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亿人灵活就业，真的“灵活”吗？

　　2022年1月13日，湖北武汉市，整理收纳师在客户家中整理鞋子。图/IC

灵活就业“蓄水池”

本刊记者/蒋芷毓

发于2022.4.18总第1040期《中国新闻周刊》

　　“不轮班、没老板、无约束”。

　　这应该是很多人向往的工作模式。从Uber打出这一口号招募司机开始，众多零工经济公司纷纷使用这一广告招募零工。

　　“宁愿送外卖，也不进工厂。”张林洲是无数秉持这一观念、加入送外卖大军的一员。他是90后，从二本建筑类大学毕业后，由于不愿意去工地常驻，创过业、送过快递，最后选择了当外卖骑手。在中国，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和新生代工人对灵活、自由工作伦理的看重，“灵活就业”逐渐被人们所关注。

　　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灵活就业涵盖的不仅是家政工、餐饮服务员等传统服务行业的零工，还有新业态工种如众包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游戏代练等平台零工。灵活就业的兴起，背后既有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冲击，也有企业弹性用工的需求和部分劳动者对于灵活就业的追求。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鼓励个人利用社交软件、知识分享、音视频网站等新型平台就业创业，促进灵活就业、副业创新。一方面，灵活就业被看作是就业市场的“蓄水池”，为低收入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企业来说则是降本增效的方式。它也意味着对传统雇佣模式的挑战。另一方面，脱离了传统的雇佣模式，零工经济劳动者也面临着保障缺失、不稳定性增强和经济风险加大的困境。

　　去年7 月，多部委连续出台文件，要求加强对平台零工权益的保护，例如强化职业伤害保障，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为重点，组织开展试点。如何维护零工权益，正成为关注的焦点。

　　零工经济不再是边缘的二级市场

　　断断续续时间算下来，张林洲已经送了两年外卖。他曾有朋友到工厂打工，虽然有社保，但是他觉得“那像牲口”。“没有休息的机会，没有尊严，上厕所都要打报告，而且每天只能上一两次。”张林洲说，“进厂像坐牢一样，即使我再落魄可能都不会考虑。”

　　他即将年满30岁，稍有门槛的技术工种已经不好找，外卖则相对门槛更低。他也送过快递，但经历了随意罚款、单价压得极低后，选择了外卖这份“当时单价比较高、相对灵活自由”的工作。

3月18日，福建泉州市，街头忙碌的物流配送人员。图/人民视觉

　　张林洲的选择并非独树一帜。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闻效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背后是劳动力从传统生产制造业向服务业、尤其是平台工种流动的趋势。“现在零工经济已经不是过去边缘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它已经变成一级劳动力市场，甚至成为一种主要的就业方式。”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年来公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从事第二产业的比例，从2013年56.8％下降到2020年的48.1％；而从事第三产业的比例，从2013年的42.6％增长到2020年的51.5％，形成了“剪刀差”效应。

　　“灵活就业兴起与中国劳动力产业结构转型有非常大的关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以输出廉价劳动力为主，但随着过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地，过去存留的大量劳动力则流动到了其他行业。

　　00后赵娜在去年底到今年1月短暂地做过家政工。她从高中毕业就开始打工，没上大学。由于进厂做普工需要熬夜值班，她进厂没几个月就辞职了。之后，她一直靠做家政钟点工维持收入。

　　闻效仪认为，在面临结构性改革的转轨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对传统正规就业带来影响。灵活就业介于正规就业和失业之间，起到了就业“蓄水池”的作用。

　　“如果作为‘就业蓄水池’，零工经济是相对正规就业而言的一种补充就业形式，也是承接实体经济就业状况不佳时的一种兜底手段。”闻效仪说，从这个角度看，国家政策应支持灵活就业发展。

