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危险的职业
4月上旬,江一(化名)差点被网络上质疑声浪打翻了。南京金宝贝“退费需要25年”上了热搜,职业闭店人因其“新奇性”和“逃废债”嫌疑,被媒体高度曝光。
江一,作为南京金宝贝的职业闭店人,被舆论拱到风暴中心。他的社交账号后台,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0多个人咨询他,有伪装为机构老板的记者,也有真正的教培机构老板,偶尔也有人私信来骂他,因为舆论声浪太大,南京金宝贝的“闭店工作”进入尾声,他回了成都老家。但事情的演变依然超出他的意料,相关部门陆续两次联系他,要求他配合调查。
第一次,他还在南京,赶到相关部门,详细讲述了和南京金宝贝老板认识的经过,以及有没有在闭店前收费。几天后,央视新闻曝光职业闭店人手法,有关部门再次找到他,问他换法人的经过,以及再次询问南京金宝贝到底有没有在关门之前续费的细节。
这很关键,闭店前是否恶意诱导家长续费,决定着他是否涉嫌违法。
今年1月以来,作为全国最大少儿教培机构之一的金宝贝,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分部因为资金链断裂,相继闭店后,多地分部开始交给职业闭店人处理。无法退费、转课,甚至变更法人帮助老板逃废债的做法,惹怒了数千名家长。
随着事情的不断发酵,据知情人士了解,有地方的金宝贝闭店人,因为涉及恶意逃债已经被立案调查,目前南京金宝贝并未有类似情况,所以还未被立案。
江一极力想澄清,同行其实分为两类,一类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当机构已经要倒闭时,在机构和家长之间找到折中解决办法;一类是圈钱的,会在闭店前收费一波,再跑路,将矛盾升级。
他自认为做的是第一类。庆幸之余,他也有些后怕,如果自己没守住底线,也可能和其他闭店人一样,被法律审判。
职业闭店人涉足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帮助机构老板闭店,很容易站在家长的对立面。为了帮老板逃脱法律责任,他们也从寻找职业背债人,变更公司法人,应对维权家长的群,提供转课方案,再到跟进诉讼纠纷等,形成一套成熟而完整的产业链条。
2021年成为职业闭店人以来,江一已经处理上百个闭店订单。引爆舆论的南京金宝贝事件,是他遇到过的最棘手的订单。
有风险,也是另外一位职业闭店人刘洋(化名)的一个感受。虽然这个闭店工作,发生在两年前,但直到现在,还会被经侦叫过去配合调查。2022年3月,他正式接管上海一家英语培训机构闭店工作,后因家长报案,经侦介入调查,并发现这家公司在2021年前后,有1000万资金流向了国外。老板解释是当时跟国外的老公离婚分割财产转的,但经侦以资金流向不明为由立案。
刘洋说,在合作之初,财务状况上老板对他们闭店人也有所隐瞒。案子拖了两年,到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性,他们的闭店工作做了一半后,陷入停滞。
02 “月入10万,肯定比上班强”
尽管这个行业充满危险,灰色,不大光彩,但它成本很低,几乎无需投入,又很诱人。线下或者线上入驻几十天甚至更短的几天,挨骂、协调、沟通,可以赚1-10个点,多则几十万,少则几千元。
成为职业闭店人前,有不少人是倒闭的培训机构的老板,经历债务压身的巨痛,然后走上职业闭店道路。
江一本科学的是法学,85后,刚毕业从事过两年和法律有关的工作,工资不高。因为正值教育机构的创业高峰,转行做少儿英语培训机构。最鼎盛的时候,在全国开了7家少儿英语连锁,但疫情来了,繁重的支出很快让他吃不消。
他给凤凰网《风暴眼》算了一笔账,一个校区的外教总月薪10万,7个校区高达70万,如果算上房租和其他员工工资等,每月的开支就上百万。疫情爆发初,他还能准时发放外教工资,很快,就难以支撑了。他形容当时的自己,就像赌博,不甘心,虽然解聘了外教,但是很难下决心闭店。
直到当年底,账面上的几百万,耗尽耗干,机构相继倒闭。六七百位家长退费,堵住了他的办公室大门,江一和数百位家长签了个人欠条,总金额高达上千万。
为了还钱,他把自家的房子抵押,还从花呗、借呗、信用卡套现。家人不理解,妻子最终离开了他。上千万债务以及信用卡的高额利息让他一度喘不过气。“以前我抽烟都是抽100块的,后来抽烟的钱都没有了”,江一自嘲。
最难的那段时间,他想过一了百了。两个月没有出过门,整日干躺着,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每天都想死,因为你不知道这一千万应该怎么还,”江一说。他做过最坏的打算,是注册全部网贷平台,然后借钱,把钱留给父母,结束生命。
和江一一样,刘洋也是因教培创业失败背上了四百万的债务。
