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2049年，中国经济总量将3倍于美国

　　导读：李稻葵在《人民公开课》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李稻葵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预期是高于目前的增长速度的。到了2049年，中国将达到美国人均GDP的75%，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3倍。

　　核心内容：

　　中国经济在2017年可能会面临三大硬仗：

　　第一仗是必须打赢的，绝对不能输，如果输的话，中国经济将倒退20年。第一仗是什么?就是要保持资金不外流和汇率稳定。

　　第二场仗是口水仗，是舆论仗，是媒体仗，就是时刻准备应对贸易大战。

　　第一场仗是短仗，第二场仗是舆论仗，第三场仗才是持久战，也是最为根本的。

　　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

　　中国经济的学术界，关于经济发展前景，好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子议论纷纷，观点截然不同。

　　比较占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逐步下滑，很多人讲这个观点。

　　很多人又认为，中国经济结构没发生什么变化，结构调整实际上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作用，这是比较主流的观点。当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第三个比较主流的观点是：由于长期的增长潜力在下滑，所以，短期增速的下滑应该乐见其成，乐见其降，不要着急。既然它长期增速是下降的，那么我们要顺应这个潮流，我们不要做一些政策方面的调整，包括深化改革也没必要真搞。

　　我的观点主要有四点。

　　第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有时候甚至于称之为“中国经济静悄悄的革命”，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必须证实这一点。而这个变化主要的根据或者原因，是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一个有机的过程，并不是某一项政策特别发力，特别有功效，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增长是一个有机的过程，一个新的经济结构已经形成了。因为顺应这一过程，我们深化改革的一些措施才奏效了。

　　第二，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预期是高于目前的增长速度的。增长潜力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经济的设计时速，就是说，如果你按汽车或者飞机等交通运输工具来比喻的话，中国经济的设计时速还是很高的。只不过现在碰到了一些问题，它的潜能短期还没有发挥出来。

　　第三，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比较复杂的变化。这个要客观面对，确实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比之于10年前，现在复杂得多，甚至于可以说，严峻得多。经济增长的国际条件，比10年前难了。所以，深化改革是必需的。

　　第四，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特别是三大领域的改革，必须加快。这是目前改革的关键之关键。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变化

　　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经济体的消费和投资比重发生了变化。经过研究发现，经济结构调整的拐点已经出现。

　　1.消费和投资比重变化

　　国家统计局所统计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是在2010年开始上升的，最低点是36%，目前算出来是38%。2010年出现拐点。比它高一点的是什么呢?是零售。零售是2007年开始上升的。根据我们的测算，2015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6%了。

　　首先，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什么重要?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结构性指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既是消费的过程，也是投资的过程。中国经济过去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格局，就是100元的产出，100元的GDP里面，大概只有50元是消费，这个消费既包括政府消费，也包括居民消费。剩下52元去哪了呢?我们用过去的话来说是积累了，或者投资了。

　　这个投资有两个渠道：一是投资在国内了，过去我们是45%的GDP投资在国内了，形成了资本;二是5%的GDP投资在国外了，产品交给了外国人，我们获得了外国人发行的货币。我们长期以来是贸易顺差，大概占GDP的5%，最高的时候占8.8%。贸易顺差的本质，在经济学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的老百姓舍不得花钱，舍不得买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过剩了，卖到外国去了。国外的人也不是凭空占用我们的商品，他给了我们钞票。我们拿到这个钞票，就买了它的金融产品，买了美国、日本的国债券。

　　买了美国的政府债券，过去50%以上是积累了。这里面的第一个不合理性是什么呢?第一个不合理性是，虽然我们工作得很辛苦，但我们真正的消费仅仅占到GDP的50%不到。

　　过去，剩下50%多投资于高速公路，投资于高铁，投资于各种各样的厂房，而大量投资可能至少能够经营20年、30年，包括我们建的中央电视台这个楼。国家大剧院，这都是至少可以用几十年的。所以，过去我们的玩法是什么呢?我们工作很辛苦，可是自己消费很少，积累很多。这部分积累的东西给谁了呢?给了各位年轻人了。我们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钱，建了中央电视台高塔，建了水立方，建了鸟巢，你们可以用，你们以后可以带着孩子去那儿玩，而且不光你们，你们的后代也可以用。那么，后代还没出生，究竟是他们的日子过得好，还是咱们日子过得好?一般来讲，肯定是他们过得好。技术进步那么快，生命工程不断发展。

　　所以，就产生了代际的不平等。人和人不平等是有很多类的，既有你和我的收入不一样的不平等，也有我们和外国人收入不一样的不平等，更有我们和孙子们的效用水平、福利水平不一致，这也是不平等。还会变成这么一个趋势，我们过分勤劳，我们过分储蓄，而我们留给孩子们、儿孙们太多东西，让他们享受生活，这不平等。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过去那样拼命投资，我们的儿孙们其实还不领情。等我们老了，再过三四十年，儿孙们说，你看你们这些人，当时早该休息不休息，现在这么早你就累中风了，你们当时悠着点儿不行吗?而且，你看看你们当时玩命修的那个中央电视台，放在我们今天看，那建筑也不好看，让我们给你设计不好吗?你还把资源用光了，把空气搞糟了，我们还得治理——所以他们还不领情。这就叫没有贯彻科学发展观。

　　要我说，我们这代人和没有出生的孙子们、重孙子们之间的对话——这就叫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没有贯彻的一个表现，就是消费太低，投资太多。

　　是不是说不要投资呢?当然不是，我还不至于傻到连投资拉动都不懂，问题在于你这个投资结构不合理。所以，深化改革，是要调整投资结构。

　　但是，经过我们的计算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在2007年以后发生了逆转，最高46%。