　　另一个有关灵活就业兴起的背景是企业所采取的“轻资产化”管理方式。闻效仪说，企业经营的目标越来越追求在金融市场中获取高市值，相应地希望避免劳动者的要素对企业绩效形成约束，尽量追求一种弹性劳动关系。

　　孙萍也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大笔热钱，最终落在了互联网产业。国际金融资本的投资让互联网产业倾向于使用“轻资产”的运营模式，即通过劳务派遣、平台合作等形式将部分劳动者“外包”，从而减轻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另外，数字化也使得兼职机会更为便捷。移动互联网的诞生让人们摆脱了传统台式机，找零工更迅速。劳动力从确认劳动关系、缴纳社保的部分制造业流动到平台零工。“这背后有传统行业吸引力下降的问题，也有农民工难以在城市扎根、不在意社保的问题。”闻效仪说。

　　众多因素使得灵活就业群体数量上升。根据美团财报等数据，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从2017年的220余万增长至2021年的527万。根据《2021年中国互联网家政服务行业报告》，全国家政行业从业人员从2017年的2623万增长至2020年的3275万。

　　平台给灵活就业带来了什么？

　　相较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出现在公共场合、被人关注的工种，平台家政工显得更为隐蔽。由于家政往往停留于单个家庭内部，她们的社会可见度显得更低。

　　刘芬是一名70后平台家政工，4年多前，她入职一个互联网家政中介，成为了一名钟点工。她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6点接单，钟点工的单子分为2~4小时不等，每小时50块，平台抽成7块。经历4年的积累，她已经积累了一批老客户，每周有5天都排了固定客户。这让她的工作更为稳定。

　　尽管此前没有任何家政经验，在经过3天的培训后，刘芬还是顺利成为了家政工的一员。她给平台交了1000块押金，领了一些工具。每周除了周二休息，她都会提着平台发的红色印花背包，开着小电驴，穿着统一的工服和围裙穿梭于方圆7公里内的小区之间。

　　刘芬曾是全职主妇，直到女儿上大学离家，她跟着来到女儿的城市，通过打零工补贴收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梁萌曾对平台家政工展开调查，她发现，互联网平台对于家政工专业化、职业化有所帮助，“平台的培训和管理理念有助于塑造劳动者在清洁和家务方面的专家形象，基于提升业务水准的考虑，但也同时具有市场教育的功能，让民众意识到家政工作的价值，尊重家政劳动者。”

　　此外，家政工也通过互联网公司间接获得了更强的议价能力。刘芬入职不到两年时，平台将每小时保洁单价由35元提到了50元。“刚开始订单少了，但缓过一阵，订单量又恢复了，客户还是相信我们的专业能力。”

　　尽管在平台积累了稳定客户，刘芬也没想过接私单。“平台单量更稳定，客户放寒暑假时，平台也能把那段单量补上。”梁萌认为，互联网家政公司在订单来源和数量方面较传统家政公司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使得平台能迅速吸引一批家政劳动者。

　　梁萌认为，相较于早期经济地位较高的使用者以互联网积累资本而经济地位较低者主要用来娱乐的情况，底层劳动力市场能够参与到互联网资本的运作中并从中获得利益。在这个角度上，互联网家政业有利于数字鸿沟的弥合。

　　另一个不常被关注到的工种是游戏零工，尽管这类劳动者可能并不在少数。余莉莉在重庆的一所大学就读，她从高二开始玩手游，大一时，和四位同学组队拿到了学校的第二名，还和第一名的战队交上了朋友。她喜欢超前消费，常常入不敷出，在朋友们的引荐下，她开始做游戏代练、陪玩增加收入。

　　游戏零工常被看作一种“边玩边赚（play to earn）经济”，但余莉莉体验并非如此。刚开始，她在一款名叫“代练通”的App上接游戏代练单，不仅价格低，平台抽成还多达五至七成，因此行业里戏称这些在平台上接单的零工为“奴隶”。

