国机制。这些机制是美洲国家组织，经过重组和为了这种效果重新提出;经济支柱在于企图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ALCA)，很快被打败了，伴随着签署双边的和次地区的自由贸易条约，这个实现了;军事的支柱—它的第一个概念也被打败，即建立一支类似于联合国蓝灰部队的军事队伍—在于通过开设军事基地和重建第四舰队增加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

　　第四个意图是捏紧“钳子”也落空了，因为出现了民众斗争的新高潮，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历史上左派和进步的力量第一次占领国家权力机构的空间，包括在很多国家行使行政权力。

　　在前苏联垮台后不到十年发生这些事情如何解释呢?请注意前苏联的停滞发生在1991年，在1998年12月6日(6年11个月零9天以后)，在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赢得了他的第一次总统选举。由于这次胜利，打开了左派和进步政府选举和连选的链条，但是，2015年底在阿根廷由于胜利阵线的总统候选人在选举中的失败，这个链条被中断。这些胜利有四个因素：民众斗争的历史积累，尤其是从古巴革命胜利起，没有任何模式可能作为苏联经验失败的结果而消失;对传统的暴力统治方法的拒绝，迫使帝国主义和当地的寡头采取更加中等和世故的统治方式;民众运动和左派与进步的政治力量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社会和政治的积累;广大社会阶层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和对政府惩罚性的投票。

　　第五个意图是在当前的时期捏紧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统治的“钳子”，美国帝国主义和当地的寡头实施制造不稳定的战略，旨在打败左派和进步的政府，这些政府有过成功，也遭受失败。谈到这个战略我们可以参阅安娜·埃斯特·塞塞尼亚博士提出的“完整光谱的战争”和“完整光谱的统治”的概念，她将其称为“完整光谱的不稳定”。

　　有三个问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第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制度与左派和进步的政府的计划和进程的对抗;第二个是美国帝国主义对本地区的政策目标和这项政策处在封闭中的恶性循环;第三个是必须以自我批评评估我们的计划、进程、政治力量和政府的强势与弱点。

　　关于第一个问题，现有制度和我们的目标之间的对抗，我重申人们熟知的想法，即自由主义的民主是是一个统治和服从于资产阶级行使权力的制度。格拉姆西很准确地看到有组织的民众力量能够和应当在民主的内部打开空间，利用这些空间消除对统治阶级的让步。在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中间，格拉姆西的这个思想被付诸实践，我们从由左派和进步力量统治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从90年代末以来发生的事情可以得到证实。但是这并不否认资产阶级的民主没有被理解，以便建立自己对国家权力的控制而是避免它的事实，也不是说它没有效，当这种情况由于特定的力量对比而发生的时候，这个制度的职能是从它们占领的机构的空间将这些力量赶走。这种情况类似于人们为了包围、削弱、消灭和赶走进入他们的机体的病毒和微生物而产生抗体。这就是制度用“完整光谱的不稳定”反对我们的政府所做的事情。

　　我们应当明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据此采取行动。从1999年到2009年地区的倾向曾有利于选举左派的和进步的政府，但是从2009年形势对它们不利，特别是从2014年起。这种负面的倾向将不会自己以没有把握的方式扭转。当然我们的政府将斗争到最后一刻，为了不让他们赶走我们，在我们被驱赶的地方，我们将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斗争以便恢复权力。但是保卫或恢复政府必须有一个更大的地平线：必须有一项革命的社会变革计划的支持。

　　我们想象卢拉(巴西前总统)将打败给他判刑、将他关进监狱和剥夺他的政治权利的司法阴谋，赢得巴西下届总统选举：面对同一个参议院、众议院，同一个司法制度、同样的推翻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和给自己定罪的实际权力，卢拉能够进行统治吗?不，不可能回到2002年10月27日卢拉赢得巴西总统选举时的形势。现在已经不是同样的巴西，同样的工党和同样的卢拉本人。我们不能向后看和走路，我们必须向前看和往前走。为了向未来前进，我们从过去吸取积极的和消极的经验。

　　卢拉对已经发生的变化的回答也应当是我们的回答，不能将我们限制在选举的领域：回答是建设领导权和民众的权力，在今天统治的心脏向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前进。建设这个新的社会制度有多快或慢的决定不是实施一种准确的科学的结果。不可避免将是一项主观的决定，对此会有不同的观点，其中许多是矛盾的以至相互间对立的。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决定，会有错误，这是不能回避的。

　　最近几年在力量对比中发生的负面变革中两个主要的教训也许是：国家权力的空间不论多么牢固和持久，表现出来都是脆弱的和暂时的，如果不坚持一种现实和有效的领导权和民众政权建设的话;事实是在我们认为从政府方面正在建设领导权和民众的权力和实际上建设权力之间存在一种深不可测和悲剧性的差别。这不能“从上往下”去做，而是一种通畅的建设性的相互作用，首要和主要的方法只能是“从下往上”进行。

　　如果我们相信在政治变革最深刻和包容的进程—如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与厄瓜多尔的政治变革—与不打破现状的改革进程—比如洪都拉斯、巴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的改革进程--之间在反对制度的冲击时存在重大的差别，生活表明统治制度的回弹是反对这两种进程的，它们都是关闭民主空间因而实现将其赶出已经占有的空间可能的目标潜在的牺牲品。