　　我们用零售数据做基础。零售数据不会撒谎，我把零售数据拿来，我们缴的教育费用，把服务类的费用搁进去，把零售中间企业的机构的集团采购拎出去，这是我们算出来的居民消费比重——46%，而且从2007年开始逆转。

　　46%是怎么一个数据呢?还不算高，多少是正常呢?粗粗算来，65%左右比较正常。至少60%比较正常。美国75%了，太高了，它的储蓄不够。储蓄不够，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得靠借别人的钱。

　　刚刚我说我们有45%的GDP，几年前投资在国内，形成了高铁，形成了中央电视台的楼，我们还有5%是借给了外国人，外国人给了我们美元，我们拿了美元去买了什么?买了美国的国债券，买了日本的债券，买了英国的英镑国债券。可是，几年以后突然发现，这帮国债券很多不靠谱，很多时候价格会跌，会闹金融危机，所以，我们上当了，那几年我们确实吃亏了。

　　美国人调侃说我们也出口啊，我们不是不出口，我们出口的是债券，你们出口的是产品，我们用债券跟你换产品，你们是心甘，我们是理得啊。而且美国人还有一个说法也不靠谱，说你看看我们把国债券卖给你，我们相当于给你提供了一个保险保单。平时世界经济平稳的时候，我们的国债券不值钱，利率很低，这个不值钱。但是，一旦世界经济发生波动，一旦发生像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个时候美国的国债券就俏了。的确，那个时候国债券价格猛涨，你看看，你们买赚了吧，金融危机的时候你们手持的美国国债券，价格不仅不降，而且涨，相当于我给你买了一个交通意外保险。你出事故了，我给你赔偿，你把我的国债券一卖你就赚钱了。明明自己要借钱，还说我给你卖了一个保险，这就是国际政治的问题，是世界结构治理问题。

　　2007年开始，我们的消费水平开始上升了，我估计这个态势将延续，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到2020年，“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消费占GDP的比重能够达到50%。那就不错了，比过去48%好多了。

　　搞社会科学的通常第一要问是什么，第二问为什么。那大家就问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老百姓开始获得收入了，收入增长，消费开始上升了。

　　什么是劳动收入呢?工资、奖金，这是我们的劳动收入。GDP，一年的产出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剖析。有一个角度是收入法，整个GDP是三家分的，GDP按收入法说，产出了产品，就必须卖，一卖就有人付钱，就有人获得收入。所谓三家分，是哪三家呢?第一，资本所有者，包括土地所有者。第二，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工阶层，挣工资的人。第三，政府。从1996年开始，我们国家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步下降，降到最低的时候是2007年，降到了42%。劳动收入，包括工资和奖金，虽然在增长，但跟不上GDP增长，这是一个比例，不是绝对数字。到了2007年拐点出现了，上升了，这是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实在国内外是怎样的呢?在经济发达国家，英国、美国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对稳定。一般在70%到75%，就是每1元的GDP，七角到七角五是归劳动所得，剩下的是政府和资本所得。我们国家则不同，我们国家很长一个时期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是42%，从2007年开始逐步上升，现在实际上已经过了50%了。

　　这个数字为什么重要?回顾下世界经济史，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突然发生什么情况了呢?发现机器很重要。于是蒸汽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纺织机械出现了，人们争相投资机器，机器一下子牛了，你拥有机器，你就是老大。那么，谁倒霉呢?农民倒霉。那个时候，因为农民多啊。这样便发生了圈地运动，资本家把这个地给拿过去建工厂，农民就被迫成为雇佣工人。到了1890年时，英国的这个比重，就是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几乎降到了历史最低点，50%以下。

　　那个时候，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当时恩格斯讲，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极端危机，工人的收入上不去。马克思当时在《资本论》里也讲了这个事情。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基本观察和前提是什么呢?是劳动力非常充足，不仅英国和欧洲大陆有充足的劳动力，在非洲，在殖民地也有充足的劳动力，劳动力不值钱。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式语言就是，劳动大军，失业大军，不断地扩张。怎么办?马克思说了，失业大军非常大，所以工资上不去。马克思用的是生存工资。请注意：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可不能抽象地讲，一定要历史地、联系实际地讲。

　　什么叫生存工资?生存工资就是保证工人不死，不仅工人不死，而且还能够生孩子，还能产生新的下一代的工人，这叫生存工资。所以，工人拿的是生存工资，而机器越来越多，机器多了以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效率就越来越高，因此，这个利润就越来越高。总产出和工人生存工资之差，叫剩余价值。于是，剩余价值就上升了。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不断投资，但是又发现一个问题，产出越来越多，工人的生存工资上不去，没人买，产能过剩，怎么办?那就强制淘汰。淘汰落后产能。怎么淘汰呢?英国当时没那么强大的政府，人家是靠经济危机，运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强制性来淘汰落后产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用吗？当然有用。咱们今天实施的“三降一去一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能解释清楚。可是，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1890年之后，恩格斯去世了，恩格斯去世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上议院的贵族自己也发现问题了。他们发现当工人很穷的时候，社会就会发生不和谐，就要搞阶级斗争了——所以，上议院自己组织了大量的人员进行社会调查，写了很多报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保证英国社会不造反，保持社会基本和谐，就必须提高工人待遇。因此，英国那时候就来了一场改良运动，提出了劳动保护法、社会福利法、基本住房法，大幅度地提高工人的基本待遇，以缓和阶级矛盾。这就是英国的情况。所以，经过了多年的演变，英国和美国的劳动收入稳定了。

