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经济全面碾压北方？太夸张

　　近期，各地统计局发布的城市经济三季报陆续出炉。综合数据来看，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的中国经济总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首次掉出前十席位，排名第11，北京成为唯一留在前十榜单里的北方城市。

　　这份榜单引发了关于南北城市差距的热烈讨论，“北方失守”“中国迎来大南方时代”的声音层出不穷。真相果真如此?近日，《瞭望东方周刊》就此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

　　11月4日，天津港东突堤码头，集装箱货轮在港口内停泊。

　　文 | 张静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东方周刊”(ID：lwdflwdf)，原文首发于2020年12月29日，标题为《陆铭：勿用总量论英雄，南北差距没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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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差距形成原因

　　《瞭望东方周刊》：南北城市之间差距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陆铭：所谓的“南北差距”，主要是沿长江和沿海的航运能力带来的。如果将前十名单中的沿长江城市和珠江口城市去掉，或者再把临近上海的杭州也去掉，就能很容易发现，南北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在大船时代，长江是中国唯一一条能够走大船的河流。北方天津以北的港口冬天结冰，而且缺乏内河航运，难以产生制造业的腹地。而珠江流域也仅仅珠江口几个城市的制造业比较发达。

　　一个地方距离沿海大港口的远近，对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离大港口越远的城市，其GDP规模往往就越小。而就到沿海大港口的距离这一个变量，对中国城市和城市之间 GDP规模的解释力达到39%，超过所有可以解释城市间GDP规模的因素的总和，而这还是在国家大力扶持内地发展的情况下。可见，地理因素仍然显示出了对经济集聚的强大作用。所以，南北差距的实质是，全球化进程中，因为区域港口条件和航运能力差异所带来的发展之间的差距。

　　《瞭望东方周刊》：南北城市的功能定位存在差别，是否原因之一?例如中国粮食生产重心的逐渐北移，北方城市划出生态修复功能区等。

　　陆铭：南北城市的功能定位存在差别，这是一个大国在特定经济发展条件和背景之下，各个不同地方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不同，并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地区之间分工的结果。

　　在沿江沿海地区更加适合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一些大城市发展现代服务业，由此形成一种区域发展格局。相对来讲，北方目前的确在制造业发展中相对缺少一些比较优势，但较多出现生态环保护区、粮食主产区，更主要的原因是国家顺应经济规律和不同地区的条件差异，对不同地区进行不同定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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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用经济总量论英雄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GDP，衡量南北城市发展差异，还有哪些“指标”?

　　陆铭：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即便只从经济指标来讲，其实最重要也不是GDP总量，而是人均GDP，而除了经济指标以外，从发展的综合角度来讲，还应考虑人口发展指数。

　　健康、教育、环境等各个方面都需要进入发展的考量范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均发展水平。当前中国的现状是南方在GDP的份额中占比逐渐提高。但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北方还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同时，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重心还在华北、东北，南方除了上海以外，其他地方当年GDP份额并不高。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北方有大量的人口向南迁移。如果这个过程能够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话，最终可以达到一种南方的经济所占比重和南方人口所占比重大致相当的状态，南北人均GDP其实是差不多的。

　　在人均GDP这个指标上，中国各地区的差距其实正在慢慢缩小。在一些人均GDP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方，除了要找到自己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之外，要更加注重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的改善，更加注重推动公共服务方面的均等化。

　　有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房价也比较贵。而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方，环境质量比较好，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各有优点缺点，因此综合来讲，其实全国各地方生活质量差异还会小于人均GDP的差异，这是一个比较良性、正常的结果。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客观公正的看待南北城市差距?

　　陆铭：我说南北经济的差距被夸大了，其实是有几层含义的。

　　首先，在面向全球化的发展格局之下，中国现在要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之下，国际贸易和加入全球化进程仍然非常重要，南方整体来讲海港条件较好，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再加上长江整个黄金水道，尤其是中下游地区的黄金水道的运能非常强，在全球化格局下，南方的发展速度快一些，其实是由南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

　　自然条件的差异也是一种差异。不能简单地把南北之间的差异归结为体制、文化等因素。当然，不能说体制和文化因素不重要，北方的一些地方，客观来讲，市场经济的发育水平、制度的市场化的水平、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等方面确实比南方弱，营商环境也是南方更好一些，这些现象是存在的。

　　但是，很多人在讨论南北差异的时候可能忽略了整个国家在加入全球化进程之后，经济地理对于整个国家区域发展格局的重大影响。

　　不能简单地说，对于经济发展速度比较慢的地方，就需要给优惠政策，然后鼓励投资，这样对于整个国家来讲很容易把投资导向发展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结果导致全国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在过去十多年，欠发达地区超标投资已经导致政府债务，这一点，政策制定者要值得注意。

　　另外，衡量发展的差距有很多维度，应该促进人口自由流动，让一个国家内部的人口能够比较顺畅地流动到个体认为能够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地方，国家层面的政策应更加注重不同地区之间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8月7日，复工复产后的黄鹤楼景区。(肖艺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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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流出是一种解决方案

　　《瞭望东方周刊》：面对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劣势，不同类型的北方城市该如何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走特色发展之路?

