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这个开学季，很多国际学校并不太平。早在上半年，就有很多民间传闻，一些城市的国际学校招生并不顺利，不少国际学校不像以前那些被追捧。很多国际学校学生没招满，频频补录，也有一些国际学校倒闭、关门，如深圳厚德书院、北京房山的诺德安达。
为何国际学校似有降温之相？有些认为是经济不景气，波及了家庭的重大支出，也有人认为留学的收益小于成本，留学并不划算，他们转回体制内路线，影响了国际学校的招生。
中国大陆国际学校主要有功能有二：第一，面向来华就业、商务人员的子女。他们中短期在华读书以后，大多数要回到其母校升入大学；第二面向中国境内本地居民出国留学的需求，为了最终可以去境外就读大学，他们选择走国际路线，从高中、初中甚至小学就开始走国际路线。
国人一般讲到的国际学校主要是指中国学生就读的、走国际路线的高中及以下的学校。国际路线又有两类：公办学校的国际部和民办国际学校，民办国际学校占到了所有国际学校的一半左右。家长选择让子女走国际路线主要是受到出国留学热的驱动。
出国留学是因为学习太差？这部分只占1%
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留学重新启动。这里有两个关键的时间点，第一次是1993年中央确立的“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总方针，政策上消除了出国留学的障碍。
第二次是中国加入WTO，中国日益开放，居民收入迅速提升，上中产和富裕家庭开始有意愿、有能力让子女出国留学。至此出国留学人数连年暴涨，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的数据，1872-1978 年百余年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不过13万，1978-2000年，中国总共送出34万留学生，而2011年一年出国留学的规模就达到了34万，到2019年，一年留学人数超过70万（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是2011年的1倍。
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及增长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左轴单位：万人
最新的数据为2019年，之后没有公布
另一方面，海外高校也越来越依赖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重要的留学目的地，国际学生都是其高校招生的重点，国际学生的比例不仅影响到学校的排名，国际学生的学生素质也因为选择面广而竞争力强，并且他们大多按国际学生标准缴纳学费，是学校的重要收入来源。
2000年以前，出国留学的主力是在国内读本科的学生，他们申请海外的硕士和博士。但随着时间的推进，留学越来越趋于低龄化，国内高校申请海外高校的本科越来越普遍。由于中国的升学体制与海外有很大差异，为了利于录取，开设海外高校认可的高中课程的国际学校就应运而生，这些国际高中课程最有名的就是IB课程、AP课程。AP相当于美国大学的先修课程，其与高中课程一起用于申请美国高校，IB相当于国际高中文凭认证课程。不同的课程用于申请不同国家的大学，有一些大学也会同时接受多种课程。
近年来，也有很多家庭更进一步，让子女在海外就读初中、高中，直接以海外高中生的身份申请海外大学，相较于中国大陆的国际学校，无疑更具优势。
为什么出国留学？一个经常见到的说法是这些学生在国内考不上大学，因此只能曲线救国，去国外读大学。
这种观点部分正确，但不全面。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高中生的学习过程太卷了，他们的付出与他们最终获得的远不匹配。
据教育部的统计，2017年，中国的985高校的本专科在校生仅占中国高校本专科生的2.9%，211高校的学生仅占全部本专科生的8.1%；2020年时，双一流高校的本专科在校生仅占全部本专在校生的7.9%。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超过60%，但中国学生读好大学的机会仍然非常小，为了不成为“双非”，他们不得不非常卷的“力争上游”，一些高考竞争压力非常大的省份，二战、三战高考的学生占考生的比例非常高。
即使高考的竞争如此地激烈，中国高校的育人品质也一言难尽。尽管中国高校在过去二十年出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头部的十几所高校已经位居国际靠前的位置，但大多数高校仍然与国际名校有较大差距。中国的原211高校有100多所，排名靠后的高校在国际上要排几千名。但这些学校的入学难度，如果按投入的学习时间与精力来衡量，可能远远大于国际排名1000名左右的高校。
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在2015-2016年的调查，纯粹是因为在国内考不上大学而考虑出国留学的学生占比并不多，不到一成，而高达5成的学生是因为国内名校总体质量不如国外名校，另外还有六分之一的学生是因为国内名校的竞争压力太大。
很明显，出国留学的主要需求是优秀学生的消费升级所致，他们本身就很优秀，希望自己的努力能获得更大的回报，能容易地就读更优秀的学校。
出国留学的首选教育因素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
样本量：北京、深圳、成都的3001名高中生
除了教育方面的因素，非教育因素也影响了学生的选择，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因为培养国际视野而考虑留学，大多数非教育因素都是人力资本的增值因素，包括提高就业能力等。
出国留学的首选教育因素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
样本量：北京、深圳、成都的3001名高中生
国际学校招生遇冷，根源在于留学“降温”了
前面铺垫了这么多为什么要出国留学，回过头来看当前国际学校的处境，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促进留学的因素，反过来就是抑制留学的因素，也是国际学校有遇冷迹象的原因。