　　就劳动与资本占比来说，我们过去反而是下降的，但是到2007年出现拐点了。为什么2007年会出现拐点?主要是消费出现了拐点，消费产生拐点的原因是劳动收入提高了。因为大部分消费者是靠劳动收入获得消费能力的，大部分不是资本所得。2007年开始，劳动所得往上走了，工资上升了，因此，老百姓敢于消费了。为什么消费上去了?是因为劳动收入上去了;为什么劳动收入上去了?原因很简单，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问题，出现转折了。从2007年开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殆尽，所谓的农民工或者外来工越来越少了，相对而言，就是进城的外来工越来越少了。城里的企业，包括餐馆，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抢工人，于是出现了新情况，就是农民务农的收入加上打工的收入两项之和的增速，超过了城里人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速。

　　这个逻辑是一环扣一环，消费出现了拐点，原因是劳动收入出现了拐点。劳动收入出现了拐点，也并不是说劳动合同法一出台就如何了。劳动合同法是2008年实行的，不能把这个事情归结为劳动合同法。拐点是2007年开始，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逆转，劳动力相对短缺了，劳动力和资本拥有者谈判能力提高了，这也不是说经济学良心发现了。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市场经济它是不讲道德的。有人要请个保姆，也许愿意多付点工资，这可能是出于个人的好心肠。但是，在市场上，平均说来，东家愿意花多少钱雇一个保姆，那是由大量的家庭和保姆谈判出来的，不是由你的好心肠决定的。劳动力稀缺，坏事变了好事，这是辩证法，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2006年，我写了这一篇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上。当时我们就预测，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很快出现拐点。为什么我们预测是准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历史规律，我们分析了大量国际数据。国际上的历史规律是这样的：经济发展初期，资本牛，资本短缺。经济发展中后期，劳动力牛，劳动力短缺;资本和劳动力谈判关系会改变。谈判关系一改变，工资会升，工资一升，劳动收入会升，劳动收入一升，消费上去。这是基本逻辑。这和马克思的说法是一致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延伸。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是有用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切实、准确地解释经济发展，而不是随便搬弄几个教条。

　　2. 产品结构变化

　　跟这个经济结构变化相关的是，我们的产品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由于我们的消费在提升，这一定会是各种各样的消费都在上升，有高端的消费，也有低端的消费，出国旅游一年1.2亿人次，有人在国内旅游，有人要出国旅游去买外国的产品，所以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总结性的、非常长的讲话。他指出，我们现在的消费，是从过去排浪式的、运动式的消费变成了一个多元化、多极化消费，各种消费都有，这就是当前的一个格局。

　　跟这个相关的还有什么结构调整呢?观察中国经济，我们突然发现，国际上的产品变便宜了，我们自己的东西却变贵了。煤，我们突然发现国际上的煤好便宜，从南非、津巴布韦把煤运过来，那个煤质量又好，热值又高，污染又少，价格还比国内便宜。反正这个煤，从海上运输，漂两个月运过来，运到上海，运到江苏，运到山东，运到沿海都可以。山西挖出来的煤还得运，要运到东部发电，因为国家的能源消费大户主要在东部。现在这个内部结构不平衡发生逆转了，黑龙江资源行业不景气了，山西煤炭业不景气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大格局发生变化了，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现在被“一带一路”给纠正了。为什么格局发生变化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工资上去了，工资上去之后，挖煤工人的工资要提高。

　　再有，工资高了以后，老百姓消费上去了，消费上去以后，还有什么后果呢?对环境要求高了，日子过得好了。工资上去以后，还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每小时的闲暇时间更值钱了。闲暇时间又是什么?你回家犯傻，那就是闲暇。

　　犯傻是好事啊，发呆也是好事;闲暇是一门学问，发呆也是一种休闲。有闲那就是有本事，有本事往那一坐，呆坐一小时，啥都不想，这就是修炼。但你这个修炼的成本就是工资。工资越高，大家越珍惜闲暇时间。外国人就讲度假，人家老开我们玩笑，说你们中国人度假，一下飞机就忙活照相，一住旅馆就问哪有WIFI，上网，发朋友圈，照个相就回家了。外国人度假可不是这样的。外国人放假就到一个沙滩上，拿个椅子往那一待，犯傻，一天回来啥都不想，喝个啤酒，回家了，这就是度假，什么照片都没有。人家的度假和咱们理解的不一样，他有钱了，他不稀罕照相了，他不稀罕上网了。

　　由于收入提高了，工资提高了，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生命更加值钱了，我们对闲暇时间更珍惜了，我们对环境更珍惜了。我们好不容易有点闲暇时间，跑出去一看雾霾天，心情不好了，老百姓的抱怨更多了，但这也是好事啊。坦率地讲，我们小时候的空气不比现在的好，真的，只是我们当时不懂PM2.5，那时候马路上的汽车的尾气，都是汽油味的，味很重的。确实是这样的，只不过当时我们没环保概念。

　　说到这儿，我说一个与雾霾相关的话题。为什么北京雾霾这么严重?我们都知道，其实不能首先怪机动车，坦率地讲，首先就是我们周边的这些冶金行业、冶炼行业，有3亿吨的生产能力啊，而且，我们国家用煤搞冶炼造成的污染，远远超过发电的污染。那你说不炼钢?不是的，是炼的方式要变，要改。炼钢的污染程度可高可低，如果用好的原材料，用好的技术，污染程度可以降得非常低。举个例子，德国蒂森克虏伯今天还在炼钢，是德国的“母亲河”，德国人称呼的“父亲河”，莱茵河畔炼钢，是在鲁尔工业区炼钢。德国人还在炼钢，但污染量却很低。我去看了一下，他们的炼钢技术能够做到它的降尘量是机动车平时在马路上走的1/2，比机动车的扬尘还低，因为他们技术好，又用好的原材料。所以我想我们国家的钢铁行业今后还是要发展，只不过应该调整，应该把内地高污染的用不太好的原材料进行炼钢的钢厂都关掉，应该搬到沿海去，最好弄到岛上去，海风一吹，扩散很快。用最好的铁矿石，用最好的煤，甚至直接进口焦炭，在沿海学蒂森克虏伯技术来炼钢，如果这样干的话，产能就更新了。我算过一笔账，我们现在是12亿吨的生产能力，如果我们每年改造1亿吨的生产能力，能够拉动GDP的0.8%。也就是说GDP投资，通过产能的更新，每年能拉动0.8%。