　　焦虑是她接单的常态。“在平台接单先要付押金，如果没能在约定时间内把段位打上去，就会扣掉押金，甚至还可能赔钱。”余莉莉说，她曾接过一个“痛不欲生”的单子，由于是新人，缺乏客源，她只能用低于市场价一半的单价接单，打到最后她已经厌烦了游戏。

　　相比外卖、网约车等行业存在的大规模平台，游戏行业平台尚显稚嫩，与之对应的是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工作室。余莉莉有些技术，但加入工作室也只算勉强够格，还是在她选择辅助位的情况下被招进去的。工作室给了她一个800块钱的单子，那一周她每天从中午12点打到晚上捌玖点，终于赶在截止时间完成任务，但结账时工作室却拖欠了她400块。

　　即便是兼职，余莉莉也明显感受到了订单不稳定、新人难起步等零工行业常见的问题。从去年底开始接代练以来，她一共有二十多位客户，其中大部分都只下单了一次。

　　尽管如此，她仍然觉得游戏零工比奶茶店、饭店兼职轻松，至少体力消耗更少。不过，毕业后，她倾向于选择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对于张林洲来说，选择做外卖骑手还是因为灵活、自由，虽然平台管理严格，算法会不断给骑手压缩时间，但一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做久了也有很多方法支配自己的时间，总体上仍算轻松。

　　灵活就业，还“灵活”吗？

　　“我所在的站点，骑手职业周期通常只有4个月。”张林洲说，这导致管理者会在用工期内尽量多派订单。

　　他是专送骑手，每个月只能休两天。即使在没有单子的时间，他也不能休息，因为要“抢单”：一旦下线，意味着他将失去被系统派单的机会，而仅靠高峰期的单量只能勉强饱腹，所以不得不一直在路上保持“随叫随到”的上线状态。

　　专送骑手刚入职时，200单以内算新人保护期，此时系统会优先派顺路近单。新人保护期一过，骑手则面临订单下降的处境，不得不通过熬时间来换单量。加上张林洲所在的城市每年单量旺季只有三四个月，疫情下订单量减少、骑手数量增加也加剧了内卷，很难挣到钱。失望之下，张林洲经常在工作三四个月后匆匆告别这份高风险不稳定的工作。

　　孙萍在对骑手的调研中发现，平台零工逐渐变成了一种“黏性劳动”。在她的调研中，2018年至2020年，北京市专送骑手的比例从32.6％增长到了52.8％。“由于运力始终存在缺口，公司希望把部分工人变成又固定工作时间的人，想办法黏住工人。”孙萍说，这使得平台的灵活就业出现了去灵活化的趋势。

　　骑手完成单量也变成了一种“赶工游戏”。“平台有游戏化的激励方式，累计式计价，单量越多单价越高，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骑手多干活。”孙萍说，2018年到2021年，外卖骑手在平台上送单的总体时长越来越长。

　　家政行业也有类似困境。刘芬只能接受平台派单，自己无法取消。过年忙的时候，她一天能接4单，每单之间只有半个小时，从这家出来赶到下家，饭都吃不上。刘芬手机还装有GPS定位系统，平台规定必须提前10分钟在小区范围500米内打卡，未按时打卡会扣10块钱，若擅自取消订单则会被扣50块。

　　梁萌认为，传统家政业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是“弱契约”“弱控制”的松散关系，而互联网平台则在保留“弱契约”的临时、非正式劳动关系基础上，增强了对劳动者的控制。互联网家政业中的劳动者无论是相对于传统家政业劳动者亦或是其他产业中的劳动者，都处于更加被动和被规制的地位。

　　多名学者提及了平台对零工的加强控制。孙萍认为，平台和中介公司一方面通过站点、商圈、区域、城市、大区一整套组织模式，构建起对骑手的管理体系，另一方面通过算法与骑手互动。此外，平台还把部分控制权转交给了消费者，使其拥有评价、投诉骑手的权利，加剧了客户端和骑手端的对立。