他是一名85后,一直从事教培行业。刚创业的时候,他才20多岁,行情好,没有双减也没有疫情,年纪轻,容易飘,觉得自己能赚钱了,很快用第一家门店赚的钱,疯狂开店,2年开了6家,因为扩张太快,缺乏战略管理,创业第三年,资金链就断了。
2018年,6家培训门店几乎同时倒闭,他欠了四五百万。
当初为了运营店,他已经把买房的钱、结婚的钱都用了,甚至后来还把父母的房子拿去做了抵押。到现在他父母只能租房住,父母一度和他“断亲”。
走上职业闭店人的道路,刚开始,多是同行朋友介绍,帮个忙。成功处理纠纷后,他们逐渐意识到这里面有很大的经验差、信息差,可以成为一个职业。他们的创业失败经历,让他们能和机构老板高度共情,也可以帮助他们更理性处理家长情绪。
为了扩大经营,他们后来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为自己引流,也接触更多的案件。在江一的日常工作中,他发现同行里有一些人像他一样,是失败的教培创业老板,还有不少人当过培训机构校长或店长。
随着行业规模越来越大,收费模式也越来越成熟。最初时,朋友介绍,费用通常比较低。江一的第一单生意,纯粹是帮人忙,那家机构有300多万费用需要退还,机构拿出了100万来退费,江一被骂了10多天,和80%的消费者达成一致,他赚到了行业的第一桶金,3000块钱。
后来,收费的费用虽然不固定,但一般在债务的1%到5%之间。江一说,一个月能接两三个单子,收入2万-7万不等,最好的时候能月入10万。三年下来,靠职业闭店人赚了有上百万。
刘洋给出了更具体的收入演算方式。他以接的一份闭店工作为例,由于预算有限,机构老板给出的费用是40%,也就是家长1万块的学费,他得用4000块把这个事解决了。他给家长退30%,即3000块,剩下的5个点做转课(注:周边机构接收转课学员,收取的费用),就还有5个点的利润可以挣,这也意味着他能从每一名家长那挣500块。
行情好的时候,刘洋的一个团队年入上百万,落到他个人头上,有大几十万。刘洋说,“最好时,能月入十几万,肯定比打工强。”
从事职业闭店两年多来,无论江一还是刘洋,收入稳定后,自身的债务已经偿还了部分,债务压身的负罪感早已消解了。他们从失败中积攒的经历和能量,让他们尝试了更多资源整合的业务,动用很小的成本,获得更可观收入。
03 “闭店市场蛋糕很大”
职业闭店人的兴起,要受益于更广泛意义上预付费模式的流行。
近几年,因为预付费、预付卡等模式,理发、健身、培训机构频繁陷入经营不善倒闭争议。尤其是教培机构,因为涉及费用规模更高和家庭群体复杂,闭店工作应对相对棘手,所以给了职业闭店人生存空间。
凤凰网《风暴眼》接触的几位职业闭店人,无一例外,在从业的几年里,几乎处理的都是教培机构的闭店工作。
这要受益于教培机构的畸形扩增,开店的低门槛,让很多教培创业者,过度沉浸在预付费的多寡上,而忽略了真正的风险。
刘洋介绍,培训门店的利润计算方式跟传统门店不一样。餐饮行业,这个月收入多少钱,去除房租、人工成本、物料成本,剩下的就是利润。但教培行业,是要把学员的课上完,才算利润。很多教培机构没有看清预付费模式本质,收了报班的钱就以为自己赚钱了,拿去投资开店,一旦遇到风险,现金流就断了。
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消课效率。“很多老板不在乎消课,觉得学员请假,两个月不来,没啥损失,但事实上,这白白增加了两个月的成本。干教培最大的成本就是时间,房租、人工都是由时间来影响的,如果消课效率很低,就没有利润,甚至是贴钱在上课,”刘洋表示。
江一也表达了相似观点。江一在干教培时也闯入了误区,以为家长教的学费,都是利润,实际上,账面上躺着几千万,很可能负债更高。
教培行业入门门槛低,真正懂财务和运营管理的人少。江一接触过不少案例,老板接盘教培机构时,大多不清楚未消课背后的资金压力,对真实的债务风险毫无觉察和应对能力。
到了最后,他们常常陷入迷途:继续运营,需要钱,机构要关门,就要退费,也是一大笔钱。两条路都不是好选择,但是维持运营的假象、继续让家长续费似乎更容易。不过,假象总有戳破的一天。
具体的数据或许更直观。根据天眼查数据,疫情这三年,教培相关机构吊销及注销数量累计达2.4万家。2022年单年倒闭数量,是疫情前2019年的10倍。
在行业浸润多年的刘洋认为,今年教培行业的体感之凉或许更明显。美吉姆、金宝贝这类知名头部教培机构多地门店,相继倒在2024年的开春,不仅让家长对培训机构大为失望,更是让从业者觉得真正的寒冬或许刚刚开始。
根据抖音指数,近年,“债务规划”关键词的热度明显上升,2022年搜索指数还在200左右徘徊,2023年搜索指数上升到400上下,2024年搜索指数已经上升到了600上下,一年上升一个台阶。
这是个需求火热的市场,过往失败的创业经历让江一与机构老板高度共情,“他们经历了疫情双减,卖车卖房都撑不下去了,就只能永远不得翻身吗”。但行业鱼龙混杂,有了职业闭店人兜底,跑路老板和一些闭店人恶意收费及逃债,也在滋生更多违法违规方式。他选择回避这类问题,表示自己并不是审判员,无法为行业的乱象负责或点评。
04 职业闭店人是法外之地吗?