　　深化改革这是人民的要求，发展使人民有了新期待，结构调整，这是大势所趋。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有这个需求?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的工资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对环境的要求更高了，所以我们的产业必须进行结构调整。今后钢铁还是需要的，但是钢铁要搬到消散条件好的沿海地方去。我们传统的钢铁行业是怎么建的呢?往往是哪里有钢铁矿，就在哪里建。所以，这也是一个结构调整，而且正在发生。

　　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是最大的结构调整，中国带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结构调整。

　　3. 粮食和经济作物收购价格变化

　　再说一个结构调整，就是粮食和经济作物。

　　我们国家的粮食价格是倒挂的。我们政府对农民生产的玉米的收购价格，现在下调了。因为它比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还高啊。我们的政府用比较高的价格，去收购农民的粮食，包括玉米，然后把它存起来，堆起来。但是，我们这些使用玉米的工厂又不愿意用，因为你的玉米质量不如国外好，价格还高。存在那个地方，1000亿元人民币。我们的棉花也一样，也存了1000亿元人民币的棉花，买农民的棉花，高价买过来存起来。这个棉花不如进口的好，不如埃及的好，价格还贵。强迫我们的棉纺厂用国产的棉花，国产棉花是“粗粮”，质量不高，棉纺厂吃的是“粗粮”，产出来的棉布肯定质量不行。所以，这两年，我们的棉纺产业就竟争不过印度了，印度人用的都是进口的棉花，人家没这个限制。所以，这也是结构调整要过的一关。

　　那为什么国家非要高价收购棉花、玉米呢?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给农民提供点利益，让农民的收入提高一点。第二个原因是担心如果我们以后不生产棉花了，不生产玉米了，万一国外给我们封锁一下，怎么办?经济学界的争论非常多，政策界的讨论也不少。我的观点是，我同意国家经济安全很重要，粮食、棉花都得要。但是，你没必要搞这么多。18亿亩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只要守住，一旦西方国家在极端情况下真的给我们搞粮食或者棉花封锁的话，我们用4个月，顶多半年，就能生产出来，这就可以了，你有18亿亩耕地，但关键是耕地有效益，不能种的棉花不好用，不能广种薄收。毛主席说，好行小惠，不知其可也。农民收入的提高，最终要靠农业产业化、现代化，靠给小惠，不解决根本问题。

　　我小时候是在湖南农村长大的，知道水稻技术如果好好开发一下，半年肯定长出来了。快的话，三个月能长出来。只要把水利搞好了。虽然那个水稻长得快，不好吃，但是至少不挨饿。所以，我呼吁我们的思路要变，现在的问题是小农经济，农业效益太低，这个产业质量不行。

　　所以，只要坚持开放，现在办法多了去了。这恐怕不是以前世界上两大“霸权”美苏联合封锁我们，从陆地到海洋把我们封得死死的，那个压力太大了。我们的毛主席、邓小平同志，最伟大的功绩是把这个封锁给彻底打破了。如果我们不坚持开放，毛泽东主席、邓小平同志就白干了。有了毛泽东主席、邓小平同志建立的这个基础，谁也不能再封锁我们了。这个问题在现实中解决了，但在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没有彻底解决，所以，这些事得慢慢地呼吁，自信心得一点一点找，逐步逐步降，放下步子慢慢找。改革开放，也是打出来的，邓小平同志也讲要有所作为。

　　所以我说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开始。宏观地讲是消费，中观地说，粮食、棉花、铁矿石、钢铁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不同意一些同行所讲的经济结构没变化的观点，视野要放开一点，经济结构已经变化了。

　　4. 贸易顺差变化

　　经济结构变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国家的贸易顺差已经大幅度下降了。贸易顺差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国家每年卖给国外一些产品，我们也进口国外一些产品，我们也进口好莱坞大片，也有国人去海外旅游、采购。总的来讲，我们卖给外国人的产品，多于我们买外国人的产品，这叫贸易顺差。最高时是2007年，我们的贸易顺差占到了10%以上。那个时候，10元的GDP，有1元是卖给外国人的，是靠外国人购买的。但这是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个数字不断下降。为什么下降?跟我刚刚说的完全一致。因为中国人自身的消费能力上去了，中国老百姓的工资上去了，在中国生产东西贵了。

　　因为中国消费上去了，所以，我们开始进口外国东西了。我们发现进口外国产品很便宜，我们买得起了，消费得起了。至于出口，我们发现我们的东西价格变贵了，现在是越南人向我们出口了，这就是贸易顺差下降。这是好事。我们从十点几，最近几年2%多一点，到4%以下。2015年上升了一点。为什么?2015年大宗产品价格低，铁矿石价格低，石油价格低，省了我们很多钱。我们的消费能力上去后的后果，就是现在我们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已经大幅度降低了。

　　过去我们的出口占GDP的比例是35%，最高的时候是2007年，现在已降到22%左右。过去我们出口拉动GDP，最多时候2%多，这几年明显下去了。2014年是1%都不到，2016年更是下降，出口对GDP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因为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要对我们打贸易战的威胁是吓不倒我们的。因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已不是2007年时候了，我们的对外依存度下降多了。我们要有这个底气，我们现在是世界上大量东西的最大消费者，是进口大户。

