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推荐技术的支撑，各类信息可以实现自动化、大规模的精准传播。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国家在跨国社交媒体平台大力发展所谓“计算宣传”技术。计算宣传，就是通过大数据与算法推荐技术，实现“信息投喂”的自动化和精准化，针对特定受众营造出“信息茧房”，并基于立场政治与情感政治的逻辑，煽动社会对立，制造群体撕裂，然后通过复杂的多元联动实现深层协同化，形成稳定的执行策略与行动机制。特别是在跨国社交媒体平台上，计算宣传针对特定国家或族群进行隐蔽的舆论操纵，使得传播内容、投送精准度和覆盖人群数大大提升。
综合目前情况来看，计算宣传正在被迅速应用于国际政治领域。从效果来看，计算宣传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目标国家或地区的舆论、决策与形象塑造，甚至可能影响目标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
在计算宣传技术支撑下，部分境外势力通过舆论热点事件对我进行“意识形态穿刺”的能力越来越强。所谓“意识形态穿刺”指的是通过将民生热点问题政治化，进而实施意识形态攻击，并组织网络化社会抗争的策略。其一般过程是，通过目标国家的一个焦点事件进行周密策划，通过不同类型KOL的介入和引导，逐步转换该问题的建构框架，进而将具体民生问题政治化、国际化，同时通过社交机器人的扩大传播，将小事炒大、大事炒炸。这种舆论操纵手法在发起时，往往以民生问题为伪装，以提升话题的关注度。然而在KOL与社交机器人介入后，原本被忽视的小问题将持续发酵并迅速扩散，矛头迅速转向对目标国社会治理、人权保障、体制改革等系列问题的抨击，并试图激发出线下一定规模的抗议行动。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塑造与舆论焦点事件传播的结合成为一种稳固的绑定方式。
基于这种规律，计算宣传活动的主导者往往诉诸意识形态立场来实现对舆论的有力操纵。他们利用意识形态框架包装炒作社会热点事件，通过聚集效应放大、刺激相同立场受众的情绪，以政治立场来驱动观点极化，制造阶层对立和群体撕裂。具体而言，因为网络参与的便捷性和平民性，网民可以借助各个网络公共话题来反映利益诉求，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成为立场政治的“易感人群”。不仅如此，在流量经济模式驱动下，一些商业机构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看中了这些“韭菜”，为了扩大“流量”，也会跟风炒作，不断博下限、触底线，成为立场政治的吹鼓手。这样在流量经济模式驱动下，数字空间中的“立场政治”就演化为一种可以带来资本增殖的文化生产和消费策略。但立场政治的本质特征是画地为牢，以政治立场而非事实来判断是非曲直，这将必然造成同一立场信息的泛滥与异质信息的匮乏，强化“信息茧房”效应，造成舆论的激化与极化，进而进一步推动社会对立与群体撕裂。
此外，基于计算宣传技术，大量带有网络自组织特征的对抗性行动也变得更加隐蔽并且便捷。因为在网络传播环境中，新信息传播技术会将社会形态引致分布式系统，即通过网络连接的各个组织借助信息交换形成的协作系统。所谓网络自组织“抗争行动”，就是基于这种分布式系统环境，由网民动员、协调、展开的一种对抗性集体行动类型。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的许多社会运动中，开放式、大规模在线协作的网络自组织行动多次出现，它们均体现出多中心、分布式行动的典型特点。
在这种大规模网络自组织的活动中，情感动员是其核心策略。情感具有强社会属性，相比于传统的动员方式，依托互联网的动员过程更加依赖于文化与话语的情感力量。基于计算宣传技术制作的信息内容故意减少理性中立客观的内容，反而通过发布极端性、攻击性的虚假信息，利用煽动性的情绪注入、夸张不实的叙事表达，快速让受众产生情绪上的反应。这种极端性的表达会进一步撕裂受众，情绪性的内容也会加快受众被诱导的进程。除此之外，这种情绪性的内容很容易让受众产生“自主思考”的错觉，将非理性的情感归结于“义愤填膺”或“感同身受”，从而加剧了迷惑性，也强化了对目标群体的影响效果。
在美西方计算宣传活动的冲击下，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之下，需要多措并举，适应当前意识形态圈层化、算法化的趋势，既需要以民生问题的统筹解决为基础，又需要应用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技术，同时更需要对舆情传播规律、舆论生态治理机制的研究与共建，多点并举，多措共施，全方位、立体性地涵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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