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快速的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国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大量劳动力离开家乡,前往机会更多、收入更高的发达地区就业和生活,成为往返于户籍地和流入地之间的流动人口。在此过程中,他们的未成年子女选择留守家乡,或是跟随父母一起流动,形成规模巨大的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群体。这些孩子成年以后,就是需要着重关注的流动人口二代。
成年流动人口二代已占我国青壮年劳动力的一半以上,是当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显示,2020年我国有5.32亿人年龄在18-45岁之间,其中流动人口二代约有2.71亿,占比50.94%。与父辈相比,流动人口二代不仅从事传统制造业,在许多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流动的时代”,流动人口二代的数量在未来只会进一步扩大。对未来流动人口二代规模的预测结果显示,到2030年,我国18-45岁人口中的流动人口二代占比将增至65.63%,10年内上升15个百分点。
流动人口二代可能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很大程度上将是我国青壮年劳动力的问题,也是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动力和可持续性的大问题。具体而言,成年流动人口二代面临以下困境:
一是心理困境。《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显示,随迁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焦虑、抑郁和孤独感水平均显著高于非流动人口二代。早年留守或随迁经历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很可能持续到流动人口二代成年以后,根据严重程度不同,其心理问题可以分为社会疏离感、道德失范和法律失范三个层次。
二是教育困境。流动人口二代的高等教育升学率要明显低于非流动人口二代。2020年,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只有25.6万名在流入地报名高考,仅占当年全国总数的2.39%。流动人口二代高等教育升学率低,与其早年留守或随迁经历过程中的教育获得紧密关联。对随迁子女来说,面临难以享受到流入地优质教育资源的“入学难”,以及绝大多数随迁子女难以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升学难”。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也不高,大多进入专科、职业学校或直接选择务工。
三是就业困境。在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衰退等背景下,外贸、运输、餐饮、制造加工等很多行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群体就业不稳定性升高。与此同时,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增加了流动人口二代的就业难度。在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数字经济、虚拟经济的蓬勃发展,多种新技术、新行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的岗位呈现减少趋势,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流动人口二代正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
四是婚姻困境。根据民政部数据,2018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接近全国人口的1/5。婚恋的“内卷”困境使流动人口二代组建家庭变得更加困难。对于留守原籍的流动人口二代,在男多女少的性别失衡推动下,彩礼、酒席等婚姻费用不断抬升。对于仍处于流动状态的流动人口二代,如果在原籍地寻找对象,同样面临费用的问题;而如果在流入地寻找,他们在婚恋市场的竞争力往往相对较差。
应对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既要对症也要预防。对症,指的是针对当前已经成年的流动人口二代制定保护性的政策措施;预防即是面向当前仍处于留守或随迁的未成年流动人口二代,尽早采取预防性政策措施,防止他们成年后陷入类似困境。
对于成年流动人口二代,在政府的引导和资源支持下,依托用人单位、社区或工会等组织,负责本企业、辖区内流动人口二代的识别和帮扶。第一,动员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为流动人口二代开展适宜的技术指导与文化培训,帮助其更好融入流入地城市生活,适应产业技术的转型升级。第二,在流动人口二代集中的企业或社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咨询活动,及时干预和缓解流动人口二代中普遍存在的心理压力与精神焦虑。第三,在企业不同部门或不同企业之间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交友联谊活动,为解决流动人口二代面临的婚姻问题创造条件。
针对当前尚未成年、仍留守家乡或跟随父母随迁的流动人口二代,要着力于优化其教育与心理情况。第一,建议开发留守学生教育管理系统,实现家校师生间的信息交互、情感交流,精准关爱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第二,切实解决好随迁儿童义务教育入学难、升学难问题。在逐渐增加公办学校学位供给的基础上,继续增加民办学校学位补贴数量,使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和获得民办学位补贴的比例持续增加。不断深化异地中考、高考制度改革,保障随迁子女公平的受教育权利。第三,建立多层次的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心理健康保护网络。以省为单位,建立省级留守儿童、随迁儿童心理健康中心,在每个市建立分中心。构建全省心理健康指导、监护网络,形成留守儿童、随迁儿童心理档案库,动态关注流动人口二代心理健康。第四,进行恰当适度的新闻媒体宣传,营造关爱留守儿童、随迁儿童的良好氛围。(作者分别是国家级青年人才学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