　　我讲一个例子。美国通用汽车厂主要的利润来源于中国，美国通用汽车厂的旗舰产品叫什么?叫凯迪拉克。凯迪拉克是通用汽车产品线里面最高端的。凯迪拉克全球销量的30%是在中国，而且增速很快。再过3年，按这个态势发展，凯迪拉克全球销量的50%会在中国，而且它卖得很便宜，比我们合资的车还便宜。咱们私下说，如果特朗普真的打我们的贸易战，那行啊，我就抓凯迪拉克打，说凯迪拉克倾销，这么便宜卖给我们。所以，我讲这个道理是说，特朗普不可怕，他是买卖人，他知道真跟我们打贸易战会有什么后果。这个里面的道理可以讲很多。用一句话总结，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了变化，我们深化改革，是有基础的。

　　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增长潜力

　　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到第二个百年，中国经济会是怎么样的呢?同学们最关心的是这个事。到第二个百年你们正当年，大约55岁，是我们这个年龄。到2049年、2050年，中国会怎么样?主流观点持悲观论，认为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增长潜力会不断下降，目前是6.7%，再过10年会降到6%以下。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人口红利消失了，意思是说，我们的年轻人少了，老年人多了，老年人需要年轻人抚养，干活的少了，吃劳保的多了。这个观点我不同意。第二个理由是历史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1万美元的时候，增长速度就会下降。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对这两个观点我都不同意，我给大家讨论分析一下。

　　为什么人口红利这个事不能这么讲呢?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现在是在赶超阶段，增长主要是靠技术进步。我们在学习新技术，依靠技术进步。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增长，主要是靠引进新技术。怎么引进新技术?主要是搞设备，我们投资于设备，投资于厂房，新设备、新厂房带来新技术，技术和设备是混在一块的。未来增长也是靠这个，但侧重于我们自主研发的技术。我认为，人口从来就不是我们最主要的增长动力。至少人口数量不是，知识水平才是。第二个原因，中国经济目前的短板，不是说供给跟不上，不是说劳动力少了，不是我们生产能力跟不上，而是需求短板。产能过多之后，老百姓消化不了，刚刚我说的玉米和棉花的例子，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讲人口红利，为时过早。

　　至于第二个说法，人均GDP达到1.1万美元之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这个观点也经不起推敲。为什么?那是历史上的，三四十年、四五十年前的那些国家，人均GDP到了1.1万美元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历史上的人均GDP 1.1万美元可不是今天的中国人均GDP 8000美元，历史上的1.1万美元是很高的水平了，不是今天这个水平。所以，你不能按抽象数算。我的观点也是基于很多研究得出来的。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增长潜力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举一个例子，我们把国家比作学生。全球有好学生，也有坏学生。什么样的学生能够成绩提高快呢?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你是不是落后。如果你基础很落后，考分很低，只有二三十分，人家是120分，就证明你能赶超的空间很大。你跟成绩好的学生混在一起学习，通过用功能够很快赶上来。如果你现在考试成绩已经是110分了，你赶超就没什么空间了，考试一失手就可能回到100分了。我们国家今天经过了将近40年的快速发展，人均GDP仍然是美国人的20%，这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来计算的。而且是按照1美元等于4元人民币兑换计算的，不是按市场汇率。我们仍然只是美国人的20%，相当于美国1965年前的水平。我们还有提高空间。这是第一个因素。

　　但是，并不是说成绩差的学生就一定能赶超，也可能自暴自弃，也可能不努力。所以还取决于“三好条件”，只有“三好学生”能赶上来。“三好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条，政府必须稳定，不能老是换，不能老是搞政变，老是换总理、换首相，那样政策没有连贯性。但是，光有政府稳定还不行。第二条，要有不断提升的人力资本。国民劳动力素质要提高，包括受教育的水平要不断提高，人均劳动力的身体健康情况要不断提高。第一条，我们满足，我们的政府是稳定的。

　　第二条，我们国家的人均寿命每5年提高一岁，提高很快。我们大学毛入学率很高，就是18—22岁的年轻人，38%进大学了，包括大专。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就是科技进步。科技是知识与劳动的结合，以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为指标。不是说发表了多少科学论文就算科技先进，科技先进的指标在于是否有效转化为生产力。中国真正的长处就在于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我们中国是培养工程师最多的国家。

　　第三条，非常重要，必须持续开放。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开放指的就是你得跟世界上最牛的人一块玩。同学们，举个例子，成绩不好的同学，该怎么办?你就得和成绩好的同学一块玩，相信你的成绩很快就能提高。经济开放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开放体，尽管现在我们有些政策还不尽合理，但我们的贸易开放度在全球算是非常高的了。我们吸引的外资，一年有1200亿元，我们的所有行业，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内资企业与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同场竞争的格局。大部分都是这个情况。这个逼得你不得不提高，不得不学习，于是大大拉动了中国经济。

　　我们看了一下，战后70年，只要满足这个“三好条件”的，没有一个例外都成功了。如果“三好条件”缺了任何一个，都不成功。所以，我们中国经济要有信心，因为我们最满足这个“三好条件”。

　　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东亚经济体，当它们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19%之后，它们是怎么增长的?日本在1956年达到美国人均的19%，就跟今天中国的情况一样，增长速度8.6%，韩国10.8%，中国台湾地区8.9%;接下来5—10年，日本9.4%、韩国8.6%、中国台湾地区10.7%;再接下来10—20年，日本6.9%、韩国6.3%、中国台湾地区8.2%，都比我们目前水平高，也比我们快。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你可以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是不是它们经济规模比较小，是不是它们可以搞出口拉动，有一定道理。但是我想说，我们今天是大国经济，也有自己的国内市场。安徽省和江苏省是邻居，江苏省作为一个省，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省份，安徽省是全国倒数第六。一个倒数第六和一个第一，如果将这两个省搁在一块，就可以开展省际贸易。所以，安徽现在很牛，经济增长很快。这就叫国内市场，叫大国经济。我们这个情况是日本、韩国所不具有的。所以，我说要有信心。