　　张林洲所在的专送体系，差评会罚100~200元，投诉、被系统判定“提前点送达”、顾客收餐位置与系统定位不符、顾客“因骑手原因取消订单”等都会被罚500元。

　　对于骑手来说，申诉往往很难。有一次他同时接了8单，还遇上暴雨。交警让骑手减速，但配送时间并没有增加。那天，他差点出事，最后推着电动车走过天桥，超时了，餐也洒了，还是吃了一笔罚款。

　　张林洲还苦恼于“以罚代管”的管理模式，站点内所有的骑手总的差评率如果超过某个阈值，美团会罚站点，而这又会导致站点加倍罚骑手。

　　闻效仪认为，零工经济实并非像其宣称的那样“高薪”“自由”。“高薪”来自于逃避的社保成本，“自由”则只有“抢单自由”，骑手并没有“工作自由”。“对于高技术人群来说，灵活就业可以让他们在两三个月赚够一年的钱，他们是主动自由；而对于骑手、家政等低技能劳动力来说，他们需要每周至少工作6天来保证收入，实际上是一种被动自由。”

　　“零工经济的本质还是劳动力密集型经济。”闻效仪说，在需求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如何保证劳动力的稳定供给，平台在其中起到大规模的组织作用，并介入到对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中。

　　“由于全部劳动过程的数据可留痕，平台对劳动过程的监控会更严密，劳动者所受到的指挥和控制也会更多，相应带来的压迫感也会更强。”闻效仪认为，劳动者也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例如评价体系已经是劳动者标注在个人身上的固定资产，需要通过不断的好评来形成个人名誉资产的增值。

2020年6月13日，重庆市的一名代驾人员（左），带着体验代驾工作的儿子在深夜一起回家。图/IC

　　劳动关系难认定

　　“平台零工作为新的、复杂的用工形态，相应的研究和规则制定相对滞后。”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姚艳姣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导致了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模糊、平台权责不一等乱象。”

　　在致诚的研究中，需要维护自身权益的骑手甚至难以找到用人单位，无法确立劳动关系。外卖平台与大量配送商正是借此操作在不同程度上逃脱了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

　　为何会无法认定劳动关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范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平台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上，在前端和后端都有相应的规则来处理。前端是在立法层面，如果劳动者与平台签了劳动合同，意味着在前端就直接被纳入到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内，平台跟劳动者的关系就适用劳动法的规则来调整。即便前端没签劳动合同，但在实际用工过程中，平台对劳动者的管理和控制是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的，那么在司法过程中也可以认定构成劳动关系。

　　此前，2016年7月，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

　　“这意味着之前政策开了一个口子，如果可以签劳动合同，也可以签非劳动合同，企业可能就没有动力遵循更加正式的劳动关系。”范围说，后端在司法裁判的层面，对于法律关系定性，司法态度较为保守。

　　目前专送骑手劳动关系认定比例（“认劳率”）很低，根据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研究，外卖平台的认劳率基本控制在1％以内，配送商的认劳率也仅为46.89％和58.62％。此外，复杂用工模式下骑手劳动权益被 “区别对待”，法院开始视“场景”严重程度（人身损害抑或财产损害；伤残等级等）决定是否认定劳动关系，工伤案件的认劳率明显高于工作报酬或社保纠纷案件的认劳率。

　　这一难题在去年迎来了转变。2021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国家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平台用工形态进行了初步划分，将新业态劳动者分为“劳动关系”“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三种类型，保障程度与依据不尽相同。对于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要求各地指导平台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不同学者对于是否需要认定劳动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孙萍认为，由于社保机制的困扰，为了更快地解决痛点问题，可以绕开劳动关系谈社会保障，“比如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我们先解决最痛的点，漏洞先堵一个算一个”。