尽管江一和刘洋都极力表示自己在规则之内做闭店,但它自身的灰色,仍然难以回避。
有部分职业闭店人是以调和机构和家长退费矛盾来展开工作,提供转课方案,但实际体验已经大打折扣。
一些接受闭店方案的家长也有所埋怨。有的转课地方较远,有的转课可能需要更换课的类型,有的转课教学质量和环境,不及最初报班时的这家。有报了金宝贝的家长表示,报班后遭遇职业闭店人,就像是受伤后再被人往伤口处撒盐。
在刘洋的抖音还没有被封之前,有接受转课的家长在下面投诉,转去的学校“上课质量下来,袜子不提供,环境差,没人打扫消毒,怎么保障小宝宝的健康?你没孩子吗?”,刘洋只能回答,“可以向有关部门反馈投诉举报”。
刘洋解释,机构要倒闭时,家长损失已经客观存在了,他们能做的是挽回部分损失,不可能完全弥补家长的损失。
这个市场之所以庞大,还和法律约束性有限有关。
这个行业里也存在大量打着闭店旗号,向家长收钱就跑路的职业闭店人,把风险转嫁给了接盘的法人上。做法比还需要做虚假材料的楼市背债人简单得多,村民、老人、欠债的人,只要对“限高”无所谓,都能做法人来接盘。凤凰网《风暴眼》联系上一位工商代办,对方表示提供更换法人服务,只需1万就可以更换法人,如果还要更换股东,收费7000块一位。
甘智斌律师近期就接手过一件疑似闭店人介入的案件,一家理发店在更换法人后,原老板出面,做了促销活动,半个月后就闭店,在经过两年维权后,消费者才胜诉,原老板需退回在促销时收取的费用。他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如果不是5月更换法人、6月做促销活动、7月就闭店这三个关键时间点清晰,代理的案件不会顺利解决。
在他看来,更换法人帮助机构老板逃债的职业闭店人,之所以能存在,一个是因为消费者维权成本高,受限于时间和成本,多数消费者,面对漫长的诉讼之路常常会止步。甘智斌就表示,在接手上述案件时,有46位消费者参与,由于案件最终辗转了近两年,期间也有不少消费者选择了退出。
一个则是目前法律对失信人的惩戒不够。对这类教培机构的惩罚,最后一步是由法人和股东来承担,但最终惩罚也是列为失信人员,公司被列入黑名单,力度并不够,就如在法人方面,“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替别人代挂法人,一个月赚1000块、2000块,很常见”。
不过针对预付费行业的这些问题,未来有望改善,相关法律正在完善。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布,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的实施条例,针对预付费的收费、合同、退款等都做了明确规定。
《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经营者以收取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约定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或者费用、预付款退还方式、违约责任等事项。
《条例》还规定,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有可能影响经营者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交易习惯正常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消费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有权要求经营者继续履行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义务,或者要求退还未消费的预付款余额。
职业闭店人,可能受到的约束力度也在加大。哪怕找了职业背债人规避风险,可能作用也很微弱。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吕来明就曾对媒体表示,如果查实了门店闭店前有搞促销跑路行为,则涉嫌共同诈骗。
不想犯法,也是刘洋们想和圈钱跑路那类职业闭店人割席的原因之一,他们只想在法律的边界内操作,赚取劳务费。
闭店职业被曝光后,找江一的教培老板比以往多了好几倍。摆明意图是要跑路的人占比明显更多。江一说,这很好区分,白天找到他的,会直接问来“关门收多少钱”,不遮掩想跑路的心思,晚上半夜打电话的,他能听出对方的犹豫,会聊自己的处境以及具体的学生应对方案,他能隔着屏幕感觉到对方的无力感。不想违法,他拒绝了前一种跑路单。结束金宝贝的闭店回到成都后半个月,他已经完成了又一家闭店工作,从早八点忙到夜里12点,成了他最近工作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