　　2049年，同学们，你们那个时候正当年，而且你们的50多岁比我们现在50多岁更牛，因为你们的健康水平比我们要好，小时候要比我们吃得好，营养又比我们要好。所以，你们50多岁的时候相当于我们40多岁的时候，赶上好时光了。

　　2049年，中国经济又会是怎么样？我们不妨展望一下。

　　我不敢说我是预言家，坦率地讲，我也不敢给出一个非常具体确切的数字，就用最好的和最坏的情况做匡算。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最坏的情况，就是进入拉丁美洲式的增长。拉美是什么情况呢?拉美是前进10年，倒退20年，发生了金融危机、货币危机。拉美国家，当它们达到美国人均GDP的20%以后，它们是怎么增长的呢?经过了几十年增长之后，它们达到了美国人均GDP的38%，我觉得我们不会比拉丁美洲国家还差吧，这个信心应该有吧。这个假设应该是安全可靠的，我们不至于比它们差吧。

　　就算是真的发生拉美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跟拉美发展路径一样的话，到2049年，我们的人均GDP水平是美国的38%，我们的人口是它的4倍，4乘以0.38，就是1.5，我们的总量将是美国的1.5倍。东亚国家日本、韩国目前都达到了美国人均GDP的75%左右，如果按这个算的话，2049年我们国家将达到美国人均GDP的75%，人口是它的4倍，4乘以0.75，将是3倍。2049年，中国总量将是美国的3倍。这是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前景，你们最有可能碰到的情况。可以设想一下，今天我们觉得很难的很多问题，到了那个时候可能就不是问题了。周边国家，谁还敢跟我们叫板，美国人还敢在南海插手吗?插不上了吧。这个前景，大家一定要看到。所以，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了。我认为，我们更可能接近东南亚。毕竟我们和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传统差不多，文官体制、择优任贤等，韩国、日本都是跟我们学的，我们是老师、正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前景可期。

　　我们的增长潜力，未来5年不应该是6.5%，我认为保守说，即使保守地说也应在7%以上。新增长点在哪里呢？

　　第一个增长点是城镇化。城镇化仍然是增长点，也包括与城镇化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我们的城镇化至今还远远没有到家，大概只有53%的百姓长期住在城里，还有约47%的百姓长期在农村。即便进城的，也没有完全安定下来。所以，城镇化仍然是我们的一个增长点。哈佛大学有一个商学院教授，是一位印度人，写过一本书，说以后的增长基础是在金字塔的底层，有一定道理。我们收入分配的底层，就是一些还没有进城的或者在城里面还没有定居的这部分人，他们可能就是中国经济未来消费的主力，也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

　　第二个增长点是产业升级。以钢铁行业为例，我们产能还要更新。实行产能更新，就会增加投资，就会改善环境。不光是钢铁，还有重化工业。我有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国的重化工业，就是重工业和化工业，以后不仅要绿色化，而且应该重新布局在沿海，因为沿海一带，第一是运输方便，它可以把原材料从国际上运过来;第二是沿海一带的污染扩散能力远远超过内地，因为有海风，海洋是巨大的吸纳污染物的一个大磁铁。所以，重化工业以后会朝着沿海走，内地搞轻工业。比如，东北以后就搞重型装备，学习美国底特律，学习美国的威斯康星，学习美国的俄亥俄州，天冷不要紧，盖个大厂房，关起门来，一年四季在里面干。东北要搞装备工业，而不是搞重工业或轻工业，因为交通运输不方便。中国经济在地理上要重新布局，这也和产业升级有关。

　　第三个增长点是消费。消费增速未来会超过GDP增速。

　　总体说来，“三好条件”我们是满足的，我们的人均GDP还是很低的，所以要有信心。不要听到一些议论，说老百姓看不到前途，污染很严重，民营经济投资很低，中国经济不行了，产能过剩，债务水平很高。确实我们经济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也不用回避，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解决。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但是，跟周边的一些国家相比，我们好多了，所以要有信心。

　　中国经济中短期存在的问题

　　中国经济在2017年可能会面临三大硬仗：

　　第一仗是必须打赢的，绝对不能输，如果输的话，中国经济将倒退20年。第一仗是什么?就是要保持资金不外流和汇率稳定。

　　1.保持资金不外流和汇率稳定

　　我们现在的汇率在往下跌，主要原因是企业，包括民营投资者，都想往外跑。他们形成了一个预期，认为国内投资前景不好，人民币会不断贬值。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只有2.6%，历史最低了，一般认为7%—8%是正常的，一些企业国内不投资，却到国外投资了。预期汇率会跌。这个前景是什么?如果不管的话，这个汇率是无底洞。为什么是无底洞?因为政府手中的“粮食”，就是3万亿美元。可以出走的资金是21万亿美元，是150万亿元人民币。这150万亿元的现金加存款，从原则上讲每一元钱都可以往外跑。如果老百姓形成一致预期，认为汇率每年会贬值5%以上，大家都把人民币换成美元，换成美元后拿着不动，一年以后，再把美元倒成人民币不就完了吗?不就赚了5%以上吗?人民币理财产品哪去找5%以上的利率回报呢，找不到。

　　所以，这件事很危险。为什么危险呢?如果形成一致心理预期的话，汇率会大幅度贬值，资金会大幅度出走。资金一旦出走，外汇会减少，外汇一旦减少，中国人民银行必须用外汇把人民币买回来，这就形成恶性循环。国内的货币存量减少，企业家资金短缺，因为人民币都拿去买美元了，如果再加上国际上进一步炒作，说人民币还会进一步贬值，将发生拉丁美洲的模式，进10年退20年，进一步退两步，中国会出现金融危机。这就是剪羊毛，这将是最大的悲剧。

