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行贿，哪个查起来更难？

　　近年来，随着反腐败工作机制的常态化推进，相关制度已经逐步建立起来。

　　行贿“黑名单”“受贿行贿一起查”，是近期媒体集中关注的几个关键词，这些关键词的背后，就是9月8日中纪委国家监委联合其他五个部门，共同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

　　为什么这样的一份《意见》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关注？在惩戒行贿方面，我们究竟要建立起怎样的制度？一起关注——

　　《刑法》中已有行贿罪，为何要再出台《意见》？

　　“行贿受贿一起查”，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已经予以明确，提出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随后，十九届中央纪委的历次全会，也都在强调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今天（8日），这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性文件发布，也被舆论认为，是我国反腐败在制度层面又迈出的重要一步。《意见》要求，坚决查处行贿行为，重点查处多次行贿、巨额行贿以及向多人行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在国家重要工作、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的。

　　怎么看这份《意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之前的要求有所不同的又是什么？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彭新林的解读↓↓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 彭新林：《刑法》中规定有行贿罪，且对行贿罪规定了从宽处罚条件，但实践中还是存在一些滥用从宽处罚规定的情况，也有一定程度“重查受贿、轻办行贿”的现象。社会上对行贿行为也有一定容忍度，致使对行贿的打击力度受到影响，也对贿赂犯罪的治理效果带来负面影响。这次中央纪委联合其他五个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是首次针对统筹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而出台的一个高规格文件，释放重拳出击行贿，高度重视对贿赂犯罪的源头治理和标本兼治，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强烈信号。

　　中纪委联合五部门出台《意见》，意味着什么？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 彭新林：多部门联合印发，首先表明了对行贿治理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也凸显了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效应，不仅是让行贿人受到相应法律制裁，同时也要对行贿人做出市场准入资质资格等方面限制，要剥夺行贿人通过行贿获得的各种不正当利益，它关系到多个部门的职责履行，所以才由多个部门联合发文。比如统战部，就涉及到联合惩戒问题，可能有很多非公经济单位的人事涉嫌行贿，就需要统战部履行相关职责。

　　中纪委重点查处五类行贿行为，如何克服行贿的隐蔽性？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 彭新林：这五类行贿行为都是性质相对严重、影响比较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行贿行为，要查处这一类具有很强隐蔽性的行贿行为，要有必要探索、改进调查方式，摆脱过去过度依赖口供的局面，加强对客观证据的收集，同时要认真落实《刑法》规定的对行贿犯罪，行贿人在追溯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从宽处理规定，宽严相济政策，发挥政策感召效应。

　　行贿受贿一起查是否会让受贿行贿形成利益共同体，加大查处难度？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 彭新林：相反，应当说这份文件出台后可能在客观上会增加行贿的难度。因为《刑法》中有行贿犯罪从宽处罚的相关规定，有一定原则性，过去在实行中存在滥用从宽处罚规定的情况，致使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这次出台的《意见》其实是将它拉回正轨，恢复正常状态。

　　中纪委联合五部门出台《意见》，对未来反腐工作有何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 彭新林：以前查办受贿，更多的是办案机关参与，《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出台以后会涉及到多个部门共同参与，意见也明确强调，相关部门相关机关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要加强协助配合。它会涉及到比如市场监督管理、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司法行政等相关单位，可能以后都要参与进来，可能会更加重视对行贿犯罪的综合治理。

　　“受贿行贿一起查”，除了对行贿行为的惩戒，该如何建立起一系列制约行贿人、惩戒行贿人的制度？探索推行国家层面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该如何操作？此前，关于行贿人的“黑名单”制度，已有一些地方试点，《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发布后，行贿人的“黑名单”制度会有怎样的不同和完善？

　　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将会给行贿者带来怎样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 彭新林：一旦纳入行贿人黑名单制度，涉案行贿的企业和企业家在市场准入、资质资格审核、招投标等方面将有很多限制，他不仅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而且不会出现既得利又得财的局面，可能会寸步难行。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的考虑就是要增大行贿的成本和代价，让行贿人在各方面得不偿失、寸步难行。

　　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从地方试点中总结经验未来要注意什么？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 彭新林：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依法依规推进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的探索改革。同时，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以前检察系统中，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中可能存在的一些漏洞。要防止一些公司纳入黑名单之后，改变企业名字改头换面，重新进行企业登记，重新进行相关经营活动，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加大对行贿人的惩处力度的同时要“充分保障涉案人员和企业的权益”，如何把握这个“度”？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 彭新林：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支持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一直是中央反腐强调的政策精神，这次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也体现了中央政策精神。如何把握这个度，办案机关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严肃惩治行贿，同时也需要充分保障涉案人员和涉案企业合法的人身财产权利，保障企业的合法经营，特别是在相关措施的适用方面，要依法慎用限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措施，要防止滥用留置等强制性措施，也要防止超范围超标准查封、扣押冻结涉案人员或者企业财产。这也是防止执法办案给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带来负面影响，所以要特别强调。

　　如何建立内部互相制约的监督机制？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 彭新林：①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行贿案件中，应当把相关情况通报给相关主管部门，由相关主管部门依据权责，依法依规对行贿人做出处理。比如一个建筑企业涉及到行贿，纪检监察机关就应当及时通报住建委对这个建筑企业作出相应处置。②在招投标、市场准入、资质资格限制等方面，要推行探索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要大力提高行贿成本和代价，增强对行贿治理的合力。

　　未来制度上可以有更多创新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 彭新林：为了提高惩治行贿效果，可以在一些法律制度修改完善方面作出探索。比如可以考虑确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同时也可以考虑对贿赂犯罪中某些难以证明的要素，降低证明难度，确立刑事推定规则等。

　　受贿行贿，哪个查起来更难？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 彭新林：其实行贿和受贿相较而言，查处受贿的难度要更大一点，受贿犯罪定案往往要依靠行贿人的证言，否则就是证据关系很难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