　　闻效仪则认为，劳动关系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它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不代表它不是劳动关系，它可能只是劳动关系的一种特殊形态。例如现有法律制度里面的非全日用工劳动关系，仍然覆盖在劳动关系中，需要符合最低工资标准，同时上工伤保险。”

　　回到现实中，困扰依然存在。姚艳姣说，根据《指导意见》，外卖行业的专送骑手不是来去自由的“平台零工”，而是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形，众包骑手则大多属于“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范围认为，至少双方的关系要回到“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但实践层面，这个规制可能会被平台的策略架空，变成仍然没有劳动关系的状态。

　　姚艳姣认为，对于众包骑手等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在实际判例中几乎不会被认定符合劳动关系；但一些在同一个平台全职工作的众包劳动者，也应该考虑将其认定为符合劳动关系，司法实践中也有相关先例。

　　姚艳姣补充说，《指导意见》已经明确指出“对采取外包等其他合作用工方式，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的，平台企业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但目前还缺乏具体规则和司法案例来厘清平台在何种情况下承担责任，以及具体承担哪些责任。

2021年8月12日，江苏南京汽车客运站，出租车、网约车排队进行消杀，司机进行核酸采样。图/人民视觉

　　求解保障难题

　　一名外卖行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劳动关系认定涉及立法等问题，目前行业采取的方式是悬置劳动关系并完善劳动保障。

　　张林洲说，目前骑手最迫切的是工伤保障。现在，张林洲所在的站点每周都会出一两场车祸。他所在的公司，专送骑手由合作商通过经纪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众包骑手由众包服务商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意外伤害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众包新骑手首单保费3元由服务商承担，后续每人每天保费3元从骑手佣金中扣除。张林洲认为，雇主责任险最终受益人是企业，一旦出现严重事故，能够得到报销的医疗费用比例也很有限。

　　前述《指导意见》提出，要强化职业伤害保障，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为重点，组织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平台企业应当按规定参加；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提升平台灵活就业人员保障水平。

　　熟悉政策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外卖行业主要是推动商业保险的保障方式，做到百分百的商业保险覆盖。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上，平台会为所有骑手按要求参加。在养老和医疗保险上，会要求合作商根据用工方式提供适合专送骑手的养老、医疗保险。众包则根据政策是个人自愿自主选择。

　　“职业伤害保障对平台劳动者的权益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举措。但各地试点政策所提供的职业伤害保障保护力度不同，我们认为职业保障的力度应该接近工伤保险或基本与工伤保险齐平。”姚艳姣提醒，职业伤害保障不能适用于所有平台上的从业者。比如，对于符合劳动关系的专送骑手，应该严格按照当前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的规定，由平台或合作配送商为其缴纳工伤等社会保险，而不能用保障程度相对较低的职业伤害保障来替代。

2020年6月28日，山东滨州市万达广场，服装店主在夜市上通过网络直播售货。图/人民视觉

　　在平台机制方面，姚艳姣建议，未来还应该重点推进算法人性化。数字平台通过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劳动者的管理更加精细和严密。2021年12月31日，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于2022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第二十条规定，“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向劳动者提供工作调度服务的，应当保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合法权益，建立完善平台订单分配、报酬构成及支付、工作时间、奖惩等相关算法”。

　　闻效仪认为，还应把新就业形态人群纳入到工会组织体系里来，让他们享受工会组织服务，通过工会代表劳动者，与平台进行协商。

　　在劳动关系难以认定的一些领域，一些学者建议要加强政府兜底。“家政工的零工化是一个世界难题。”梁萌认为，随着老龄化进程、开放生育政策，照料劳动的公共性已经体现，政府应该为此负起一定责任。在德国，政府体系内有专门从事照料劳动的人。推进家政业职业化水平，不仅包括职业规范化，还包括对家政劳动本身的尊重和保障，形成完整的职业体系。“要么立法把劳动关系厘清，要么为此兜底。”

　　（应受访者要求，张林洲、刘芬、赵娜、余莉莉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