　　怎么办?毫无疑问，坚决打赢。必须要管住，双管齐下，外汇市场要对冲，拿出真金白银，稳定汇率。同时，严格控制资金外流。民营企业家要清醒，现在世界上最难赚钱的地方是美国，在美国赚到钱的，我一个也没听说过，我说资金不能盲目外流，既是为了宏观稳定，也是保护我们的企业家。

　　第一场仗，保持资金不外流与汇率稳定是硬仗，必须打赢。第二场仗是口水仗，是舆论仗，是媒体仗，就是时刻准备应对贸易大战。

　　2. 做好贸易大战准备

　　虽然我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动全面的对华贸易战争，但我们也必须做好准备，因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经大幅度下降，而且今天的中美经济交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美国人整我们产品，我们就拿上文所举的凯迪拉克开刀，凯迪拉克在美国可是很有名的品牌，是“国宝”。如果你打我，我就要打你。所以，贸易大战，我认为，是一场热闹的媒体仗，现实层面谁也不敢全面打开。再说为什么特朗普不敢打全面的贸易战呢?很有意思。特朗普总统是怎么上台的?他是靠白人种族主义，是基层的那些蓝领工人选他上去的。特朗普是靠民粹的办法选上去的，但是特朗普用的人是什么人呢?他用的政府官员、高官，用我们过去的话来讲是大资产阶级，是华尔街的、大公司的，发了大财的人，都是大资本家，都是大企业家。这些人懂得打全面贸易战的利害，不敢真打。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谁要是跟我们干的话，我们绝不退让。就是这个道理。

　　第一场仗是短仗，第二场仗是舆论仗，第三场仗才是持久战，也是最为根本的，就是要促进民营经济投资回暖。

　　3. 促进民营经济投资回暖

　　第三仗是要促进民营经济投资回暖。这一仗是最根本的。第一场仗是短仗，第二场仗是舆论仗，第三场是持久战。今天为什么很多民营企业家要出国?他们认为，国内投资环境不好。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环境，让我们自己的民营企业家留在国内。这场仗也非常重要，也得想办法。前不久，媒体热炒的曹德旺出国投资。尽管他到国外投资只是很少一点点，但曹德旺怎么可能到国外投资呢?在一些人看来，曹德旺是做汽车玻璃的，汽车玻璃厂必须和主机厂捆在一块，运输半径不可能很长，不可能在美国生产汽车玻璃运到中国来组装，这个成本也太高了。而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家。我们现在是一年2500万辆，美国最高纪录才1800万辆，我们远远超过它。所以，曹德旺说半天，他是舍不得离开中国经济啊!这场讨论很多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管怎么讲，作为民营企业家曹德旺提出的问题和引发的讨论，说明我们还是必须想办法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环境，该减税的就减税，该减少劳动用工成本的要减少劳动用工成本。不要把企业家等同于资本家，不要打实体经济靠虚拟经济，具体不多讲了。

　　再讲两个具体问题：

　　一是关于股市。股市当前是低迷的，就是蓝筹股按照历史数据比较，上证A股的平均市盈率，现在才15倍左右，美国是23倍。我们历史上的中位数是20倍，很低了。所以，我认为股市是低估的。股市，聪明人是赚不了钱的，因为你太聪明了。在很多情况下，聪明人必须跟着傻子走。这是索罗斯的名言。索罗斯说，我赚钱，我不是靠什么数据分析。我是看那个市场转变，当很多傻子开始往市场跑的时候，我就开始跑;当我预知很多傻子开始跑的时候，我先跑。虽然现在股市有些股票价格已很低，我也并不是说你要马上去投资。目前来看银行股非常低，有点类似于2013年的情况。所以，我认为对银行股很多人太悲观了。他们认为银行呆账太多，其实不是，仔细分析并不高，而且至少大银行有充足的拨备。所以，谁要是有耐心的话，前提是耐心，你就先买银行股，先等着银行分红，分红的金额、比例应该会超过买银行的理财产品，“潜伏”个两三年，等股价上去以后，再收获股价上涨的回报。这是股市存在的问题。

　　二是关于债务水平。很多人讲中国杠杆率太高，中国风险太高。我想讲两个道理，第一个道理，中国经济储蓄率高，我们大量的资金在储蓄。一般储蓄率高的国家，杠杆率必定高，这是基本道理，就像日本的情况一样。我们38%的国民储蓄率，对应的是债务占GDP的260%，美国15%的国民储蓄率，对应的也是债务占GDP的260%，谁高谁低?这个事要客观搞研究，不能随便听人忽悠。我们的杠杆率严格意义上讲不算高。我们的问题是，结构不太合理，中央债太低，地方债偏高，企业债偏高;而企业债里面国有企业债偏高，国有企业里面又是非盈利或盈利水平低下的国有企业债偏高，这是结构问题。所以，对中央提出去杠杆精神要精确理解，不是说整个债务水平要降，那是不合理的，你要降就要降到关键的地方。

