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严肃的斗争
◎ 王伟光
从1840年至1949年的109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有史以来的剧烈变化,不仅经历了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腐败统治的双重作用,不断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并且“沉沦”到“谷底”,更经历了冲出“谷底”,为了国家独立、民主和现代化而奋起反抗,向上发展,进而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魔影,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的历程。
谈古论今,知古鉴今,人人都需要历史知识。如何帮助大众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了解近代中国遭受的巨大苦难和屈辱,了解中国人民不懈抗争的伟大精神,是历史学者的责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突破、电子产品与网络服务的日渐普及,公众获取历史知识的渠道开始丰富起来。通过网络、电视、电影,以及在这基础上配套出版的书籍、光盘获取知识,确实对普及历史知识、帮助人们认识历史过程有一定意义。但是,在日渐通俗化的历史知识普及过程里,也确实存在很多受错误历史观主导的错误的历史知识,误导群众,误导青少年。譬如,在一些影视作品、通俗读物、网络视频、讲坛论坛中,甚至在某些历史教材、历史著述中,充斥着稗史逸闻,甚至一度沉浸在戏说、宫斗、穿越之中,把历史的真实演绎成“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更有甚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某些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某些讲坛论坛打着“重新评价”“还原历史”“揭秘历史”和“告别革命”的旗号,攻击、歪曲、否定中国近代史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历史,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否定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史,直至抹黑我们的党、我们的领袖、我们的英雄、我们的人民,企图以历史为切入口,质疑、削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从历史依据和逻辑前提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在现实政治中的执政地位,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欲灭其国,必毁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谬说流传,对青年一代乃至广大群众的世界观、价值观、理想信念、人生追求、生活态度造成严重的危害。这就需要历史学界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向大众宣传科学的历史观,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推广史学研究的科学成果。
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严重贻害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青年一代。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言行,从根本上来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观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严肃的思想斗争,是一场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斗争,更是一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严肃的政治斗争。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 金冲及
习近平同志说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他又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进程中,从1840年到1949年这段109年的近代历史,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从极度衰败、受尽列强的欺凌蔑视、濒临灭亡的边缘,到重新站立起来,开始大踏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当时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文明古国,在并不长的时间内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它的到来,是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顽强奋斗的结果。
从社会方方面面的变迁来看,近代中国可以说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在它以前是古代中国,以后是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这中间,有沉沦,也有上升,上升战胜了沉沦。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今天的中国由昨天的中国走过来。不了解这些,谈不上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国情,也很难做到深刻地了解中国的今天和如何走向明天。
虽然这段历史距离今天只有几十年时间,但时代变化得太快,对许多人来说已经恍如隔世,显得相当隔膜。前辈学者任继愈教授在九十多岁高龄时,曾很有感慨地写道:“只有历尽灾难、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才有刻骨铭心的‘翻身感’。经过百年的奋斗,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种感受是后来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们无法体会得到的,他们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的。”对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们来说,自然不可能再去重新经历昔日那些苦难与屈辱的生活,但读一点中国近代历史的书籍,至少可以弥补一点这方面的不足。
人们可能遇到的困难是:今天的世界已进入知识膨胀的时代,需要补充的知识太多。就拿中国近代史来说,新发表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已浩如烟海,使希望能多获得这方面知识的人有望洋兴叹之感。因此,要有一些简明而又有较高质量的读物,来满足这种需要。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中国近代历史是“沉沦”还是“上升”?
◎ 张海鹏
以往人们常说,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失败时候起,中国社会便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便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沉沦”。这是半个世纪前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解说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发表论文,提出近代中国不仅有“沉沦”,还有“上升”。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对独立国家而言的,“半封建”是对半资本主义而言的。半资本主义,对封建社会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半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上升”。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而且有“上升”。这种“沉沦”和“上升”是同时并存的。这是历史学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又一种解说。
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认识这个历史问题呢?说近代中国历史在“沉沦”,有它合理的地方,因为它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政府腐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仅止于此,却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近代中国以后有积极的、向上的发展。说近代中国的“沉沦”中有“上升”,也有它合理的地方,因为它看到了在“沉沦”、屈辱中的中国,仍然存在着“上升”的因素。但说在“沉沦”的过程中始终“包含着向上的因素”,“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也不能解释整个中国近代史。
我们应该这样思考:以往从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看,主要只看到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沉沦”,这是那时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局限了人们的眼光。如果换一个角度,从近代中国110年的历史看,就豁然开朗了。帝国主义侵略确实使中国社会发生“沉沦”,使独立的中国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伤。但是,“沉沦”也不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唯一标志,换句话说,近代中国社会也不是永远“沉沦”下去。这就是说,即使是“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个“深渊”也应该有一个“底”。
这个深渊的“底”在哪里?底就在20世纪头20年,就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为是“谷底”,所以是中国社会最困难的时候:《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最大的打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更加重了,西有英国对西藏的大规模武装侵略,东有日俄在东北为瓜分中国势力范围进行的武装厮杀,北有俄国支持下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南有日本、英国、法国在台湾、九龙租借地和广州湾租借地的统治;到1915年以后,又有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日本出兵青岛和山东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至于极点,中国社会变得极为黑暗、极为混乱,毫无秩序、毫无前途。这正是“沉沦”到“谷底”的一些表征。
但是,正像黑暗过了是光明一样,中国历史发展到“谷底”时期出现了向上的转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壮大起来,并导演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悲喜剧,这个革命失败后,中国人重新考虑出路。于是,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入并被人们接受都在这时候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从这时改弦更张,重新奋斗。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候成立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明确主张。
从这时起,中国社会内部发展明显呈现上升趋势,中国人民民族觉醒和阶级觉醒的步伐明显加快。在这以前,中国社会也有不自觉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改革派的主张和呐喊,但相对于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势而言,不占主流;在这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加重的趋势(如日本侵华),但人民的觉醒,革命力量的奋斗,已经可以扭转“沉沦”,中国社会积极向上的一面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了。
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直到20世纪初期,北洋军阀时期,“深渊”到了“谷底”,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这时候面临的主要是“沉沦”,虽然,这时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存在着积极的、向上的因素,但这种因素的发展是渐进的、缓慢的,相对于社会“沉沦”主流来说,是弱小的;北洋军阀往后,直到40年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渐渐走出“谷底”,随着新的经济因素不断成长、壮大,随着新的社会阶级的出现,随着人民群众、社会精英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日渐觉醒,向上的、积极的因素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因素,影响着社会向好的方面发展,虽然,消极的、“沉沦”的因素仍然严重地存在,它对中国社会的压迫,甚至不比北洋军阀时期以前弱。但是由于有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经济力量、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这样的上升因素在起作用,终于制止了帝国主义使中国滑向殖民地的企图。
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不屈不挠奋斗的历史。所谓屈辱主要体现在历史的“沉沦”时期,所谓奋斗主要体现在历史的“上升”时期。这不是说历史的“沉沦”时期没有奋斗,那个时期中国人民有过不少次的奋斗,但是,由于觉醒程度不够,物质力量不够,斗争经验不够,那时候中国人民的奋斗还不足以制止中国社会的“沉沦”;在历史的“上升”时期,不是没有屈辱,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虽然比以往历次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还要严重,但由于中国人民空前的民族觉醒,和空前的艰苦奋斗,中国社会不仅避免了继续“沉沦”,而且赢来了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了基础条件。近代中国这个“沉沦”到“谷底”,然后“上升”的过程,就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原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