　　关于第二个问题，帝国主义对本地区的政策和它的恶性循环，美国帝国主义在它存在的时候没有停止过也将不会停止创造力量，试图封闭它统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人民的“钳子”，但是今天这把“钳子”几乎与80年代和90年代初末强加的意图遭到失败一样。这意味着它的对抗性矛盾的加剧使其不可能设计和实施一项对本地区新的政策。它追求的东西是退回到“历史的钟表”：

　　首先，在新自由主义的政府被打败和被左派的和进步的政府取代的国家重新建立新自由主义“纯粹和强硬”的政府，此外，加强已经存在的新自由主义的政府。

　　其次，破坏本地区协商一致、合作和一体化的机制，如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人民贸易条约、南美洲国家联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加强大陆政治和经济统治的机制，采用特朗普总统更加不公正的语言。

　　第三，继续扩大和加强美国在本地区直接的军事存在，扩大到那些它做到打败或挫败左派和进步的政府的国家，这些国家曾经阻止或结束美国在本国的军事存在。

　　像马克里和特梅尔这样的人物可能利用拉美和加勒比社会的阶层短暂的记忆，它们忘记了“纯粹和强硬”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带来的后果，没有从影响它们的社会经济问题得到恢复，那并不是左派和进步政府的过错。在所有的情况下，它们不具备的是对扭转五个多世纪的统治和剥削有利的力量对比，在80和90年代因为新自由主义重组的极端加剧了统治和剥削，当它们当政时真相浮出水面，这些阶层麻木的社会和政治觉悟重新活跃。

　　关于第三个问题，需要对我们的计划、进程、政治力量和政府的强势与弱点进行自我批评的评估，这是“完整光谱”的不稳定削弱我们的前提的产物，当它利用我们所犯的错误时，我们有所有的条件打败它，当我们在组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作中是严格的和有效的时候，当我们与人民的关系是通畅、互动、建设性、尊重的、诚心的和透明的时候，我们就具备所有的条件打败它。

　　从20年前对左派和进步政府的选举做出贡献的四个因素中，我们排除第二个因素，因为帝国主义意识到它统治镇压和暴力的公开手段和方法遭到了普遍拒绝，用“新型的”政变取代了皮诺切特风格的政变，其特点是“完整光谱”的不稳定。

　　有利于左派和进步的政府占领机构空间的重要因素是它们的历史积累。其中所有这些力量和每一个需要做的是关键的自我批评的评估：在这20年里它们实现了很多社会和政治上的积累，也放弃了很多积累。民众运动遭受的错位与此有不可分的关系。巴西工党的领导人瓦尔特·波马尔分析了卢拉政府和迪尔玛政府的经历，他解释说这些运动为了反对国家的斗争而诞生，在历史上已经习惯如此，当左派和进步力量占领国家的时候，它们可能成为“紊乱和冬眠的猎物”，除非它们不发挥一种主角的作用，在社会变革或改革的进程中与这些力量肩并肩战斗。

　　最后，广泛的社会阶层的惩罚性投票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和政府的抵抗是决定性的。正是这些记性短暂的阶层成为“完整的光谱”不稳定的“人质”，倾向于靠虚假承诺和选举的市场技术获胜的人，如同2015年在阿根廷的总统选举、同年委内瑞拉的议会选举以及2016年玻利维亚为了埃沃·莫拉莱斯总统第三次连选举行公民投票时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

　　形势是很严重的。我们可能获胜或是失败。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为了获胜，首要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采取辩解和人们喜欢的立场可能导致我们直接失败。我们不能仅限于揭露我们的敌人。当然必须揭露敌人，但这还不够。我们的敌人正在行使他们的职能，就是保卫帝国主义和本地的寡头的利益。难道我们想他们会让人夺去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吗?或是将通过和平抑或合法的手段为恢复这些权力而斗争?

　　切·格瓦拉(今年是他被杀害50周年)在1963年出版的《游击战争：一种方法》一书中表达了他有幻觉的智力：“寡头撕破了它自己的合同，它自己‘民主’的外表，攻击人民，尽管它总是试图利用上层建筑的方法，为压迫进行培训。”

　　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左派今天是否有条件以所需要的迅速和深刻建设不可缺少的领导权和民众的权力，以便打破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在自己的以及地区建设中必须取代它的社会制度。我不知道是否在所有他们统治过或继续统治的所有国家有条件这样做。在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有条件打败 “完整光谱”的不稳定。在那些不能这样做的国家，帝国统治的“钳子”将会捏紧，镇压、剥削和社会矛盾将会加剧，迟早将出现新的力量和新的左派领导人，开辟一个解放斗争的新阶段，如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与他一起攻打蒙卡塔兵营时所做的那样，如同乌戈·查韦斯和玻利瓦尔运动200的爱国军人当时所做的那样。

　　我们献身的有利于人民的社会变革的进程取决于我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革命者，我们各自的政党、组织和政治运动，我们将打败帝国正在开展的攻势，或是需要等待未来几代的战士们去开展他们自己的变革进程。

　　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去做，以便我们取得的进展不会失去很多，以便取代我们的未来几代的革命者不必重新开始，不必重新走我们走过的道路，不必积累我们已经积累的东西，以便在我们建设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实现今天似乎是我们遥远的梦想的高级目标。我们唯一的道路是菲德尔在非常不利的形势下为古巴人民设计的道路：将挫折变成胜利。(作者罗伯托·雷加拉多是哲学博士和新闻学硕士，古巴全国作家和艺术家联盟社会历史文学部的成员，沙菲克·安达尔研究所和萨尔瓦多研究中心顾问)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7月31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