　　中国经济改革未来方向与措施

　　最后，讲一讲我们全面改革的方向与措施。改革措施非常多，都必须推出。我认为，直接与经济运营有关的，主要有三个改革，如果改革能够到位的话，经济增速还能恢复一点。

　　1.投资、融资体制改革

　　投资、融资体制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地铁、高速公路，融资渠道不好，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是由地方政府去投的，但是，大部分地方政府发不了债。怎么办呢?借钱，去哪借呢?去银行借，或者找信托公司借。信托公司是什么意思呢?信托公司是一只手把钱贷给地方政府，另一只手找大投资者把钱拿出来。只不过跟银行存款不一样，这个钱是锁定的，锁定五六年，而银行存款随时可以取走的。信托公司也好，银行也好，它的融资期限很短，就五六年，利率太高，所以，我们就变成地方政府用短债，用高利率、短债去支撑长期投资。这是大忌讳。投资忌讳期限结构不搭配。打个比方说，我要借钱上大学，但挣钱得五年以后，可我借的钱是一年的钱，我一年以后就得还这笔钱，你说行不行?这当然不行了。如果要借钱上大学，我应该至少借七年之后还的钱，七年以内你甭找我，我七年以后研究生毕业了，我挣钱了你再来找我要钱。所以，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就是这个问题，相当于一个大学生借了一年的债，去支撑他读四年大学，或者读研究生，这能稳定吗?不稳定啊，利率太高了。这样，每年开学的时候都得折腾，我今年得借新钱了，自己折腾自己。所以，这个要改革。

　　怎么改?我建议要学习世界银行的办法，专门搞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不同于国家开发银行，专门是搞基础设施投资的，一只手去发债，由国家担保，到市场上发债，发20年、30年期的国债，利率3%多一点;而另一只手，是到各个地方政府去调研，哪个地方政府适合修地铁，适合修地铁的时候，这个机构就专门负责管理地铁的施工和经营。这样这个机构的两只手就平衡了，也能约束地方政府，不像今天的地方政府，本届政府借了钱，让下届政府、下下届政府去还，他自己才不担心这个债务问题呢。我们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平均是三年半一任，三年半一换，才不会去管未来自己的债务水平呢。现在这个机制是不对的，如果搞世界银行这个模式，等于是外界的一个约束，这就正确了。这是讲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

　　2. 建立谁投资、谁负责的机制

　　第二个改革就是：一定要建立一个谁投资、谁负责的机制。地方政府不要去干预这些企业投资。我们现在面临什么情况?我们是钢铁产能过剩。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要保这些落后产能。政府主要是担心，一旦落后产能被淘汰，税收少了，就业少了。我们一定要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的投资机制，这样产能过剩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是第一个。投资、融资体制改革，这个讲了很多年，必须要改。

　　改革的关键是要形成正向激励的导向，主要指的是政府官员。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大经验就一条，是地方政府经济官员和地方企业家密切配合，招商引资，给企业家解决问题。地方政府经济官员相当于本地最大的控股公司的一把手，相当于这么一个角色。但是现在有些政府官员热情不够高。为什么热情不够高呢?因为有些人认为不干事才能保官。全面从严治党，要成为总书记所说的长效机制，从严治党，治贪的同时要治不作为。

　　我个人认为应该持续抓好三件事：

　　第一讲觉悟，不忘初心。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深刻全面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第二讲监督。光讲觉悟不行，得监督。不监督，人是有可能变坏的。有权力必须有监督。

　　第三给激励。干活干得好的人就能提拔，干得好的人得奖励他，经济待遇要上去。不能只讲奉献，如果非常清贫的话，久而久之是不能坚持的。

　　所以，讲觉悟和给激励是不矛盾的，谁说觉悟高的领导就必须当“活雷锋”了，觉悟高的领导的孩子就不能出国读书了，觉悟高的领导就只能住50平方米的小房子了，我认为这个不可持续。同时，对于那些不全面深化改革，保自己位子，不干事的，必须抓典型，像贪官一样处理。所以，讲觉悟，讲监督，给激励，得同步进行。现在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激励不到位，对不作为，不落实深化改革措施的容忍度太高。

　　我们是大国大党，许多发达国家都表示要学习我们的治理经验，但我们也反过来要学习小国小党，有益的也要拿过来参考。我个人认为要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政府官员的工资是跟企业家对标的。新加坡政府官员一个比一个能干，新加坡人民进步党也是讲觉悟的。

　　我最近作了研究，新加坡人民进步党很有意思：

　　第一讲觉悟，也讲为人民服务。

　　第二，讲联系群众。每一个官员必须搞竞选，下基层，定期跟群众联系，走群众路线。

　　第三，还讲激励。政府官员的工资很高，而且能吸引人才。比如某位同学成绩很好，毕业以后当了总工程师，但还没有入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会邀请你入党。他们不是在大学里发展党员，他们是看你干得不错，专业水平也很高，干事很廉洁，为人处事很到位，人民进步党就说你来加入我们党吧，给你安排当一个部长。

　　这是经验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这个办法，研究新加坡模式，不要简单地排斥。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善于学习，应该是有胸怀的，只要你做得好的我们都要学。

　　第三个问题不展开说了，我个人的感觉是随着反腐的深入，庸官的问题突出了，这个问题要解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一些决议到现在没有很好地落实，一个原因是国有企业领导的工资上不去，激励上不去，这样一弄不敢干了。所以，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这个激励也是很重要的。在资本过剩的条件下，如何创造利润与保证效率，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我个人认为，这三个重要的改革，如果到位的话，我们的增长潜力还能够加速释放。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格治理者问题。马克思没有看到革命后长期执政的问题，列宁重视培养专家，但专家不等于治理者，毛主席很注意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这些探索都很有意义。又红又专，激励约束，反腐反不作为，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者问题。

　　最后，我总结一下，就是三句话：

　　第一，经济结构已经向好，要珍惜，要呵护，一定不要叶公好龙，这是好事情。

　　第二，长期增长潜力还是挺高的，千万不要悲观。

　　第三，短期增速下滑有明显周期因素，包括国际形势不太好，短期内必须加快改革，催生新的增长点，包括城镇化，包括消费，包括产业升级，只有这样经济能够接上气。

　　如果这些能到位的话，我想再经过一两年，中国经济增速不但会上去，而且质量会更健康。 

　　文章来源：“瞭望智库”微信号，摘编自《人民公开课》,作者：李稻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