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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明理,增强政治自觉

2021-07-09 07:48:40  来源: 《求是》2021/13   作者:冷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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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做到学史明理,强调要突出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增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的政治自觉”。这表明,这次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首先要体现在对于党的理论的深刻理解上,特别是要深入学习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政治站位,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为什么我们党选择并始终不渝坚持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如何找到实现初心使命的正确道路呢?中国人的寻路过程是相当漫长、曲折和艰辛的。毛泽东同志曾经回顾过这段历史,他说,“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从十月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经过了3年多的时间。这说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还有一个过程。了解这一段历史,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选择并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有必要的。

  最早是李大钊同志在1918年7月1日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这是一篇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解释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他高度评价十月革命“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在他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最早的先知先觉者。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和痛苦,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和弊端暴露无遗,社会主义思潮流行了起来,包括无政府主义,中国也不例外。但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大多是温和的、改良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感到,对于黑暗至极的中国社会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来说,温和的办法似乎并不是一剂管用的良药。能够救中国的正确道路究竟在哪里呢?

  认识的转折点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打碎了中国人对西方列强仅存的一点幻想,也堵死了用改良方式救中国的道路。人们把目光转向了俄国式的激烈的革命的彻底的社会改造方案。“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毛泽东同志在1920年写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的这句话,生动地概括了当时急于救中国的先进分子的真实心态。而当他们开始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后,很快就被其闪耀的真理光芒所震撼。马克思主义一整套学说,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特殊规律,其说理之透彻、视野之宽广、逻辑之严密,特别是鲜明的阶级和人民立场、科学的方法,远远胜过以往曾接触过的各种学说。“真理的味道”和俄国革命的成功,使党的先驱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决心为之流血牺牲、奋斗终身。这从他们当时留下的文字中,看得很清楚。“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周恩来同志写下的这句话,很多早期共产党人都同样说过。

  2021年6月3日,位于上海市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全新开放,基本陈列“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共展出612件文物展品,较原先基本陈列展出的文物数量扩容3倍多。图为纪念馆俯拍图(2021年5月20日摄)。 孟雨涵/摄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当时已达200万左右的产业工人,在五四运动中展现出了强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众多马克思主义著作文章的出版发表,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工人中进行的持续努力的宣传和阐释,使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了解属于自己的思想武器,逐步从自在阶级转为自为阶级。中国尽管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但革命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由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改变了方向,转向社会主义,中国人的精神也由此从被动转为主动。恩格斯如果还健在,一定会像《共产党宣言》俄文版、英文版出版时那样,兴奋地写一篇中文版的出版序言,为马克思主义终于来到远东这片拥有众多人口和悠久文明的广袤土地而欢呼鼓舞,并深刻阐述其对中国和世界的重大历史意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坚持中国化的方向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曾经说:印共是1920年成立的,比中国共产党还要早一年,但是革命至今没有成功、没有取得政权,主要原因是始终没有产生印度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们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也付出了多次血的惨痛教训,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痛苦过程。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一点今天仍然要反复强调。

  本来,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搞革命要从本国的特点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原理。俄国革命的成功就是典范。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也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深刻。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赋予共产国际极大权威,作为它的一个支部,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要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比如,党的一大强调“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但党的二大时,就提出要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这个弯子转得太大,当时很多人是想不通的。党的三大作出国共合作的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如何合作,怎样保持党的独立性,党要不要有自己的武装,认识得不是很清楚。至于怎样看待中国的资产阶级,怎样看待农民这个同盟军这样复杂的问题,更是缺少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毛泽东同志。他通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国情,对中国各个阶级的状况及对待革命的态度,特别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对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等一系列中国的特殊性问题,讲得清清楚楚。但是他的这些正确见解,并没有被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接受,也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这使我们党第一次付出了血的代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大革命的失败,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必须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缺少认识。党要真正认识到这个根本原因,还要走很长道路,付出更多代价。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生的多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统治中央长达4年的王明“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更为严重的损失,使我们党损失了90%的根据地,几乎100%的白区。红军被迫长征,从30万人减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到4万人左右。当时的党,几乎面临灭顶之灾。其根本原因,还是脱离了中国实际,照搬书本,照搬国外经验。后来王明又犯了右倾错误,同样也是这个原因。

