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在香港公开活动，应该改变了

　　在今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天，香港特别行政区也迎来了国安法落地实施一周年。2019年的“修例风波”中，乱港势力不断利用香港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误解、偏见煽动抗拒情绪；而特区政府在中央强有力的支持下恢复香港秩序以及国安法的落地又使得港人清醒认识到，中共是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的“一国两制”的创造者和捍卫者。中共无时无刻不在护佑着香港，但它在这座城市却显得异常低调，有些“看不见，摸不着”，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社会甚至很少光明正大地讨论它。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现象。在经历了2019年的至暗时刻，艰难重回正轨后，整个香港社会该如何重新构建对这个国家执政党的认知？针对这一话题，《环球时报》记者日前专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香港各界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刘兆佳：无论是香港政府、社会还是个人，都应尽快纠正过去几十年来香港对中共片面、过时和错误的理解，重新塑造对中共和国家的认知。

　　如今，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已走过半程，倘若在这“下半程”中，香港重现“拒绝”“对抗”，甚至“仇视”中共的心态，将是中央无法接受的，因为这不仅会对香港和中央、内地的关系造成极大负面影响，也很容易被美国等国来利用大做文章，用以打击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形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国两制”是难以准确全面地实施下去的。

　　环球时报：香港社会长期存在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误解有哪些？根源是什么？如何才能打消这些情绪，重构香港社会对中共的认识？

　　刘兆佳：香港社会对中共认知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无法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和这一视角下的香港历史，尤其不够理解中共在历史上为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二是无法摆脱西方和港内一些势力对中共的妖魔化叙事；三是不能意识到中共对“一国两制”和香港发展的重要性，不承认中共、中国和香港三者是利益与命运共同体。

　　至于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部分是由于香港上一代有人本身即是早年间为逃避共产党而来港，他们先天已有反共的意识形态，有些人不仅自己迟迟无法从个人体验中走出，更通过教育、媒体、宗教等平台，垄断舆论氛围，向香港的下一代作一面倒的错误思想灌输。

　　此外，还有一部分港人的抵触情绪来源于一种“心理不平衡”。中国发展迅速的同时，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不少意识形态矛盾，港人对内地政治体制戒心加剧正是其中之一：很多人以往是“仰视”西方，但中国发展得太快，以前他们“俯视”的内地人，现在变得强大起来。于是有些人无所适从、心理不平衡，一时之间无法接受，于是对共产党更加反感。

　　第三，在香港回归后，香港连国民、历史、国情和宪法教育都没有认真推行好，更遑论推动对中共的正确理解。这固然有一定历史原因：中央在回归前后顾虑较多，看到了部分港人对中共的抵触情绪，因此决定一般不在香港公开活动。然而，这也导致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社会日益成为一个“神秘莫测”的政治组织，公共讨论皆避谈中共，一些对中共的错误认知和情绪也一代代传下去，以至于现在到了一个颇为严重的阶段，必须立即花大力气来解决。

　　环球时报：未来中共在香港的存在会不会“脱敏”？今年建党百年是不是一个契机？

　　刘兆佳：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的执政党，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中共在法理上也是香港的执政党，它只是在香港采取另一套治理方式，即通过《基本法》和“港人治港”来治理香港。

　　为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忧虑，在过去24年中，中共在香港都很低调，几乎没有什么以“共产党”名义举办的活动。即使今年一些中央驻港机构举办的建党庆祝活动，也没有以共产党的名义举行，而是依然以政府的名义来组织。

　　不过，时至今日，这一情况应当有所改变，未来以中国共产党名义举办的活动在香港不应再如此敏感。实际上，今年建党百年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中共的存在和地位清晰地展现在港人面前，由于香港内部的反共势力已被国安法遏制，料不再会有大规模的公开反对，而其他大部分港人也已很清楚：香港已进入新的政治形势，未来的治理一定会是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全中国的执政党，不用直接参与特区管治和其他大小事务，但其意志一定可以通过宪制表达出来，没有理由在香港隐藏自己的存在。

　　环球时报：您如何概括过去两年间中央治港思路和政策的变化？它们的效果如何？

　　刘兆佳：在过去两年中，北京的治港思路和风格出现很大变化：很明显，中央已认识到，香港的局势到了不可不变的地步，在内外势力的干扰下，香港已逐渐走上了和国家、中央日益疏离甚至对抗的道路，严重偏离了当年“一国两制”构想定下的轨道。

　　此前，中共对香港一直采取包容忍耐的方针政策，但没有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因此，现在中央不得不对治港政策作出调整，拨乱反正。其思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遏制内外敌对势力，平息政治社会动荡；二是改变内外敌对势力对北京治港策略的心理预期，传递出将以更果决手段应对香港局面的强烈信号；三是改革香港法律制度，并花大力气进行特区管治团队与在港爱国力量的建设。

　　目前来看，中央的霹雳手段已收到预期的效果，重新塑造了香港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坦率说，这些动作遇到的抗拒比我此前预期的要少得多，极端反对势力已溃不成军，社会上对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也少到令他们失望。香港社会并没有出现新一轮政治斗争和动荡，而是逐渐接受了这种政治现实。

　　环球时报：在可预见的未来，中联办等中央驻港机构的角色和风格是否会发生变化？

　　刘兆佳：自中联办领导层更换后，这一趋势已越来越明显。中联办等机构预计将更积极地参与到香港事务中来，支持特区政府，打击外部敌对力量，并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值得解释清楚的是，许多港人对中联办的职能存在误读，“联络”二字让不少人认为中联办只是负责有限的沟通职能，但实际上，中联办就是中央驻港的代表机构，具有实际政治功能，也扮演相应的政治角色。

　　正如我此前所说，未来香港的治理一定会是中央全面管制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这也意味着中联办的政治角色和功能也会更加明显化，中央的决策政策如何在香港落地，都需要中联办来实现。

　　环球时报：最近特区政府人事发生较大变动，考虑到换届在即，您认为下一任特区政府在人事构成和执政风格上会发生哪些变化？

　　刘兆佳：随着中央治港思路的变化，特区政府的管治工作也将进入新阶段。过去，特区政府习惯于从“五十年不变”的角度看待问题和开展工作，风格保守，循规蹈矩，甚至谨小慎微到因为“怕得罪人”而不敢做出改变。

　　然而，当下香港并非要维持现状，而是要开拓新局面，因此需要有对国家具有更高忠诚度、更大勇气和魄力、更多创新精神的人加入到新的管治团队中。在这一大背景下，政务官垄断特区政府主要职位的时代已过去，中央及特区政府将来应会着重在不同部门和社会各领域物色人才。

　　未来，无论是在法律法规改革还是社会经济问题处理上，新一届特区政府都一定会受到某些反对势力或既得利益集团的抗拒。此外，虽然国安法已经落地，但维护国安和维持香港稳定依然是特区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这都需要新一任管治团队拿出果断的态度，克服阻挠特区政府施政的力量，无需事事顺从被制造出的所谓“民意”，亦不必畏首畏尾，既要坚定自己的方向，也要有能力动员各方面的资源，以达成施政目标。

　　此外，新一任特区政府还需和中央紧密配合，并在施政过程中更多具备长远思维和长期规划能力，将香港的需求和国家大政方针结合起来，这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