　　陆铭：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开放的格局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深入加入全球化。外向型经济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非常深刻，但是外向型经济在整个国家所占的比重只是一个部分，尽管这个比重很大。对于缺乏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利条件的地区，比如海港条件不好的内陆地区来讲，应该是注重以下几条：

　　首先，在中国广大的内需市场上有很多服务于内需的产业，有些制造业是专门服务国内市场的，有些服务业是主要服务于国内需市场的，比如旅游，再比如农业，大量农产品实际上是服务于内需市场的。

　　那么，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比较有劣势的地方就可以更多服务于内需，比如东北现在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粮食主产区，甚至在畜牧业包括养猪这样的产业上，在整个国家的地位在提高，同时东北也是非常重要的生态涵养区和旅游的地方，这些都是发展的机会。

　　第二，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时候，有一些外向型经济的产品并不是通过轮船来运输的，我们在强调海港的运能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力的时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制造业产品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主要是依赖于海运加上内河运输配合的。但其实有很多制造业的产品并不一定需要通过海运，尽管它在整个制造业所占的比重没有那么高，比如说一些附加值高但是体积很小的产品，像电脑芯片就是用空运来完成的。

　　软件业和一些数字附加行业，其产品可以通过网络传输，不需要通过轮船铁路。对某些城市来讲，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在这方面，像西安、成都这些中西部城市就发展得不错。

　　第三，有些中西部和东北城市还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发展优势，比如沈阳周围布局的一些“大国重器”行业，到现在沈阳仍然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地区，这些优势可以进一步保持和发扬光大。

　　第四，比如高等教育，中国中西部一些大城市周围的高等教育资源非常雄厚，像武汉、西安、成都和重庆。这些高等教育资源如果能够更多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

　　中国地域如此之广大，除了少数中西部大城市周围主要发展制造业、服务业以外，更多的内陆地方更多发展农业、旅游、自然资源这样的行业。在这些行业当中，人口的适度流出是有利于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或者人均产出，也就是有利于提高人均发展水平的。

　　总而言之，看待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不能用经济的总量来论英雄，而应该更多地去看到人均的发展水平，包括生活质量、公共服务水平等等。

　　《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后，中国经济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南北市场发育差异问题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而北方逐渐乏力。在北方，因市场机制改革滞后，营商环境相对滞后，新经济新动能培育缓慢，产业转型升级艰难。未来，北方应如何针对自身短板、加大市场化改革?

　　陆铭：区域经济的发展转型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不管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在发达国家历史上，在产业转型当中都有很多跟中国类似的发展经历，比如在发达国家，随着制造业的外迁，有些重工业城市就出现了产业衰落，有些资源型城市出现了资源性枯竭，这在世界各地是普遍存在的。当出现这样现象的时候，我们要理性地来看待这样的问题。

　　比较成功的一种情况就是实现产业转型，像美国匹兹堡成功从一个钢铁城市变成了一个现代科技和教育非常发达的城市。中国有一些地区实际上是具备这样的条件的，比如沈阳，本来教育资源就不错，加上“大国重器”产业和项目的布局，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科技产业云集的地方。

　　另外一些城市，当产业在国家经济份额占比逐渐缩小，重工业开始失去竞争力，资源在枯竭的时候，我认为人口适度流出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一方面流出的人口一定是希望自己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有所改善才会流出。另一方面，在少部分人口流出的时候，留下的人口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可以提高，所以不要对人口流出的现象出现太负面的恐慌心理。

　　东北、华北的一些地方曾经是计划经济时期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发展起来的，这些地方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遗留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干预，营商环境比南方要差一些，市场经济发育弱一些。我认为这些问题一方面要通过时间慢慢去解决，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过地方政府人员的流动，比如最近在中国出现的南方省份的干部调往北方去任职，这些流动的确有效促进了当地体制和营商环境的变化。

　　法制环境的建设也很重要。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如果在投融资、企业发展、破产清算以及出现市场纠纷的时候，尤其是政企关系里出现矛盾的时候，如果能够依赖法治去解决矛盾，那么整个营商环境就会得到有效改善。

　　时代大变迁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有优势的地方要保持优势，从而为全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做贡献。地理自然条件不够好的地方就必须要找自己的比较优势，做那些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来发展自己。千万不要以为可以通过国家的一些优惠政策和扶持改变区域经济格局，甚至认为这是所谓的“人定胜天”。

　　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美国底特律就曾经在产业衰落的时候以为通过加大投资就可以扭转局面，新建了很多公共工程，但人口还在持续流出，最后底特律的政府就被活生生搞破产了。

　　这些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去吸取，中国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面，也把大量的投资引入到一些欠发达地区，这些投资中有一些其实是违背当地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最后回报很低，甚至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剧增。教训必须加以总结，并且避免未来重复。

　　位于成都高新区孵化园的世界500强企业戴尔公司与本土网络企业艾普宽带共同建立的“云计算中心”。(江宏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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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业将带动城市群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南北城市该如何更好地寻求发展“平衡”?

　　陆铭：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间比较优势角度来讲，中国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比较优势，在未来国家发展中，就更加多的去承担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职能，以此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北方的一些城市也有不错的港口，这些地方也可以参加到国际大循环里面。但相对来讲，北方经济很可能要更加面向内需。

　　总而言之，大家要看到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为国家做贡献的条件，要把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不管是哪个地方，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发展合适自己的产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这都是在为国家整体的发展做贡献。

　　《瞭望东方周刊》：人口随着产业向都市圈聚集的趋势来临，北方城市该如何利用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陆铭：不止北方，全国各地为了迎接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都应该更加注重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建设，因为中国今天所在的经济发展阶段，从人均GDP的角度看已经站在一个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上了，接下来服务业在整个国家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高。

　　不管是现代服务业还是消费性服务业，都有一个很强的特征——集聚效应很强，因为服务业需要面对面交流，包括一些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竞争力的服务业，例如科技、教育、文化等行业，也依赖面对面的交流。

　　全世界都会出现这些产业在大城市附近的都市圈集中，然后再由都市圈带动整个城市群的发展。

　　北方城市也一样，如果能在东北地区的沈阳、哈尔滨、大连这些中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形成区域性增长极，一方面集聚人口，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得更加完善，就可以形成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

　　城市群的建设一定不能再走老路，要看到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中心城市的集聚作用越来越强，不同的城市之间应该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最终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