  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就是说,要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发挥主动性。以后,毛泽东同志在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他感到,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从哲学的高度上深刻剖析,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深刻阐述了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阐述了什么是实事求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从中国文化和革命实践中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遵义会议之后,主张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同志开始领导我们党,使我们党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避免了更大的挫折。1938年9月至11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明确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称“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党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道理,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后来,经过延安整风,学习党的历史,分清路线是非,作出历史决议,到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高度统一,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我们党在这一极其重要问题上认识深化的过程。在党的二大时,我们党就明确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反映了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探索和努力,有重要意义,但其理论根据主要是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当时的认识也很单薄。但是经过十多年的革命实践后,在毛泽东同志所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在讲同样的问题时,可以强烈感受到,经过了丰富的斗争实践,总结了成功经验特别是失败教训,我们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极大地深化了、丰满了起来。毛泽东同志从百年来的革命运动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前途、两重任务等方面,从中国的历史特点、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系统深刻地阐述和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些重要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理论成果的代表作。

  为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贵州启动遵义会议会址周边环境整治及展陈提升项目,包括遵义会议纪念馆入口改造提升工程、展陈提升工程、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展示工程,以及周边道路和环境改造提升工程等。该项目的建设,营造了更为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提升了游客红色旅游体验。图为遵义会议会址(2021年6月29日摄)。遵义市红花岗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党的全部历史证明,凡属成功的经验都是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得好的;凡属失败的教训则都是脱离中国实际,照搬国外经验和书本知识,空洞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段话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也清楚地解释了其中的深刻内涵。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对邓小平同志讲的这段话和凝练提出的这一命题,一定会有很深的感触!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正是因为我们党不但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始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

  坚持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很重要,这就是坚持“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它的着眼点在创新。创新是发展的源泉,是发展的不竭动力。“一脉相承”强调创新的源和流,“与时俱进”强调创新的时与势。“一脉相承、与时俱进”讲的就是坚持、继承、发展、创新的关系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列宁就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典范。他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俄国革命取得成功,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实行统一战线的方针,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等,都是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发展创新。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发展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总之,我们党在100年探索中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都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产物。前者为后者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坚持、继承、发展、创新。它们统一于我们党的初心使命,统一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2021年6月30日,延安革命纪念馆经过近5个月的改陈布展,正式对外开放。馆内基本陈列“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历史陈列”共分为7部分,通过2021件文物、900多张照片、29项艺术品场景装置、30处红色教育空间、40余项科技多媒体展示,完整再现了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壮阔画卷。图为纪念馆俯拍图(2021年5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潇/摄

  可以清楚地看到,理论创新要有两个前提: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老祖宗不能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历来都十分明确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一再强调。他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当然,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二是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过程中的继承关系。我们党讲与时俱进总是和一脉相承联系在一起,就是要把理论创新的源和流搞清楚。源只有一个,但流会有许多种。源重要,流也重要。我们党的创新理论的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一脉相承就是要讲“道统”。任何理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有传承关系的,要正本就得清源,要创新就得守正。我们党的旗帜上鲜明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们既体现了与时俱进的伟大创新精神,又是一脉相承的光辉典范。

  学习党的理论特别要学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在新时代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在今天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习党的理论特别要学习好党的这一创新理论。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联系党的百年辉煌史、联系党的思想发展史来学习,这样就会有助于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可以使我们学习得更深入、更透彻一些。这是此次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特点和要求。

  比如,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概括的重要思想。如果我们联系党的全部历史来学习,就会清楚地了解到,这是党从成立时起各个历史时期为之奋斗的一条鲜明主线,从而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又如,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党史上看,在我们党成立初期就明确,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同志及时提出要“以苏为鉴”,搞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取得过巨大成功,也有过严重曲折,终于在改革开放中成功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创造性地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联系党的百年发展史,我们一定会对这一创新理论有更深的认识和理解。

  再如,关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党史上看,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过我国经济发展的百年奋斗目标的问题。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均对此作了强调和安排,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党的十九大清晰擘画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表、路线图。通过学习这一历史,就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什么叫“一张蓝图绘到底”,什么叫“钉钉子精神”,就会更深地了解为什么我们党能够充满自信地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而增强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心和信心。

  还如,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到毛泽东同志概括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我们党能够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三大法宝”之间的关系。他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他阐述了三者关系,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就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而全面从严治党就是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好驾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双翼和两轮,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个思路和逻辑与“三大法宝”是一致的。“三大法宝”是战胜敌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四个全面”是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法宝,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两者在战略意义、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方面十分相似。“四个全面”是新时代最具创新特色的重大理论之一,联系党史学习,深化认识,是非常必要的。

  总之,学习党史一定要联系今天的实际,特别要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理解。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这些要求都是立足今天和今后的斗争,都是从政治的高度上提出来的。

  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坚定,政治自觉来源于理论自觉。学史明理,是这次党史学习教育的要求,也是方法,既要学习党的百年辉煌历史,又要深化对党的思想理论的认识,更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我们应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要求,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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