首先，自2018年贸易战以来，美国等国家对中国学生就读STEM等专业有一定的设限，虽然影响的人群不大，但这种氛围对一些有留学计划的人群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是国际关系的新趋势，目前尚不知道走向为何。他对留学意愿的影响也是多元的，可能会打消一些人的念头，也会坚定另一些人要留学的信念。但总的来说，对优秀学生的总体影响是偏负面的。
其次，留学行为在家庭财务上越来越显得不够经济。2000年以后留学的人里，刚开始有很高比例是留在当地工作，归国人员不到2成，但20年下来，留学人员中归国的比例已经高达8成。从留学的目的来看，仅有2成左右的人留学是为了在当地工作或移民。
当归国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的国际视野的溢价就越来越低，尤其考虑到中国目前企业出海或外资企业规模不见增长，反而有缩小的迹象，这进一步抑制了海归学历的溢价。
中国出国留学和学成归国人数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左轴单位：万人
最新的数据为2019年，之后没有公布
再次，国内经济的不景气更是影响留学的直接因素。据北大财政所的调查，有75%的学生认为，最高可接受的自费留学支出是家庭年收入的50%。如果在国内先读国际高中，一般一年有20-30万，然后出国读本科，硕士、一年需要七八万美元，合计八九年下来，打底需要三四百万人民币。这不是普通中产家庭能负担的。如果这些人的收入受到经济的影响，国际学校和随后的出国留学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有些人认为留学的性价比越来越低，三四百万的支出换回的只是一个月大几千的工资。这种现象可能确实普遍存在，但并不代表留学的实际收益很低。
据笔者片面的个人经验，海外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很多高中和本科教育，对学生个人素质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除了学业成绩以外，在个人诚信、语言能力、行为习惯上更有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
钱颖一教授曾经评论中国学校在“育人”的特点：均值低、方差大，即整体素质还不够高，且一些人素质较差。这是因为中国学校一直保持了高强度的外部纪律输入，而忽视学生自律、自觉、主动性的建设。
这些个人的行为特征与品质，本应获得较高的“技能溢价”，而市场给不出溢价，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综合上面的讨论，我们会观察到，国际学校以“国际”冠名，他的周期自然与“开放”密切相关。在中国语境下，开放意味着更多的对外贸易、更多的外资企业、更频繁的中外文化等各个维度的交流，国际学校解决了有一些中国人既想在中国工作、又想让孩子接受国外教育的需求，这对应着是开放中的中国有更多的赚钱机会，也有需要改善的教育服务供给。
如果教育服务供给并没有明显改善，国际学校的需求，就直接取决于“开放”，因为“开放”才有更多的赚钱机会，留学的溢价才会更大和更多的用武之地。
警惕从“国际学校热”转向“国际移民热”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快速追赶的过程，出国留学会呈现先上升、后稳定、最后趋于下降的周期，这可以理解。一个不开放的经济体，是不会有多少人出国留学的，一个收入很低的经济体，大多数居民也没有能力出国留学。当该经济体经济开始腾飞时，更多的学生看到了国内教育水平与国际的差距，他们又逐渐能负担得起学费时，他们的出国留学意愿就会加强。
但当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时候，居民的留学意愿又会下降，因为这时国内外的教育水平差距会缩小，比较高的人均GDP意味着收入也比较高，海外教育的溢价也会缩水。
韩国、日本、中国台湾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从美国DHS的数据看，2005年时在美国的留学生来源国依次分别为韩国（87416人）、印度（68263人）、中国大陆（54120人）、日本（48719人）、中国台湾（32503人）、加拿大（29898人）、墨西哥（14036人）。2023年则变为印度（377620人）、中国(330365人)、韩国（63314人）、加拿大（43876人）、巴西（41703人）、越南（31310人）、日本（28408人）和中国台湾（28218人）。
加拿大和墨西哥离美国比较近，人数多并不奇怪，日韩和中国台湾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美国留学生中的比例大幅下降，绝对人数也全部下降。而印度和中国的绝对人数增长了四五倍，并且跃居前两位，反映的正是前述事实。
在2021年及之前，中国在美留学人数一直在印度之上，但在2022年被印度超过。这也对应着国际学校在国内的处境越来越显颓势。但必须要指出的是，这并不代表中国家庭的实际留学趋势开始下滑。国际学校是“工作在中国、教育在海外”这种模式的产物，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还没有与发达国家明显缩小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学校的退潮，除了一些家庭对留学不经济的顾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更多的富裕家庭和高技能家庭开始国际移民，他们的迁移能力强，当中国就业机会不再光鲜亮丽而教育质量没有同步提升时，他们中的很多人用脚投票，向其它国家和地区迁移，也是国际学校不像以前那么吃香的原因之一。
显然，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这种趋势。中国人口众多，即使高收入和高技能人群的比例很小，但也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的需求不在国际学校里释放，就很有可能通过国际移民来释放。
这是一个跷跷板，当中国教育质量没有明显改善时，对于他们而言，国际学校和国际移民就很容易简化成二元的选择题。在这个时候，政策必须谨慎对待：是应该保持开放、维持一个繁荣的国际学校体系，还是放任他们用脚投票，前往他国寻求一个相对不“卷”的工作环境以及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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